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題問的是改革的先進性，所以不以成敗論英雄，這應該是問題的關鍵

第一應該是王莽，只是王莽的改革太過超前，以至於在現在人看來，王莽幾乎是穿越來的，不幸的是遇到了位面之子劉秀。王莽的改革如果成功，將徹底的改變西漢末期的封建階級，同時，中國的封建社會會大大縮短，更快速的到達資本社會，他的改革幾乎都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可惜失敗了

第二應該是商鞅，將法融入社會，這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建立法制體系社會，雖然仍有瑕疵，但瑕不掩瑜，甚至可以擠掉王莽，因為他成功了

第三是王安石，他跟張居正應該是一類人，皇帝支援，但改革扔失敗，張居正更為悲慘

管仲排在最後，因為管仲沒有什麼好的改革，這從他死了後，齊桓公的命運可以看出來。管仲出名更多的是因為他的賢明而不是改革，另外，管仲是妓院的始祖。

縱觀四人，其實王莽的改革就像是魔獸遊戲到VR遊戲，是時代的改變，只不過失敗了！商鞅就是2d遊戲到3d遊戲，是引領時代的變革！而王安石和張居正，更多的是修復3d遊戲的bug，只不過技術不行，bug修復卻產生另外bug，小修補而已！管仲嗎，就是俄羅斯方塊玩的好而已！其他沒了

改革措施再先進，只是紙上的東西，具體得看實踐。管仲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富國強兵，因而阻力較小，使齊國一躍為東方大國強國。由於未涉及政治層面，齊國雖富強卻迅速腐敗，以致幾近亡國。

商鞅變法，涉及秦國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社會生活各個層面，難度超大，但由於可操作性強，而且採取循序漸進，一步步來的辦法，逐步將秦國打造成幾近現代意義上的軍國主義的超一流的軍事強國。影響後世兩千多年，一些政策措施到現在還有商鞅的影子。

王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切改革都出自他儒家思想的本心，因而不切實際。他的理念不可謂不先進，如土地收歸國有，平分給農民，不能買賣，官僚地主佔有土地有份額，多餘土地要分給農民。解放奴隸，提倡平等。學者胡適看後驚呼這是要在兩千年前幹社會主義啊！更由於施政混亂，措施不得力，沒有誰得到好處，終於引發動亂，以致滅亡。

王安石的變法不消說了，與上面大神相比只是小兒科，卻最受詬病，不但沒有預期效果，反而後世有評價北宋亡於王安石變法。

管仲、商鞅、王莽、王安石，這四位被稱之為古代的改革家，先不說他們改革的措施怎樣？也不說他們的成就如何？

王莽變法，是在西漢末期，那時王莽大權在握，為了更加的鞏固自己的地位，也為了獲取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王莽開始推行新政，想透過變法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也想透過變法來增加絕大多數的收穫和利益。在他推行的一系例的新政策中，有相當部分妨礙和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引起了當時的權貴和官僚地主的極力反對，震驚朝野，而王莽又沒有及時有效地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最後導致改革失敗。

而王安石推行的改革運動，是在北宋神宗時期，那時朝庭國力空虛，老百姓生活也異常的艱苦。王安石身為宰相，很想為國為民發揮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他開始制訂出一套改革的方案，然後逐一逐一地執行，其中，有一項青苗法，就是來源於王莽新政之中的均田制，在這項法規中，王安石依法收繳了地主官僚們的部分田地，再把田地分發給種田的農民或沒有耕地的農民。同樣，王安石變法也招來了官僚地主的反對，最後還是導致了失敗。

因此，我要說，王莽、王安石的變法是積極的，比前兩位的改革要進步得多，實際得多。不同的是，前兩位的改革沒有傷及朝庭，沒有傷及地主官僚。而王莽、王安石的改革，代表的不是官僚地主，他們所代表的是廣大的窮苦老百姓，何致於不敗。

王莽、王安石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改革家，儘管改革最終歸於失敗，但改革的精神一代一代的傳承了下來。

從答題者的回答看，絕大部分人都認為王莽的改革措施最先進，但我也認同少數朋友的回答：改革沒有效果光先進有啥用，而且，王莽的改革也並非很先進，更提不上“超越者”。上述四位改革者如果加上張居正，知名改革者就全了，這五個人中最成功的是商鞅。反而，商鞅是最不先進的，但它卻是最有效的。因此，改革不再誰先進，而在於誰的改革最適於當時的時代，最適於當時最高者的心理。

商鞅是最幸運的，有一位真心實意的支持者。對於商鞅我已經提過了，朋友可以自己查查之間我的回答。現在我們就談談另外四位改革者。總體上，商鞅、張居正是實效主義者；王莽是悲情的大成主義者（大成就是將之前的歷史經驗極端化、系統化）；管仲非常先進；王安石最不被統治者看重，導致既無實效又無大成。

管仲的改革效果又好也挺先進，管仲的改革也並非有人說的“只是經濟”層面，管仲的改革對於後世影響是全方位的，例如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

例如其對國民身份的某種設定——士農工商，影響了後世2600年。其戶口戶籍制度的延伸同樣影響了2600年。用人制度、經濟改革等方面都是影響了後世兩千多年。

例如重視實效反對虛表、破除世卿世祿制度為科舉發展有了一定的參考意見。

例如社會層面，管仲對娼妓業的管理、對消費合理性的辯證都對日後產生了很大影響。

其次就是王莽的改革，王莽的改革也很先進，也是影響了後世將近兩千年。主要是土地改革恢復“井田制”其本質也就是國有土地；社會制度上廢除奴隸制度；經濟政策上鹽鐵酒國營、貨幣、稅收、貸款等為代表的“六管”，其本質上就是“國家壟斷”，這一經濟政策一直是之前的傳統，無所謂什麼先進與否。

看改革先進與否不是看現象，要看現象後面的本質。

其後是王安石改革。王安石變法又叫熙寧變法，它和商鞅變法最大的不同是：商鞅變法因為有秦王的無限制支援，商鞅獲得了最大程度的發揮；熙寧變法，則是在宋神宗依靠“權力平衡”思想下的“有限制放權”，改革派在宋神宗時期從來沒有獲得過重大權力，王安石也沒有被賦予無限權力，變法期間也是時常處於被打壓的狀態，因此，他的改革並不徹底。

王安石因為變法力度過大，因為北宋當時的文官治理狀態，使其難以抗拒整個文官系統，“文官殺人害人只用嘴”呀，其青苗法、免疫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基本上都被同僚們破壞了，特別是“青苗法”幾乎引起了全民乃至國內外的痛恨。

再之後是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改革也基本上沒有什麼先進性。例如白銀，白銀本身就沒有南宋到明初的紙幣先進，而且白銀能夠風尚起來主要是“外貿政策”徹底失敗後的結果，萬曆之後的明朝皇帝徹底承認朱元璋對於“海外貿易”壟斷政策的失敗。另外，其他的改革策略也是之前就有過的。

