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是有這個宗法性傳統宗教的很多東西的，你看孔子另一方面有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一種非宗教性的一面。儒學的基本內容是一種人文性的學術理論，是宗法性傳統宗教的一種人文化，宗法性宗教和儒家學說是一個既有聯絡有區別的，二者都是一種宗法等級社會的上層建築，但是傳統宗教涉及宗教觀念和宗教崇拜體制，使得宗法倫理關係變得神聖化，可是儒學不一樣，儒學則是以社會倫理學說使之理性化、合理化、社會化、世俗化，他是對老子道德的那套學說裡的德的一個闡發，根源則來源於三代宗法體制，你看宗教推行的是這個“敬天法祖”之儀，儒學則教之以“忠君孝親”之義，所以二者的區別與聯絡集中而明白的就體現於此。

儒學在西漢董仲舒將其體系化神秘化之後呢，被歷代的王朝封為獨尊至上的國家哲學，對國家宗教體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的儒學主張的是神道設教，這是傳統宗教對社會倫常的教化之功，另一方面呢儒學的重人倫，重人道的一種人文傾向於限制了傳統宗教的發展和影響。避免其走向進一步神學宗教化的程序。所以前一方面是使得宗法性傳統宗教作為國家宗教與作為國家哲學的儒學能夠共生共存。而後一方面又使傳統的宗教始終處於儒學的獨尊地位之下。傳統宗教不可能超越儒學而得到獨立的發展。這就是儒學壓抑國家宗教。

因此，中國歷史就出現了這樣的一種情況：中國的宗法性傳統宗教曾經孕育了和神話了皇權，但是他自始至終卻臣服於皇權之下，它曾經孕育了儒家學派，但他自身卻在儒學成為國家哲學之後，降格為從屬儒學的次尊地位，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的性質、內容、作用和歷史命運，就是在它與皇權和儒學的這三者複雜交錯關係中決定的。

所以在後人看來，好像中國傳統文化全是儒學，但其實是國家宗教在背後做鋪墊和基礎的，如果沒了國家民族宗教，儒學就是個框架了，沒有實質的內在，只不過儒學的世俗性壓抑住了神學的宗教性，並且儒學被神秘化後還表現出了國家民族宗教神學化的一面，這就使得很多人誤以為儒學是宗教，這是典型的把宗教和非宗教給搞混了，請一定記住宗教四元素，宗教觀念、宗教體驗、宗教行為、宗教制度系列過程的統一和綜合。如果把中國傳統文化拆開為世俗政治的皇權、宗教化的國家民族宗教、血親社會倫理性質的儒學，三條思路來看，儒家是不是宗教一目瞭然，搞混是因為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皇權和儒教。

我們下面再稍許論述一下，不然還是有人不理解。

很多人所以把某些非宗教文化形式宣佈為“宗教”、“準宗教”、“世俗宗教...其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不知道宗教是四種要素的統一和綜合，而把宗教與非宗教在某一方 面或某幾個方面的相似之處誇大為整體的相同。中國和西方都有相當多的學者把“儒家學說”說成是一種“宗教”，即儒教，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歷史上的孔孟之徒把孔孟奉為“聖賢”，把他們的著作奉為“經典”,採取某種類似宗教崇拜活動的行為對“大成至聖先師孔子”頂禮膜拜。乍一看像是宗教，你百度搜索一下祭孔大典，不明所以的人一看就像是宗教儀式。

“儒教說”之所以不妥，主要在於此說只看到了儒家與宗教的外在行為方面的相似性,而忽略了一個本質上的事實：孔子、孟子本人是學者；他們的門徒也只是把他們看作是“聖賢”；而所謂“聖賢”，是指道德高尚、知識淵博的人，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求治的元素，（政治家和法老承擔。法老是古埃及社會的國君。）和啟蒙的要素（由哲人和博物學家承擔。博物學是科學的前身。）還有教規的要素（由建立人、賢人、教主和僧侶承擔。）

