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喜歡聽好話，這是有原因的。

淺層次的講，聽到對方說自己好話，覺得有面子，有面子的事，誰都喜歡；深層次的講，是一種心理問題，人在受到語言打擊或貶斥時，心理受到刺激，會產生保護自己並進行反擊的慾望，這種狀態下，人心理是壓抑的，感到不快樂；相反，聽到對方說自己好話，是對自己讚美，也會心情舒暢，坦然接受，同時，讚美的話也是對自己的肯定，滿足了自己被人肯定心理需求，當然很高興。

一個能夠認清自己，和認清他人的人，是不會讓別人的好話或壞話左右自己的情緒的。能為別人左右的人，大多很脆弱。

（熱愛生活，崇尚自然，真誠交流，敬請關注。）

或者說這也是人性的弱點！

人人都愛聽讚美的話，是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和肯定！疏不知，美麗的語言有時候像是迷幻藥，讓看不清自己的人盲目多了份“自信”，過度膨脹的虛榮心脫離了現實，遊蕩在慾望的世界裡找不到方向，迷失而不能自拔！

所以要踏實走好每一步路，瞭解自己的優缺點，好聽的話誰也想聽，但是保持自己才是最好的狀態！

人人愛面子，人人須要鼓勵，鼓勵才能讓人有進取心，愛面子才會把事情做到完美。好話、吉利話往往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入耳如沭春風，飄飄欲仙，就連上檔受騙有時也難覺擦，就算知道了也要為了面子忍著。所以喜歡聽好話丶吉利話也要分清楚別人說話的用意，如果誰能將不好聽的忠言也換個方式說成是好聽的吉利話那才叫本事。

好話一句三冬暖，惡語一句六月寒！簡單的說，好話是對人的一種尊重和讚美，給人一種春風佛面的感覺，誰會不喜歡？！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聽到了對方的吉利話，就等於接受了來自對方的積極的心理暗示，會對你的心情有積極的影響，最起碼會讓你一整天都心情愉快！愉快的心情不僅有利於身體的健康，更有利於工作的順利，有句話說得好：送人玫瑰，手有餘香！讓我們都多說吉利話，學會讚美別人，欣賞別人，這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美德！

人感到開心會分泌腦內會分泌腦啡肽和多巴胺，大腦內神經調節物質乙醯膽鹼分泌增多，血液通暢，皮下血管擴張，血流通向面板，使人容光煥發，給人一種精神抖擻、神采奕奕、充滿自信的感覺。

之前有研究植物在同等互動環境下，對一盆植物讚美誇獎，對另一盆植物謾罵批評。一段時間後，接受讚美的植物長相喜人，亭亭徑直；收到謾罵的植物萎靡不振。

植物尚且如此，況人乎？

每年春節，全世界有超過十億人加入慶祝的行列，並展開一場微妙的文字遊戲。它很像一組求愛儀式——為了招來好運，人們會用喜慶字樣的剪紙來裝點住宅與門戶。要理“發”的，年前趕緊理完，誰想在新年伊始削去財運，哪怕只是稍事修剪？年夜飯的菜餚裡通常有魚，因為人們希望“年年有餘”；有的地方還時興吃一種名為髮菜的藻類，因為諧音“發財”；或有“橙”，寓意為“成”。

在英語中，巧妙的雙關也被人們津津樂道，諧音也是廣告中常用的招數。但漢語將雙關推到了新的高度——它深植於文化深處，人們堅持說吉祥話、做吉利事，以期招來好運；同時忌諱不吉利的話語和行為，以免倒黴。由於跟“死”諧音，數字“4”沾染了不好的含義。很多中國人絕不會購買地址或門牌號含“4”的房子。因為分別諧音“餘”和“福”，魚和蝙蝠常常出現在一些視覺設計中。中國的送禮習俗中也充斥著諧音禁忌：蘋果可送，取“平安”之意；但梨不可送，因忌諱“分離”。你要是問一箇中國人，為什麼特定的物件、數字會跟吉利與否聯絡起來，對方常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因為它跟某個字或詞同音。

