第一部分（朱熹）

理學自宋初肇始後，中經周敦頤、二程兄弟以及張載等人發揮、發展，到南宋中期，又造就了一位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超前人的學者，他就是朱熹。

朱熹知識淵博，造詣高深，形成了自己完整、精密而獨特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成了元、明、清時代佔統治地位的官方理論，在封建社會的後期產生了重大影響，清朝的康熙皇帝稱他“集大成而紹千百年絕傳之學”，“啟愚蒙而定億萬世一定之規”。

朱熹年輕時興趣很廣泛，知識面很寬。

五歲即開始跟隨父親讀書，十四歲時又遵父命師事於二程的信徒劉子翬、胡原仲、劉勉之。同時也大量閱讀其他書籍，他自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

三十歲時，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延平為師，專心於性命義理之學。他的私淑弟子魏了翁曾概括他的學習過程說：“朱文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論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

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正是由於青少年時期的“強志博見”，才使得日後能夠“貫精粗”，“合外內”，成為一代理學大師。

第二部分（自然觀方面理論）

他堅持並發展了二程的“理本論”，特別是程頤的理氣說，同時又充分吸收了周敦頤的太極說、張載的太虛之氣說、邵雍的先天說等。

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

他認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或根本，天、地、人、物都是因“天理”而存在，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產生、所該載。

朱熹又用“理”來解釋周敦頤的“太極”，這樣就把周敦頤的思想納入洛學的體系。

他認為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在他看來，太極就是理。

在理、氣關係上，朱熹認為理為根本，氣則依附於理。

氣為形而下，理為形而上。天下沒有無理之氣，也沒有無氣之理。然而，理也不能夠脫離氣而獨立存在，“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朱熹在講到宇宙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問題時，著意發揮“理一分殊”的思想，認為“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

之所以如此，他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質，是多樣性之所以統一的根據，他同時還認為由於統一的理又使萬物表現為多樣性。

為了更好地說明二者的關係，他借用了佛教的“月印山川”來解釋：“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第三部分（人性論方面）

人性論方面，朱熹比二程講得更細緻、更深刻。

二程只是提出“性即理”的命題，沒有明確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在這個問題上，朱熹繼承並改造了張載、程頤等人的思想，把“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納入自己的體系。

朱熹認為性是天理的體現，是形而上的本然狀態；人稟氣而生，是形而下的有形存在。人和萬物都是天理的體現，人是稟氣而生的，萬物也是由氣而構成的。

據此，人與物一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人與物又有根本的不同，只有人才具備仁、義、禮、智、信，而物則沒有。

人的這種本性就是天理，天理從來就不可能有不善的狀態。

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分別的意義在於強調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認識人自身，就是要克服人類的那些本然的劣根性，即要在氣質之性上下功夫。

第四部分（“道心”與“人心”）

與前述相適應，朱熹又發展了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的“道心”與“人心”這兩個概念。

本來二程也講“道心”和“人心”，但二程把“人心”與“私慾”、“道心”與“天理”完全等同起來，“天理”和“私慾”是絕對對立的，因而“道心”和“人心”也是絕對對立的。

朱熹則不同意二程的看法，朱熹認為“道心”源於生命之正，是從純粹的天命之性發出來的，所以是至善的；即使愚昧的小人，也具有天命之性，因而，不能無道心。

“人心”是從氣質之性發出來的，可善可不善；即使上智的聖人，也是理氣結合出來的，不能不具有氣質之性，所以也不能沒有人心。

可見，朱熹沒有把“人心”與“人慾”完全等同起來，沒有把“道心”與“人慾”絕對對立起來，對“人慾”必須革盡，對“人心”則不能消滅，而只能使它聽命於“道心”。

這樣，朱熹在繼承張載思想的基礎上更為明確地解決了心與性情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五部分（修養論）

朱熹的修養論大體上是繼承二程尤其是程頤的思想而又有所發展。

在持敬問題上，程頤把“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作為修養的兩大綱目，朱熹進而發揮為持敬說和格物致知論，認為敬是為學修養的立腳點，是聖人第一之要法。

