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初期，主張‘’黃老思想‘’，以‘’無為而治‘’治國。經過70年的休養生息，出現了社會穩定，經濟昌盛的局面，國家力量也強大起來！隨著西漢政治穩定發展，新的問題和矛盾也相繼出現。

1，經濟方面，地主階級大量收購土地，貧富差距大，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無地可耕，一些商人欺行霸市，壟斷商業，嚴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

2，政治方面，諸侯漸漸做大，相互爭權，長期下去不利於大漢專制主義和集權制度，也不利於漢朝團結。

3，外交方面，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少數民族實力不斷壯大和蠢蠢欲動，不能讓漢王朝放心。

4，思想方面，‘’黃老思想‘’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社會需求和統治者需要。‘’黃老思想‘’，主張清淨無為，最大的貢獻就是培養國力。漢朝建立初期，長期戰亂，國力空虛當時百姓厭惡暴政，渴望安定和平。黃老思想正好適合當時百姓的心願。隨著日益強大的漢王朝和為了加強君王專制主義，必須要有一種新的思想來解決這種局面。

董仲舒生活在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時代。漢惠帝取消禁書令以後，使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學派又漸漸浮上岸來。再加上董仲舒從小研究儒家文化，對儒家學術有自己的見解和認知，可以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深謀遠慮。所以向漢武帝提出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儒家文化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治國，可以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和與王侯等級不嚴的問題。同時董仲舒還在儒學裡面融進了自己的大統一思想‘’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觀點。參考《春秋繁露》進一步加強了君王的專制主義和集權制度。漢武帝也認為鞏固政權首先必須要統一思想。而思想的統一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引入：漢武帝劉徹作為西漢的第七位皇帝，在位時間為前141年－前87年，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帝王。政治方面，為鞏固皇權，漢武帝建立了中朝，即選用一些親信侍從如尚書、常侍等組成宮中的決策班底，以對抗丞相為首的外朝；在地方設定刺史， 監督地方官吏和豪強地主；開創察舉制選拔人才；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解決了諸侯國尾大不掉的問題；經濟方面，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鹽鐵官營，統一鑄造五銖錢；文化方面，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辦太學，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此外漢武帝還開疆拓土，擊潰匈奴帝國，東並北韓，南誅百越，征服大宛，奠定了中華的疆域版圖，還派遣張騫通西域，開鑿出絲綢之路。他開拓了漢朝最大的版圖，功業輝煌，開創了西漢時期最鼎盛的時代——漢武盛世

那麼漢武帝為什麼要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

劉邦建立西漢後，面對百廢俱興的王朝，於是吸取了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採用黃老思想“無為而治”來進行統治。所謂“黃老學說”,實際上是道家學說中的兩派，“黃”指以軒轅為首的“黃帝之學”,“老”指以李耳為首的學說。黃帝之學是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學派，由於“黃帝之學”的著作均已失傳,所以“黃帝之學”是否在歷史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學派存在過,後世不太清楚,黃帝學說是道家中的一派，它與李耳老子的學說根本區別是，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西漢初年把黃老糅合在一起,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黃老學說的特點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王朝統治秩序,極力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用放任自流的辦法,就能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相反,統治階級愈有所作為,人民就愈難以控制，統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適得其反。這和原來李耳主張的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種維護大一統政治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初統治者採取順應民心的策略,以適應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漢初的幾任丞相,大都採用道家思想,實行“無為而治”。如蕭何死後,曹參為相,凡事皆循舊例,無所變更。對於有所標新立異的人,斥而不用，對於守舊的人,給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所以當時老百姓歌頌道:“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西漢初年黃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陸賈的《新語》。陸賈總結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後,提出了無為的政治主張，他理想的政治是:對人民少干擾,使其安居樂業,這樣就可以緩和矛盾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促進了封建統治秩序的鞏固,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創造了條件。但是,隨著西漢政權的逐漸鞏固,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親”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騷擾,“分封”潛伏著割據分裂的危機。因此,漢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指出:黃老學說不可長久使用，這樣,到文景時期逐漸由無為變成有為,儒家思想逐漸抬頭,於是就為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條件。

董仲舒是景帝時期的文學博士,專門研究公羊高的《春秋》，董仲舒聲稱,他的學說完全由他在這部經典中所發現的原理推匯出來的，他說的許多道理是因襲傳統的，他以為古人靠禮和樂,靠教育達到持久的和平，和孔子一樣,董仲舒重教育更甚於刑罰,但他也把二者結合起來了，注重教化的同時也看重君主的權威。

