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是愚民，乃一群烏合之眾，裝備落後，訓練不足，組織落後，還自以為刀槍不入，只會欺負在華洋人與信奉基督教的華人，不會建設，還大肆破壞一切新生事物，乃國家之毒瘤。

其戰鬥力連清軍都不如，有沒有人帶路，都不會取得勝利。

義和團的死穴就是愚昧無知(扶清滅洋)，卻又自以為是(刀槍不入)，一群烏合之眾，誰帶路都改變不了斷頭的下場！

義和團任何人也抹黑不了！

開國領袖毛主席是這樣評價義和團的：“究竟是華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華人民因而激起華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周恩來總理認為：“義和團運動是華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50年後華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ー。

有人說：“一開始義和團還只是打打教士、欺負教民，到後來逐漸開始欺負起了普通百姓起來。如果沒給義和團好處，義和團就說你是教民，就要把你的家產收了，還要把人打的死去活來；到後來，就算給錢也不管用，任由大師兄指你是良民就是良民，是教民就是教民！”

我要問問這個人，這些話從何而來？在哪本史書上記載著？拿出來曬一曬，如果沒有就是無端潑汙。

而義和團的確殺了教民，有人說義和團濫殺無辜，但是他們說的不是事實，義和團是殺了華人，而這些華人大多數是洋人的幫兇，俗稱的“二毛子”，也就是中國最早的偽軍！

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封建保守勢力強盛的時代，普通老百姓對於洋教這種“只拜上天，不敬祖宗”的宗教那是敬而遠之，正直的民眾根本就不會入教。而入教的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平日裡在鄉間遊手好閒、欺男霸女的惡棍。他們入教也並非是誠信上帝，而是看到了洋大人的強勢，想要尋求靠山和庇護。而這些洋教士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只要想入教的人一概是來者不拒。所以，教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這些人渣。而這些惡棍因為有了教民身份和洋大人的庇護，自然就越發的囂張狂妄起來。欺男霸女、強搶豪奪，強徵別人土地……這些惡性做了不知多少。這讓民間對於這些惡棍的靠山洋教士那是痛恨異常。

據河北景縣縣誌記載，法國傳教士任德芬、湯愛玲等在景州大地上站住腳後，恣意妄為。他們不擇手段地發展教徒，縱令教徒藉端搶劫，魚肉鄉里，對不信教的百姓任意侮辱、欺壓，更有甚者，迫使眾多非教徒離鄉背井，東朱河就有幾十戶村民因不信教被排擠出村。任德芬、湯愛玲後被憤恨之極的民眾殺死。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佈的佈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敢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列舉。’正是由於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一些教民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大小教案一千五百餘起，並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法國主教樊國樑，他組織武裝教民3000人保護教堂，還有40名正規軍，盤踞在北京的北堂中剿捕義和團。在民教衝突中死傷最多的是義和團，因為他們只有大刀長矛，而教堂武裝擁有新式武器。清末貧苦農民參加義和團燒教堂殺傳教士個教民的最根本原因還是西方傳教士肆意招攬當地地痞流氓入教，而這些無良教民又仗著教會勢力的庇護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就連一向仇視義和團，庇護外國教會的袁世凱不得不承認“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76頁）。

據《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卷記載：“一依教堂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與人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縣廳鎮凡建有天主堂者，地方輒不能安生，而教士之勢，為禍至於無窮。”

直隸一帶的教堂，幾乎都有洋槍武裝，例如在保定有一處教堂，有70多名教徒同義和團作戰，“他們有很好的槍，而義和團沒有槍，只有刀和矛，當義和團衝上來時，天主教徒就開槍打死他們。”（傅值理《梅子明傳》）

可見，所謂的“二毛子”就是指華人中那些投靠了教會和洋人，恃仗外國勢力的庇護，凌駕於官府和法律之上，橫行鄉里，欺壓百姓，壞事做絕的走狗漢奸。

教徒武裝還給八國聯軍帶路，甚至私設公堂審問群眾， 由此可見，“二毛子”們還是中國最早的漢奸武裝！

這些二毛子就象幫著洋人四處行兇的惡狗，和主子一同被人圍起來痛打了一頓，被打斷了狗腿，遍體鱗傷，時而蜷縮在角落裡嗷嗷地哀鳴，時而竄出來狂吠幾聲，懷著喪家的哀愁，含著切骨的仇恨，喃喃地詛咒著那些無情地暴打它的人們——“拳匪”。

1900年六月初，義和團進入北京城。當時傳教士在使館區集中了2000餘武裝教民，天主教北堂集中了3000餘。義和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們喊話，要他們放下武器，並將“敦促投降書”用箭射進去，要他們“出教堂投誠，必不殺爾等”。但只有少數人從缺口圍牆逃出，而大批教徒在傳教士的裹脅下，在使館區和北堂周圍被利用來挖戰壕，做防禦工事，運送彈藥，抬擔架，燒飯，挑水，協同作戰，以至於充當間諜，化裝潛出送情報等，有不少教徒因此而死於非命。