其實張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是一致的，他們都講究有效而不是先進。但問題是，張居正的權威性不夠，雖然有皇帝支援但皇帝是小孩子兒。因此，他一死，他的改革就基本失敗了。

討論改革的先進性，一定要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待，這幾個人都很了不起，都很偉大。非要挑出一個最強者，我認為是商鞅。其他的先不說了，單就其土地改革和民政管理改革等，就奠定了中國2300多年來的社會經濟、文化倫理的雛型，舉一個小例子，其戶籍制度的創立使中國現在仍是全世界唯一使使用者籍制度的國家，沒有之一！可見其生命力的頑強！其他還有很多，如分戶、分居等等！看似家庭小事，但對人倫，婚姻，家庭，社會結構等等方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先進作用！

他比管仲的三軍制度、鹽鐵國有政策更全面，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人文，稅收等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他比王莽的新政更持久、務實，更易於執行和落實；他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更堅定、有效；甚至比張居正更具有前瞻性！創新之多、之廣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華夏改革之第一人。 一家之言，歡迎斧正

先進，應該理解為“好”，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在問：哪個改革更好？言下之意，我們現在的改革好不好，什麼樣的改革才是真的好？如此，這個問題才有意思。

對於什麼是真正的“好”，中華文化裡有個非常明確的定義，這就是甲骨文對“好”字的定義。

字形演變：好

“好”字，女子。女，正在安穩跪坐的人，古文字中常表示“現在很好”的意思；子，從現在一直延續下去，古文字中常表示“將來好”的意思；故，“好”字的造字本義是：客觀上產生了現在普遍好且將來會更好的結果，這才是真正的好。

所以，中華文化有一個核心的特徵，這就是沒有什麼絕地的好與壞，先進與落後，一定是你的所作所為與當時的大環境的客觀需求動態匹配了，做到了恰到好處，產生了普遍好的結果，讓社會整體比原來好了，在走上坡路了，將來必定會越來越好了，這才是中華文化認為的真正的好。

有了上面關於“好”的標準，我們才能分辨這四個人客觀上的高低上下。

管仲：他的客觀大環境是：事實上的諸侯割據；他的策略是：非常務實的世俗化。當時齊國確實發展的不錯，雖然後來在諸侯爭霸中，齊國也不行了，但是，管仲非常務實的世俗化之路，在中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發展中，尤其是和平時期，絕對是主流正統且非常有效的治國安邦之路，所以，管仲的改革確實起到了普遍好且持久好的結果，排名第一，這也是諸葛亮非常敬佩管仲的原因。

商鞅：他的客觀大環境是統一前夜，他搞的是先軍政治，客觀上對秦的統一大業貢獻較大，但是，他的思路對統一之後的治國安邦不僅無益反而有害，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頂多算是功過相抵的人物，排名第二。

王莽：他的大環境是土地與人口極限間的矛盾激化，他的做法是非常超前的理想主義，即不符合當時的客觀環境需求，又不符合農業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所以，王莽的改革最不匹配，排名第四。要知道，中華文化的核心智慧是：既不能超前，又不能滯後，一定要做到恰到好處，這才是“中”字的本義。

王安石：他的大環境是農業社會的平穩維持期，他的做法是好大喜功、無中生有，本來北宋發展的很平穩，保持下去才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做法，他拿著雞毛當令箭，小事化大瞎折騰，不該變法的時候非要逞能，不僅當時沒起到什麼好作用，間接造成了社會無所適從的混亂，所以說，北宋滅亡有他的一小份功勞。所以，瞎折騰的變法，排名第三，只比王莽的徹底胡來強點有限。

管仲的改革，是針對齊國，改革的主要政策列之如下：1）三國五鄙改革：主要參照西周的鄉隧制度而改，大約是將齊國地域劃分為三個城市重鎮區（即“國”）和五個非城市重鎮區（即“鄙”）；同時規定四民士、農、工、商各自聚居，不得轉行；“國”中共劃分成二十一鄉，士農之鄉十五，工商之鄉六；2）在三國五鄙基礎上，建立齊國的徵兵制度（與西周鄉隧制度類似，士兵主要是由三“國”中計程車農之鄉出）；3）建立人才舉薦制度：要求每鄉、鄙每年定期舉薦賢才；4）輕過而移諸甲兵：就是用兵器裝備來贖罪的措施；5）“官山海”政策：師從周厲王，國家專營鹽鐵；6）遵周王室，交好諸侯；

管仲的這些政策，短期內使得齊國迅速強盛起來。但經過幾十年的運作後，管仲的改革弊端使得齊國逐漸衰落：1）禁止各階層民眾互相交流，使得民眾缺乏了上升通道，同時也使得齊國階層固化，人才更難脫穎而出，所以管仲死了齊國就後繼無人，根源還在管仲身上；2）官山海政策，國家強行壟斷鹽和鐵兩個必需品的價格，給齊國百姓增加了極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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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改革，是在秦國，主要方面如下：1）法制改革：輕過用重刑，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2）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這點已超出管仲的改革了；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勞役和賦稅，重徵商稅；4）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這點過了；5）廢井田、開阡陌：實行土地私有化，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點短期促進了經濟發展，長期卻導致了土地兼併、貧富不均，這是中國曆朝歷代陷入歷史迴圈的一個重要原因；6）廢除分封制，該郡縣制：這點也是超出管仲，管仲在劃分二十一鄉時，齊國高氏與國氏和齊桓公一起，均分了十五個士農之鄉，顯然齊國內政還受制於別人；7）統一度量衡；8）編訂戶口，按人口徵收軍賦；9）強行要求民眾分家，以增加稅收；

商鞅改革的特點，顯然最突出的就是正對分封制和宗法制，打破了分封制下階層固化的傳統格局，大大促進了秦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這當然要比管仲的改革徹底得多。但是，法家思想的弊端也顯而易見。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在秦統一天下之後，缺乏了與民休息的儒家思想來緩和天下人心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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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所謂改革，是被後世儒家學者們給帶壞了。自戰國時代，天下土地私有化以來，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富者富可敵國，窮者無立錐之地。所以，漢代的大儒們多次上書皇帝，要求恢復西周時的“籍田制”（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井田制），防止土地兼併。王莽強行將地主之田劃歸國有，然後再改行“籍田制”，這當然會得罪天下地主階層。“籍田制”之所以會被前人拋棄，是因為籍田制類似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村公社，雖然創造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環境，但是生產效率極低。王莽強搶天下地主之田，又不能增加農業生產效率，他這不是瞎鬧又是幹嘛？