董仲舒為了適應漢朝中期統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學獨尊,而且把孔子的學說宗教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系統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給漢武帝上書《天人三策》，就是這一思想體系的具體說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著作。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統”和“天人感應”學說。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為有意志的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會的一切變化,國家的興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現。天意與人事緊密相連,上天以祥瑞災異影響人們的生活,人的實踐活動也能感動天，這為兩漢讖緯迷信思想的進一步氾濫提供了理論依據。董仲舒還認為天給人類社會設立了個最高權力的天子,人間的皇帝就是遵行天意進行統治的權威。他說人民服從皇帝,也就是服從天道,誰反對皇帝就是反對上天,以此來論證皇權的神聖性,這一系列思想為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根據。

董仲舒在宣揚君權神授說的同時,也藉助上天,對皇帝的過分統治加以限制，他說天不是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給人民利益,就能繼續做下去,否則天就要收回他的皇位，與唐太宗的“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相同。這種學說當然是為封建統治者而服務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限制皇權。董仲舒還大力宣揚孔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等級思想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倫理規範。他說:“三綱五常”是上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綱”,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構成了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種統治權力，這種封建宗法思想,成為封建倫理關係的準則,束縛了人們的精神。

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是有等級的，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可善可惡。上等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經過“教化”可以變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註定低微卑賤,只能永遠當牛馬和奴隸。他以這種地主階級的人性論來論證封建等級制和封建統治的合理性。從董仲舒的學說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觀點,就是它的思想核心,是從維護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的立場出發的,他的思想神化了專制皇權,併力圖把封建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結合起來,為統治階級服務,所以長期以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推崇。

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

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奮，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

——劉歆

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成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范文瀾《中國通史》

西漢建立之後，文、景兩代皇帝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國家出現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國力強盛的局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文景之治”。相應的，漢初的學術思想也自由寬泛起來，這使儒學得到極大復興，秦朝時藏匿的很多儒家典籍紛紛現世，一些歸隱的儒士也重返社會。董仲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故鄉在廣川（今河北景縣），鄰近歷史上盛產儒士的齊、魯、燕、代，文化氛圍非常濃厚，出生於公元前179年的董仲舒自幼受到多種文化的薰陶，這對他日後思想體系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公元前141年，頗具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登基，他愛好文學，崇尚儒術，給儒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7年後，漢武帝下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董仲舒順應歷史潮流，適時而出，以賢良對策，後世將他此次的對策稱為《賢良對策》（也稱《天人三策》）。就是在此對策中，董仲舒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鬱積已久的無數儒士的心聲，以及“大一統”的政治思想，並被漢武帝採納。

其後，董仲舒先後擔任易王和膠西王的國相，直到公元前121年辭官回鄉，開始著書立說。即使如此，董仲舒仍然倍受武帝尊敬，每當朝廷有重大事件，都要特意派人去詢問董仲舒的建議。公元前104年，漢代乃至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一代大儒董仲舒逝世，他所建立的新的思想體系，成為官方統治哲學。

董仲舒構建的思想體系不是純粹的儒學之說，而是以適應社會大一統為依據，相容諸子百家思想的新儒學體系。其哲學基礎是“天人感應”學說，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創造了萬物和人，因此，人應該順從天意，透過內省才能“知天”、瞭解天道，才能達到“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大一統”和“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無疑將統治者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秩序化、合理化，而由此推出的“三綱五常”也成為以後歷代統治者維護統治的工具。

在人性論方面，董仲舒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性是由天決定的，因此提出了“性三品”說，即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天生就是善人，包括帝王和當權人物；中等人要透過教育才能達到善，主要指地主；下等人的性天生就是惡的，不必也不能受教育，只能服從統治。這些理論僅僅是董仲舒用來麻醉人民的，對於君主，他則強調教化的重要性，主張君主不僅要“求賢”，更應注重“養士”，同時提出了新的選舉方式。

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中的儒術即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他認為六經各有所長，應該兼具其長，但他本人也只對《春秋》公羊學十分精通。董仲舒學生眾多，其中有很多人成為朝廷重用之臣，據說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是他的學生。

作為西漢的傑出思想家、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從他開始，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對之後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賢良對策】《賢良對策》又稱《天人三策》，是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在漢武帝下詔舉孝廉、策賢良時，應詔奏上的對策。在這篇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革除弊政、重視德治的政治主張，罷黜百家學說、獨尊儒術的思想以及大一統的理論。董仲舒提出的這些思想對中國後世的社會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此書行文明晰通暢、論理精湛獨到、語言樸實無華，不僅是漢代今文經學的奠基之作，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這一點和當時主流的風氣有很大的關係！

