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Bob Dylan），原名羅伯特·艾倫·齊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1941年5月24日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美國藝術文學院榮譽成員。

鮑勃在高中的時候就組建了自己的樂隊。1959年高中畢業後，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在讀大學期間，對民謠產生興趣，開始在學校附近的民謠圈子演出，並首度以鮑勃·迪倫作藝名。1961年簽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1962年推出處女專輯名為《鮑勃·迪倫》。1963年起，瓊·貝茲邀請迪倫與她一起巡迴演出。

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作曲家。

要看你是喜歡什麼樣的書了，比如我喜歡情感類的，我就讀王小波和莎士比亞的，人跟人都是不一樣的，我還喜歡看很多名人的書比如一年級的語文課本

考研時常提:存在即合理~ o(*￣▽￣*)o

其實早在1996年，戈登·鮑爾代表競選委員會為鮑勃·迪倫正式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他向媒體宣讀艾倫·金斯伯格的推薦信：“雖然他作為一個音樂家而聞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學上非凡的成就，那麼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事實上，音樂和詩是聯絡著的，迪倫先生的作品異常重要地幫助我們恢復了這至關重要的聯絡。”

十年後的2006年，鮑勃·迪倫憑藉回憶錄《像一塊滾石》再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當時諾貝爾獎評委員會對鮑勃·迪倫的評價是：“他把詩歌的形式以及關注社會問題的思想融入到音樂當中，他的歌充滿激情地表達了對民權、世界和平、環境保護以及其他嚴重的全球問題的關注。”

鮑勃·迪倫還得到過包括格萊美、金球獎和奧斯卡金像獎在內的多個獎項。2008年摘得普利策文學獎時，評委會稱其“對流行音樂和美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以及歌詞創作中非凡的詩性力量”。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13日，瑞典學院將201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75歲的美國音樂家、詩人鮑勃·迪倫，以表彰其“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開創了新的詩性表達。”。儘管三十多年來，鮑勃·迪倫一直活躍在音樂圈，但他創作的歌詞被認為“朗讀出來就是一首詩”，美國詩壇怪傑艾倫·金斯伯格曾評價其為“最棒的詩人”。

鮑勃迪倫越過他同時代的所有詩人，他塑造了美國文學的一個新的傳統，更接近人之本意。

僅從詩歌本身而言，他的詩句簡潔、直接、準確、敏感。

說到底，還是除開他的音樂，看他的詩歌（歌詞）的文學性是否跟頂級的詩人相提並論才公平，而不是因為他的音樂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導致這場競爭偏向於他。

還文學一個乾淨的競爭平臺，跟政治跟社會影響力跟音樂無關。

有個別人敢說真話，假如鮑勃迪倫的歌詞算作詩歌，跟頂級的詩人去比較看看。這是最公平的評選競爭。

我就不說個別人對他的評價了，不然你們會覺得貶低了迪倫。

跟社會影響力和音樂之類的無關。而不是沒有深入研究過鮑勃迪倫的作品就開始追捧。

從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丘吉爾起，諾貝爾評委的話就值得懷疑。

鮑勃·迪倫（Bob Dylan，1941年5月24日－），原名羅伯特·艾倫·齊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

鮑勃在高中的時候就組建了自己的樂隊。1959年高中畢業後，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在讀大學期間，對民謠產生興趣，開始在學校附近的民謠圈子演出，並首度以鮑勃·迪倫作藝名。1961年簽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1962年推出處女專輯名為《鮑勃·迪倫》。1963年起，瓊·貝茲邀請迪倫與她一起巡迴演出。2016年10月13日，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鮑勃·迪倫（Bob Dylan）獲得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

在法國看來，鮑勃·迪倫賦予音樂的、可以改變人類和世界的顛覆性力量（法國文化部長菲利佩蒂評）。

鮑勃·迪倫

他讓音樂真正變成表達人生觀和態度的一個工具。

鮑勃·迪倫頗具創造力的作品為美國文化甚至整個世界的文化界做出了很多貢獻。

鮑勃·迪倫越是不代表誰，他的影響越大，那些總是想代表時代的人，越無法獲得持續性的影響，那個時代過去了，他們就過去了。鮑勃·迪倫的低調，他一直在堅持做演出，從他的第一首歌到現在，這中間一脈相承的音樂形式，反而給了我們深遠的影響。

不經意間，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兩年。彼時，這位名滿世界的民謠藝術家獲得文學界殊榮，引發不少網友熱議。諾貝爾文學獎帶來的社會熱度，加之中國歌迷的迪倫情結，一時間，關於鮑勃·迪倫的作品紛紛問世。近兩年來，關於鮑勃·迪倫的多本傳記、回憶錄被引進、再版，迪倫的傳奇生涯又一次次地受到文字的回望。今天，我們一起看看出版社為迪倫出了哪些書？這些紛繁作品中，又有什麼特點？

迪倫眼中的迪倫：《編年史》

要想了解鮑勃·迪倫數十年來的心跡，不可避免要讀《編年史》。這是他生平迄今唯一一本自傳，向世人講述他所經歷的種種決定性時刻，以及在民謠路上遇見的前輩和同道如何影響他的創作理念。

