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歷史上發生過數次改變，孔子剛去世，便已“儒分為八”，到孟子已有很大不同，以後荀子將法家的一些學說綜合到儒家中。

到了漢代王莽時，儒家一度上升為國教的地位（採西嶋定生的說法），在此過程中，漢儒閹割了原儒的社會批判的內容，並融合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漢儒與原儒之間，可謂天地之別。

漢末至隋初，中原經400年大混戰，中間只有晉代短期統一過，加上五胡亂華，漢民族血胤已亂，迫切需要從“血胤別華夷”轉向“文化別華夷”，這個巨大工程在宋儒手中始集大成，特別是結合佛教等，補足了儒家本體論的缺失，從而將多元思想完美地編織到儒家體系中。

宋儒綜合功夫固然令人敬佩，但只靠綜合是難以解決創造性的問題的，體系越完美、越自足，則創新的空間就越小，創新的成本就越大，創新造成的損失就愈巨。

明末天崩地解，出現了否定道學乃至否定儒家的風潮，是為“五四精神”之源頭。

由此可見：

其一，儒學一直在改變、漂移中，已經大大脫離了孔子的本意，孔子是絕對不會同意後代儒學的許多觀點的，也絕對不會認為那也是儒學，換言之，真正意義上的儒學早已滅亡。

其二，儒學的實質雖死，但其外殼與符號體系尚存，後代一直藉此對儒學進行再闡釋，以從現實中獲取利益，故言儒學者，多是為了在思想市場上分一杯羹，只是做做生意而已。

其三，儒學嚮往的是道德、光明政治、君子人格、超然智慧等，儒學只是通向它們的渠道而已，孔子從沒向往過儒學，後人景仰渠道而不景仰儒學的目的，實在就是魯迅說的吃死屍的“陷沙鬼”了。

儒學最盛時，面對的不過是400萬讀書人（清乾隆時期），這一群體不足當時總人口的2%，堪稱窄眾。隨著識字率上升，人們思考能力的提升，在今天，再好的思想也難解決這麼多人的問題，儒學可以成為一元，也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元，但復興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地步，顯然不可能。

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可能也是太久遠了，在這個老態的狀況裡，我們歷經滄桑所有積攢下來的經驗都無法解決自身的老態，這或許也是一種宿命，文明的宿命，多存必厚亡，我們存了太多太久，裹挾我們的也正是我們所擁有的

儒學的衰落是必然的‘

我國儒學理論在長期封建歷史中受到統治者與士人的吹捧與宣揚:的確在國內傳統文化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從民國五四以後以及解放之後其理論己受打擊‘加上原來儒家倫理道德主要傳承土壤~中國農村的宗族勢7力隨城市化進展而失去了:

當今社會已是實用主義當道"傳統觀念肯定會衰弱:如今宣傳的所謂大師們‘不管如何講:在骨感的現實中都是蒼白的:

世上沒有一樣東西能保持永遠，也沒有一直衰落的東西。世上很多東西都是有了嫌，沒有了就想。我相信儒學也會這樣。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儒學衰落是現實，但是先聖的經典卻儲存下來了，只要中華血脈不斷，必將再出聖人、必將再續文脈、必將再度引領人類文明，這也是人類持續發展的唯一希望!

我要說，儒學不會衰落，但是儒學卻早已失去了孔子原有的本意，大多數人都有斷章取義的學識，而無視其中真正本意，孔子的儒學意在教育人，但如今的儒學卻是更注重於道理的解說，只是明理卻不明事。

不會，相反要興盛。現在在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里人們沒有了信仰，人們幾乎都成只會追求物質與權利的機器，我們也必須補足我們虛弱的精神文化，就精神文化而言，西方有宗教，可以用宗教進行德育。但大多中國人不信教，自己重新造理論思想需要時間的考量，就目前形式而言也來不及，若想對其德育也只能用用了兩千年的儒家思想。尤其是近幾年來，人們普遍認識到儒家思想的根源，區分出先秦儒學與宋明理學，可以有所取捨而不是全盤否定，在道德下滑的社會里也迫切需要恢復已經崩壞的禮樂，儒家思想回歸也是必然。

去蕪存精。

那些過於限制人的個性、強行規定人的地位、不符合現代科學規律的會被拋棄。

那些提倡自強、愛國、守義、和諧等的優秀價值觀，將被髮揚廣大。

儒學的精髓其實就是正統的封建禮教，其實也是國人的精神寄託。不管是佛教的捨身飼虎、還是介子推的割肉喂母、天道輪迴、因果報應、陰間煉獄等等故事，都逃不脫儒學的宣揚範疇。但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文明程度的提高，科學技術的不斷髮展，人們不禁會問：果真如此嗎？如果前提是正確的，我們後人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發生一起重蹈復撤的真實事件呢？因而會從思想信念上產生根本性的動搖，替之作出顛覆性的觀念轉變，淪為毫無精神依託的有機個體，這就是儒學的最終發展方向……