北京廠甸廟會一景。魚是財富的象徵，因為它與“餘”同音。

為什麼諧音與中國的傳統及符號象徵如此密不可分，而西方就沒有這種現象呢？在所有語言中，歧義和諧音都是常有的事，以至於很少進入人們的意識層面。1978年，語言心理學家布魯斯·布里頓（Bruce Britton）梳理了共計一百萬單詞的英語文字語料庫，並作出保守估計：至少32%的英語單詞是多義詞。在最常用的100個單詞中，多義詞佔到93%，有的甚至有30個義項。語言學部落格作者傑夫·普勒姆（Geoff Pullum）的一個提問巧妙地捕捉到了這種一詞多義的現象：“支柱、職位、電池端子、軍營、博文、耳釘的釘身、貿易站和郵寄信件，這些詞跟廣告牌、記賬、保釋及指派外交官有何共通之處？你可能要沉思片刻才能反應過來：以上事物都指向同一個英語單詞：“post”。

在英語中，人們對諧音比較隨意，很少去澄清意義，哪怕語境允許多種不同的解釋。維克多·費雷拉（Victor Ferreira）做過這樣一項研究：設定視覺場景，其中同時有一根棒球球棒（英語單詞為bat）和一隻飛行的蝙蝠（英語單詞也為bat），然後讓受試者描述其中的物體。在某些條件下，63%的人都只說是“the bat”了事，而沒有澄清究竟是球棒還是蝙蝠。

但在中文語境下，人們對同音歧義似乎更為敏感。語言心理學家邁克爾·葉（Michael Yip；音）和伊愛玲（Eiling Yee；音）提到這樣一種印象：說中文的人更傾向於澄清潛在的歧義，哪怕根據上下文，其所指已經非常明顯。伊愛玲舉了個例子：“我的房貸該續簽了，所以約了銀行（英語單詞為bank）——就那金融機構，不是說河岸（英語單詞也為bank）。”這種對同音歧義的敏感若是中文使用者的共性，那麼，它必然也契合諧音在中文中的顯著地位。

語言、思維和文化的聯絡是一片開放的研究領域，其中大部分仍有待科學家的探索。不過，就眼下中國文化而言，諧音與“口彩”的互動令人不禁想問：不同的語言是否會強化不同的主觀體驗？特定文化概念——比如吉利與否——會不會在相應的語言中留下印記？

普勒姆認為，語言絕不會企圖繞過歧義，相反，“語言酷愛歧義。它們熱烈地追求著歧義，就像小狗一樣，在歧義的草地上打著滾。”羅徹斯特大學語言心理學家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對此表示認同。他和同事們論稱，歧義非但不是語言的漏洞，還是一種有用的語言特徵。透過重複利用某些最普遍、最順口的發音組合，最終形成豐富的詞彙。沒有歧義，我們就得創造更長的單詞，用以區分不同的意義，或者發明一個龐大的語音集合；在發音和區分不同的語音方面，我們也得更加嫻熟才行。

如果說所有語言都青睞歧義，那麼中文對歧義可謂是情有獨鍾。歧義率不太適合在不同語言間進行橫向比較，因為即便在同一種語言之內，不同的字典對字詞的義項數量也存在分歧。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文的諧音數量著實豐富。

跟其他很多語言一樣，英語語素（最基本的語義單位）通常是多音節的，比如hippopotamus（河馬）、president（總統）、fastidious（挑剔的）。但在粵語和普通話中，語素一般都是單音節的。這些單音節不一定自成一詞，因為大多數中文詞語都由兩個或以上的語素構成，每個語素就是一個字。儘管如此，聽者必須找對每個音節的含義，才能理解整個詞的意思。而且，中文用到的母音和子音都比英語少得多，這就好比在一塊麵積有限的地皮上蓋高樓，有限的語音組合就好比地皮，而那些豐富的詞語含義就只有層層往上累積了。