與其說是“編年史”，不妨看作“地區史”，一系列地名標記著迪倫人生重大時刻。他在明尼蘇達州德盧斯出生，此地臨著蘇必利爾湖，地勢傾斜，暴風雨到來時，“狂風在無情地咆哮，掀起十英尺高的駭人巨浪”。他在“高雅的、老式的”新奧爾良錄製多張唱片，這裡隨處可見墓地和宗教儀式，在迪倫看來，“這個城市就是一首長詩……慢性的精神憂鬱症到處瀰漫”。當然，還有擁有“Café Wha?”酒吧、“煤氣燈”咖啡館和種種反文化元素的、雜亂的紐約……

迪倫對修飾語、形容詞的絕佳掌控在《編年史》中展露無遺，這從他對每個人物精準的描述就可以看出。初見民歌手麥克·西格，迪倫說：“他像是個公爵，一個遊俠騎士……他能在德拉庫拉的黑色心臟上插上木樁。”與U2樂隊的波諾共進晚餐，迪倫形容：“他就像老電影中的那些男人，比如一個赤手空拳揍一隻老鼠，然後強迫它懺悔的人。”而他認為好友約翰尼·卡什“像一個住在洞穴裡的人。他聽上去彷彿在大火的邊緣，或者是陷在大雪裡，要不就是在鬼魅的森林中，有著意識清醒、顯而易見的冷靜力量，全速前進，充滿威脅”。

女友眼中的迪倫：《放任自流的時光》

《放任自流的時光》是蘇茜·羅託洛的回憶錄。熱愛詩歌、繪畫、戲劇的蘇茜感受力敏銳細膩，在各類關於迪倫的書籍中，她清一色地被稱作“鮑勃·迪倫的繆斯”。她出身工人家庭、曾經投身民權運動，她的經歷也影響了迪倫的政治理念。然而，蘇茜想擺脫這些附加的虛名，整本回憶錄正致力於此，迴歸個人生命，拒絕僅以“鮑勃·迪倫的女友”這一身份出現在世人面前。

在蘇茜的描述中，鮑勃·迪倫的第二張專輯《放任自流的鮑勃·迪倫》唱出一代青年的反叛語言：“它為底層人民發聲，吼出了時代的憤怒，有著強烈的批評精神。它的音樂表達形式是民謠，但它絕對搖滾。”時值1960年代，冷戰、核危機、民權運動、反越戰，外部的衝突也在滌盪美國青年的思想。青年人為自己的信仰而活，於是，蘇茜寫下：“我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並且我們真的做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蘇茜語言平實，不是那種留心於修辭的寫作者，但某些語句卻異常冷峻有力，比如：“在我孤寂的內心深處，有一種東西與我遙遙呼應。最終，時代的車輪碾過，載著它們來到了我的身邊。”作為工人階級子女，她也諷刺部分左翼青年的偽善，認為他們來自中產家庭，精通商業邏輯，卻自詡“無產者”，假裝理解底層的心聲。去除矯飾，追求真實，忠於自我，這是蘇茜的人生信條，而迪倫在他的生涯中也是這麼實踐的。

2011年，蘇茜在曼哈頓家中因病逝世，四十餘年來拒絕一切採訪，終成《放任自流的時光》，她旁觀了迪倫最重要的生命片段，但不是迪倫吉他上的一根琴絃。她只是她自己。

樂評人眼中的迪倫：《地下鮑勃·迪倫與老美國》

（民謠復興運動）對整個民謠文化提出了羅曼蒂克的要求——它要求民謠文化訴諸口述，由即時性、尊重傳統、使用地道的語言、有公共性，是一種有個性的文化，反映權利與義務，乃至信仰，它反對中間派、專家、沒有人情味，它反對技術官僚文化，也就是那種關於型別、功能、工作與目標的文化。

著名樂評人格雷爾·馬庫斯如此描繪迪倫所處的時代，即“民謠復興運動”。書中，馬庫斯除卻對譜曲、作詞等創作細節的描述外，還關注迪倫藝術理念的流變，包括他一直以來對自身“標籤”的輕視與反抗。“迪倫放棄了將生活等同於藝術的觀念，只是服從內心音樂的指引，這時他所放棄的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命題，也等於是放棄了一整套信仰與公理的體系與情結，而很多人正是依賴這套體系判斷是非好壞。”他對迪倫的藝術家身份判斷十分精到：“作為藝術家，他風趣、粗暴、帶有預言色彩、充滿攻擊性、可怕、難以捉摸；而深入這些特質，你可以聽到謹慎、狡猾、沉思，以及保持領先一步，保持控制的慾望。”

馬庫斯的樂評文字想象力充沛，偏個人闡發，有時略顯散漫而無邊際，有牽強附會之嫌，常常提一些“民謠如何反映美國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一類的大問題。或許因為這片土地的種種機理太過複雜，民謠又尋求著將它們全部吟唱出來的野心，落筆時難免有力不從心處。