歷史事實說明，那些真正信教的善良的中國教徒是在外國傳教士的矇蔽和引誘下入教的，他們本身就遭受了外國教會的奴役和盤剝，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義和團運動中成為外國侵略者的殉葬品，究其原因，完全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所造成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二毛子”才是謀害他們的真正的元兇！

固然，義和團運動由於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意識尚處於鴻蒙初開階段，其愚昧的組織形式是不可否認的，也不可避免的有許多山林草寇市井無賴混混們混跡其中趁火打劫濫殺無辜教民，但是這些瑕疵並不能抹殺義和團反帝愛國的運動性質，對比一下，東北抗聯吸收了許多土匪武裝，後來有些土匪投靠日本關東軍，有些脫離抗聯以抗聯的名義打家劫舍，這些瑕疵並沒有抹殺掉東北抗聯的愛國光輝形象！

義和團的主體是中國農民，他們來自廣大的鄉村，大多數人都是靠土地生存的安善良民，他們的反抗動機非常單純，雖然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但是他們的血性尚存，誰動了他們的乳酪，他們就和誰拼命！傳教士及不法教民對他們土地的掠奪，激起他們強烈的反抗難道不應該嗎？

法國大革命是偉大的，它摧毀了法國的君主專制統治，給歐洲大陸帶來了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法國大革命的陰暗面就是革命黨人濫殺無辜， 特別是有“九月屠殺”那樣的暴民私刑。據統計在羅伯斯庇爾掌權的3年期間，在巴黎斷頭臺被處死的就多達七萬人， 以至於法國大革命的領袖羅伯斯庇爾因為被指控濫殺無辜，自己被治罪砍了腦袋。

這件事和東方的義和團運動相映照，足以說明，雖然所有革命運動都會有其暴力性或者是失控， 法國大革命時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是血雨腥風，個人自由受到了踐踏，人民承受著慘痛的生命犧牲的代價，這些都是革命運動特有的現象， 但是我們能因此否認它的積極性嗎？ 我們能因為支流而否定主流嗎？俗話說：“ 青蠅點璧，瑕不掩瑜。”因此一個人光彩照人的形象，也是不會被某些區域性的醜陋所遮掩的，義和團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一樣瑕不掩瑜。

馬克吐溫對義和團的支援的演講《我也是義和團》中說：

為什麼不讓華人擺脫那些外華人？既然我們並不准許華人到我們這兒來，我願鄭重宣告，讓華人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裡去，拳民是愛國者，我們祝願他們成功。拳民主張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拳民，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德國《科倫報》1900年7月7日發表題為“我們的中國志願者”的文章，寫道：“我們的傳教士的熱情對於血腥的起義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如果華人想要派遣人來讓我們皈依孔夫子的學說的話，我們歐洲人又會做何感想。對於擁有歷時數千年的宗教的中國來說，今天問題是同樣的；他們在與曾經在1860年焚燬了頤和園的歐洲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在許多其他事務方面，並沒有看到什麼好事。”

次日，《科倫報》又發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爾的著名美華人約翰·佩蒂凱利斯向《帕爾馬爾日報》報道了已被謀害的克林德先生有關傳教士的下列評論：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屬於較好階級的人都很少與傳教士交往。投靠外華人的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目的在於獲得外華人的保護，而為此他有時要繳納一點錢財。”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全程參與者、沙俄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的回憶錄《俄國在遠東》說：“義和團的產生及其迅速發展……老百姓對洋人的積憤主要是因傳教士的行為引起的，由於某些列強，特別是俄國在滿洲和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政策，使這種積憤在上世紀末更加強烈起來。外華人以戰略上、政治上的考慮以及以賠償為藉口，完全無視中國主權，以租借形式佔領了中國的港口和大片領土。

著名的“中國通”、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公知的洋祖師爺的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說：“引起民眾不滿的一個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後許多中國教徒所表現的傲慢的，甚至肆無忌憚的行為。據報道，有些中國教徒穿著西裝，坐著轎子招搖過市，因教堂事務而闖入衙門，或者利用他們和外華人的關係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於依仗教會的支援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壓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華人之間的摩擦……由於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引起的疑懼和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衝突極為普遍。從1860年至1900年這40年間，發生了需要透過最高外交途徑來處理的數百起重大事件或騷亂，至於地方上不難了結的案件則有數千起之多。”

《劍橋中國晚清史》承認，洋人的作惡，是導致義和團運動的根本原因：“半個世紀的外華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

顯然，在漢奸眼裡的洋大人看來：

1、義和團是：品行端正、鐵骨錚錚的漢子。

2、信洋教的教民：“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為者。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洋大人的眼裡，罵義和團的公知，就是：一群賤骨頭。