由於在粵語和普通話中，不同的意義通常由不同的字來表達，正字法（將口語轉化為書寫形式）便成為追蹤同音異義數量的有效手段。研究人員譚力海和查爾斯·佩爾費蒂（Charles Perfetti）分析了180萬字的中文文字，統計出的4500個字總共只對映到420個不同的音節——因此，每個字平均有11個與之同音的字。而在佩爾費蒂的英語資料集中，即便只看單音節的英語單詞——它比多音節單詞更容易出現歧義——平均下來，每個單詞的同音詞也不到一個。

奇妙之處就在於，歧義氾濫並未導致中文的交流問題——實驗表明，根據上下文排除不相關意義時，中文的效率絲毫不遜於英文，此外，不同的音調也有助於區分意義。但按照中文書寫系統，同音異義的多半不是同一個字，因此，講中文的人很難忽略語言中的歧義。

由於“橙”與“成”同音，春節的裝飾物中常常可以看見柑橘類水果的身影。

同音歧義會讓人糾結寫法，這時，它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雖然你不太會被“post”一詞的義項所困擾，但總有那麼些時候，你會消耗一定的腦力，去辨別究竟是“their”（他們的）、“they’re”（他們是）還是“there”（那裡），以確保拼寫與你想表達的意義相符。想想每碰到一組諧音詞，你都要停下來思索一番，你就知道，做一箇中文文盲是怎樣的感受。無怪乎在兒童學習中文時，同音異義字掌握不好，成為了判斷閱讀障礙等問題的有效預測指標。

這些歧義直接影響到了人們對中文的體驗，因為歧義字詞可以啟用不止一種意思——有實驗為證。這類實驗用到了“語義啟動”（semantic priming）的手段，即給出其他單詞作為語境，讓受試者判斷所示內容是否為真正的單詞。通常，如果事先看到意義相關的單詞，人們會更快地識別出後續單詞——因此，在看到“醫生”之後，再識別“護士”一詞，相比於看到“桌子”之後，再識別“護士”一詞，前者要來得快。當人們聽到“bug”這樣的多義詞時，雖然語境只涉及該詞的一個義項，但人們在識別與“bug”其他義項相關的單詞時，也會明顯變快。舉個例子，在聽到“bug”（分別有蟲子和漏洞之意）一詞之後，人們不論是識別“螞蟻”還是“間諜”，都比識別毫不相關的“縫紉”（sew）一詞來得快。

一個詞的多個義項只會在思維中短暫留存——通常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那些跟語境無關的義項就已經被壓抑。這使交流得以順暢進行，即便是在歧義叢生的中文裡。但研究人員發現，有的單詞特別能導致注意力停留。其中一種最搶風頭的詞，就是激發強烈情緒反應的詞，尤其是含義負面或犯忌諱的詞。

這些搶風頭的詞一旦跟其他意義的詞發生諧音時，就很難被壓抑下去。我從小在一個英法雙語區長大，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我要用法語做一個有關海豹的演講，而法語的“海豹”（Phoque）與英語中一句粗口（fuck）諧音，結果，我一陣陣臉紅，還引來一些同學的譏笑。雖然按照語境，它的意義非常明確，但用起來卻讓人難堪至極。而避免使用某些特定諧音，這一做法也許具有普遍性。我發現，“bit”或“fit”這樣的音節囊括了許多互不相關的意義，但“shit”就沒有不涉及粗口的含義。當然，也有單詞同時包含普通義項和情緒強烈的義項，但在表達普通含義時，它們往往被替換成近義詞，比如，說公雞用“rooster”而不用“cock”，說驢子用“donkey”而不用“ass”。