這是三大原始文化要素，這三個由一人承擔。我們把這種人叫聖人，你看這背後是人而不是超自然的神，這是宗教與非宗教的最大區別，也是我前面說巫術和科學的最大區別。

孔孟建立的理論是一種社會的、 政治的、倫理的人文學說，而不是引導世人去追求天堂、淨土之類超自然境界的宗教體系。士大夫的追求是的學而優則仕，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不是像佛教讓你去超脫生死的，孔孟儒學是讓你學以致用，是追求現世的，就算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也是為了死後流傳千世，這依舊是現實世界的追求。對於中國傳統的國家民族宗教，士大夫既有信奉和敬重的一面，也有否定和批判的一面。孔子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主張“畏天命”，這是宗教性的信仰；但他同時又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表現出反傳統宗教的態度。

儒家學說是一種國家哲學，宗教與哲學的關係是這樣子的：軸心時代的出現了中國、印度、古希臘三大哲學系統，因為這三大哲學系統的思想家擺脫了傳統宗教信仰對人的精神和理性的束縛，這些人在此開始對人類自身的意識以及對世界萬物的本源、物質質料由什麼組成等問題，也就是本體論進行反思，這是古希臘，有的把人與天道的理解落實到人與人的人際關係處理這是老子，有人把人與人的人際關係處理落實到政治上這是孔子。他們把思想本身作為物件，提出了對歷史進行自我理解的正規化，他們的思想成果成為了歷史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文化軸心，中國的孔老諸子、印度的《奧義書》和佛陀以及希臘哲人出現後，神話時代就結束了，理性從人類最原始時期對萬物的驚異和追問所產生的的神話中脫身而出並且開始反對神話，首次出現了後來所謂的理智和個性、理性與邏輯，東西方開始出現哲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等。這是歷史發展的脈絡，這也是其背後的意義和內涵以及底層邏輯。

三大哲學系統都是利用理性闡明的經驗去審視傳統宗教和神話，反對用超自然神靈的神蹟行為來解說宇宙的起源、自然的演變、文化的發展、而是應用人的自然理性對自然現象做出自然的說明，對社會生活做出人文的理解，也就是說此時哲學一開始就是走了不同於宗教和神話的道路，它總是努力把超自然的東西還原為自然的東西，把以神為中心的神本主義還原為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把信仰主義還原為理性主義。

但是這個關係比較複雜多變的，二者不是簡單地對立，也有統一性的一面，哲學中很多派別是對宗教神學有著不同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而宗教也有類似情況。有些宗教不只是用信仰主義，他們會用哲學來論證其教義。使信仰帶有理性外在形式。早期哲學思考的是神學問題，那麼不可避免神學會對哲學產生很多影響，反過來哲學也為宗教神學在不同階段提供了很多對自然、社會、人生以及神學問題的新答案。這就會直接和間接的反饋到宗教神學體系中。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科學院是從宗教神學院中產生出來的。而那些科學家和哲學家原本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並且現代科學之所以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賴於基督教改革的。

周公旦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中帶來的理性化、道德化、社會化、世俗化、倫理化等等的人文精神孕育出了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子的儒家哲學的種子，所以中國宗教是中國哲學賴以孕育的母體，中國哲學脫胎於周代的國家名族宗教的。就好比西方的哲學是科學之母一樣。

老子以及孔子等諸子百家的出現就是當時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宗教的精神統治逐漸走向奔潰的產物。東周由於異族入侵，平王東遷。東周王族實力日趨衰落，宗法等級制的社會統治紐帶和宗法倫理性國家宗教的精神控制紐帶日益鬆弛以至於崩潰，於是出新了中國歷史所謂的“禮崩樂壞，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的社會大變動局面，也正是有了天下崩壞這一的局面才使得諸子哲學百家爭鳴，這種文化學術盛世的出現是因為此時沒有傳統國家民族宗教信仰體制的限制和約束，所以才登上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舞臺。而不是一般人所謂的那時候朝代的國君對人比較寬容和仁慈。

如果傳統不崩塌，諸子百家被信仰體制壓抑就不會出現，你看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對政治、軍事、哲學、倫理、法律等的新的非宗教理解，這在宗教體系和氛圍下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本來都是屬於宗教來解釋的，而不是個人來解釋的，這在周天子時代天帝至上，天命決定一切人事、天帝決定一切的背景下是不可能的，諸子百家如果放在周代那成了異端邪說。

為什麼後來會出現天人合一的觀念，就是因為中國哲學和宗教的一個密切關係。孔子集編的《詩》三百篇裡有歌頌天神天帝的，也有不少疑天、怨天、咒天的詩句。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直接說“天道遠、人道邇”處理人間事物應遠離鬼神而盡人事。這種對天命鬼神表示懷疑以至於否定的人文精神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中國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哲學。