漢朝初年，當時的大漢王朝致力於恢復生產力，是人民百姓的生活秩序迴歸到正常標準，所以提倡的是黃老學說！這種做法有沒有好處有好處，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人民老百姓的日子開始富足了，開始迴歸到正常生活了，政府管的沒那麼嚴！那麼老百姓的日子也就過的更加輕鬆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經歷了文景之治，當時的老百姓民生富足，大漢王朝富得流油。

這種生活確實是好，但是這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沒有任何內憂外患的情況之下。那麼這樣的時代能夠被稱之為盛世！但是大漢王朝不是說那種苟且偷生就能夠活下來的，大漢王朝面臨的問題有很多，外患問題咱也就不多提了，就一個內憂的問題，就足夠讓所有人都感覺頭疼！

所以這一來二去，迴歸到一個主流的問題，也就是黃老學說是否適合現如今大漢王朝的那種發展的，全國範圍內針對這個問題曾展開過一場比較深思熟慮的論辯在其中最大的一個主考官就是漢武帝！

漢武帝曾對此也做過努力，他曾經組織了一場特別大的朝堂辯論，他比較青睞的是戰國時期幫助秦國脫穎而出的法家思想！他認為法家思想比較適合現如今的大漢王朝，但這些法家的腐儒提出了什麼東西？酷法！主張重邢重典！說白了，這幫人也是腦子讀書讀的比較迂腐了！所以說腐竹它並不是特定指儒家的那一批人，而是指一些特定的一群人！這群人可以披著儒家思想的外衣，也可以披著法家思想的外衣，也可以披著道家思想的外衣。這種人防不勝防，多的是！好的思想並不意味著它就能夠開化一個人的心智，拿他當做自己晉升，試圖獲取民生利益的墊腳石的人大有人在！

總之，漢武帝一看這情況，那絕對不行，你要這麼搞，那我天下還要不要了，我重點是什麼？我重點是收割手中的權力，把權力經紀人握在自己手裡面，靠這套方法。老百姓不把我給推翻，那就算不錯了！

所以在這種大的風氣之下，董仲舒站了出來！董仲舒這個人呢，本身生活的區域就有個加思想活躍的影響！加上這個人比較好學，所以董仲舒對於各家的思想都比較瞭解。聲之百家之長，百家之短，因此他在創立新的學說和思想時候，再以儒家為基礎的情況之下收割各家的思想，將其發展出來一個新的學說，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新的學派！

在這個學派裡面，董仲舒是嚴格反對孟子的人性本善和荀子的人性本惡論！你就說董仲舒這個人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腐儒，這人是一個大財，而在得到漢武帝的呼喚情況下，雖然漢武帝本身也不知道是不是對董仲舒呼喚了，但是董仲舒認為這個時候就應該站出來！所以在大時代的趨勢之下，董仲舒拾起了自己曾經的理想，將思想糅合咱田，形成了這麼一個新的學派，而這個派別呢？集百家之長，深得漢武帝的喜歡，不僅有靠武力，靠法律鎮壓維持自己的統治，還有靠思想。靠教化來感化自己，老百姓可謂是恩威並施這樣一種手段，任何一個帝王都想要。都喜歡！

所以董仲舒得到了漢武帝的喜愛，並且得以重用，在它的基礎之上得到了獨尊儒術這樣一個歷史上面的舉動！

西漢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由於多年的戰亂，國家十分貧 困，需要休養生息。出於政治的需要，當時的統治者崇拜道家的思想，主張“清靜無為”，目的是讓老百姓都安於現狀，不必有所作為。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漢朝經濟發展，國力強盛，對內要加強中央集權，對外要打擊匈奴，保衛邊疆，道家的那種“清靜無為”、“小國寡民”的思想就不再適用了。統治階級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既要符合統一局面的要求，又要為皇權專制尋找理論根據，於是，著名學者董仲舒的大一統的思想便應運而生。

董仲舒為適應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對儒家學說作了發揮。

董仲舒是西漢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上奏《舉賢良對策》，系統地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