在中文裡，歧義的泛濫造成了很多尷尬的諧音。語音空間格外擁擠，一個普普通通的詞語一不小心，就會跟充斥情緒的詞語諧音。發生這種情況的機率比英語中大多了。正是中文語音空間的緊湊性，激發了中國文化對諧音的執著。

反過來，文化又影響著哪些意義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說出口的詞語可以給生活招致好運或厄運，這一點在新年慶祝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新年期間，所有關於死亡、疾病或離異的談論都變成了禁忌，人們把健康、財富和成功的祝願送給彼此。一旦說到與運氣有關的話，人們總會豎起耳朵仔細傾聽，若是遇到不吉利的字眼，更是格外警惕，這些都是中文使用者 難以忽略的。雖然到目前為止，尚無實驗直接印證這一點，但它能很好地解釋這個現象：為何在中文使用中，人們會完全基於諧音字詞所攜帶的情緒，對無辜的普通字詞產生厭惡或喜好。也許，正如我的中國同事蔡維（音）所說，在春節期間，當每個人都想著討口彩的時候，我們會盡力壓制與死亡或不幸相關的含義。

歧義在詞語的意義和使用之間，建起了一座獨特的橋樑。當很多意義都對映到同一個詞時，每一個義項被喚起的機率都會增加，從而改變我們對這個詞本身及其意義的感受。如果因為多義詞的存在，導致個體在文化聯想的指引下，由於某個詞聽著不文雅，而繞過它不用——比如英語中，人們一說到公雞，會用“rooster”替代“cock”——這些選擇也許會在詞庫中留下更廣泛的烙印。而那種影響了個人語言行為的文化聯想，最終會不會融入整個語言系統？

有沒有統計學證據表明，負面情緒詞語的歧義會被驅逐？或者，正面情緒詞語的歧義會越來越多？我就此請教了研究人員泰德·吉布森（Ted Gibson）和史蒂夫·皮安塔多西。（他們的研究表明，語言收錄歧義是有用處的。）答案是：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但兩人一致認為，我的這種假設不無可能，而且值得研究。要檢驗這一看法，語言心理學家需要驗證這樣一種假設：催生不安情緒的單詞（像“shit”或“rape”）的諧音單詞數量比預期要少，而這個預期是基於音節數，或音節構成的普遍性而得出的。也許，激發強烈正面情緒（如“rich”或“free”）的詞語的義項，會比人們預期中更多。

若這一結果得到印證，它將圍繞文化價值對語言的塑造，提供一條新的思路。在中文裡，“討口彩”的傳統在全語言範圍內都有所體現，某些語音因為聽著不吉利，會被人們刻意迴避，而有的語音則因為聽著吉利而備受青睞。中文以其充沛的歧義現象，為測試這一假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對於語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如何將其價值觀與世界觀烙印在語言中，反過來，語言又如何塑造使用者的思維——我們的好奇心是無止境的。但在探討語言和文化的關聯時，很大一部分對話都侷限於那麼幾個問題。比如：日語中有專門的詞語描述好人處境不佳（英語中沒有對應的單詞），從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什麼特性？對那些藍、綠兩色共用一個詞的語言，使用者能否輕易區分這兩種顏色？這些問題的著重點是，語言如何用詞語來捕捉現實，以及反過來，我們繼承的母語詞彙又會如何塑造我們對現實的看法。

但中文與中國文化之間，似乎呈現出更加錯綜複雜的聯絡。也許，若一種語言將大量意義塞入狹小的語音空間，使用者對歧義的感受就會強化，雙關和文字遊戲的文化意義也會更重；也許，文化上的聯絡會使某些特定的歧義具有情感色彩，重鑄說話者的語言使用模式，並最終重塑整個語言體系的詞彙格局。

“口彩”與諧音是否打開了一扇小小的門，引導我們走向這片未知的思維領域？如果是的話，對身為語言心理學家的我來說，這真是一場好運。

翻譯：雁行

校對：其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