咱們看孔子，他的社會倫理哲學思想就是擺脫傳統宗教。發揚周公旦禮樂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保留了傳統宗教中的天和天命論的一個形式，但是卻淡化了，以至於消除了天地人格性、抽象性，努力限制天命的消極作用，強調人應該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人事未盡，不可言命，對於鬼神的有無和死後的生活只有一種類似的懷疑主義，不可知論的一個態度。

你看老子一書中充滿了這種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哲學思辨，它是關於道法自然，天道自然無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思想實際是對傳統的宗教之天的神化完全否定，他把本以為自然法則的“道”哲理化成為宇宙的本體，不僅是宇宙萬物之宗，甚至是“象帝之先”。

你看莊子的進一步把“道”當成了天地鬼神的本質，只要人把握住了道，就體認了鬼神的性質，所以沒必要有畏懼之心，老莊道家的哲學雖然不完全否定天地鬼神的存在，但是也的確貶低了他們在傳統宗教中的神聖權利和地位。

孔老外的其他諸子思想中一方面存在宗教內容裡的殘留，更多的是充滿著人文理性，具有不同於傳統宗教，甚至是反傳統宗教的性質。法家和兵家在宗教哲學上是典型的無神論，墨子的思想本有著這個相當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因為其“天志”“明鬼神”的政治內容卻傾向於“百姓之利”。以天神的權威去限制統治階級，因此過去傳統國家宗教為君王君權服務其實是大異其趣。墨子的天鬼之說，對於三代以來的國家宗教而言，它是具有異端神學的性質。

後來的孟子，他主張天人相通，荀子就反對他這個天人相通，主張天人相分，強調天人的分別，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職分，他否認天命，後面的咱們就不說了，總的來說都是對傳統國家宗教的天命觀的顛覆和否定。

孟子的天人相通論直到西漢董仲舒把其神秘化為天人感應論。所謂天主宰一切，這一次，君權神授又回來了，請記住君權神授不是董仲舒的發明。上一次君權神授就是三代時期。並且董仲舒還把陰陽五行引入他的天人相通的體系，以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剋的關係作為論證三綱五常的神聖依據。是董仲舒把儒學推向了宗教化、神學化的道路。為秦漢以來重建國家宗教提供了哲學性的論證，所以漢武帝當前非常需要這個來為自己的權利做加持，所以發生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為其他學說最原始狀態都是限制君王、而宗教化了的孔孟學說和最原先的為君王服務的國家宗教天命觀則融合的非常好，為以前的國家宗教提供了哲學論證，後來佛教傳入更是將儒學的體系給邏輯化了。

於是這一套體系的建立使得儒學的三綱五常學說建立在神秘主義的基礎上，使得儒家倫理具有更加神聖的意義，於是從秦漢以後成為歷代王朝的國家宗教中心教理。這就是“崇天敬祖”為中心的國家宗教和國家哲學的儒學關係的曖昧。但是儒學是人文學術、國家宗教是神道體系。性質上是不同的，但二者都是國家的最高意識形態，內容上平行一致。

宗教“敬天法祖”儒學“忠君孝親”為君王服務，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宗法血緣倫理社會結構。但是神道與人道的界限是涇渭分明。儒學是核心內容，宗教是表現形式，是內容與形式、裡與表的關係。所以我們才說儒學壓抑了國家宗教。

後來東漢時期由於道家哲學的某種神秘主義內容與傳統的巫術和戰國秦漢時代流行的神仙方術是思想相結合，形成了道教，張道陵創道教，然後追認軒轅黃帝和老子莊子為他們的這個創教的代表人物。經典是《易》《老子》《莊子》。認元始天尊為最高神，這是單拜主神教，神下面有三清，三清之下一群神仙，那後來，印度佛教也逐漸傳入中國，佛道二教大行其道，吸引了眾多的信徒，那麼，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從其早期的這種太平道開始，就把儒學的這個哲學的忠孝之道作為修道之人得道成仙的基本標準，而佛教的是關於業報輪迴的教義，本來是不講這個忠君孝親的，但在中國面臨這種宗法社會的國家它必須得改變。國家民族宗教和儒學以及道教甚至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都在批判說佛教“無君無父”視為異端邪說，佛教為了求自身的生存發展，也不得不把儒學三綱五常的倫理解釋為佛教的“五戒，十善”作為眾生的業報輪迴的善惡根據，就這樣都還發生了後來好幾次滅佛的事件，可見國家宗教作為主流的強大。