那麼，董仲舒為什麼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呢？　

因為漢武帝集權統治需要這樣的主張。 西漢初期，朝廷實行 黃老之學， 無為而治。但到了景帝時代出現了 吳楚七國之亂。統一的國家面臨著分裂的危險。所以董仲舒認為，朝廷最重要的問題是要鞏固集中統一的政權，防止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於是，董仲舒便從儒學經傳中尋找統一集權的理由。根據《公羊春秋》的記載，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統"的理論。他在《天人三策》中說："《春秋》所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適合古今任何時代。" 董仲舒還提出，國家不但要在政治上實行“大一統"，在思想上也要實行"大一統"。他在《天人三策》中說，只要不是在六藝之列、與孔子儒家思想相悖的教派和學說，都不允許其再發展下去。只有這樣，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顯示出地位。只有思想的統一才有法度的統一，老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教育子孫後代。只有思想統一了才能維護和鞏固政治的統一，只有政治統一了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當時，西漢在政治上雖然統一了，但在思想上並不統一，各種學派和思想仍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因此，統一思想就成了西漢大一統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董仲舒提出來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

漢武帝很快就採納了董仲"大一統”的建議，在全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樹立儒學的絕對權威，將儒學作為唯一尊崇的正統思想，大力推廣發揚。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他因為推崇儒學有功，也被稱為"儒者之宗"。

漢武帝即位之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不是董仲舒，而是是第一任丞相衛綰。

儒家和道家是鐵桿同盟，共進退。即使罷黜百家，儒家獨尊，在三公九卿的高官中，肯定有道家的一席之地。

衛綰想罷黜黃老，但黃老有竇太后撐腰。衛綰也沒辦法，最後罷黜的只有法家和鬼谷學派。

首先說明一點，罷黜不等於禁燬。只是罷黜官職，不在重用你而已。

漢武帝初期，重用儒家時，言論自由，批評政治，罵天子者無罪。更沒有一人因言獲罪。因為這就是儒家思想。而法家思想恰恰相反，罵天子者，誹謗罪，處死。請問，難道不該獨尊儒術嗎？

從漢武帝中前期開始，重用法家酷吏張湯，屠戮皇族和群臣。因大夫顏異讓‘天子不悅’，法家酷吏張湯便子以腹誹罪，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法家不但立誹謗罪，罵天子者死，還立腹誹罪，肚子裡罵天子者，亦死。

法家不但要作惡害人，還要把作惡害人制度化，法律化。

之所以獨尊儒術，就為避免法家之惡行。

您問的是董仲舒為什麼要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話，那當然是因為他自己就是一代大儒，當然想要“達則接濟天下”了啊。倒是漢武帝為什麼會採納這個建議是出於一定的考慮。

首先，董仲舒吸收各派精華所改進之後的這套儒家思想可以有效的幫助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維護中國大一統的局面。

其次，漢初為修養生息所採取的“無為而治”的治理方法與漢武帝的執政理念大不相同，而且這種治理方式下中央政府很難彙集起足夠的力量來支撐漢武帝實現自己的不世武功，所以漢武帝就選擇了董仲舒提出的這種新的治理方式！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董仲舒並沒有提出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後來人為董仲舒總結的。首次提出董仲舒“擺出百家，獨尊儒術”的，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反傳統人士易白沙在《青年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名叫《孔子評議》的文章所提出的。

其實，如果從漢朝的歷史來看，董仲舒自己沒有明確提出要“罷黜百家”，漢武帝后來實行“獨尊儒術”也沒有要求所有人都信奉儒家思想，只是把儒家思想作為了國家主流的思想。

那麼，董仲舒為什麼會提出這一看法呢？這其實與當時漢朝的政治危機有關。當時，漢朝從創立之初開始，就實行道家的“黃老之學”。漢朝為什麼要實行道家的“黃老之學”呢？主要是因為當時漢朝剛剛成立，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所以，漢朝統治者決定，運用“無為而治”的思想，讓讓老百姓充分發展經濟。

電視劇《漢武大帝》董仲舒劇照

經過了七十多年的發展，到了漢武帝時代，漢朝的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的飛躍。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家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那就是地方諸侯國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以及北方匈奴不斷入侵的問題。這個時候，漢武帝就要需要加強皇帝的權力，需要一套理論基礎。

漢武帝在登基之初，要求各地方的官員“舉賢良”，漢武帝向各地的知識分子提出問題，如何可以讓我這個王朝歷經萬世，不遭到滅亡。董仲舒就跟漢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首先提出了“天人感應”學說，認為皇帝受命於天，同時也受到天的監督，天會以災異來預示皇帝做的事是否正確。這其實就是證明皇帝受命於天，皇權神聖不可侵犯。此外，董仲舒還運用《春秋公羊傳》的思想，證明天下大一統的合法性，由此，為皇帝集權，消滅各個諸侯國奠定了理論基礎。

