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沒有什麼不同，舜是上古時期一名偉大的領袖，他的德一直澤被到戰國時候的田齊政權。

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件事情，觀察者的角度不同，立場不同，所給出的描述一定是千差萬別的，記錄歷史的史官對於這些史料的綜合歸納，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史記》和《竹書紀年》成書的時候，史官都是家傳的職業，換句話說，不是從小接受訓練的根本沒法做這個。

同樣的，對史料的選取，也需要讀者自己斟酌選取，需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史官的立場等等，得出屬於自己的理解。孟子就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話。他說武王伐紂是正義的不能再正義的戰爭，所以根本不可能發生流血漂櫓的事情。他在史書中發現了矛盾，那麼兩種可能：

1：武王伐紂沒有流血漂櫓，記載有誤；

2：武王伐紂沒有《尚書》裡描述的那麼正義。

哪種可能大家自己判斷。

言歸正傳，提問者的意思大概是覺得竹書紀年毀三觀，和印象中的千古仁君——舜的傳統印象不符，那麼我們看看看《竹書紀年》中怎麼這位上古仁君的。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好像反差是挺大的，原本堯是部落領袖，但是晚年他的統治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大家都轉而支援舜，他的統治也就被舜所取代了，他的兒子也一樣被舜牢牢控制。

但是舜不這麼幹，他怎麼當領袖呢，他難道應該乖乖的在丹朱手下打工嗎？

權力鬥爭必然是殘酷的，我們回過頭來對照《史記》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很快發展了自己的地盤，有了自己的部落。

瞽叟尚復欲殺之...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作為部落領導家族的成員，舜在家族中威脅到了他父親瞽叟的地位，舜在這一系列的權力鬥爭（類似於周朝的大小宗鬥爭？）中佔據上風，笑到最後，而他的弟弟象奪位失敗，在瞽叟和象迫接受這一結局後，“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他們關係又和從前一樣。

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沒說舜為什麼“入於大麓”，很可能是打仗，舜的部落在若干年後又和堯的部落發生衝突，堯“德衰”，打不過舜，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使出氣象戰，召喚烈風雷雨想阻擋舜，結果舜有指南針，找到了堯，堯“知舜之足授天下”，和漢獻帝“知曹丕足授天下”，曹不知道什麼“知司馬炎足授天下”一樣了。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闢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

舜欺負完堯欺負堯的兒子丹朱，欺負完了還表現的很無辜，是大家不來你這，不是我不讓你。如果曹丕對漢獻帝的兒子來一出“闢”，結果估計也差不多。

權力鬥爭就是這樣，一把手的位置只有一個，如果一定要表現的充滿仁義道德，那隻能說明對陣雙方的實力不在一個量級上。舜之所以被後人銘記，不是因為他奪取權力的手段，而是因為他當上一把手後的種種行為。

比如“至於文祖，謀於四嶽，闢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拓展交通，加強的華夏周邊部落的聯絡

再比如“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分北三苗”。

確立了官員選拔任用制度。

再比如“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明確了社會的道德標準。

由於《竹書紀年》是殘本，沒有舜即位後有關作為的記載，因此無法進行印證，但總的來說，擬取可以順守，只要在位子上幹得出色，沒有人會計較是怎麼登上這個位子的。漢文帝在漢後少帝在位的時候就進京準備稱帝，唐太宗更是殺兄殺弟逼父，沒人認為他們不是明君。同樣，《竹書紀年》裡的這些隻言片語也不應該成為評價舜的歷史障礙，舜是一名偉大的領袖。

個人認為竹書紀年更貼近真實歷史，史記我一直是當小說來看的，魯迅說的“無韻之離騷”還可能是一種諷刺。文明的發展史實際上是弱肉強食的血腥屠殺史，東周之後大部分的史書記載都是存在美化的，畢竟勝利者不可能自己說自己是屠夫！史記記載的很多人物都是體現司馬遷個人喜好的，比如項羽和李廣（司馬遷的貴族情節很重，瞧不起亭長出身的劉邦），項羽實際上嗜血好屠殺，被他攻下的城市基本都會有屠殺發生，特別是坑殺降俘，這是嚴重違法天道的事。而李廣更是被美化了，李廣作為一方主將不僅被俘虜，打仗竟然還會迷路，這種錯誤放在哪個朝代都是違反軍法的事。

