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一統的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國家，需要一套強調君權、強調大一統的思想來裝扮和教化人民。漢代儒學，不同於傳統儒家思想，它的新思想成分恰好成為漢武帝打造一箇中央集權主義國家的必需。

一、改頭換面的新儒學

傳統的儒學，或者說儒家思想更為貼切，它主要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思想體系，其內容主要包括周禮、詩經、魯樂、騎射技術等，它主要是教導人們做人的品德和自我修養，對於社會的建設國家的統治只是提供了空泛的口號，並沒有提供實際的搭建國家權力機構的方法。而到了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這位縱橫於學術江湖的儒家大拿，他清楚經歷過混亂的戰國時代，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老百姓，無論是思想界還是朝廷建設，都需要一個統一的、利於國家統一的、滿足統治者需求的一種思想理論，於是在漢武帝的支援下和董仲舒的操作下，一個不同於過去儒家思想的新儒學出現了。

新儒學，是董仲舒結合道家、陰陽五行學說、法家等思想提出的新的儒學，它強調三綱五常，強調君權神授，強調天人感應等，它主要要求社會需要秩序，而皇帝的權力是神明賜予的，不得違反等，這是一種比傳統儒家思想更注重政治需要和實際應用的新儒學。

二、和新儒學一拍即合的漢武帝

經過了漢初的建設發展，到了漢武帝這個年輕天子的時候，漢朝已經有了盛世前的光芒，那麼一個盛世王朝應該是怎麼樣的？僅僅是遼闊的疆土嗎，僅僅是強悍的軍隊嗎，僅僅是繁榮的經濟嗎？都不是。因為再遼闊的疆土、再強悍的軍隊、再繁榮的經濟，一旦不在自己掌握之中都將成為災難。所以，真正的盛世王朝一定是一個掌握在自己手裡並有序運作的王朝。於是漢武帝找到了董仲舒，一拍即合，維護漢武帝中央集權統治的新儒學產生了。

強調三綱五常、強調君權神授、強調天人感應的新儒學，其目的本就是為了服務於漢武帝打造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是思想發展受制於帝皇意志的表現。

兩者是互利互惠的關係，簡單地說來，漢初的政治結構是皇帝和地方諸侯共治天下，中央之中還容易有外戚、軍功貴族干政。皇帝想要加強權力，可是朝廷的中上層全部被軍功貴族壟斷，只能夠提拔寒門出身的儒家士子作為自己的爪牙，同時從思想上向天下人灌輸“君為臣綱”的觀念，所以儒家文化就成為了正統思想，國家也實現了皇帝的中央集權。

在漢初，漢高祖和諸侯王之間缺乏嚴格的君臣關係，他們實際更類似於合夥人的合作伙伴關係。漢高祖登基為帝是因為“功最高，德最厚”，被諸侯擁戴為天子。君臣尊卑的等級觀念體現得並不明顯。而列侯在侯國內的權力幾乎可以比照天子，猶如國中之國。呂后崩逝後，絳侯周勃、曲逆侯陳平剪除諸呂之後廢黜少帝，擁立新君。其權勢之大甚至已經超越了天子，絕非人臣之禮。所以，從客觀的角度分析，漢初的軍功貴族實際上是與天子共治天下。天子治理下轄的中央地區，諸侯王、列侯管理自己的封邑。本質上是一種分權的思想，還遺存著周代分封的核心理念。而儒家則將求“三綱五常”，“君為臣綱”。君臣尊卑分明，猶如天地雲泥之別，這條紅線是任何人也無法逾越的。儒家尊崇君權的核心思想也是其延綿千年而不斷的理論根基。君王為了得到真正的大權、實權，自然要重用白衣儒生、寒門貴子，用他們來取代軍功貴族。再透過酎金失侯等一系列事件，從根本上削減貴族的勢力，力求達到“朕即天下”的大國氣象。

所以說，儒學和皇帝是互利互惠的關係，儒家思想替皇帝管理天下人的思想，皇帝有了權力之後重用儒家士子，儒家士子再幫助皇帝進一步實現中央集權，彼此成為了更好的合作伙伴，各取所需。

1、漢武帝繼位後，朝政由竇太后把持，且推崇的是道家學說。

2、漢武帝繼位後面對形勢嚴峻：

a、邊疆受到少數民族的威脅，如匈奴等。

b、地方藩鎮勢力過大對中央形成威脅。

c、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加劇！

面對這些嚴峻的形勢，只有加強中央集權。才能使漢武帝的主張得到實施，才能改變文景兩帝和竇太后所倡導的道家無為，對匈奴等少數民族、對地方藩鎮不動用武力的策略！

而儒家的君權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思想正好可以解決中央集權的問題。同時，儒家的仁政也有助於減輕對農民的壓迫，緩和階級矛盾！

於是，漢武帝為了實施自己的主張，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而加強中央集權就要是儒家成為官方正統的思想！

