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但是，你的問題很複雜，我要分成兩篇文章來回答。

以百姓之心為心

——《道德經》的政治思想

王君敏/文

《道德經》的最後成書，估計當在李耳晉見秦獻公前後。書中的許多內容也當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即以此為理論依據，遊說秦獻公，希望秦獻公能實踐自己唯道主義的理論，建立大道制國家。所以，《道德經》一書含有豐富的政治思想。

一是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和精華部分，最完整而又準確表達這一思想的當是第49章：“聖人堅持沒有自己的願望和意志，以百姓的願望為願望，以百姓的意志為意志。善意的善待，不善的也善待，這就會得到百姓的善待；真實的信任，不真實的也作參考，這就會得到百姓的信任。聖人生活在天下，小心謹慎，為天下渾然為一的心願和意志。百姓都向他反映眼見耳聞的事情，聖人都象孩子一樣傾聽。”

高明的統治者，要善於把握百姓的願望和意志，並把它作為自己的願望和意志，使自己成為百姓願望和意志的代表者，這樣，才能贏得百姓的信任和擁戴，達到威望，實現“愛國治民”的目的。因為，老子深知百姓的意志具有巨大的力量，是不可違抗的，只能因勢利導。

那些不顧人民的利益，一味巧取豪奪的統治者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老子說：“強梁者不得其死！”希望對人民寬宏。他說：“政治上寬宏，人民就會忠厚；政治上苛察，人民就會抗爭。”“天下忌諱越多，人民就越會造反。”

二是無為主義

無為主義，也可以叫做不干涉主義，就是“我不違道理，而人民自成教化；我喜好清靜，而人民自行正道；我不生事端，而人民自然富有；我無貪慾，而人民自歸純樸。”老子深知無為的好處，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奇效。所以，他提出“用公正治理國家，用奇策對外用兵，用不生事端來取得天下。”

歷來的統治者多喜歡多事，攪擾得老百姓日不聊生，甚至鋌而走險，走上武力反抗的道路，使一切都失去了正常的度，“正常反而變成奇怪，善良反而變成妖孽。”所以，老子告誡統治者：“治理大國，就好象箭煮小魚一樣。”不能經常翻動，否則，小魚就會被攪碎，沒有辦法食用。這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比喻，卻實在寓有非常深刻的治國之理的。

老子的無為主義，其實是基於對規律（也就是“道”）的不可抗拒性的深刻認識。因為，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統治者只能運用它，卻不能改變它。“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三是教化理論

老子的無為主義，並不是無所事事、不作為。恰恰相反，應該說是“有為”和“無為”的統一，以“無為”的手段，達到“有為”的目的。因此，他非常注意對人民的教化，只不過，他的教化的手段與一般人的不同，他反對對人民說教，而是希望統治者能以身作則，“以正治邦”。“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統治者不去吹捧賢能，就可以使民眾不去用卑鄙的手段競爭；不去寶貴那些難得的財物，就可以使民眾不去幹那些你搶我奪的事情；不去激發貪慾，就可以使民眾不為非作歹。”這是防患於未然。但是，不論這麼說，社會總是要發展的，在發展進步中就會有各種慾望膨脹起來。為此，老子主張向他們灌輸樸素的思想（無名之樸）。“灌輸了樸素的思想，也就沒有了膨脹的慾望。沒有了膨脹的慾望，社會也將會自然得到矯正。”

所以，聖人治理天下要遵循這樣的原則：“開闊人民的心胸，填飽百姓的肚皮，削弱人們的貪慾，增強群眾的體魄。”最終要讓人們保持一種不自以為是、不貪婪無度的狀態，使他們知道有所顧忌，不為所欲為，這樣就沒有什麼治理不好的天下了。