董仲舒與漢武帝合夥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詳細記載於《漢書-董仲舒傳》。儒家透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走上政治舞臺，有內在的因素。

一、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

眾所周知，國家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又分為政治上層建築（比如秦國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和思想上層建築（比如秦國的商鞅法治）。思想又是以豐富多彩為優的，一家為主、眾多爭論是最理想的狀態。比如秦國，雖然思想上層建築一直是商鞅法治（秦國五代六君王堅守法治），但從秦國到秦朝，其他學派在秦國依然很活躍。秦國的歷屆丞相，商鞅、張儀、範睢、蔡澤、呂不韋、李斯。六位丞相中，僅商鞅為法家，張儀是縱橫家、蔡澤是計然家、呂不韋的執政理念見著於《呂氏春秋》，李斯是荀子的弟子。秦國富裕強大起來的150多年中，六位丞相的不同，鐵證了政治思想有一個主要，眾多爭論更加精彩的事實。

二、漢朝的一無所有

從漢初的分封制、內亂，到漢朝承襲秦朝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再一次證明了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先進性，同時也證明了分封制的倒推是不得人心的。漢朝沒有有效的政治思想、沒有創立更先進的政治制度，是不爭的事實。

更可怕的是，漢朝還搞出了“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非皇族成員不得封王，如沒有軍功者不得封侯）。不要小看這一句話。白馬之盟標誌著中國家天下的開始。國家，成為了一個家庭特有。

漢武帝廣徵治國思想，但卻並未得到比法治更好、更新的治國思想。董仲舒之流的儒家，自然更不例外。但是，董仲舒卻滿足了漢朝的另一個要求：家天下。天子的稱謂用上天意志來忽悠百姓，“以孝治天下”直接就是用管家的模式管理國家。當然，儒家思想本身就不是什麼好東西，這一點盡人皆知，漢武帝劉徹也心明肚知。所謂“天人三策”，說白了就是劉徹和董仲舒的討價還價。漢武帝喜歡儒家幫主家天下、又厭惡儒家的治國思想。董仲舒之流的儒家，為了官爵俸祿，什麼都可以背叛。拋棄儒家克己復禮、仁政治國，自然是毫不心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雖坐上了中華文化領袖的寶座，並一舉屠殺了百家思想，但儒家也付出了自宮的代價，從此淪落為儒教。

當然，董仲舒之流還是不甘心的。於是又拿天意說事（一如孟子用“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要挾齊王），企圖要挾漢武帝劉徹。結果劉徹比齊王更厲害，直接定董仲舒為死罪，要砍了董仲舒的腦袋。結果，董仲舒的腦袋雖然保住了，但連地方政府的官員位置也丟掉了。重新做回教書匠。

三、各取所需，害了百姓

劉徹以及劉漢皇族得到了最低階的保障，家天下在天下推行開來。劉漢的執政，好歹算是有名、有份了。用管家的那一套來治理國家。董仲舒自己是輸了個精光。但儒家弟子卻得到了一個新職業：為皇權唱讚歌，為統治者愚昧百姓。至於誰執掌皇權，儒家一概不論。蒙元時效忠、滿清時效忠，倭寇侵華時儒家同樣效忠。

漢朝還發明瞭“文字獄”。說粗俗點，就是皇帝丟一根骨頭，天下的儒家為爭奪這根骨頭，就咬的滿嘴毛。甚至不乏連身家性命都搭上的。雖然後世儒家不惜偽造歷史的吹捧漢朝，但從漢朝到滿清，統治者都是把儒家當狗一樣對待的。文字獄，從漢朝到滿清，每朝都有。

百姓就可憐了。生產力在發展，政治思想空白、政治制度盜版。這樣的生產力，怎麼發展？地平線上湧動！從漢朝起，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新瓶裝舊酒。從漢朝起，每一個朝代都比前一個朝代更加衰弱。蒙元、滿清就是例證。蒙元好歹是匈奴，滿清直接就是部分匈奴。到近代，小小島國的倭寇都企圖殖民中華。倭寇螞蟻吃大象的奢望也不奇怪，5萬八國聯軍就能縱橫中華，倭寇好歹不止五萬吧。

該死的董仲舒！

該死的儒家！

董仲舒其自身就是師從儒學，並且傳播儒學。而在當時的百家學說中，較為系統且有著較為穩定的局勢和民生仕途的需要，也只有董仲舒在默默的廣為傳播其儒學的精髓。

首先，儒學其思想較為中庸，受其影響就會使得為人平和有禮。一個國家的官員需要對下平和，對上明禮，對於平行則要中庸。能夠做到這樣的也只有儒學比較穩妥，而道學、法學等等，都屬於另闢蹊徑的方式，在治世方面雖然能夠表現出自己的不凡之處，但又極容易給國家和民生上增加新的禍端。