漢武帝時開始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將儒家思想奉為正統，此時的儒家已經進化成了適應封建統治需要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百家爭鳴，秦朝以法家為尊，導致爆秦二世而亡。漢初推崇道家思想“無為而治”，隨著國家發展，經濟恢復，實力強大，百姓也安居樂業，但是朝廷的掣肘太多，為了鞏固統治，需要建立新的統一思想。

儒家的思想本是“民貴君輕”，忽視了皇帝，於是董仲舒應運而生，他認為天與人相關，將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應“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皇帝代表了天道，任何人都要服從。

這些都是服務於皇帝的統治，於是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進一步加強了君主集權。

漢代初期，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因為實行了這種廢除別家的思想，推崇儒家思想的統治政策 漢武帝時因為多年來的休養生息政策，國家實力逐步強大。統治者可以改變無為而治的策略，開始有所作為。董仲舒提出了這種方略，以統一思想，並且為政策尋找合理解釋。他改革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宣揚統一。被皇帝接納。所以獨尊儒術了，其他家的思想被拒絕在國家的主流思想之外。

漢武帝期間董仲舒上書“天人三策”，此後中國封建王朝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思想體系，直到今天對我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為什麼漢武帝唯獨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為主流呢？

因為“天人三策”為漢武帝提供了統治思想。

漢武帝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為加上中央集權，一件為打擊匈奴。

在第一件事情上董仲舒為他提供了思想體系。

“天人三策”解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對任子訾選制。

下面我們具體分析。

第一條：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老天爺讓我給你們做皇帝的，這是上天的意思，老百姓要認同“天”的決定，服從我的統治。“天子”天的兒子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另外董仲舒還有一層意思，當天子做錯事了老天爺會以天災為訊號，告誡皇帝你的做法不對，當然天災根本不會由人能夠決定的，所以這層意思實際上是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帝王的權利。

所以說第一條的意思是使廣大群眾認同自己的統治有了理論基礎，這是不是在加上中央集權呢？應該是的。

第二條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秦始皇期間曾經焚書坑儒，其目的呢？

無非就是限制人們的思想，尤其是焚書。

根據司馬遷《史記》記載李斯向秦始皇建議以前中原大地散亂都是由於大家看雜七雜八的書，透過讀書大家漸漸產生了各種想法，所以一概燒掉，只留種樹，卜卦，醫藥之類的書。

這個方法對嗎？

肯定不對，於是漢武帝改了方法，如果說秦始皇屬於禁止，那麼漢武帝屬於引導。

我們都知道儒家思想講究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這些思想都是對漢武帝的統治有好處的。

所以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也是加強漢武帝的統治的。

第三條 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

簡單點理解就是說江山統一這個事十分重要，而且突出王的重要性。

秦始皇統一以後改分封制為郡縣制，但是秦亡以後各路諸侯紛紛建國，劉邦建立西漢以後採取了折中的方法，邊遠地區分封制中央地區郡縣制。

所以說漢武帝名義上為權利最大的擁有者，但是地方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帝的權利。

這就為劉邦的後代子孫出了難題。

而大一統和尊王攘夷的提出又讓漢武帝有了理論基礎，我們都知道分封制實際上屬於國中之國，有了這個理論基礎漢武帝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加強集權，於是有了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一步步的削去地方權利，使權利迴歸中央。

所以說大一統和尊王攘夷也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

至於第四點就更好理解了，就是選拔人才，只有優秀的人才為自己服務才能更好完成中央集權。

綜上所述：董仲舒上書的天人三策完全符合了當時漢武帝的政治需求，而董仲舒本為儒生，由此確立了以儒家思想的為正統的主流思想，班固在《漢書》評價為罷黜百家，表彰六義，直到後來演變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以上內容是我對此問題的回答。

漢武帝時代，治國方針由漢初的黃老之學變成了“霸王道雜之”的董仲舒的新儒學，董仲舒的新儒學即漢代儒學，適應了漢武帝時代加強中央集權的要求。在漢武帝時代，外有北方匈奴人的襲擾和侵略，作為與匈奴人的妥協，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確立的和親政策非但沒有減少匈奴人南下的入侵，更讓其有恃無恐；內有地方上諸侯國的分裂之心，儘管景帝時代的七國之亂最終以中央的取勝而告終，但是王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徹底解決王國問題，消除國家分裂的潛在危險成為漢武帝必須要處理的棘手問題。在漢武帝時代，經濟實力與漢初的凋敝相比得到了空前發展，無論是農業還是商業都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經濟上的高度繁榮使得漢初實行的與民休息、減輕徭役的黃老之學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大一統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而董仲舒的新儒學恰恰適應了這種國家新需要。