四是自謙原則

老子是一個深刻的懷疑主義者，也是一個清醒的哲學家。他認識到，面對無限的世界，人類的理性和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所不為；面對廣大的社會，一個人（包括統治者）的理性和能力也是有其侷限性的，不可能為所欲為。所以他說：“奉行道的人，不自以為比人民高明，寧可認為比人民愚笨。”老子雖然沒有意識人民群眾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卻分明看到，人民難以治理，是因為他們有著豐富的生產經驗和社會經驗，脫離實際，就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越治越亂。所以，他痛心疾首地說：“用自以為是的心態主持國家事務，是國家的禍害；不用自以為是的心態主持國家事務，是國家的福祉。”並且把它上升為一種原則，把堅持這一個原則叫做“玄德”。

那麼，怎麼樣實行自謙原則呢？他說：“聖人處在人民之上統治，一定要用言行表示甘居人下；處在人民前面領導，一定要把自己擺在人民的後面。”“不敢為天下先”即先人後己。如此，就可以實現“聖人在前領導而人民不感到危害，在上統治而人民不感到有負擔。天下樂於推舉他而不厭惡他。”

單從政治學與經濟學去看待老子《道德經》，那也太失落了。政治學與經濟學背後的本質是人文思想的問題。

政治學裡有政治人物，個人政治地位所幹得事，起決於腦袋裡裝的什麼思想，心裡裝的是人與事，有看到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同樣都在政治領域工作，個人是否能領悟《道德經》思想，就能幹多大的事。如：國家領袖

經濟學裡有經濟人物，個人經濟地位所幹得事，同樣也是腦袋裡裝的什麼思想，心裡裝的人與事，有看到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同樣都在經濟領域工作，個人是否能領悟《道德經》思想，就能幹多大的事。如：馬雲

老子《道德經》思想，是天道的智慧，人能修得天道真理，是一通百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裡的“生”也是變化的意思，道是一直變化的，就跟我們從沒見過的龍一樣，變化莫測。

大到管理一個國家，發展歷程，領導要根據時代程序改變策略，進行改革，讓社會屬於平衡生態。

小到個人與家庭的自我管理，生存事業發展，夫妻和諧，家庭和睦，陰陽平衡生活方式。

老子自己就是可大可小的人物，小到以乞討要飯，都不覺得自己可憐。大到治國平天下，都可以遊刃有餘。

一部《道德經》走遍天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是體悟得來的智慧，而非是研究它。

我們來看《道德經》中對“聖人”與西方經濟學理性人和互惠人這兩個概念的比較。《道德經》中老子幾乎在每一章的結論中總是來一句話：“是以聖人。。。。。。”，“古之善。。。。。。者” 怎麼怎麼的。讓後輩學者不明所以認為有“古之聖人”字樣就是遠古才有存在聖人，往後越是越來不爭氣的，這其實是華人的好古情結在作崇以及對老子的誤解，老子先丟擲“聖人”這個概念，然後，解釋這種人行為合符大道，其實是想提醒人人只要都能悟道、遵道、修道才能得道成“聖人”。老子雖然沒有說他的“聖人”這個概念是一種假說，可是，在我看來其實就是假說。許多人認為“聖人”是道家理想中的人物形象，其在與道同體。如果是這樣，我認為這種“聖人”其實就是一種行無不正，言無不中，無不過與不及，總是行為的邊際效用處於“o”的狀態，即價值符合最大化的人，許多人不明白這個不過是老子假設出來的理想化的人而已。從道德經之中的“聖人”想要實現“無為而無不為”的的理想境界來看，就是與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一致的概念。什麼是“無為而無不為”？ 意思就是無偽、無違、無妄為，不用過度的去作為無不及，付出成本就可以實現需要達到的價值目的，這正是經濟學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採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濟

《道德經》原文分上篇《德經》、下篇《道經》，是老子所著。以前稱之為：《德道經》。

老子（網路圖片）

《道德經》中有政治學和經濟學的記載。在政治上“無為而治”在《道德經》中就能見到，是道家的治國理念，是老子對君王的告誡，不與民爭。

老子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而且強調“無為無不為”。

“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過多地干預、充分發揮萬民的創造力，做到自我實現，走向崇高與輝煌。

歷史上的太平盛世、宏圖大業，都是在道家無為而治指導下取得。

“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妄作為。因為不違背客觀規律，遵循客觀規律而為，所以無所不為，就是什麼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觀規律。