其次，儒學是當時百家學說中唯一一個在不斷的自我錘鍊的學派。因此經得起錘鍊和時間推敲的學派，再加上再民生和知識的廣為傳播，就使得儒學佔據了不敗之地。而其他學派雖然也有進步，反而再一些基礎層面所做的就少了，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根基不穩，再推陳出新與時代的大熔爐下，顯得格格不入。諸如：“亡六國者，非秦也，即六國也。亡秦者，亦秦也”。百家之所以淡化出歷史的大舞臺而流亡民間的重要原因，就在於自身的不足所導致。

總之，古人的智慧和一些典籍的評定，不能完全都用跨越時空的理念來看。有的時候還真需要用比較固執偏激的思維來進行詮釋，諸如：“天人感應”一說，作為一個朝代的締造者而言，還真可以這麼說，這個時候還真不需要用時光流逝的方式來去考證。一代天子，代代天子，只要天子信，天子能夠力挽狂瀾的領導一個國家締造一個個偉大就好。再多的也不是他們當時所能去思考的。就如同我們不會思考我們下一代或者下兩代人可能出現的變化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常說對在漢武帝時期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是有些誤解的，就像秦始皇的只有“焚書”但沒有“坑儒”，至少在《史記》和《資治通鑑》裡沒有記載。而武帝執政期間也只是採用以儒家學說為主，別家學說為輔的政策治理天下，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罷黜百家”。比如著名的酷吏張湯就是以刑名學說辦案，又取悅為武帝而官至廷尉。再比如汲黯是以道家學說被武帝賞識而官至都尉位列九卿。

我們常說的“四書五經”都是屬於儒家文化的經典，董仲舒是以精通《春秋》著稱於當時。這裡請看：在公元前140年，武帝曾下詔要“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這句話說明武帝本人對儒術還是很愛好和感興趣的，原因嘛可能跟竇太后喜歡道家學說有關。董仲舒只是恰逢其會，言論正好符合武帝的要求罷了。這也看出漢武帝劉徹對當下的治國理念有著深刻的認知，採用儒家思想治天下更符合實際。因為根據前朝經驗秦能夠迅速的兼併六國得益於申不害、商鞅的刑法理念，遵循的是韓非的法家思想，使其武力在短期內達到一個高峰，從而實現統一天下地目的。秦朝的快速滅亡也恰恰印證了法家思想並不適合於治理國家。亂世用重典只能符合於戰國時代，和平一統時期的漢王朝只能另行選擇。再看看秦在統一天下後還一直採用法家制國的弊端：因為太注重賞罰而逐漸忽略了禮儀道德，致使父子離德，尊卑不分，哺乳的兒媳和公公並坐吃飯，貧窮的只能入贅，唯一能得到賞賜的方法就是立功殺敵，而秦朝的刑法多達幾十種，這樣的高壓賞罰政策下人們只想著能立功而不犯法，禮儀廉恥都可以拋卻，到了家不像家，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

所以到了漢朝立國，高祖劉邦用魯人孫叔通制定禮儀樂章，文帝讓晁錯向伏生學習《尚書》，景帝時啟用轅固生，還有竇太后的道家思想。武帝更是知道儒家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性，向天下招徠儒生人才，比較出名的有董仲舒、公孫弘、主父偃、嚴安、徐樂、趙綰、王臧、晁錯、竇嬰、田蚡等。他們有的官至相位有的位列九卿，有的擔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武帝時期的儒家才是它得以發展延伸的輝煌段。

大多數人都是透過教科書裡的“罷百尊儒”來認識董仲舒的。但熟悉經史的人都知道，董仲舒在“罷百尊儒”這件事情上並沒有發揮主要作用。

把“罷百尊儒’作為董仲舒的功績，主要是《漢書》記載了他的“天人三策”，以及班固在董仲舒傳的“贊”中做了這樣的評價。

而更早的《史記》對董仲舒並沒有這麼高的評價，而且也沒有專門為他設立的傳記，董仲舒是在《儒林傳》裡和其他儒生一起敘述的。要知道，董仲舒曾教過司馬遷，司馬遷尚且如此處理他的傳記，可想而知他在當時的影響力有多弱了。