周敦頤也曾提出過“主靜”的主張，認為“無慾故敬”，朱熹認為周敦頤的主靜主張稍有偏失，要求過高，很難獲得實踐中的運用。

朱熹的居敬並不是目的，而只是功夫，居敬的目的在於“窮理”，而窮理又是“格物致知”的功夫。

第六部分（總結）

綜上所述，朱熹一生致力於宣揚理學，建立了一個龐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學思想體系。

其價值在於總結先前儒家學者的貢獻，回答了當時所能回答的一系列問題，從而使儒學真正擺脫幾百年來佛教與道教的衝擊，重新恢復了權威和信心。

從元代開始，朱子學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它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傳播到國外，尤其是東亞諸國。

朱子學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內都佔有重要地位，產生了很大影響。

為什麼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

宋代理學又被稱為“程朱理學”，由二程開啟，至朱熹而成就係統化的理學體系。實際上，二程之外，還有周敦頤、邵雍等人，不可不提，周敦頤、邵雍等人將《周易》引入儒學體系的構建，更是為宋代理學延伸了儒學的淵源和視野。

朱熹，後世多稱作“朱子”，他年少聰慧，親近佛學，18歲即中進士，其後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相當於現在的縣長秘書。赴任途中，認識了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又過了10年，30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此後，朱熹鑽研儒學，集中前輩儒學大家的學說，並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雖然仕途短暫，但是朱熹的一生都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其所謂“大學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成為後世知識分子終生奮鬥目標。他精選的“四書”，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儒家思想也成為此後千年社會的主流意識。

不過，後世的榮耀使得朱熹的“寂寞”晚年顯得尤其淒涼，不但遭遇貶斥，慘遭誣陷，而且其學說被稱作“偽學”，並有官員上書要求“除毀”道學家的書，而皇帝也下令，學習程朱理學的讀書人，一概不予錄用。朱熹因此鬱鬱而終。

然而，10年以後，新皇帝追賜朱熹寶謨閣直學士，又過了十幾年，宋理宗追贈朱熹為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朱子學說再度成為當世顯學，並傳播到東南亞和日韓等地，理學也在此後7個世紀成為中國官方的指定思想。

儒學的研究者將宋代理學稱作“新儒學”，之所以稱“新”，蓋因宋學推翻了漢唐治經尋章摘句的訓詁之道，而且注重儒家道統的樹立，注重儒學內在義理的闡述與發揮，成就了一整套的哲學體系，因此也稱“道學”或者“理學”。

朱熹作為集大成者，直承二程，旁攝周敦頤、張載、邵雍。不但全面系統整理宋代理學，而且，將《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稱“四書”，同列為儒學必修。此後千年時間內，朱熹的《四書集註》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他也被奉為“朱子”。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詩人、教育家、文學家。漢族，字元晦，後改仲晦，號晦庵。別號紫陽，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為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慾”。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 、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讚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艱，做官清正有為 。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於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裡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慾”。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慾”。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鑑於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飢，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於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僱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併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諡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註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是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是集大成者。在宋朝，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以現在的眼光看來當時的程朱理學就是害人不淺的邪說，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這個學說。他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格物致知”，所謂格物致知就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

這些都是在道德上的要求，有人說，朱熹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人才。他對儒學有著最深刻的認識才會想到這些新的思想來補充完善傳統的儒學。他讓儒學重新煥發了生機，保證了當時統治者的統治理論基礎。

但是也有很多認為朱熹就是一個十分虛偽的人，他提出了著名額三綱五常。假如我們只看朱熹的學說就會認為朱熹是一個聖賢，但是他站在道德最高的頂點，自己卻做不到。他自己做的齷齪的事情一籮筐，跟他自己的學說完全不搭邊。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到極致，為了迎合統治者將原有儒家思想進行曲解！要知道孔子最初設定六藝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高素質的軍事人才。儒學本身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文化打手，隨著時間推移，只不過越來越喪心病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