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在古代，士人都是讀過一些書，接受過傳統教育的人，在這過程中，他們自然而然得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在《禮記.大學》中“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簡而言之，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是我們“天下”觀由來。

在古代社會中，連一個讀書人都有這樣的觀念，更何況是“士人”呢？

在古代 人們家國意識特別強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人們把這個當成自己的一種人生態度去追求 認為有國才有家 家國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

在古代有天下概念的基本都是讀過書的人，一般情況這些人都是為進入政府做準備的，而政府方面管理的就是天下，他們自然有這個概念，因為當時的教育基本都是從政府出發，為政府所用，他自然會把他理解的概念傳遞給他所教授的讀書，天下其實就是國家，只是當時的人們認為自己的一方天地就是天下，自然會給現代人造成古人的天下與國家有不同的想法，其實恰恰相反再古代天下就是國家，只是說法不同而已，而且在古代就國家而言天下這個統稱更有益於開疆擴土的發展，天下是併入的國家是侵略的。

古代人所謂的“天下”指的不是指的朝廷，而是指的廣泛的與百姓息息相關的家國概念。這些受儒家影響至深的文人士大夫，可能不一定擁護朝廷，但一定熱愛自己的家鄉，所以顧炎武指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為國家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1、我國古代一直是“家天下”的政權模式。因此延伸出：學而優則仕；習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等等觀點。無數老話說明，封建年代士人將輔助“帝王”、掌管“天下”作為最高目標。

2、古代中國基本長期處於大一統狀態（分裂時期較短），“天下”有較為清晰的直觀範疇，地理區域和民族劃分十分清晰，此“天下”概念延續兩千多年。這兩千多年又經過封建時代“家天下”影響，在中國文化、經濟發展最快、最長的時期，自然形成人文氣候，一脈相傳。放在歐洲，各國並起，時分時裂，“天下”觀念也不會如我國那麼強烈。

故，如此。

這主要是由於我國封建傳統文化決定的。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思想開始作為封建社會的指導思想。儒家推崇的“修身，治國，平天下”思想成為古代士人的畢生奮鬥目標！

為什麼古代士人都有很強烈的“天下”觀？

我們要先了解古代何為士人。士，簡而言之，就是指古代的知識分子，知識階層。

古代計程車是怎樣一個發展歷程呢。在商周時代，士是最低的貴族階層，也享受著奢侈的知識教育，當時學在官府，春秋時期，社會大變動，貴族和平民之前的地位慢慢有了變化，“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私人辦學興起，著名的就是孔子辦私塾。因此，自春秋戰國時期出險了孔孟這種大儒和一些元素儒家，之後的大部分朝代都延續或者發展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或者統治百姓。

孔孟思想多為治世之道，“士志於道”，“學而優則士”，夢想也是讓更多有治世知道的文人進入到統治階級，來實現治理天下的所謂的道。所以一開始，儒家就賦予了士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而後，隋唐更是推出了科舉制，天下文人更是想要為天下人做出改變，也有著文人特有的傲氣和清高。一般文人都有做官和做大官的期望，認為做單就是盡責的體現，“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天下士人會擔心天下動亂，百姓流離失所。

近代思想中，天下文人受西方的思想影響，更是認為為天下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因此，無論是古代士人，還是近代文人，都有著進入仕途，大展宏圖，為天下人立命的決心和期望，因此，士人一般都有強烈的天下觀。

從小就有著君臣之分，土地歸屬感，封建制度及教育的引到，會讓每個孩子知道忠君愛國，哪怕是一個普通的人都知道國土所屬。主要歸結與教育。

首先的話應該先讓大家詳解一下什麼是“天下觀”，因為“天下觀”在現代研究中用的詞很多其實是外來詞，是舶來品。比如國家、疆界、民族這些詞在近代之前，中國是很少用的。更多的用的是“天下”、“華夷”、“中國”這些術語，當然和透過西方傳播過來的近現代詞彙也有一定區別。

最早的“天下”說從民族認知發展來的，在周朝時的人們認為世界由“華”和“夷”兩部分構成的，其中“華”無論在文化、經濟還是在政治上都佔有絕對主導地位，是“天下主”，或者這個世界是圍繞“華”展開的，這也是歷史上有名的“華夷之辨”。

隨後這種民族認知又投射到地理空間，古人認為“華”應該是佔據著《禹貢》中記載的“九州”這塊地方的，且由於這裡是“諸夏”所在，因此可以稱為“中國”即中央之國（當然要說明的是這裡的“中國”和現代意義的中國還是不同的）。雖然華夷有所區分，但當時的“天下”觀認為“華”是主導部分，與“夷”結合才能稱為“天下”。