董仲舒一生只是一箇中級官僚，他先是幹了大半輩子博士，是太常屬下的顧問官員，查《漢官六種》，可知當時的博士都不必上朝，只是待詔。董仲舒即使透過“天人三策”而舉賢良，正式出任實權官員，卻也沒有留在中央，而是去了揚州，當了江都王的相，而和他同時（一說不是同一批，此處採《漢書 武帝紀》說）舉賢良出來的公孫弘，卻留在了中央，並很快擔任了右內史，這是“直轄市"的“一把手”，沒幾年就位列三公，封侯、當丞相。

而董仲舒在罷相回到中央後，僅擔任了中大夫一職，是衛尉的屬官，俸祿也降了一格。後來董仲舒還遭遇了一次牢獄之災，險些喪命，出來後又得罪了公孫弘，再次出任膠西王相。

總之，他擔任的要麼是中級官吏，要麼是遠離權力中心的王國相，始終沒有處在權力的核心，也就不可能有機會施展他的抱負。

現在一般認為，“罷百尊儒”是一個長期的、西漢朝野共同促成的、反覆拉鋸最終達成的結果。罷黜百家，主要是從仕途渠道上說；獨尊儒術，則是以何種思想為意識形態，這主要體現在祭祀、儀禮、封禪、明堂、曆法等諸多方面。

期間有幾個重要的時間點，可以注意：

1、漢武帝初年，衛綰請求“舉賢良罷黜百家”。考慮到衛綰是一個文帝時的老臣，沒有儒家背景，更不會啟動這樣的改革，所以他的這個請求，估計是當時實際掌握權力的田蚡所慫恿的。

2、董仲舒“天人三策”確實有“獨尊儒家，勿使並進”的明確主張，但他的貢獻不在此，而在於複雜的更化改制等理論發明。他本人並沒有提出具體怎麼罷百尊儒的措施。事實上，董仲舒恰恰是因為這種理論的建樹，特別是到了西漢中後期、東漢時期各項儒家改革紛紛以董仲舒的理論為依據，這才促使了他的地位越來越高。

3、公孫弘在當丞相後，曾推行過一個政策，詔令收錄在《漢書 儒林傳》裡，這個詔令非常重要，可以說奠定了儒家作為西漢文官政府基礎的基礎。特別有兩項內容，推動了儒家壟斷仕途，一個是讓博士員弟子作為中央中低階官員的儲備，“備文學掌故”，也就是後輩幹部、管理培訓生，而且是源源不斷的有生源；一個是選拔現有官吏裡，能夠通儒術的人，補充到左右內史、各郡國的中層官員去。這就造成了後來儒家大受歡迎的局面。特別是用了沒多少年，這批儒生紛紛佔據中央和地方高位，基本實現了儒家對仕途的壟斷，和那些王侯的二代、三代以及外戚們分庭抗禮。

4、漢武帝太初時真正的改元，不僅重新往前追溯、框定年號，還實行太初曆。這是根本性的，獨尊儒術的表現之一。

5、此後，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對祭祀，包括郊祀制度等進行了徹底的變革，期間反覆多次，最終在王莽手中達成。這也是獨尊儒術的重要標誌。

6、王莽代漢，這個事件本身可以看作是獨尊儒術的最大成果。要沒有儒家籠罩下關於漢代要再受命、要更化改制的呼聲，就不會有王莽的代漢。

因此，所謂“罷百尊儒”是當時朝野各方力量、在漫長的時期內，逐漸形成的一個局面，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直白的政策。而且，董仲舒在其中，既不是首創者，也不是具體政策的執行者。但是，‘罷百尊儒"局面的形成，以及在形成過程中所需要的理論、意識形態觀念等，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他漫長的教學生涯、在現存春秋繁露以及《漢書 五行志》記載的災異陰陽之說，等等，有著密切的關係。總之，歷史與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確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看清的。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了漢朝初期的意識形態，放棄了之前以黃老之道治國的思路，而改為更為主張積極有為和強調加強皇帝集權的儒家思想。和後來崇重儒術時期往往國力開始走向衰落不同，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也是漢朝國力走向巔峰的開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就需要從董仲舒的學說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之前漢朝的情況說起了。

漢朝建立之初，漢高祖劉邦在高帝五年對功臣進行了分封，之後又先後和大臣約定，非劉氏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因為這時候劉邦的大臣實際上都是漢朝的功臣，所以這個約定也就是劉邦與功臣集團的約定。這個約定意味著，除了劉邦子孫之外，其他人不能封王，否則天下共擊之，這等於讓功臣集團放棄封王的要求，而非功臣不封侯則意味著，劉邦也承諾，除非對漢朝有重大貢獻，否則是不能封侯的，因為封侯就意味著分享功臣集團的特權。這是一個權利與義務對等的約定，非劉氏不得王是功臣集團要維護的義務，非功臣不封侯則是皇帝的義務。