《竹書紀年》記載舜篡位代堯，而《史記》則記載舜帝受堯禪讓。我認同《竹書紀年》，懷疑《史記》，原因如下：

第一：有韓非子的論述佐證。《韓非子•說疑》中記述：“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第二：舜帝死在蒼梧九嶷山。試想一下，四千多年前的蒼梧，蠻夷瘴癘之地，既非政治經濟中心，又非軍事邊關要塞，年邁的舜帝去蒼梧幹嘛？要知道，唐朝的柳宗元才貶謫到永州、柳州呢！而且舜帝的兩個妃子娥皇、女英都沒有同行，從後面追從舜帝到了君山，聽到舜帝死訊，抱竹大哭，雙雙投洞庭湖自盡。這就說明，舜帝是被大禹追趕或者押解到蒼梧的，舜帝不是禪位於大禹，而是被逼退位的。同理，舜帝也是這樣對待堯帝的。

第三：你再看看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說的八個字：“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曹丕一語道出了堯舜禹禪讓的真象！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正值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已經確立為封建正統思想，司馬遷無論如何只能這樣寫史了。

還是孟子說得到位：“盡信書，不如無書”。

兩本史書對舜的描寫的反差是極其大的，簡直就是兩個極端的人物形象和政治環境。兩者具體內容就不在此處描述，太多資料可以查閱，我們主要來分析他們為何不同會更有意義。《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總共記錄了從黃帝至漢武帝時期共3000年曆史。為什麼打引號？史記本身是否嚴謹？我們逐一來分析一下：

說它並不是第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本《竹書紀年》，“竹書”是春秋時期的史官共同編著的編年體通史，並且比“竹書”更早的還有《三墳》以及主流不認可是歷史的奇書《山海經》，所以相較後面所提到的書，“史記”就顯得太“年輕”了。畢竟作為我們後人研究歷史從科學角度，年代越久遠的史書可信度越高，咱們誰也沒法去古代驗證對吧。

再來說說“史記”本身是否嚴謹（不是否認史記的地位和重要性），史記的撰寫年代儒家思想已經是主流，必然會潛意識裡會增加一些當時年代的主觀判斷在裡面。再者司馬遷在借鑑古籍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因在這之前中國經歷了周史典籍消失、大秦焚書坑儒事件，其中司馬遷本人還曾多次請教自己的老師孔安國（孔子後人）。

最後我們聊聊“禪讓”，根據人類的歷史（不分中外）政治本就沒有那麼美好，每次更迭都伴隨陰謀、戰爭、犧牲，而史記偏偏把上古的事情寫的符合當時的價值觀（因為無法對證），根據竹書的記錄，歷史上唯一兩次禪讓（堯讓給舜，舜讓給禹）其實全都包含殘酷的政治鬥爭。由以上分析可以證明“竹年”的內容更接近事實，人類對於權力的控制慾是與生俱來，並且是人都會有犯錯的時候，包括聖賢。

《竹書紀年》是戰國魏國史書，自西晉由盜墓賊“不準”發現出土後，一千多年來，關於它的真偽、版本及學術價值爭論不休。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內容，與《竹書紀年》存在不小的差異，他在《史記》中坦言，五帝時期的歷史，所有文獻言之不詳，他根據各家資料，自行捨去編撰。

也就是說，司馬遷承認《史記》關於《五帝本紀》的內容，存在不可靠性。那麼《竹書紀年》可靠嗎？也很難說完全可靠，史學家發現了《竹書紀年》中很多明顯的錯誤，它與《尚書》、《國語》、《春秋》的記載也存在較大差異。即便《竹書紀年》的版本真偽，學術界也一直沒有定論。

因而，《竹書紀年》歷史價值雖大，但是也不能迷信。關於舜帝的記載，《竹書紀年》與《史記》的出入就很大。

基本概況上的差異

1.自然狀況

《史記》記載：舜，名“重華”，冀州人，有虞氏，黃帝八世孫，父“瞽叟”（瞎老頭），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叫“象”。

《竹書紀年》記載：舜的母親叫“握登”，當年看到天上的彩虹，“意感”而孕生舜（難怪瞽叟一直想害舜，原來不是他生的）。舜天生異象，第一個特徵就是“重瞳子”，即雙眼仁（項羽、重耳都是重瞳人），所以取名“重華”。

舜的相貌是“龍顏大口，黑色”，威猛嚇人。身長六尺一寸，如果按古代尺寸換算，大約不超過1.5米，接近侏儒。如果按商代比例換算，六尺一寸還不到一米！

按《竹書紀年》描寫，舜的這個形象有點嚇人！

2.基本履歷

在舜受命之前，兩本史料記載大致相同，主要集中在三件事：一是舜多次遭受父親、後母和弟弟的迫害，憑藉智慧逃生；二是百官向堯舉薦舜做接班人；三是堯將兩個女兒嫁給舜，以便考察。