當然，這不妨礙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戰時期日本人豢養二鬼子一樣。

這一類人永遠的仇視著義和團，一直到現在仍舊如此！晚清時期他們就賣身投靠外國勢力，倚仗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庇護，橫行鄉里、欺壓良民、作威作福，吃教、仗教的漢奸，老百姓稱他們為——“二毛子”。他們就象幫著洋人四處行兇的惡狗，和主子一同被人圍起來痛打了一頓，被打斷了狗腿，遍體鱗傷，時而蜷縮在角落裡嗷嗷地哀鳴，時而竄出來狂吠幾聲，懷著喪家的哀愁，含著切骨的仇恨，喃喃地詛咒著那些無情地暴打它的人們——“義和團”。

到了當代，這些“二毛子”搖身一變成了慕洋犬和精日分子和文化漢奸，他們惡毒的抵毀和咒罵義和團，把義和團妖魔化，在網上抹黑義和團，無疑是在配合他們的洋主子消解華人民對外來壓迫的抵抗意志，以期能夠在將來很輕鬆的得手。

因此，對外國主子眷戀和維護，對義和團運動的仇視和汙衊，是他們的一種走狗般的本能的反應。

在英勇的義和團的抗擊下，侵略軍高層認識到侵華戰爭難以征服中華民族！他們驚呼道：“華人如此勇敢，實為從來所未見，以往尚不信他們如此戰鬥，故聯軍此次行動實屬魯莽。”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 早在在1901年2月3日給德皇的奏議 中說：“關於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刻武備之虛弱、政象之紛亂而論，實為一個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但是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後，瓦德西改變了看法。在他所著的的《拳亂筆記》一書中說：“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生靈， 對如此堅強國民的國家， 故瓜分一事是為下策。” 瓦德西對“瓜分中國不能”的判斷根由就是義和團的愛國反帝精神，也就是說，因為義和團運動的發生，中國才沒有四分五裂，我們才有幸生活在如此幅員遼闊，地大物博的大中國！

阿Q放回庚子國亂之時，在阿Q的帶路下大清能勝嗎？阿Q如此地位低下的“奴才”如果“僥倖”遇到八國聯軍進犯阿Q“帶路”又會做出何等“大事”？

在我看來阿Q雖然是地位低下的，可是阿Q又是善於耍小聰明的，如此仇視“趙老爺”的阿Q有了翻身機會肯定會“城頭變幻大王旗”乘機威風一把，當個“帶路黨”或者在義和團大師兄手下當個“攛掇仔”吹捧大師兄的神力趁機“撈一把”也不一定！

可如果非要把阿Q和義和團安在一個陣營，阿Q充當的角色就是那個為義和團大師兄搖旗吶喊的小嘍囉了，義和團雖然有“護國”之勇，但充其量不過是些坑蒙拐騙的把式，打官兵都打不過談何打八國聯軍！

對於阿Q這種自卑又自大的心理，一旦得了勢隨了義和團，定會把“趙老爺”幾十年來的火氣灑在洋人、“二毛子”“三毛子”上，喊打喊殺最兇者，高喊“愛大清”口號最兇者必是阿Q，然而洋鬼子上來了，阿Q又必然是躲在背後暗地裡罵一句“該死的假洋鬼子！”然後躲在戰壕裡，一輪子彈過去，大師兄們都死光了，唯獨阿Q裝死躲過一劫！洋鬼子走了，阿Q就趁機開溜。

如果不幸被“洋大人”抓到了，阿Q定會說：“洋大人，饒過奴才吧！”洋大人一看這麼個“廢物”說，你是幹啥的？“我是良民，大大滴良民！”洋鬼子一看阿Q這窮酸樣，說：“你知曉拳民老巢在哪嗎？”阿Q急忙點頭。洋鬼子說了句：“Good”，阿Q抓了抓頭不甚明白，假裝明白糊弄過去了。就這樣沒幾日“拳民”阿Q又成了洋鬼子的帶路黨，夜裡洋鬼子喝洋酒洋賞了阿Q一口，阿Q喝得美的不得了，阿Q突然醒悟，“這洋鬼子待俺不錯啊。”

沒幾日阿Q就帶洋鬼子找到了“拳民”老巢，看著洋鬼子與拳民一通亂殺，阿Q舉著洋酒，有些微微醉了，“這酒不錯，真是不錯！”“呵呵”然後打了一個飽嗝！

遠處一顆流彈打來，直戳阿Q腦門，阿Q倒在了地上鮮血直流，洋酒灑落一地，高檔洋杯子也碎了一地！

沒幾日坊間訊息：“大清敗了李中堂大人正在與洋人和談”，義和團聽說後嘆了口氣，都紛紛脫下袍子回家種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