南懷瑾曾經做過一個比喻，說儒釋道如同三家店，儒是米店，就是賣五穀雜糧的米店，人每天都要吃的，人若是不吃五穀雜糧，會生大病的，所以每家每戶都離不開糧店。道家是調料店，什麼油鹽醬醋等等，燒飯炒菜少不了，但可少可多，看個人喜好和習慣。而釋就是佛家，如同藥店，不生病時，可以不需要藥店，生病了再去藥店買藥治病，所以說，佛家是治病的，然而，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生病了，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日積月累形成的，病症不入膏肓，你察覺不出來，就好像癌症早期是很難發現，等發現已經是晚期了，到了這個時候再想起去藥店買藥治病，難度就高了，不下猛藥，不會有療效的。雖然身邊有現成的藥店，但如果不提前預防，病來了再臨時抱佛腳，恐怕就來不及了，所以說，雖然我們生活當中，好像無病無災的，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雖然現在沒有病，卻要提前預防，瞭解一些病理，吃一點保健藥，到老了，病就少了。

如今的世界，人類生活規律和習慣變了，不愛吃五穀雜糧了，都爭著吃山珍海味，八珍玉食，違背了我們生理的正常需求，導致營養過剩，病態層出不窮，弄得一身都是病，到了這個時候再用錢買健康，看起來似乎很荒唐，以其如此，何必當初節制律食呢，多吃一些粗食雜糧呢，由此得知，經過一凡不健康的心態和價值觀，收到因果果報，人們必然會再把注意力轉回糧店，紛紛來買粗糧吃，因為這會大家才會明白，五穀雜糧是我們人類生理需求的本質，因此，不必擔心儒家的思想會被社會淘汰，不久的將來，儒釋道會重新輝煌起來的...

儒學其實以深深的影響了我們，將一直深深的影響下去，其實中華民族是個包容的民族，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就來源於儒學，縱觀歷史文明的盛衰，唯有華夏文明一枝獨秀這裡面也有儒學的功績，歷史的發展人們只是將儒學的一些封建不能與時代同步的給放下，更多是以儒學的精髓加入更多的與時俱進的思想，批儒者往往抓住的是以放下的而以，真正的精髓以深深的印在了我們的心中。

儒學的發展應該就是王陽明的心學，儒學是實用版的道，華夏文明源於道，老子用道德經道破了宇宙真理。孔子呢是他最忠誠的學生，經常去請教，並根據自己的理解，在易經的基礎上訂立四書五經，創立的儒家。

儒家在漢被統治者看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變為統治工具，又斷章取義建立儒教。但是儒學是實用主義的學問，宗教無所立足，儒教還是不斷向著實用適用的方向前進著。

後來的程朱理學把教條發揮到了極致，儒學險些成為死板教條。好在，王陽明的到來讓儒學迎來了真正的爆發。心的作用被真正的意識到，從辨物格理，到悟道致良知，從外到內和從內到外，是一次真正的儒學革命。

與此同時是一批批的大政治家大將之才的不斷誕生，張居正，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都是心學的忠實粉絲。儒學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夢想也在不斷地實現。

後來由於一些極左的所謂心學家，把王陽明的思想進行了扭曲，過分強調自心，導致人民暴亂不自覺自制，心學也一併遭受打壓。

不過，心學卻在外面開了花。心學流傳到日本後迅速得到了認可，併成為主流，後來在這股風氣下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這時候還有中國還有兩個人也意識到了心學的偉大。其中之一寫了《心之力》，並將心學稱為新學。另一人說：中國和日本的差距就在一個王陽明。

可惜的是兩人雖然在心學上都有極高造詣，卻都沒有去大力普及，於是這個儒學最璀璨的明珠流落民間，成為了有文化素養眼界人的獨有學問。未來相信會有更多的人覺醒，而心學也就是未來儒學發展的最終方向。

不瞭解儒學是從何而來，又怎知今後往哪裡去呢？

儒學，是一種文化現象，是意識形態。和任何文化和意識形態一樣，都是基於特點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不變，儒家自然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反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誠然，儒學中有不少精華，但也積澱了些許糟粕。是全盤照收，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才是第一位的問題。否則，真的要再一次呼喊，“救救孩子”！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什麼？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當然都不是。中國的發展靠的是思想解放，科技創新，改革開放。在價值觀層面，國家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涵蓋了儒學某些精華，增加了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內容，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群眾的共識。

總之，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 ，儒學一支獨大的現象一去不復返了。儒學的位置在大學圖書館，在學者的書齋裡，讓學者們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吧。

我還以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後來發現我錯了，這個問題門檻太低了，什麼人都能來說上兩句。哈哈。