在受命之後，《史記》有舜代政時期的詳細描述，《竹書紀年》則一筆帶過。

3.年齡及在位時間考

《史記記載》，舜二十歲聞名，三十歲被舉薦，五十歲代理天子政務，五十八歲即位（堯去世），六十一歲正式登基（上古必須先王去世，三年喪期後，才算新王登基元年），在位三十九年，駕崩於蒼梧。按這個推算，舜活了一百歲。

《竹書紀年》記載，舜在位五十年去世，與《史記》記載差了十一年。但《竹書紀年》只記載了帝王在位時間，沒有年齡記錄。五帝中，黃帝在位一百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帝嚳在位六十三年，堯在位一百年，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五十二年。都長得嚇死人，不可信。

得位方式上的差異

差異最大的在舜得位的方式，《史記》記載堯禪位於舜，而《竹書紀年》則披露了舜奪位的本質。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闢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史記》

以上記載就是上古君位的禪讓之風，要受到眾人舉薦，堯按照遺風，先令舜代行天子之權，八年，後又攝政二十年。堯去世後，舜正式受禪登基。

可是《竹書紀年》的記載，在時間節點上相同，但是表述的內容，和透露的本質完全顛覆了《史記》！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意思是堯發動了政變，抓捕了堯，並將他囚禁，自己由此獲得了帝位。丹朱是堯的兒子，被后稷放逐于丹水。要被囚禁的事情，大約發生於堯七十二年，七十一年，要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舜，七十三年，舜在文祖廟正式承受帝位。

一百年，堯駕崩於陶唐，三年喪期過後，舜正式登基，即舜帝元年開始。所謂堯考察舜二十八年，就是指從堯七十三年至一百年期間，舜接管政權的二十八年，此時堯已經失去人身自由。

失位方式上的差異

跟舜受禪於堯一樣，舜禪讓禹，在歷史上也存在爭議，《史記》記載：

“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

對應與《竹書紀年》，有“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後受命於神宗，遂復九州”的記載。兩個史料都說明，舜帝最後十七年，政權掌握在禹手上。但是都沒有明確說，禹也是透過政變方式獲得權力。

歷史上，孟子有舜奪位的觀點，也沒有對舜失位發表見解，而韓非子則明確說舜是被禹所逼失位，不過不見其證據。所有人為禹篡位的說法，大致有以下幾條理由：

1.舜四十九年居鳴條

蒼梧山就在鳴條，舜就死在了那裡。當年舜的年齡應該是九十九歲，或一百零九歲。這麼高齡的老人，出那麼遠的門不合邏輯，應該是被逼，甚至被流放。

2.選定候選人時間太早

按《竹書紀年》記載，舜十四年，就確定了禹作為接班人，並由禹行天子事，三十三年禹正式受命。這些時間節點，與舜取代堯如出一轍，明顯不正常。

3.其他證據

還有人以鯀遇害，以及大禹治水經歷，這些西細節分析證明舜與禹之間，存在的政治分歧和個人恩怨，不過略有誇大的嫌疑。

總的來說，禹取代舜只能說存在“篡位”的疑點，沒有確切記載。

記載差異的原因分析

為何兩本史料，在同一個事件的記載上，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呢？

1.上古歷史口口相傳失真嚴重

文字從什麼時候誕生尚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是商朝時期存在甲骨文，從這個事實可以推斷，上古時期文字很可能沒有誕生，至少書寫工具和書寫方式非常困難。所以，上古的史料只能口口相傳，其真實性大打折扣。

比如《竹書紀年》中的五帝年齡，動輒一百多歲，在位好幾十年，在平均壽命不到三十歲的上古時代，顯得太誇張。《竹書紀年》中曾經說，從皇帝到堯帝，中間有三十世，而史料留存的僅有少昊、顓頊、帝嚳。很可能人們把其他帝王的事蹟，附會在了五帝身上。

2.史料真實性辨析困難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編撰，距離堯舜禹時期至少兩千多年，很難保證其真實性。另外《竹書紀年》發現人“不準”是個盜墓賊，他進入墓室後，竟點燃竹簡當火把，燒燬了大量史料。

竹簡本來在墓中五百年，就已經出現大量自然損毀，可想而知，當時出土的《竹書紀年》殘損一定是非常嚴重。

《竹書紀年》、《尚書》、《春秋》等史料，至少歷經兩千多年，在漫長的歷史中，很多資料出現過遺失的情況，後經歷了後人的編撰整理，所以，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看到最原始的記錄，其真實性值得懷疑。