至於他廢除奴隸制，倒確實是一項進步。但到漢代，奴隸雖然還有，卻只是少數人口，這項德政並不能普惠大眾。

其餘的官營鹽鐵等等政策都是抄襲管仲和漢武帝，但經常朝令夕改，完全是胡鬧一場，就不用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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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改革，對比管仲與商鞅的變法，基本上是小打小鬧了，缺乏制度上與思想上的創新，只不過是依據北宋的情況，在舊有制度上的“微創新”。但是，即便這樣的“微創新”，在保守勢力的阻擾下，也很多變法也是最終不了了之。因此，王安石變法，雖然目的與管仲、商鞅都一樣，是為了強“國”，但最終結果卻是雲泥之別。

就治理國家和社會而言，改革最徹底、當時最有成效、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商鞅。就經濟而言，改革最有辦法，最有成效，且符合經濟規律的是管仲。王安石改革有一定成效，但弊端也不少。王莽復古，改革失敗。因此，管仲和商鞅改革措施更先進。管仲的改革原創性更多些，商鞅借鑑和移植的東西較多。

改革的先進效能如何比較呢？事實上沒任何一種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如果管仲的改革是完美無缺的，那麼為什麼齊桓公最後落了一個活活餓死的下場？如果商鞅的改革是完美無缺的，那麼為什麼秦朝二世而亡？如果王莽的改革是完美無缺的，那麼為什麼他會身死國滅？如果王安石的改革是完美無缺的，那麼北宋王朝為何最終沒能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當今世界有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什麼欠發達國家不能透過複製發達國家的體制而崛起呢？事實上制度本身無所謂優劣，只看是否適合於當時當地，只要是順應國情和時代需求的改革就是好的；反之即使再怎麼宣稱具備先進性，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又有何用？以此而論：管仲和商鞅的改革是成功的，而王莽和王安石是失敗的，要在成功的管仲和商鞅之間進行比較，那麼商鞅變法的影響更大，至於作為失敗例子的王莽和王安石互相比較，那麼後者多少還是發揮了一些作用的，所以就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作用而言：商鞅變法大於管仲改革，管仲改革大於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大於王莽改制。由於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紹四人各自改革的具體細節過程，只就其改革措施和對後世歷史的影響進行分析對比。

商鞅在變法之前深知自己的變法是要和秦國所有老世族為敵，他所可以依賴的除了秦孝公之外就只有秦國的百姓了，所以他必須取信於民。於是他在國都市場南門立下一根三丈長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夠搬到北門的就賞給十鎰黃金。可之前官府的政令朝令夕改從沒兌現過，被騙慣了的老百姓的對官府的文告持懷疑態度。商鞅就又宣佈命令說：“有能夠搬過去的就賞給五十鎰黃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一個人搬起木杆到了北門，商鞅立即賞給他五十鎰黃金以表明沒有欺詐。商鞅以南門立木的方式取信於民，終於得以在秦國頒佈新法令。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國頒佈《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後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其主要內容如下：

效法魏國李悝的《法經》改革秦國的戶籍制度，實行什伍連坐法——將民戶按什伍編制起來,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要他們相互監視,糾舉“奸人”,隱藏不報者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不告奸者腰斬。也就是說在秦國任何人都有告發犯罪的義務，如果有人見到他人犯罪不加阻止不予告發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會被追責的。至於你告發之後受不受打擊報復朝廷不管了，看你是怕罪犯還是怕朝廷。有人可能覺得：要是有人天生膽小，他就是怕罪犯而不敢告發，這不是成了正不勝邪了嗎？別忘了那句”不告奸者腰斬“，當時的秦律實行嚴刑峻法——棄灰於道者斬，就是說在大街上亂扔垃圾都是死罪，更別說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了。要是有人敢不告發，腰斬之刑擱那兒等著，總之必須在罪犯和朝廷之間選擇一個敬畏的物件。

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佈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之前的秦國官職被貴族世家壟斷，平民子弟無論立下什麼功勞也得不到晉升。秦獻公時期開始打破這一傳統，但秦獻公只是憑藉自己的國君之尊偶爾提拔幾個自己信任的平民子弟，而沒有一套明確的官爵晉升制度。商鞅正式建立以軍功授爵的制度——平民子弟只要在戰場上為國家立下軍功即可授予相應的爵位，功勞越大爵位也相應越高；貴族子弟若無軍功則不得世襲祖先的爵位。

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徵商稅——按商鞅的理念：秦國只需要兩類人——為國征戰的戰士和為戰士提供糧草的農夫，所以要獎勵耕種並按糧食產量換算成相應的軍功授予爵位。與此同時要對商業貿易徵收重稅以滿足國家征戰所需的經費。

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在商鞅看來儒家和其他百家的經典書籍都是無用之物，六國的遊學士子多是虛妄浮誇之人，只會引經據典空談誤國，不能真正埋頭苦幹。允許這些書和人在秦國存在只會削弱秦軍的戰鬥力和秦國的生產力，所以必須嚴格將這些對秦國有害的書和人禁絕在秦國之外。所以張儀、呂不韋等人若是在此時入秦，結局一定糟糕，因為此時的秦國最排斥的就是耍嘴皮子的遊學士子和生意人。

在完成上述變法後商鞅又開始規劃營建秦國的新都城：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順渭河而下可直入黃河，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可直通函谷關。為便於向函谷關以東發展，秦孝公於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徵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築冀闕宮廷，營造新都，並於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第二次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廢除井田制——“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普遍推行縣制，設定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 ，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

大力營建新都咸陽，以便向函谷關以東發展。

統一度量衡制度，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

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開始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這實際上是將原來生活在各家貴族的世襲封地上的百姓正式編入國家戶籍並徵收賦稅。

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這是對第一次變法中“異子之科”法令的補充，也是對社會風俗的規範。

後兩項政策其實在第一次變法時就已有所涉及，在第二次變法中只是更加深化強化。

商鞅變法是中國古代一次成功的變革，它讓秦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為以後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且確定了法治的思想。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後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他進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擴大了畝制，重農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鼓勵墾荒，這就促進了秦國小農經濟的發展。他普遍推行了縣制，制定了法律，統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他禁止私鬥，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於加強軍隊戰鬥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並且“燔《詩》《書》而明法令”，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行。由於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後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正如漢代王充所說的：“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封建國家，為秦的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對此後秦國以及秦代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雲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秦律》也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秦律》也把鎮壓“盜賊”放在首要地位，並對輕罪用重刑。例如盜取一錢到二百二十錢的要“遷之”，盜取二百二十錢以上和六百六十錢以上要分別罰作刑徒，盜牛者要罰作刑徒，盜羊或豬的也有相當的懲處，甚至偷採別人桑葉不滿一錢的也要“貲徭三旬”（即罰處徭役三十天）。對五人以上的“群盜”則追捕處罰更嚴。同時《秦律》還有許多對各種逃亡者追捕處罰的規定。