按照李開元的看法，這個約定實際上意味著，劉邦和軍功集團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打個比方說的話，劉邦是漢朝這個國家最大的大股東，所以世襲董事長，其他功臣勳貴則是這個國家的小股東，他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劉邦既要維護功臣集團的特權，也要透過功臣集團的支援來維繫自己的世襲皇權。用我們今天的政治學術語來說，劉邦和功臣集團作為這個國家的股東，共享這個國家的主權，而不是完全的君主主權。一定意義上，這算是一個貴族共和制的時期。

而在戰亂時期結束之後，國家的日常管理和運轉中，這時候皇帝所發揮的作用實際上是比較有限的，整個官僚體系的日常運轉是以丞相為核心的，尤其是龐大的行政管理體系，都是由丞相來主導的，皇帝並不直接介入這些日常性的工作。所以，這時候皇帝的內廷官屬規模很小，主要是此後皇帝的日常起居生活，並不直接介入日常性的行政工作，而丞相府的官屬規模很大，機構和人員龐雜，是整個國家的行政中樞。

漢朝初期的另一個政治潛規則是，朝廷九卿以上的高官，基本上是由功臣集團壟斷的，尤其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這些高階職務。從漢高祖時期的蕭何，到漢惠帝和呂后時期的曹參、王陵、陳平、周勃，都是從劉邦佔領沛縣就開始追隨劉邦，參加了滅秦和滅楚的開國功臣。即便是在漢文帝上臺後的第二年，強迫周勃等劉邦的元從功臣們回到自己的封地，改用自己在代王時期的丞相為朝廷的丞相，也並沒有改變這個格局，因為宋昌和之後文帝任命的丞相，本身也是漢朝的開國功臣集團，只不是他們不是碭泗元從集團，參加劉邦集團更晚一些而已。

一直到景帝時期，初期的丞相也仍然是開國功臣，之後才逐漸有了從地方官吏逐漸升遷上來的官員出任丞相，而這時候距離劉邦稱帝、漢朝開國已經五十年左右的時間了，不但開國功臣已經完全退出了歷史舞臺，而且他們的第二代也已經老了，比如這一時期的周亞夫和灌夫，也在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同時，從呂后時期開始，內廷的機構也開始膨脹，到景帝時期，內廷參與國家重大事務決策和運轉已經比較多了，原本只是內廷供奉官的尚書，這時候已經成為實權比較大的職位。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重新理解漢朝初期黃老之道的實際內涵。一般都將黃老之道理解為與民休息，恢復生產，國家儘量無為而治，減少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干預。但從皇帝與軍功集團的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也意味著，皇帝不要過多幹預國家的日常運轉，而應該垂拱而治，把國家交給軍功集團為核心的官僚體系去管理。也就是說，所謂無為而治，主要是軍功集團對皇帝的要求，而軍功集團本身不但不無為而治，而且是比較積極有為的，因為皇帝如果介入日常政治運轉太多，就意味著功臣集團的特權會受到比較多的約束和限制。

在這個背景下，漢武帝登基之後，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以儒家思想並附會以陰陽家的學說，將皇權解釋為天命，將皇帝解釋為為天道、天意的人格化，實際上等於將皇權神聖化。這意味著什麼呢？這就意味著，皇帝是特殊的，之所以能夠成為皇帝是天命、天道和天意的體現，而不是功臣的輔佐，所以皇帝是這個國家真正而且唯一的主權者，其他人沒有主權。簡單一點說就是，國家是屬於皇帝個人的，軍功集團對國家沒有股權，也不是股東，國家從一個股份制公司變成了一個完全私人所有的公司。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的核心思想，實際上也可以概括為尊天子、貶諸侯。再加上《天人三策》對皇權的神聖化，就可以理解，董仲舒的學說實際上是強調皇帝權力至高無上的。而漢武帝當時正在大力提拔出身基層的官吏進入朝廷中樞擔任重要職務，以取代原來的功臣集團的後裔，董仲舒的這套學說當然是完全符合這個需要的。換句話說，黃老之道、無為而治是小股東所希望的，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是在公司治理中更加依賴於職業經理人的董事長所支援的。原因很簡單，小股東擔任公司管理人員，董事長並不能完全約束，而職業經理人的權力則完全來自董事長的授權，所以他們只能忠於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