那你看，這樣一來，儒學作為國家哲學在意識形態上的獨尊地位，就使得宗法性傳統國家民族宗教在與其他宗教的混合中它一直保持著主體地位，那麼在此之後的這個歷史發展中，那麼我們就能看到國家宗教和儒釋道共同構成的文化大格局。

更多關於佛教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影響的後續我們再聊。

所以顯而易見，孔孟儒家並未構想出某種作為宗教的核心和本質因素的超自然的神靈觀念。因而，並且他們的學術思想的本質是對國家宗教的天命觀產生一定的懷疑，我們不能視其為宗教。也就是說從殷代的君權神授到商代的德運天命觀所形成的完備國家宗教制度因為社會動盪的原因產生諸子百家對其的思考和質疑，然後進而產生中國哲學思考，宗教將哲學孕育出來了。

這就接上我們之前聊到原始時期資訊量偏低的時候人類對自然力量的驚異和好奇走向了兩個方向，第一個就是信仰文化，信命文化，宗教文化，神學文化這類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突現論的思調。第二個就是哲學文化、理性文化、人文精神等這類以自然去理解自然的還原論的思調，後者是用理性對自然的本質進一步探究。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把這個壓抑的思路給解放了，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這一哲思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我們這邊因為很多獨特的原因壓抑住了哲學這條路，使得哲學變成了為人與人服務的工具，因而缺乏了對宇宙和物質深層原因的追問，這就是中國有那麼多技術卻為什麼沒有科學的其中一個原因，而且更嚴重的時候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恢復了最開始君權神授的天命觀，將哲學加入了宗教元素更是將理性等方面的內容儘可能的壓抑，直至後來宋明朱熹的理學，完全成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一種極端，這時候不僅是理性全部喪失，人性也被極端的壓抑著，當然這個極端也是應當時社會需求而產生的成了服務帝王的工具，這一點我就不再細說了，節目內容有限，這方面內容如果細說，十天十夜都不夠。

所以就孔孟學說的本來面貌和中國歷史上儒家學說的主流而言。後來的中國社會中確有部分人把孔子神格化，把儒學給神學化、宗教化，在某一時間段和民族國家宗教給融合到一起了，不過，這並未成為儒學的主流。因此，我們不能把支流等同於主流，把整個儒家當成儒教。

自古就有三教九流之說，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怎麼就成了儒家不是宗教了呢？

雖然都信奉老子，但道家與道教不是一個摡念，東漢之後才有道教。

宗教/

早期，宗即祖意，宗教可以理解為老祖宗的教導宗。這裡說教導當然是有智慧的最有智慧的老祖宗。

後期宗教成型，宗可以理解為系統的傳承，傳承於祖慧。教有了教體——教的內容，教的組織，教的儀式。組織和儀式的目的是保障信徒恭敬聆聽先賢的智慧。隨著深入世俗越來越神秘化神聖化。到了現在組織和儀式成了宗教的主要屬性，領受智慧反而次之了，教體成了信徒證明自己正統的工具。

儒家有傳承但是不繫統，組織鬆散，儀式不完全。學儒的信儒的以自學和參學為主。

儒釋道三教在中國都是比較鬆散的組織。這也是中國的特色（告訴你方向方法，但是並不強制你信。）也和三教的教義有關。即使你堅信不疑，也不保證你悟道。

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必須要有符合組織的各種形式、再加上符合宗教的諸多特徵。

作為組織，一般有固定加入和退出的儀式、有成文的組織規則、公開的組織系統，組織成員需要遵守行為規則、承擔違背行為規則的責任。

而宗教的主要特徵包括，有教主/教宗或宗教系統內系列神靈，有公開、穩定/呈文的宗教理想/經典、有成熟的傳教模式、有系統的宗教修行方式和規則/紀律、宗教成員有遵從教主指令行為的義務。

大家可以對比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各種組織形式/行為規則，來對比以上組織和宗教的各種特徵。