董仲舒的新儒學有幾大內容：第一是宣揚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這一內容既賦予了天子權力來源的至高合法性——不是受命於人而是受命於天，又要求最高統治者要合理使用手中的權力，愛惜民力，一旦統治者出現暴政上天就會示警加以懲戒。第二是宣揚國家大一統、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家統一的政治架構中，思想統一是不可缺少的一環，為了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董仲舒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確立了儒學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儒墨道法等百家爭鳴的局面就此成為了歷史，儒學成為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正統思想。第三是宣揚三綱五常，這一思想把君臣關係、家庭關係加以政治倫理化，深深影響了以後的王朝和普通百姓。

不過漢武帝時代董仲舒的新儒學與孔孟時代的儒學是有差別的，董仲舒的新儒學既繼承了孔孟儒學中的仁、禮等學說並加以發展，又融合了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說對傳統儒家學說進行了改造，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無論是在儒學發展史上還是在中國傳統思想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思想。他之所以要獨尊儒術，原因很多，其中加強中央集權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一】我們先看看社會發展。漢高祖劉邦建立大漢。經過秦末起義，到漢初建立時整個國家已經破爛不堪，百姓急需休養生息。劉邦與大臣們總結大秦暴亡原因，天下苦秦久矣，認為唯法太剛，所以主張道家黃老之學，轉向無為之道，休養生息。黃老之術使漢朝一時間人口增長，國泰民安，到文帝景帝之時，還呈現“文景之治”的局面。但隨著漢朝的社會矛盾凸顯，黃老之術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1、漢朝沿襲了秦朝的丞相制度，丞相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且還可以持劍入朝，權力極大。丞相權力太大，對皇權形成了威脅。如果不採取相應措施，恐怕會釀成政治危機。

2、劉邦建立漢朝時，將異姓諸侯全部剷除，把劉姓的子侄們分封到各地，這些藩王們可以擁有獨立的軍事力量和稅收、財政大權。漢景帝時期，形成了“七國之亂”，對漢朝皇權形成了極大的衝擊。急需改變策略抑制藩王。

3、幫助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大多被封有爵位，而且可以世襲，這些擁有爵位的功臣後裔在自己的地盤上，他們知法犯法，欺凌百姓，激化了社會矛盾。

黃老之學無法適應這些社會環境，漢武帝劉徹試圖改變這一局面，就需要一種新的治國理念。

【二】為了加強對北方遊牧民族，特別是匈奴的管理，也需加強中央集權。漢朝從建國起，一直受到匈奴的侵擾。一直屈辱地被迫採用和親的方式維持局面。多年來的休養生息，漢朝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實力，漢武帝忍無可忍對匈奴開戰。秦皇漢武，與孔孟儒。經儒生董仲舒刪改增減初步閹割孔儒，漢武帝將秦始皇、孔子二人捏一起，從行政上和思想上雙重加固帝國統治，從此，中央集權統治在思想與行政上整體成熟。行政上沿用郡縣制，改良秦法，思想上用儒家治國。

那麼，漢武帝為何會選擇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主張呢？

1、劉徹從小接受儒學教育。漢景帝極其重視劉徹的教育，他先是讓衛綰教導劉徹。漢文帝駕崩前，囑託太子劉啟（漢景帝），要善待衛綰。到了漢景帝當了皇帝，讓衛綰做太子劉榮的老師，後來劉榮被廢，衛綰又做劉徹的老師。衛綰對少年的劉徹影響極大，他把儒學思想的種子種在了劉徹的心中。景帝認為衛綰一人不夠，還請來了一位叫王臧的老師，王臧是漢朝著名儒學家申培的徒弟，這些使得漢武帝少年時接觸最多的便是儒家思想，這對漢武帝獨尊儒術奠定了基礎。

2、董仲舒的思想吸引著漢武帝。董仲舒出生於公元前179年，比漢武帝年長23歲，先後輔佐過漢武帝的兩位藩王哥哥（劉非和劉端），後來辭官回家，研究儒學，他以《公羊春秋》為依據，以儒學為主，同時吸納百家思想，建立了新儒學思想。漢武帝在向他徵求治國之策時，董仲舒向漢武帝詳細闡明瞭自己的思想，董仲舒向漢武帝論述了王道的開端，並且認為，君王是奉了上天的旨意，才來天下為“王”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以君臣、父子為絕對服從關係的理念，應該被貫徹到治國思想之中。董仲舒認為，作為皇帝，就要施行“仁德”，作為大臣，就要講究忠君愛國。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應該被天下人遵從，這樣的社會秩序，才能延續萬年。董仲舒的思路，和漢武帝心中所想，一拍即合。從此，漢武帝決定，要向天下人推崇儒術。

【三】為了強調君權神授的觀念，和平時期加強對民眾思想的統治，也需用儒家思想來加強中央集權。儒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能以下犯上僭（jiàn）越。它還宣揚忠孝節義，老弱婦孺必須忠貞不二。一切措施，皆為皇權服務，強調君權神授，不容置疑。

總之，休養生息70年，漢武帝轉守為攻，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秦始皇、孔子合二為一，從行政和思想上雙重加固帝國統治，儒家郡縣制封建模式成形，中央集權從此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