3.後世政治需要和作者個人目標篡改

偽書在古代層出不窮，比如今天我們看到的《尚書》，基本確認是偽書，真正的《尚書》可能永遠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了。那麼《尚書》中的《堯典》、《舜典》等史料記載，很難保證其真實性。《竹書紀年》也是這個情況，今天我們看到的版本，至少有古本、輯錄本和增補本，誰也說不清哪一個更接近原貌。

另外，史作者在選擇史料和創作過程中，因為個人的目的和政治需要，也會對史料加以修訂，未必真實。比如《史記》中的堯舜禹禪讓，很可能是司馬遷出於維護王道正統思想，描繪一個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系，而將相關情節故意修改成更符合其理念的禪讓。

司馬遷的思想中，有強烈的反專制基因，對漢武帝的獨裁霸道非常反感，內心深處，希望社會回到帝位禪讓制結構，恐怕是寄託自己的情感吧！

首先《史記》對舜的描述簡直了……根本不合邏輯。他家那些破事，怎麼傳出去的？他家裡人自己舔著臉說出去的？還是舜自己說出去的？要麼是司馬遷黑舜，還是高階黑；要麼是司馬遷聽信傳說，不過腦子的抄寫。

至於《竹書紀年》相對靠譜點，但也不見得對，畢竟第一歷史早就不可見了。這事現在本來就說法不一，我個人認為最接近第一歷史的樣子應該是：堯舜分屬兩個集團，唐和虞，虞戰勝了唐，逐漸統一了中原地區，並由禹透過某種方式掌權建立了夏。當然，這純屬一家之言，重點在上一段。

其實兩本書代表了先秦兩種歷史觀。

堯舜禹屬於傳說時代的歷史，主流認為三王禪讓，儒家、墨家支援該說；又有一派，懷疑禪讓的說法，認為當時充滿了陰謀鬥爭，法家和部分道家主張此說。

除了《竹書紀年》，還有《韓非子》《呂氏春秋》《楚辭》等書，反映了第二種歷史觀。

究竟誰是誰非，由於年代久遠，就連堯舜禹是否確有其人都不可知。

現在，主張後者合理的，認為時代是進步的，上古不可能比春秋戰國更美好；主張前者合理的，認為國 家制 度建立起來，的確有部落酋長民 主的形式，禪讓就是該形式的反映。

兩書本人均有涉獵，史記精讀通書，竹書屬於範範涉水，興趣而已。

小點兩項，以拋磚引玉，鋪路小石子。

①治史的態度不同，出發點不一樣。司馬公《史記》，基本秉承了孔子的儒家立場，符合漢武尊儒的大背景。

孔子，所謂儒家的創始者，他的所有努力都在於穩定一個理想的社會形態，“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治六藝五經，“韋編三絕”，實際上是把上古遺留文獻作了大量的刪減，同時潤入自己的觀點，包括史觀。這裡應該有文篇排版的次序，有刪減不符合儒家理想觀的篇章，甚或有為其宗旨而寧可引入野史而拋卻某些正史的可能。一切為了需要，歷史沒有絕對客觀可言，是個小姑娘，各有打扮；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這個角度看，焚書，孔夫子做得更早，更高明。沒有不敬的意思，太平社會，我們總體上都算儒的一部分。

《竹書》，這類書的出現，是挑戰當時社會秩序的需要，從理論上找理由，正當性，以服務於想挑戰當時統治者的目的。象《韓非子》等這類書，都是同類，如出一轍。

再如，孔子推崇的文武周公，周文王姬昌，他演易，研究《易》，把先天易改為後天易，“天行健“，形成理論，以“革天命”，伐商。他可不是真只為做個算命的先生，他是要人命的！

總而論之，兩種治史態度，都是出由自身需要。這一點是完全一樣的。

②上古史料，現在是找不到書作的，太過久遠。但是，我們可以推，推上古人的生態，史存。怎麼推？人之為人，以人，人性的思維和手段來推理。

上古觀念，直樸，《詩經》依悕有這個影子。比如“德”這個字，在上古，可能並不包含現在的道德良知等諸多泛義，這個德是很具體的，比如，首領能狩獵，能播五穀，能修兵戈抵禦野人等等，這都算作“德”。《史記》，某某德衰，“神農氏衰”、“周德衰”，衰的，並不是現代人理解的“德”，多半實際上是統治的前提，武力不能及，武力的衰退。

治史，或者說是玩味歷史，致良知，聽從內心，然後作判斷，任何史書，都只能是參考工具，做為參考而存在。

那怎麼看舜？哈哈！蘿蔔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