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可能那麼簡單，日本土地狹隘貧瘠，多天災，造成他們危機意識強烈，並且努力向強者學習，從明清就有大量歐洲人到日本通商，日本對西學的瞭解遠勝中國，只是之前幕府出於統治需要反對西學傳播，甚至釀成天主教起義，直至美國黑船事件，幕府被迫開國，至此……

日本在近代的強勢崛起，絕不僅僅是因為一本《海國圖志》那麼簡單。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思想界已經興起有且發育成熟的蘭學（らんがく，Rangaku，蘭學）。在尊王攘夷、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等思潮引領下，日本逐步實現了近代化。

那麼，何謂蘭學呢？新航路開闢後，歐洲文明東漸。隨著航海動力技術革命和商路網路趨於成熟，西方勢力逐步規模化滲透至亞洲，日本社會受到極大衝擊。18～19世紀日本為了掌握西方科學技術，曾經努力學習荷蘭語文，當時他們把西方科學技術統稱為蘭學，即日本鎖國時代透過荷蘭傳入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叫做蘭學。

在接觸先後方面，荷蘭人最先影響到日本。正因為此，蘭學一度指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Western learning）。在蘭學早期，它是一種透過與出島的荷人交流而由日本人發展而成的學問，蘭學讓日本人在江戶幕府鎖國政策時期（1641－1853年）得以瞭解西方的科技與醫學等等。同時代的中國，雖然晚明社會轉型，與西學交通甚多，終究在明清鼎革中客觀斷層和減少了交流的頻度。

佩裡叩關（黑船事件）後，日本如同小姑娘，被西方人打的無還手之力，同時也真切意識到了西方文明的先進。在求變求強的呼聲下，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史家謂之曰“明治維新”。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這次改革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開端，無疑也是日本近代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後來思想界所謂的前三傑：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後三傑：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等思想家和政治家，對明治維新厥功甚偉，他們的經世學術影響到了政治走向。

衝擊-反應是西方殖民時代和全球市場形成階段的普通模式。《海國圖志》的形成，也是西方衝擊下的產物。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由於戰事的失利，魏源悲憤填膺，愛國心切，於1841年3月，憤然棄筆從戎，投入兩江總督、抵抗派將領裕謙幕府，到定海前線參謀戰事。在林則徐支援下，魏源於1842年寫成50卷的《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後，有一定的影響。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國圖志》60卷本，爭相購讀。

有資料證明，《海國圖志》曾在明治維新中起過一定的作用，現代日本學者井上靖說過：“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例如，橫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日本現代史》）日本維新潮流日趨高漲，倒幕府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終於在1868年釀成了著名的明治維新運動，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統治。

可見，魏源《海國圖志》在介紹和傳播西洋情形與近代文化，在影響日本維新運動的發展上確曾起過一定的作用。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