商鞅變法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成功的變法：正是商鞅變法使本來落後的秦國一躍成為天下畏懼的虎狼之國，進而奠定了秦國混一華夏，開創大一統帝國的基業；商鞅變法所確立的郡縣制度、中央集權成為此後兩千餘年中國歷史的主流，雖然中國歷史上也和西方國家一樣出現過分裂動盪，但統一始終是主流。所謂萬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說秦奠定了此後兩千餘年中國曆代王朝中央集權皇權專制政體，而這種政體在秦國的誕生正是肇始於商鞅變法。改革越深徹，那麼所遭遇的阻力也就越大——作為從封建諸侯制到帝國集權制轉型的商鞅變法也遭遇過阻力，甚至商鞅本人為此而付出了身死族滅的代價，然而商鞅雖死而商君之法不廢，由此為之後的數千年中國歷史奠定了基調。然而商鞅變法的成功性並不意味著商鞅制定的每一條具體制度都是完美無缺的，嚴格意義上商鞅變法真正值得後世借鑑學習的是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而不是商鞅制定的具體條文，因為這些條文是為了順應當時秦國的國情和時代需求而制定的，這絕不代表這些條文適用於任何時代——用商鞅自己的話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商鞅變法使秦國被打造成為一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一過程是伴隨著對秦國老世族的打壓的，隨著世家貴族的權勢被日益削弱，在秦國出現了新興的職業官僚階層。職業官僚階層和世家貴族的最大區別在於：他們沒有自己的封地，他們出身於沒有任何根基背景的草根階層，所以他們只能透過依附於王權扳倒世家貴族勢力才得以成功上位。不能否認在秦國的崛起過程中職業官僚階層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的，相比早已腐朽沒落的世家貴族而言：沒有顯赫家世和世襲爵位的他們只能憑藉政績獲得君王的青睞和百姓的認可；然而當職業官僚階層成功上位之後就成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儘管職業官僚階層是透過推行法治打擊世家貴族上位的，可當他們的地位穩固後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逐漸走到了變法改革的對立面，因為他們害怕進一步的改革會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為什麼對大秦一統立下大功的李斯能輕易被趙高拉攏成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為擔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損。事實上隨著秦王朝的統一，職業官僚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已然失去了最初積極變法改革的朝氣蓬勃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為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勾心鬥角。

長期以來西方人有一種蜜汁自信，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華人只關注朝堂爭鬥而忽略國計民生，這也難怪泱泱大國上下五千年除史記之外翻遍二十四史再沒一本史書系統介紹過經濟文化民風方面的事，看中國的傳統史書都是寫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借用《人民的名義》裡祁同偉的話”老百姓在哪兒呢？我咋沒看見呢？“前段時間劍橋大學還專門寫了一部中國經濟通史，聲稱華人自己沒寫自己的經濟通史所以他們寫了。客觀來說咱們華人的確沒寫出自己的經濟通史，但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們早在春秋時代就誕生了十八世紀以前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之一），他的經濟理念即使比之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都並不顯得落伍過時，更難能可貴的是此人並不是一位端坐書齋坐而論道的純粹的經濟學家，而是一名求真務實的實踐者，他親手推動了春秋戰國時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橫空出世，這個人就是管仲。

齊桓公拜管仲為相時曾詢問富國強兵之道，管仲的回答歸納起來就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要想國家強大先得人民富裕。於是齊桓公又詢問富民之策，管仲答：“要重在發展國民經濟，而不單單是增加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發達了，國家財政自然增收。百姓貧困，就會逃離，教育就無法施行，法令就無法推行。而人民貧困的原因，在於生產力不足，或者貴族君主的剋扣，或者是豪強的兼併，或者是民俗上的奢侈的習慣，或者是財貨的外流。因此要獎勵人民的經濟生產，注重商品的流通。國家不要過分的奢侈和揮霍，但是合理的積極的消費對生產也是有刺激作用，可以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要善於利於天下的財貨，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使國家的經濟強大起來。”

在那個年代管仲率先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國家、團體或是個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用管仲自己的話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 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那個年代是農業社會，農業被管仲放在絕對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對於農業的論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構成等等絕對技術的東西都說得清清楚楚，可見管仲是個怎樣的通才。管仲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土地的重要性，講述農業的重要性。管仲認為：歷代統一天下的君主，其原因就是“國富而粟多”，而糧食來源於農業，因此歷朝歷代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視糧食的。“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開闢土地是管仲始終強調的，而開闢了土地國家依然貧困，就是政府太奢侈了。既然如此那麼對應的策略自然也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大力開墾荒地；另一方面減少公共行政開支和公款消費。

管仲可不是端坐書齋坐而論道，他研究農業的水準絕對是大學教授級別的，齊國有多少種土壤，什麼土壤適合種植什麼樣的植物，什麼樣的季節應該進行怎樣的農業活動，多大的土地能夠養活多少人等等，都說得清清楚楚。管仲之所以對土地如此熟悉可能和他早年的經歷有關，今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管仲的早年經歷。為了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管仲認為農民的利益和積極性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執政者必須明白農民究竟想要的是什麼。管仲認為：農業生產是要依靠天時的，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是打起仗來就會一下子需要很多糧食，這個時候農民就無法承受。因此國家要有足以應對戰亂的糧食儲備，同時還要儘量少打仗以積攢國力。管仲同時認為：因為農業是靠天吃飯的，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飛躍式的大增產，所以國家的稅收不能靠農業，因此要減免農業稅，政策上要向農業傾斜。當然他不會想到三千多年後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減免農業稅了，而是全面廢除農業稅，但在他那個幾乎全國百姓都是農民的年代提出減免農業稅絕對是超前的先進思想，這點管仲甩西方的經濟學家們兩千多年。管仲是這樣解釋自己的稅收政策的“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就是指根據土質的好壞美惡，也就是區分“陸、阜、陵、墐、井、田、疇”的不同情況，從而確定對土地徵收賦稅的多少。具體的徵收辦法是這樣的：“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歲飢不稅。”這裡不僅考慮到了土地的情況，而且考慮到了年景，兩年徵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稅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稅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災年不徵稅。這樣的稅收可以說相當的低了。那麼為什麼兩年徵收一次呢？管仲曾經對齊桓公說過，如果年成不好而徵稅，農民交不起，就只能借高利貸。那麼改成兩年一交，農民就有機會把上一年的餘糧來交稅，不用借高利貸。

除了稅收政策上的傾斜，管仲還有一個鼓勵人們墾荒的大招——包產到戶。有的朋友可能會認為這不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嘛，管仲是穿越者嗎？咋連這招都會？《管子·乘馬第五》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用大白話翻譯一下就是：包產到戶，老百姓就會自己抓緊農事，就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他們就能夠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產到戶的壞處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發揮，得過且過，磨磨蹭蹭。如今包產到戶了，大家分成了，稅率也是公開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會互相督促了。