如果簡單的說，可以用一個公式概況“天下”觀，天下=中華世界= 中心+周邊 =華+夷 = 我族+他族 = 中國+諸王國 = 宗主國+藩屬國，地位上來說，中國的天子作為中央之國的統治者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歷代天子又令下屬管轄藩事，“華”與“夷”呈現著上和下的關係。

“天下觀”傳承到現在面對我們國家的思想、政治、文化、民族觀念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古代士人有著強烈的“天下”觀念，原因之一就是“天下”觀對中國歷史程序起著積極影響：

一、“天下”觀增強了中華各民族各地域的認同感

“天下”觀它既是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之一，也是中華文明發展至今的核心支柱之一。 從夏商周時期的“天下”觀的“華夷之變”到今日所表現的“國家”觀和“全球”觀，都促進了民族認同感 ，促進國家和諧發展。而秦漢後“天下”觀形成時， 人們才有了互相之間的文化認同而促進了民族團結，也鞏固了國家的政治觀念。這也是中國為什麼能一直誕生大一統王朝，而外國那些羅馬、阿拉伯帝國呀，亡了就真的亡了，畢竟不像咱們打來打去其實還是一家人，制度、禮儀、思想也能一直傳承。

二、“天下”觀加深了民族自豪感，利於中華文化傳播

“天下”觀認為的就是中華所處之地便是世界中央，其他地方則是化外之地，需要中華文化的開導，但是中國也能吸收其他國家民族的優點，使中華民族能一直領先世界，這也在無形中加深了民族的自豪感的形成。

當代學者趙汀陽認為，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從邏輯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敵、絕對異己或者精神敵人的概念”。就如梁漱溟所言：“中國人是富於世界觀念的，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中國都沒有，中國人對於世界向來是一視同仁”。“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應對的問題而不是去征服的物件”。這樣的天下觀，顯然超越國家觀，也超越了蘇俄這種對於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狂熱、歐美對於傳播西式民主的粗暴，在視野、境界與氣象上自非尋常可比，也決定了我們解決問題的思維和方法主要是合作共贏，也讓中華文化更能讓其他民族國家接受，才形成了現有的大中華文化圈。

之後第三點原因我覺得還得從儒家講起。

三、自古以來儒家推崇“平天下”的使命感

因為華夷觀念中對“華”中央之國的定義，這促使了人們生髮以行動維護“華”地位、使“華”強盛的思想， 而早期儒學對士的要求是能成為道的堅守、弘揚之人。《論語》中“士志於道”就是說，一名真正計程車應該追求道、探索道、維護道。而所謂的“道”便是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這種對道的守衛最終演變成一種士人骨子裡的使命感，讓士人瞭解自己是身肩重任的人。

《論語》有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兩千五百多年來，中國計程車人一直以這段話自策、自勉、自警，直到現在也影響著我們。所謂的“任重道遠”，不僅僅是推行、弘揚仁，更有著使其普及社會，更有治國平天下的責任。

清初顧亭林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見“天下”兩字，在我們國人思想中，是超越政府的，一種更高尚的理念。

在把時間往後撥，孔子要到九夷去居住時，他的門人說，九夷地方簡陋。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是說像孔子那樣的人去在九夷居住，九夷的天下自然大了，何小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百多年以來最讓人激動的愛國主義名言。語出梁啟超《痛定罪言》的“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

這句話是梁啟超概括出來的一句話。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裡說的是:“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這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有著很強烈的“天下觀”，洋溢著中國文化的傳統。

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講的就是士人的志向抱負。梁啟超說：“我國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為物件，此百家所同也。‘天下’雲者，即人類全體之謂……而不以一部分自畫。”

歷代士人往往“以天下為己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天下情懷無疑已經變成中國文化的基因，上下五千年而不會改變。

古代中國的“天下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觀點和基本看法，不僅包含世界觀、政治觀，也是一種文化觀。

古人所謂天下，即所謂中國。據學者統計，《史記》、《漢書》、《後漢書》三種史書中，“天下”一詞出現3375次，其中，僅用以指中國的2801例，同時將中國以外族群納人“天下”一詞的，只有64例，不及總數的2%。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同時又以“華夏”、“中華”、“中夏”、“中原”、“諸夏”、“諸華”、“神州”、“九州”、“海內”等的代稱出現。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國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