但實際上，中國對西方衝擊的反應，還晚於日本思想界。說日本崛起是因為一本《海國圖志》，則無疑是“小兒之言”，以夏變夷之論了。內因是動力，而外力是條件而已。

我們切不可拿著所謂民族自尊心，而不顧歷史事實，隨意附會。

所以說，真的不是因為《海國圖志》。

客觀的講，《海國圖志》對日本的近代地理知識以及放眼看世界方面的確有過很大幫助，但對於回答“近代崛起”這樣重大的問題顯然過於言重了。至於日本近代崛起有太多的視角可切入，不妨以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因”“外因”來簡單拆解，而內因歸根結底可能還是要追到民族性上。日本人的性格中雖有島國的狹隘，但不乏二三可取之處。第一，自然災害頻發的生存環境讓日本民族的危機意識格外強烈。鴉片戰爭發生後，訊息傳到日本立即震驚朝野，統治者和知識層也“殷鑑論”。火山地震的“日常”，讓“無常”這種宗教式觀念嵌入民族性格，再與武士道精神無縫對接，也使日本人往往能夠直面生死。第二，效忠精神。雖然日本人扭曲了的“忠君”思想，或曰“愚忠”，在侵華戰爭中達到極致而招致批判，但是不得不承認，這種源自武家社會結構的核心倫理觀念經歷中世、近世漫長曆史已經深入民族骨髓，並在近代初期曾起到積極作用。在明治政府建立後，經過一系列維新改革，日本短時間內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權體系，實現了披著科學外衣的“周秦之變”。忠誠精神被繼承下來，之前對將軍、大名的忠一轉成為對天皇的效忠，如此便容易以舉國之力進行改革與建設，甚至發動對外侵略戰爭。而透過戰爭獲取的殖民地和賠款，也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原料、市場和資本積累。“清君側”的名義。第三，善於學習模仿。縱觀日本歷史，其民族遠師中華近學歐美，獨創的東西不是沒有，但真正推動整個社會歷史程序的恐怕還是外來文化。日本人自己深知這一點，也就容易擺脫傳統的沉重拖累，在西化和傳統之間容易轉圜，因此在“師夷長技”的具體方面也就能夠走的更快、更堅決。

至於“外因”，就簡單說說明治維新前後的國際形勢。19世紀末歐美列前在亞洲的殖民擴張重點在印度和中國，北韓和日本在其眼中基本上與貧困、貧瘠、落後、野蠻掛鉤。首先開啟日本國門的美國在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內戰而無暇西顧，明治政府剛剛建立歐洲爆發了普法戰爭而無暇東顧，英國有了印度、中國的市場對日本興趣不大，日本由此獲得了和平發展的天賜良機。

日本在近代的崛起，首先在於思想觀念的轉變。

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思想，願意放低姿態向列強學習，這種觀念的轉變離不開《海國圖志》的傳入。

但如果將日本的崛起歸因於此，那就過於太高這本書了，也誇大了《海國圖志》對日本人開眼看世界的影響。

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之前，日本出於幕府時代，除了和荷蘭等少數國家有貿易之外，也像中國一樣，實行閉關鎖國。

日本當時對世界的認識水平可能不比《海國圖志》低，這得益於日本和歐洲強國荷蘭一直進行的通商貿易。

在兩國打交道中，日本形成了一個群體——蘭學家。這部分人幹嘛的？傳播西學的。他們學習荷蘭語，翻譯荷蘭文書籍，創辦蘭學堂傳播西學知識。

在《海國圖志》傳入日本之前的1730—1853 年間，日本國內就有關於西方歷史、地理、風俗等書籍二百六十多種，這一數字不是當時的中國所能比的，且這些書大多數出自已經相當歐化的蘭學家之手。

日本能很快接受《海國圖志》，一方面在於日本當時對西方的認識已經比較深入，另一方面中國在鴉片戰爭的失敗強烈刺激了一直關注中國的日本儒學群體。

還有一個原因不得不提，《海國圖志》可以彌補或者糾正日本對西方認識的不足。比如日本人當時對美國不甚瞭解，但《海國圖志》有專門一節介紹美國，巧合的是開啟日本大門的恰好是美華人。

魏源（字默深）湖南人。《海國圖志》是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出來，並在中國道光年間成書，刊刻發行，可書中的觀點並不為當時的滿清統治者所接受，反而將其列為禁書。《海國圖志》第一次全方位地描述了當時大清帝國之外的世界狀況，詳細描述了各國地理，還有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各種武器的生產技術。這在當時的大清帝國，日漸式微的國家被列強環視下，如果滿清統治者能夠學習並運用當時國外先進的技術，還不至於那麼快的沒落。可惜，他們沒有，反而，這部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傳到日本後，上自當時的幕府統治者，下至民間百姓，都如獲至寶。《海國圖志》所描寫的內容，讓他們開了眼，日本明治維新的開始，就是受了其極大的影響。同時還有明人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日本當時大量刊印這兩部書，廣為流傳。其實，當時日本已經在全面地學習國外的先進東西，有個蘭學會就是專門幹這事的。可他們對西方卻不甚瞭解。《海國圖志》可以彌補或者糾正日本對西方認識的不足。可以這麼說，《海國圖志》間接地促成了日本的崛起和強大。難怪日本人都不好意思地感慨說：“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併為清帝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