那麼在管仲之前土地沒有包產到戶嗎？答案是這個真沒有。西周時期配合政治上的分封制，經濟上推行的是井田制。西周時期道路和渠道縱橫交錯，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因此稱做“井田”。全天下所有井田歸周天子所有，但由於當時交通條件的限制周天子的政令難以推行全天下，於是周天子就分封諸侯去各地建立國家，分封的土地依然歸屬於天子，諸侯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受封的各路諸侯又把自己國內的土地分封給自己國內的貴族以及不能繼承國君之位的非嫡長子，比如叔段就在母親的支援下向哥哥鄭莊公討要封地，所有受封的貴族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他們對封地只享有租稅收入，但土地本身的所有權不歸他們。這就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這只是理論上的而已。西周王朝就像一家大型的跨國上市公司，由於內部股權的分散，實際經營業務的人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勢，於是所謂的強勢管理層和弱勢股東的現象就出現了。由於實際佔有並組織人力耕種這些土地的是當地貴族，而非遠在千里萬里之外的周天子，於是在當地人看來他們眼中只有自己這片土地上的貴族主子，而周天子基本上等同於一個傳說。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個時代是沒有農民的，有的是被禁錮在貴族土地上辛勤勞作的農奴。諸侯國君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國，而士大夫貴族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家，在貴族封地上出身的每個人都以封地的地名作為自己的姓氏，從小就被打上自家主子的烙印。在貴族眼中這就是一些會說話的工具，農奴辛勤耕作的成果自己是無法支配的，連他們自己都不過是主子的私有財產而已。

時光進入春秋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鐵製農具和牛耕的發明，大量原來不適宜開發的土地被開發出來。於是所謂的公田與私田之爭就出現了：所謂公田其實也是私有，只不過是由貴族世家佔有，私田則是一家家小農戶佔有，因為貴族們掌握了話語權就公然稱自己的為公，也真是夠不要face的。按當時的井田制規定：由九塊田地組成的井字形中間最好的那塊必須是公田，然後邊角的田地才能是耕種農戶的私田。結果中間那塊土質最好的土地往往是產量最差的，因為在耕種那塊土地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這樣一來貴族們就糾結了：要保證自己的收入無非兩種途徑——一種沒收私田，強迫農奴為自己耕種；一種承認私田合法化，然後自己收取私田的租稅。管仲認為：前者絕不可取，那樣只會導致農奴的生產積極性全面下降，到時所有土地的產量都會像中間那塊公田一樣，最後甚至會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不幸的是他這一觀點在1959~1961年的大躍進時期得到了驗證。最終管仲選擇了後者，開闢出以前田地上的封疆阡陌，承認人們對自己所開墾土地的所有權，國家只從收成中收取固定比例的租稅以維持財政。這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的農奴們才不去管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土地都是周天子的，別說管仲就連他的主子齊桓公都無權處置，不過話說回來這年頭還有誰真把周天子當回事呢？

“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認為國家有五害是必須作為重中之重來解決的，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管子首先任命了一名大夫作為水官，專門負責國家的水利建設和防洪抗災。水官的手下配備工作人員，常年在河流、堤壩、水渠巡視，隨時報告水情。每年的秋天，對人口進行統計，看看可以徵集到多少人興修水利；到了冬天，就開始準備工具，水官統一協調。到了三月，春耕來到之前，開始動工興修水利，這時候天氣開始變暖，也沒有雨水，白天也開始變長，農活也還沒有開始，正是興修水利的最好時機。堤壩的要求是底部一定要夠寬，那樣才堅固，在不毛之地修建水庫，以緩和洪水和儲水。堤壩上要種上荊棘灌木，穿插著種些柏、楊這樣高大的樹木，才保證堤壩的堅固。堤壩年年都要進行整固，平時也要專人看守。水的問題解決了，那麼五害中的其餘四害“旱、風霧雹霜、瘟疫、蟲災”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齊國的水利建設是春秋各國中最完善的。

在發展農業的同時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產，強調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財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種植桑麻。桑麻是紡織業的原料來源，沒有充足的蠶絲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紡織出錦、繡、絹帛。因此管仲繼承齊國種桑養蠶的歷史傳統，制定出具體政策，扶持桑麻種植及養蠶業的發展。規定在房宅左右要種植桑麻，支援婦女養蠶、紡織。傳授土壤知識，指導種麻。每年陽春養蠶能手給予獎勵。採取這些措施，使齊國的養蠶業迅速發展。二是飼養六畜。管仲把養六畜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給予充分重視。對六畜飼養實行保護鼓勵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徵收賦稅。規定：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適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麋、鹿、牛、馬的牧場。在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給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同時建立固定飼養場，設立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提升一級。這樣有利地調動了人們養六畜的積極性，促進六畜興旺。三是多種瓜蔬。蔬菜瓜果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視瓜菜生產。“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四是植樹造林。管仲對國家土壤性質、地勢作出細緻分析，提出了植樹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後種桑麻，城牆周圍種荊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錯落種植灌木與楊柏樹，保護堤壩。限制入山林砍伐時間，重視森林防火問題，獎勵植樹有功者。“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管仲在那個時代就意識到了植樹造林對保持水土和土地肥力的重要性，這又是他遠遠領先於世界的一個方面。五是發展漁業。管仲積極要求發展漁業生產，提倡國家對沿海漁業進行統一管理，制定合適的徵稅政策，使生產與銷售連為一體，大大提高漁業生產的效益和漁民的積極性。管仲的學識之廣，見地之深，可以說是令人歎為觀止。想來這與他的出身密不可分，他能夠知道民間疾苦，能夠知道國家最需要做的是什麼，能夠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

管仲在面見齊桓公時說的三句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國理念。在他眼裡普通百姓和朝廷官員都是人，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點，比如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在管仲眼裡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雖然這話是漢朝的司馬遷所說，但其實春秋時代的管仲早就看清了這點，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強調道德，也不迷信強權，一心務實。他改革的本質是將人性的弱點變成勞動的動力：集大家之私，成社會之公。在下不禁歎服我華夏先民的智慧——先民造字時”公“字的一半正好對應”私“字的一半，這不正說明古人想告訴我們”合眾人之私即為公“，事實上我們普通人的親情、愛情、友情都是自私排他的，可當大家把對自己親人的愛推己及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時每個普通人的情感就昇華為一種人間大愛。所以管仲施政不壓抑人們的逐利之心，而是正確引導這種逐利之心，把國家的富強建立在每個國民生活幸福的基礎上。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戰”即：對內方面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對外方面就是擴大對外貿易，用貿易來制衡戰爭。讓各國發動戰爭的代價大於終止貿易的代價！因此他又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卻將“工商”與“士農”並排。同時管仲又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仲還制定了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使林木和漁業資源得到可持續發展，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在提高積極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飢寒的威脅，會自覺地早起晚睡，不辭勞苦地經營，否則大家都是奴隸，只能消極怠工。這樣做的本質其實就是把勞動者由被野蠻強制下勞動變為自覺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那是在面臨利益衝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其實是對立的：儒家弟子看不到這世界醜惡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則看不到世間還有美和愛的存在，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認為“善”和“惡”都不是絕對的，但“私”和“貪”卻是永在的，自私和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對人性的瞭解，並想辦法使之得到滿足。利用人們的逐利之心最終實現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標這與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