而儒家，從整體上來說，雖然有公開、公認的經典著作，但沒有組織規則，也沒有帶約束力的成員行為規則，更沒有違背行為規則需要承擔的強制責任。

所以，儒家從形式上就不能作為完整、完善的組織存在和發展。

同樣，儒家文化屬於自然擴散，並沒有組織去做主動的傳教模式，學習儒家經典也不需要遵守什麼特定的行為規則（如禮拜），最關鍵的是沒有組織結構和組織領導，沒有固定成員活動，成員也不需要按照組織領導的指令去做事。

所以，儒家和儒學作為一種流傳很久的文化，是開放性的，你可以學或不學，也跟血緣出身沒有任何關係，學一半放棄也不需要任何人同意或經過什麼手續，所有這些，都代表著這一文化現象，即沒有組織性，更缺乏宗教特徵。

在中國歷史上，更接近宗教形式的是道家，但道家追求自我修養的特徵，與傳教模式的宗教形式差別較大，這也是道家即使算類宗教也競爭不過佛教等其他宗教的生存結果吧。

儒家和儒學，在有些特定年代被一些教條主義者，特意的向宗教模式上引導，比如增加各種祭孔儀式、人為制定各種日常行為規則、各地設立孔廟為核心的組織機構，等等。

但總體上，這些束縛人性的宗教手段，都是與儒家思想解放人性的本意相違背的，所以也都是不了了之，沒能把儒家拖入宗教的泥潭。

所有的宗教都是基於對死亡的解讀而展開，對於逝者應有的尊重，對現實的生活賦給予指引，對未來的生命賦予能量和寬容。

儒講的是立身治世的學問，但儒治不了世，治世的是法家，王朝統治歷來是外儒內法外聖內王。後來入學演化出一整套修行的方法，逐漸有了宗教化的傾向。

道統乾坤，世間萬物一個道字，講規律，講統一體內矛盾雙方共存互生，相互鬥爭轉化，推動事物發展。

老子的道學也是哲學，後來在漢末道學和神仙方數相結合才出現道教。

佛講的是裡苦得樂，棄我執，脫輪迴，從人的慾念上找到人生苦的根本。而且佛講的實相本空是最近百年才被科學證實的，誰知道佛陀在入定正果究竟看到了什麼。佛陀圓寂後六百年不立偶像，不立文字，佛講的是哲學，是對我們身外和自身的認知。至於後來的寺廟偶像香火朝拜，那是後世把佛學演化成了宗教。

總之，在那個思想大爆炸的時代，佛學、道學和儒學都是對世界的思考，都是哲學，後世才逐漸演化為有儀式儀軌、有偶像崇拜的宗教。

宗教者，祖宗之教誨也！凡是不以祖宗之教誨為本者！故不可謂宗教！而有甚者，則以為兒孫勝於祖宗，此乃兒孫教是也。

儒學在中國的傳播形式有諸多宗教的特徵，如教主、教徒、教義、教堂、經書俱全。

宗教信仰兩個特點，超自然和超社會。

超自然，比如基督教上帝，在其宗教內是超然存在的你不能用邏輯和科學去解釋上帝是什麼，也不能用科學去證明或證偽上帝的存在。

其次，超社會，就是不能用日常經驗和倫理去解釋上帝是什麼，也不能用這些去證明上帝存在不存在。

換句話說，宗教信仰是無條件相信，不需條件、不需理解、不需反饋。信仰者並不在乎所信仰的東西是否可以被解釋、證明甚至是被理解。正如西方哲學大家德爾圖良所言，“正因荒謬，我才信仰”。

儒家在中國是宗教。

在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沒有儒教和道教。在中國三大教有儒教，道教，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在中國發展壯大。

宗教是一個時代，也就是一個朝代的產物，君主皇帝的欽點和民眾的信仰，隨之而產生的。

這裡宗教的宗，有點，祖宗，宗廟的意思，但宗教是以一個大的集團而信仰所定的。

中國清靜說:除了伊斯蘭教，別的都不能稱為宗教，這就是宗教的排它性。例如，基督教的老天爺(上帝)稱為主，而伊斯蘭教的老天爺稱為真主，有真主就有假主，誰是假的呢？

別誤導了。

應該說，儒家思想是宗教。

幸好中文是象形文字，早已經從宗教兩字告訴了真相。教科書的洗腦掩蓋不了真理。

宗，《說文解字》上解釋說是主要的重要的。教則是指教育。

宗教是指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學。

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老夫子被人【至聖先師】，“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指的就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