教授眼中的迪倫：《鮑勃·迪倫與美國時代》

肖恩·威倫茨是普林斯頓大學美國史教授，因而這本《鮑勃·迪倫與美國時代》在追溯迪倫的每張專輯、每場演唱會時，多了幾分學術分析的色彩。

迪倫的詞作離不開工人階級左翼思潮，肖恩·威倫茨將目光投諸工會組織“人民陣線”和活躍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叛逆歌手阿隆·卡普蘭。卡普蘭的一系列歌曲，如《普通人的號角》（Fanfare of the Common Man）、《阿巴拉契亞之春》（Appalachian Spring），關注鄉野間的普通人和最質樸的原鄉。但是，當他與激進共產主義組織深入接觸聯絡後，一些理念衝突也不可避免地產生，這致使他中年時與親共左翼決裂。

在肖恩·威倫茨看來，卡普蘭和迪倫之間：

儘管他們之間年齡相差40歲，但卡普蘭和迪倫都是立陶宛猶太移民的後代。兩人都著迷於‘比利小子’這樣的底層人物和不法分子的傳奇故事，以及他們各自時代的紐約音樂版圖上那些年輕的左翼音樂圈。二人都深深地吸收了美國過往的流行音樂（尤其是對西南部的民謠及神話特別感興趣），並將其轉化為他們的藝術……他的管絃樂作品與迪倫的歌曲都提出了有關音樂與政治、簡單與困難、妥協與天才、愛與偷竊等同樣的謎題。

在威倫茨的介紹中，迪倫深受“垮掉派”影響，此派蔑視傳統，放蕩不羈，追求純粹的身心自由，他們的生活正如迪倫歌中所唱，“當你一無所有，便不再擔心失去。”迪倫的創作反過來也影響著“垮掉派”，有人回憶首次聽到《暴雨將至》時的反應：“當時他的淚水湧了上來，心中滿是光明的快樂，感覺到波西米亞傳統正傳遞給年輕的一代。”

“迷途家園”取自鮑勃·迪倫名作《像一塊滾石》中的一句歌詞，“No Direction Home”。作者羅伯特·謝爾頓與迪倫頗有淵源，1961年，謝爾頓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樂評《民謠樂壇上的一張新面孔》，預見這位“天賦過人、才華橫溢”的20歲年輕人，他的未來將比他的過去更加輝煌。正是這篇樂評，開啟了迪倫的聲名。

謝爾頓與迪倫關係非同一般，很多生活細節迪倫都不會向他隱瞞，這讓謝爾頓可以獨家採訪到迪倫身邊很多親密人士。長期近距離觀察迪倫的同時，工作於《紐約時報》的謝爾頓也沒有忘記新聞的“客觀性”要求，1970年代後，他移居歐洲寫作便因於此，試圖遠離他書中主要涉及的人物。

《迷途家園》中，謝爾頓認為迪倫佩戴的面具無數，人格四分五裂。他是一個操控語言的天才，“使用的節奏、抑揚頓挫與意象早已進入我們的日常用語，並使這些表現方式更為高雅”。他是上下求索的朝聖者，“一個人沿著沒有窮盡的精神大路逃遁……而這條大路荊棘叢生”。他還是神秘莫測的高人，“同時向陌生人敞開自己的經歷、思想與情感……但是卻又似無形的幽靈，深藏不露”。

謝爾頓用筆大開大合，塑造了迪倫，也分解了迪倫。

粉絲眼中的迪倫：《曾幾何時》

他既是道德藝術家，也是流氓藝術家；既是精神作家，也是感官作家；是與政治無關的政治動物；是虔誠的懷疑論者和抱持懷疑的信徒；既是即興創作者，也是能工巧匠。他開過許多場演唱會，取悅過許多人。迪倫是一個保持自我的公共藝術家，社會、美國和世界都把假想的現實投射到他身上。然後他唱歌，忽略這一切。

貝爾尤其關注1966年迪倫英國之行時遭遇歌迷質疑這一文化事件。彼時，迪倫在曼切斯特選擇“插電”，引發純粹民謠信仰者們的強烈不滿，“猶大”、“叛徒”的罵聲響徹音樂廳，在他們看來，“實心的樂器、插頭和效果器是唯利是圖、空洞無物的象徵，只能代表金錢和廉價而俗麗的驚悚”。而歌曲中游離的意象、黑暗的預兆，雖充滿迷幻，卻是“青少年為賦新詞的無病呻吟”，喪失民謠的“意義”。

貝爾在書中為迪倫辯護，稱迪倫要創作的是一種“從未被定義過的音樂”，至於“意義”不過是藝術自以為是的假設。當然，一路噓聲的英國之行也塑造了迪倫的生涯。貝爾點明，從那時起，迪倫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在聚光燈下……隨口說出的話被當成宣言；糟糕的表演與精彩的表演受到同樣的重視；關於他的出生、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他的學業、習慣、愛情和信仰的一切都被連篇累牘地描寫”。或許這也是我們今天能看到這麼多關於迪倫傳記的根本原因吧。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