私營經濟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齊桓公曾要求將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經營，但管仲說：“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獨佔資源，應該放手讓民眾去經營，政府只要徵收30%的所得稅即可。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透過對貨幣的控制，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認為商品輕重與否，取決於這種商品的多少，常固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恆定不變，就無法調節流通。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律才能發揮調節作用。穀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於國家則重，流散於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係重大則重，關係不大則輕。管仲還把穀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至於國家如何發行貨幣？管仲認為第一步先在方圓6裡的地區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面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行量。管仲是第一個強調國家貿易的人，他大開國門歡迎各國商人，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他還在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關鍵的是：管仲掌了握對外貿易中最微妙的技巧：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採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中國。而對本國的剩餘商品，則採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係。這不就是人民幣“貶值”和“升值”的概念嗎？在這種自由貿易方針的鼓舞下，齊國首都臨淄繁榮至極：“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據核算其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國際上最宏達、富貴雅典人口不到5萬。管仲的經濟思想中還有一項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管仲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指出：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每當年歲低迷時，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臺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這同2000多年後的凱恩斯經濟學又如出一轍。但管仲過於強調商業和普通，甚至忽視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齊國首次設立了“國家大妓院”，繁華的都城臨淄就試點開了7家官辦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閭”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認為是性產業化的鼻祖。“國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稅收；二是解決了女奴隸被解放後的的再就業問題；三是解決了許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進了社會和諧，四吸引了愛金錢更愛美女的四方英雄來齊國發展。正是對商業有著如此深刻的見解，管仲也成了歷史上亙古未有的經濟學家。他的“自由經商”主義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非常相似，他的“投資”、“消費”、“出口”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又跟凱恩斯經濟學遙相呼應，但是他理論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堪稱世界範圍內經濟學的鼻祖。

事實上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動“貨幣戰爭”的高手。齊桓公曾經想教訓楚國，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齊桓公就派人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蒐購。楚王聽說後開心的說：“鹿，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趕快讓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於是楚國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動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這時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併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餘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國也因此卻誤了農時，而這時管仲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華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管仲發動的另一場貨幣戰爭是‘衡山之謀’。衡山國盛產兵器，天下無雙。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於是衡山國百姓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一年後，齊國派人購運糧食，當時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的其它國家百姓都運糧賣給齊國。然後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時齊國又忽然對衡開始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的精光，只得奉國降齊。‘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鉅額利潤。但除非這種利潤來自於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衝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幹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我們華人歷來認為勤儉節約是齊家治國的根本，正所謂”歷覽國家興亡事，成由勤儉敗由奢“，千百年來（甚至延續到今天）上至國家下至個人每一個華人都在拼命為子孫後代積攢財富，結果每一代人都在為後人創造財富而每一代人自己都沒能享受到。與此同時西方人卻在大玩借款舉債的經濟模式，提倡超前消費，我們的人民遠遠沒有美國百姓富裕，我們卻當了美國最大的債主，以致於有人開玩笑說：”每個大手大腳的美國老太太的背後是十個中國老太太積攢了大半輩子的財富被其揮霍“。莫非世間還有越節儉越貧窮，越奢侈越富裕的道理嗎？目前中國主要有兩大經濟流派：一派是由蘇聯傳入的政治經濟學，另一派是改革開放後由西方傳來的西方經濟學。首先這兩派的立論基礎就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學的立論基礎是勞動創造價值，認為商品的價值來源於生產該商品的勞動者的勞動；西方經濟學的立論基礎是交換創造價值，認為只有透過交換才能創造出商品的價值來，換句話說商品的價值不取決於物本身而取決於有沒有人主觀上願意交換。事實上西方人不光研究經濟如此，他們的哲學和為人處世之道也是更重視人的內心，而不是物質化的東西，比如西方人的愛情觀不是看物質上般不般配，而是看兩個人主觀上是否合得來，不是看值不值，而是看願不願。這就好比對一個不玩遊戲的人而言遊戲裝備分文不值，可對職業玩家而言人家就願意用真金白銀去買，買完之後他的家人（尤其是年紀大點的比較傳統的）可能指著他的鼻子罵道：”買這東西能吃嗎？“事實上中國古代傳統的儒家學派的經濟觀點與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一樣的立論基礎上的，認為財富是由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因此要勤勞創造，同時要節儉，避免浪費。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但有不足之處：如果勞動創造價值，為什麼有人一畢業就失業呢？當然有一部分是怕苦怕累，不願勞動，寧願在家啃老。可也有人願意用勞動改變自己的生活啊，為什麼還會出現就業難的現象呢？因為他們的勞動和用人單位需要的東西不合拍，於是就無法達成勞動力的交換。事實上政治經濟學的鼻祖卡爾馬克思也意識到了這點，所以他曾說道：”商品的銷售是一個驚險的跳躍“，就是說商品的銷售（包括為人打工出賣勞動力）就像玩超級馬里奧跳過去了前途光明，沒跳過去回到起點從頭再來。