很多人都認為孔子的思想在後代得到了扭曲，有的認為是孔子死後就扭曲了；有的認為是秦始皇焚書之後就扭曲了；有的認為是董仲舒扭曲的；有的認為是王莽扭曲的；有的認為是朱熹扭曲的；有的認為是陽明學扭曲的；有的認為是乾隆文字獄時期考據學扭曲的；還有的認為是康有為扭曲的；當然，還有的認為是49年之後扭曲或者說消滅了的。

以上林林總總，都是毫無發展觀念，也沒有對儒學史和經學史瞭解的觀點。

有的人會認為，要研究儒學，總要明確儒學的物件，於是想象出了一個他自己認為的真正的、完整的儒學。實際上，儒學的發展充滿著曲折、偶然，以及否定之否定。並不存在一個可以作為明確學科的儒學擺在那裡，供大家去認識。

儒學和經學完全是兩回事，簡單的說，西漢後期和東漢的經學主要是今文經學，但東漢的儒學就要包括在民間的古文經學了；清朝的經學主要是朱子理學，但儒學就要包括陽明學、考據學等了；當今的經學是馬列毛鄧三和剛剛確定的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但這已經和儒學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所謂儒學，就是孔子所開創，為千秋萬世的立法，這種立法未必是官方的。在先秦，儒學已經有了不同學派，所謂思孟學派，所謂荀學等等；到了漢武帝緣飾儒學，把儒學思想借來維護自己的統治，這種做法到了漢宣帝達到頂點；到了元、成直到王莽，儒學才真正成為帝國的意識形態，成為真正的經學。

東漢時，民間的古文經學已經蔚為大觀，到了鄭玄集大成，以禮學為中心，實現了儒學的承前啟後，一直影響到唐代。當然，儒學這期間還有佛教和玄學的滲透。你去翻開何晏的論語注，就會發現玄學的色彩到處都是。

一般所說的漢唐儒學，儘管已經五花八門，但總體的東西是穩定的，簡單的說，就是以禮為核心，以五經為基本經典，強呼叫儒家來改造政治制度，馴服皇帝，從而自上而下的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這一時期以西漢最為典型，一般叫做政治儒學。

到了宋代，市民社會興起，民間大家族蓬勃發展，南宋的朱熹發展了理學，就和漢唐儒學不同了：以個體修身為核心，以四書為基本經典，強調儒家透過普通個人的心性改造，對社會的基層進行改造，比如鄉村、家族、城市社群等，自下而上的實現儒家的理想。這一時期，加上後來的陽明學，一般叫做心性儒學。

這裡插一句話，凡是以陽明學作為儒學入門的，基本上都會走偏，陷入不讀書，亂說話，自以為是還不自知的境地。

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基本上就是古代儒學兩種基本的思想形態了。清代儒學雖然成績很大，但考據學基本上不解決思想問題，只有戴震除外（比如他的孟子字義疏證）。

所以，到了近代，中國陷入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儒學一下子嘩啦啦不頂用了。經過新文化運動，中國對儒學的批判到了歷史上的頂點。

但現代儒學還是有所發展的，最主要的成績就是新儒家，也就是牟宗三、馮友蘭等人在民國時期，按照西方哲學的框架，特別是康德的道德哲學，來對儒學進行的改造。因為康德的倫理學本身就有個體思辨色彩，所以新儒學基本上就是一個現代版的理學。近些年，新儒家特別是港臺和海外新儒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也就是杜維明等人，鼓吹新儒家已經解決了儒學的現代政治問題，就是從老內聖已經開出了新外王，即臺灣的政治制度。但是，這並沒有解決儒家在當代的真正問題：

所以，最近兩年又有大陸新儒家的出現，。這批學人是在大陸對儒家批判退潮之後成長起來的，既沒有對儒家的錯誤認知，也沒有受到海外新儒家只搞理學+康德主義的影響，語言學、哲學、文字學、文獻學、政治學的基礎打得也好，水平之高，遠超港臺和大陸前輩。現在，他們主張儒家應該回顧漢唐的政治儒學傳統。

怎麼回顧？這當然一兩句說不清楚，但總之，儒家的這一思潮正在進行。下一步，我預測，新的政治儒學還將有大的發展。也就是說，儒家將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政治改革，以及社會與人心的塑造，會發揮更加強烈的介入作用。

至於是好是壞，非我所敢言也。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我與朋友在澎湃網上共同撰寫的文章《大陸新儒家掃描》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701

形式上來說應該是沒發展了，最多也就是一個大學學科。實際上也不會有多少發展，沒有孔子、荀子這樣的大師出現，且儒學已經融入中華文化，沒有獨立發展的機會，強行分開去研究它怎麼發展這也不現實。