古人認為，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明體系。《左傳》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是指漢服，夏指行周禮的大國，故中國有禮儀之邦、衣冠上國之美譽。中國文化的使命就是“以夏變夷”，傳統士大夫這種使命感相當強烈。

一、古代士大夫的“天下觀”的一大目標就是天下為公。

《禮記·禮運篇》中曾有對大同社會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

《呂氏春秋》雲“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講的是以公治世的理念。

東漢史學家班固總結先秦諸子學術，即謂：“儒家者流……遊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核心就是“仁義”。

孟子說“仁者無敵於天下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首先是仁義，然後才是追求天下大公的目標。

二、古代士大夫的“天下觀”體現著“和合”精神。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言：“以和為貴。”

“和合”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概念，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廣泛而久遠的影響。

和合，出自《墨子·尚同中》：“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史記·循吏列傳》：“施教導民，上下和合。”宋·周去非 《嶺外代答·茅卜》：“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

中國人崇尚和諧，“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根深蒂固，國與國的關係講究“協和萬邦”。中國人從來都不是好戰的民族。

三、古代士大夫的“天下觀”的終極目標是“以化成天下”。

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觀念根深蒂固，不但統一於政治（王），更統一於文明、文化和道德（聖）。

歷史學家許倬雲說：“華夏漢民族其實是很開放的，最重視文明教養，‘我者’與‘他者’之間，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華夏和蠻夷都是相對的，‘夷入夏則夏，夏入夷則夷’，不是血統，而是文明決定了你的族類身份。”

“夷夏之辨”爭論了幾千年，確定華夏民族的不是血統而是文明。中華文化強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使得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

《周易》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中國文化的終極目標就是“以化成天下”，正是儒家所說的“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正如錢穆所說：“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建本於一己，而直達於天下。只求一種人與人相處之道來融通解決人類間一切問題，而期求達於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大同太平的大理想。”

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古代士大夫有著強烈的“天下觀”，治國平天下的文化使命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83個朝代，其中一些朝代都是少族民族建立的，比如北魏、金朝、元朝、清朝等，但他們都旗幟鮮明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就是中華文化的魅力。

美國學者柯文說：“相信中國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規範是人類永久的合理性。中國的標準就是文明的標準；成為文明人就是成為中國人。”

在兩千多年曆史的農業文明時代，應該說中國的標準就是文明的標準，中國人就是文明人。

在工業文明時代，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和天下觀念，也開始被近代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觀念所替代。但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不可替代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人的擔當和責任不會消失。

中國古代士，士人都是知識分子，知識階層。他們是中國古代社會基本價值，準則的堅守維護者。

在商周士是負責各種具體事物的最低一極的貴族。而周初是文化壟斷，”學在官府”。到春秋時，由於由於鄉校與私人辦學的興起，被官府壟斷的知識文化開始流佈於民間，這樣就出現一批有信念，有理想的新型士人。他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型。由於社會需求，新士人隊伍不斷擴大，成為與農工商並列的”四民”，且為四民之首。

孔子和原始儒家是這些新士人的精神塑造者，提出了理想新士人標準，賦予新士人靈魂，理想，品格等要求。這些標準的遵守，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傳統。

孔子和原始儒家，對士的要求是使他們終身成為道的堅守，維護，弘揚者。就是”士志於道”。所謂道，就是社會的基本價值，基本準則。維護道，就是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孔子和原始儒家在塑造理想士人時，便賦予他們使命感，責任感，勇於承擔責任的擔當精神。

孔子和原始儒家認為，由於道需要士去貫徹，落實，維護與弘揚，那麼士應該先自覺接受，能將道落實為自身實際行動的人，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孔，孟，荀對士應具有的品德做了多方面說明，其中有：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見危致命，臨難毋苟免，在天下無道時，能以身殉道。孟子要求士人尚志，做人要仁義。可以無恆產，但要有恆心。

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

”修己以安人，休己以安百姓”而《大學》裡講修齊治平的順序時說，身休而後家齊，家齊而後治國，國治而後天下太平。

孔子與原始儒家對士人的塑造，從一開始即鄭重賦予使命感，責任感，讓他們懂得自己是一批肩挑重擔的人。《論語》有云：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中國古代計程車人，一直以這段話自策，自警，自免。很多士人都是，身無半文而心憂天下。

聖王之制，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

美國之制，先美國後北約，先北約後其他

天下觀是自古以來的，得了天下自然有天下觀，沒得天下自然是沒有的。

這是天下之中與天下之一隅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