如果我們以”交換創造價值“的論點來看待財富節儉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因為交換創造財富嘛，如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鼓勵擴大商品的交換流通就會帶來財富增值，因為大家都在交換中獲得了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東西，大家從中獲得了滿足感和獲得感。管仲在他那個人們對自身經濟活動的認識還相當矇昧的年代就以其無與倫比的智慧洞察了人類經濟發展最原始的規律，那就是一切經濟活動歸根到底都離不開人的消費（現代人認為投資、出口、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但投資與出口的最終目的也是消費）。為此管仲寫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千古奇文——《侈糜篇》，大張旗鼓鼓勵消費，鼓勵奢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最主要最關鍵的還是老百姓普遍缺乏安全感，積攢財富不是為了消費而是沒錢在手裡攥著就心不安。管仲的對策是建立健全遍及全國城鄉的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管仲的福利制度共分為九種，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孤，第四叫作養疾，第五叫作合獨，第六叫作問病，第七叫作通窮，第八叫作振困，第九叫作接絕。每個城市都設有“掌老”官，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一個兒子免除兵役，官府三個月送一次肉；八十歲以上，兩個兒子免兵役，每月有肉送；九十歲以上，天天有酒肉送。所有老人去世，國家負責喪葬費用，這叫老老。每個城市都設有“掌幼”官，對於家庭條件不好的，三個小孩的就可以免除徵收的布帛，五個小孩的政府配備保姆，發給兩人份額的糧食，直到孩子長大，這叫慈幼。每個城市都設有“掌孤”官，凡是孤兒，有親戚鄰里收養的，收養幾個就免幾個兵役，“掌孤”官定期瞭解孤兒收養情況，必要時進行救助，這叫恤孤。每個城市都設有“掌養疾”官，對於那些因為各種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住進國家設立的“疾館”生活，由國家負責養活，直到去世。這叫養疾，就是福利院制度。每個城市都設有“掌媒”官，負責撮合鰥夫和寡婦，給他們田宅，三年之後還為其中的男人提供公職，這叫合獨。所謂問病就是凡士民有病的由官府來加以慰問：九十歲以上的，每天一問；八十歲以上的，兩天一問；七十歲以上的，三天一問；一般病人，五天一問。重病的，向上報告，國君親自慰問。所謂通窮就是若有貧窮夫婦沒有住處的，貧窮賓客沒有糧食的，其所在鄉里要及時上報。所謂振困就是凶年的時候官府發放倉糧來救濟百姓。所謂接絕，就是對烈士親屬給以撫卹。仔細看看管仲這些政策不就是要著力打造一個和諧社會嗎？就是要讓作為社會整體一份子的齊國的一個個家庭全都美滿和諧。在這個社會中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得到關懷，流浪人員得到救助，貧窮之人得到國家福利補貼的教育和醫療，單身之人由國家介紹物件，在這個社會中沒有飢餓、病痛和家庭暴力，國家還定期給老百姓發放酒肉。其實禮物不需要貴重，哪怕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餅都能讓老百姓切身感受到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一員，自己從來沒被拋棄放棄過。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是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現象，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為此王安石在農業、商業、軍事等各領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農業領域陸續推出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王安石試圖透過這些措施查出被豪強富戶隱瞞的土地，從而充實國家稅款，同時透過在青黃不接之時由政府出面提供低息貸款既解決農民被高利貸盤剝之苦，又充實國家財政，從而實現他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在商業領域制訂了均輸法和市易法，以此打破市場壟斷、平穩物價。在軍事領域實行保甲法和保馬法，試圖以此增強宋軍的戰鬥力和解決戰馬來源問題。王安石變法在其早期階段還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透過利用政府幹預貨幣調控等措施從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入手，從而基本達成了變法的”富國“目的，而在”富國“的基礎之上又推行了一系列強兵舉措：熙寧年間北宋政府的年收入一度達到5060萬貫，單是諸路的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等錢粟就足夠使用二十年。元豐元年（1078年）宋神宗將新政中各項盈餘收入作為日後北伐的資金全部統一收歸朝廷，此舉使他收穫的自己裝滿了32庫。五年後他又這麼操作了一波，結果得錢20庫。在朝廷資金充裕的基礎上北宋王朝進行了軍事改革，正是在這一時期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援下由王韶主持了宋朝唯一的對外開疆拓土行動——熙河開邊，成功開拓了河湟地區，這次行動只開邊三千里，遠遠無法和漢唐時期國威遠播漠北、西域相提並論，但已是有宋一代唯一的開邊之舉，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變法的成效。

從王安石的變法理念而言不可謂不先進——這從他與司馬光的爭議即可看出：在正式變法之前王安石和司馬光曾當著宋神宗的面發生爭執。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的財貨只有定數，不再民間就在公家，所謂善理財者無非不過是巧立名目行搜刮之舉；王安石則認為：善理財者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很顯然以我們現在的觀念來看：司馬光的認識過於膚淺迂腐——天地所生財貨只有定數嗎？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幾十年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現在的變化就不難得出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事實上財富可以創造和增長，況且即使已是定數也完全可以透過種種方式改進分配和流通放佛，從而加快財富的流通速度，實現更有效率的分配。早在一千多年王安石就已意識到透過利用政府投資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實現財富增值的辦法這不可謂不超前，然而王安石變法的關鍵癥結也在於此——過於超前。中國古代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小農社會，在這種社會狀態下財富的增值是極為緩慢的，因此當時的財富不可能出現像現代社會這樣呈幾何倍數的增長，就此而言：司馬光的分析也不能說是毫無道理的——至少在短期內人們是感覺不到自身財富的增長的。

過去有的說法認為王安石過於書生意氣，缺乏對實際情況的瞭解，這當然並沒說錯。然而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王安石在為相之前曾有過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事實上他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在其地方官生涯內實踐過並取得過成效的。問題在於：王安石在當地方官時凡事都是親力親為的，因此他可以直接看到最底層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情況，從而根據具體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政策。然而作為宰相的王安石是不可能具體看到不同地區千差萬別的情況的，而在具體的變法過程中王安石過於急功近利的心態又促使他盲目給手下的官吏下指標任務。本來青苗法的制定是為解決農民被高利貸盤剝之苦，同時充實國家財政；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地方官為追求政績就採用強制配發貸款的模式——無論是否需要借貸的農戶都被強迫必須借貸，而在這一過程中當地官員又趁機從中剋扣盤剝，就使本來是為解決高利盤剝問題的青苗法最終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此時身在京城的王安石再也不可能像他當地方官時那樣去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了，儘管他本人的人品無可指責，儘管他懷著一片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朝廷黨爭激烈的情況下他的用人政策完全就是任人唯親——誰擁護新法就用誰，反之就貶黜誰。一時間無數為升官發財不擇手段的陰險小人紛紛投奔王安石門下，新法在這些人手中逐漸成為禍國殃民之物。曾有人向王安石吹噓能排幹八百里梁山水泊，從而增加八百畝良田。王安石聽了還大喜，結果猛然一想又問道：”排掉的水怎麼辦？“誰知那人竟回答：”在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大湖就可以裝下了“。也不知當時有多少這種吹牛拍馬之人曾得到重用。

至於王莽改制儘管被很多人視為最具先進理念的改革，以致於甚至有人戲稱王莽為穿越者。其實王莽改制無論就其理念或是效果而言均談不上什麼先進性，甚至更多的是一種復古行為。王莽不僅不是從現代穿越回去的人，甚至他所謂的改制基本完全就是在複製周禮。王莽在改制過程中總是要引經據典的：《尚書·洪範》中有“敬用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之文，於是他就設定了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睿五大夫。從中央僚屬到基層官員，從官職到爵位基本上按周禮改了個遍。結果官名已經極其複雜了，新老機構又並存，職能疊床架屋，繁瑣至極。王莽按周制大封五等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並沒實際得到封地。