昨天有一點贊很高的評論競將秦始皇獨尊儒術的錯務歸罪於儒學，太離譜吧，儒學是中國幾千年爭戰治國的智慧結晶，秦始皇是何等人物，為了統治天下，他選定了儒學，接下來歷朝沿用，別有過聰者又超越歷史的定位吧，當今世界，要有所作為，缺少儒學，可說寸步難行，中國五千年沿續的文化，都是智慧的真理，儒學才能包容萬物，沒有儒政，想征服世界都是空語，即脫離了中國傳承文化

儒家今後發展會更好！因為儒家的源頭是易經。易經的源頭是宇宙自然，孔子作易傳是易經作者之一。孔子在易傳中造出文化一詞，孔子在易傳中說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引導人們學習自然秩序，易經就是用兩個自然現象的內涵中造出詞彙，便於人們學習。比方說，雷火豐。就是春雷響起來了，地氣通開了。春雷帶來了春雨，萬物復甦。太陽（代表火）光合作用給大地生機與能量，萬物生長靠太陽。這是自然豐收的條件，雷與火帶來了自然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就是豐收。孔子感悟到人們要向自然學習豐收，耕地種田澆水，收穫豐收成果。但自然豐收成果全部奉獻給萬物和人類，是孔子感悟天下（自然）為公。自然就是天下，為公就是人類。大自然天下為公是文，人類學習大自然天下為公就是化。易傳把易經六十四個自然現象和三百八十四個社會爻象註釋內涵，構建四百四十八個社會生活常理。六十四個自然現象每兩個現象都造出詞彙供人們向自然學習，但是歷經幾千年，人們天天用易傳詞彙，而不知來自易經。認識易經裡的字，不識易經的理了。易經是儒家文化根源，易經文化源頭會給儒家帶來源頭活水。易經文化常用常新永不過時，正象易經的改革常理，革命常理，解放常理一直引導著社會進步與發展。

其實歐洲史上大多數看似重要的事件——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技革命、民族國家建立、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民主革命——都發生在中國明清兩朝時期。如果我們站在全球視角觀察，中國似乎陷入了發展緩慢的泥沼，但並非如此，中國依舊邁著自己穩健的步伐，直到1500年前後依然在多方面領先歐洲，主要是因為西方基於其理性文化的特徵在這一階段發展極劇加速了。為什麼是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其他地方開啟了通向現代化的大門？為什麼中國那樣複雜繁榮的商品經濟中沒有產生工業革命？

這從一些比較明顯的方面對比來看：一方面像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講的，歐洲資本主義是由新教倫理激發，中國、印度和天主教、伊斯蘭國家缺乏這種倫理。第二方面，由古希臘理性化的哲學傳統使得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注重科學化的思維方式和實驗方法，大學教授數學、希臘科學、阿拉伯科學等等，最終促成諸如哥白尼和人類大牛牛頓的出現，從此使得人類生產力進步曲線一下子急速拉昇。而中國則是學而優則仕、重農輕商，明清商人更傾向於投資田產或用商業資本來擴大其商業經營規模，而非投資機械轉化為工業資本。

總體上中國的官僚體制、核心的政治制度（皇帝、官僚、科舉、仕紳、儒學）的凝聚力一直穩如磐石，這文化制度證明了它的優秀，而作為一個封閉體系也阻礙了內部創新發展和外部創新引入。所以近代幾百年我們主要轉變思維、改良制度，很快就能趕超過去。

趕超過去以後、到了當代社會和未來社會，中國的文化優勢又將得以凸顯。如果說歐洲文明長於征服自然，誠如辜鴻銘所說：“而在這個世界中，還有一種比自然中恐怖的物質力量更為可怕的力量，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質力量能夠給人類帶來的傷害，遠遠比不上人類的激情給人帶來的傷害。惟有正義和禮法能夠產生一勞永逸的革命；正義和禮法，實際上也就是道德力量。”這就是西方要向東方借鑑的。

“在中國這裡存在著一種無價的文明財富。這一文明財富不是這個國家的貿易、鐵路、礦藏資源、金銀鐵煤，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即所謂的“好公民的宗教”。這一好公民的宗教首要原則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愛和正義的法則力量和效用。但什麼是愛的法則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導說，愛的法則就是愛你的父母。那麼什麼是正義的法則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導說，正義的法則就是真實、守信和忠誠。

華人在工作中是儒家，而在個人生活上是道家。道家思想為揹負著各種家國社會責任的華人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諸如《論語》等經典寶庫裡日久彌新的影響修身和人際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寶貴文明財富，在當今更是中國以及世界的文化營養。當年南懷瑾看到大學學生們瞧不起“三四先生”（籠統的講三民主義、四書五經），但是南懷瑾先生結合歷史與現實，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地講解中國經典之精髓與運用，大學生聽後不再怠慢、也不再盲目喊口號，腳踏實地做研究、務實地奮鬥。我們自然應當開發並輸出這些文明的精華養分，這也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