王莽的王田、私屬制度是其被視為穿越者的主要依據：所謂王田制度是將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廢除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制，私人不得買賣。有人據此以為這是土地公有制的雛形，其實這不過是西周井田制的翻版，早已被證明是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所謂私屬制度是將奴婢改稱“私屬”，不得買賣。有人據此認為：王莽有現代的人人平等理念，致力於打破階級尊卑。然而私屬制度並沒廢除奴隸制，只是不允許買賣奴隸，也就是說奴隸由奴隸主之間可以自由流通的商品變成了某家奴隸主的私有財產，這與現代思維有什麼關係呢？王莽試圖將幣制、刑罰、禮儀全都恢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而完全忽視了他自己所身處的時代早已不同於西周時期了，這就註定他所謂的改革將以失敗告終。

廉恥是立國之本。男人不懂廉恥為盜。女人不講廉恥是娼！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禮是相處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以復禮。若不克己，子弒其父者，有之，母殺其子者，有之；夫婦互殺者，有之……

義是行為底線。忽見孺子墜井，見之者必發乎怵惕惻隱之心。發乎心，踐乎行，義也。若不信乎義，社會冷漠，世態炎涼，重慶公交之事，可怖也！國家未嘗不似一輛行駛中的列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是義之義！

廉不是清廉正直的意思！廉是自知之明！儒家一日三省吾身！自省以養廉！若不知廉，婦叛其夫，夫叛其婦，官叛其位，國叛其家，家庭之道絕矣！

恥是羞恥之心！書曰“一夫不獲，是餘之辜；百姓有過，罪之在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羞恥是人性最後一道防線。不自知，不知恥，何為人！

育民不以廉恥，是為育畜！畜類只有被食用的價值！死不足惜！

在管仲、商鞅、王莽、王安石四人中。商鞅變法最邪惡、最反人類。王莽改制最先進。

商鞅主張尚奸。即選拔重用奸惡之人。尚奸必出惡政。惡政包括愚民六術：弱民、貧民、疲民、愚民、辱民、虐民。

商鞅思想，一言蔽之——與人民與敵。

王莽思想最先進。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皇帝。他為孔子的政治理想努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鰥寡孤獨皆有所養。

無奈王莽執政時期。天下大旱，民不聊生。新朝迅速滅亡。

若王莽時期能夠風調雨順。中國在1800年前，就已經實現民主法治社會了。

如果秉持“實踐是驗證裡的唯一標準"話，那麼無疑管仲和商鞅是成功的。

事實在哪裡嘛！於是看著是先進的。

但是，我們需要明白，這個先進之定義是什麼！

請問，管仲那種做法現在可以表率嗎？尤其是商鞅可以表率嗎？

權宜之計也，不足為表率。

說什麼先進呢！王莽根本是一個受“周禮”毒害的蠢書蟲子，復周禮在大漢朝是落後的表現。“周禮”是封建禮法，是奴隸制生產水平的理論武器。並不適合大漢朝皇權專制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郡縣制了，各級官員是拿工資的公務員，你把“周禮”套人家頭上，不合適。

不是說王安石是先進的代表，他不是。但是，他的變法也脫離了大宋朝的現實，很是脫離實際，大宋朝時期的統治技術和政府組織水平不足以支援他的改革政策。

太先進了也不好。

我就問大家一句什麼是改革？是不是有人曾經回答過這個問題？沒錯，改革就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因為我們現在享受的是幾十年前的人沒有辦法想象的那種先進生活，無論是電腦還是電燈，還是各種各樣優越的生活環境，都是前人所無法企及的，這個才是改革，這個才是解放生產力，這個才叫發展生產力。

如何確定一樣東西的改革是否成功的，就看人民，老百姓的生活能不能變好，人民老百姓的生產力能不能提高，如果這其中改變巨大，人民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人民老百姓的生產力極大的提升，那這一場改革就可以稱為是成功的改革！我以我們對比各個改革之間的成功，就得對比這個人在改革之前，改革之後，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的對比，對比越明顯，越誇張，證明這個人的改革就越成功，那這個人就是鶴立雞群一般的存在。

首先這四個人裡面，我們就得先剔除掉王莽。為什麼人民老百姓都已經起來起義了，這是什麼原因，大家心裡都沒點數嗎？不就是因為家裡面生活過的不如意，沒辦法了，所以才選擇反抗政府，不然的話，人民老百姓有糧食吃，有地方睡，有屋子住，憑啥去造反，這次不吃飽了撐著，拿自己的命開玩笑嗎？所以王莽新朝的時候，有人造反，就已經說明王莽本身的改革是失敗的，他沒有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相反拖累了這個時代，生產力的進步，使得生產力反而下降了，所以他的改革是最失敗的。

第二個人，王安石，王安石，他的改革雖然得到了歷史的認可，但是這個人實際上他的改革並沒有得到太多的卓越的成效，雖然某些地方想的很好，可是沒有得到當朝者的認同，更何況還得到了手底下一大批人的反對，自己手裡面的青苗法更是讓手底下的人感覺十分的頭疼，老百姓的生活不能夠豬下降了，但實際上也沒提昇，屬於不好不壞的那種，就是這種改革，隔靴搔癢，不疼不癢！

第三個人管仲，管仲的改革卓有成效，它使得其國能夠迅速制霸一方，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管仲在這其中改革，為齊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功不可沒，管仲的改革是成功的，如果沒有第四個人出現的話，管中確實是這三個人裡面最強的，因為他做到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讓其國的人均GDP直接超過了其他注後國家，結果最終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壓垮了其他國家。說管仲的改革是成功的。

第四個人商量，實際上我把名次這麼一排，大家心裡也就清楚了，改革最成功的當然是商鞅，商鞅的改革只成功讓人驚歎。

原本只是西方邊陲的一個小小的諸侯家，整天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突然一夜之間成為了天下首屈一指的諸侯國家，並且在這之後統一六國，商鞅變法居功至偉，什麼叫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商鞅做到了，雖然他的做法讓人感覺有點難以接受，但確實讓當時的秦國能夠快速的發展自己本國的生產力，能夠迅速的將自己壯大起來。

比秦國之前的GDP，在對比秦國之後的GDP，咱也不比秦始皇時期的青瓜就比商鞅變法以後，商鞅率領軍隊攻打魏國的這一段時間，秦國可以說是天壤之別，是什麼？這才是真正的改天換地，這才是真正的改革，這才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極致，那個時代技術條件不先進的時代，商鞅變法無疑大大推動了人民老百姓對於生產的積極性，都是人民老百姓能夠投入地進行生產活動，讓秦國的生產力不斷的提高，秦國所積累的財富也不斷提升！

無依我的看法，商鞅的變法最成功，其次試管中，再其次是王安石，最末的是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