《道德經》（網路圖片）

在經濟上，《道德經》第一章記載：“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強調：“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道德經》第五十二章）。在第五十一章中，《道德經》又系統說明：“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以上這些在經濟上的論述，實際上就是社會再次生產，資本再次生產的“道”和“德”的道理。扼要地講就是：生產資本社會有一部特殊歷史，那就是人生與社會的“道”和“德”的發展。

政治經濟學（網路圖片）

《道德經》對政治學、經濟學做了很有說服力的深刻而精闢的論述。它不承認神靈的存在，只強調修德、治國和養身生存之道！從人與自然的視角論述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因此，《道德經》被譽為：最能代表人類思想發展的、被稱為人類思想里程碑的偉大著作。

《道德經》全文絕大部分篇幅講的是哲學規律，但留給經濟學的部分卻毫不掩飾著智慧的光芒。

其原文是“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將經濟規律分為兩類，即“天之道”和“人之道”。

“人之道”很好理解，就是聖經《新約·馬太福音》中的“馬太效應”：“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講的是從前一個故事，一個國王要出門遠行，臨行前，交給3個僕人每人一錠銀子，吩咐道:“你們去做生意，等我回來時，再來見我。”國王回來時，第一個僕人說:“主人，你交給我的一錠銀子，我已賺了10錠。”於是，國王獎勵他10座城邑。第二個僕人報告:“主人，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我已賺了5錠。”於是，國王獎勵他5座城邑。第三僕人報告說:“主人，你給我的1錠銀子，我一直包在手帕裡，怕丟失，一直沒有拿出來。”於是，國王命令將第三個僕人的1錠銀子賞給第一個僕人，說:“凡是少的，就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凡是多的，還要給他，叫他多多益善。”

“天之道”則是反其道而行，社會學家多從分配角度來分析，認為是在分配上均貧富。實際上從經濟角度看，應該是說，只有讓生產分工過程的各個環節的人都擁有足夠的生產要素來完成自身的工作，社會生產才能正常開展下去。如果生產要素分配不均導致要素不足，部分環節生產難以為繼就會使得社會生產停滯；反之，如果某個環節要素太多，導致生產過剩而銷售不掉，也會導致生產體系因不能及時回籠資金而停滯。這種停滯如果引發經濟或社會危機也會被動實現財富再分配。同 時，老子提出“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也是說明要在財富分配時給生產者留出足夠生活的財富和生產要素，不然“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一旦把民脂民膏都搜刮淨了，人就會覺得死了不算什麼。到了這種時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人連死都不怕了，暴力革命就只是早晚的問題。

價格執行也像張弓射箭一樣，產品價格高了生產的人就會多，供大於求時價格就會降下來；產品價格低了（尤其是售價低於成本時）廠家往往會減少生產，而當出現供不應求時價格又會上漲。因此，老子在2500多年前就揭示出經濟有其自身的執行規律，在現在看來這些規律也依然實用。

《道德經》——老聃（生卒不詳），春秋未期人，曾作過東周王朝的守藏史（收藏、管理史籍的官），因不滿意春秋戰國之交的社會大變革而遁世。現存《老子》一書，分“德經”和“道經”上下兩篇（約五千字，用韻文寫成，故又稱“道德經”），相傳初為老聃所作，經後人不斷韻色、豐富而成。從《老子》一書所涉及的內容來看，絕非一人、一時之作，但它基本符合老聃的思想。

政治上，老聃主張“無為而治”。老聃站在沒落奴隸主貴族立場上，對春秋戰國之際發生的社會大變革，抱著一種仇視和無可奈何的態度，他認為社會的進化、技術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剝削的出現、“盜賊”的興起、爾虞我詐的發生、刑罰的使用等一切現象，都是由於統治階級“有為”的結果。在他看來，孔丘、墨翟的治國主張，都不足“以智治國”的“國之賊”而已。他主張“無為而治”。他認為，上無為，則民不見可欲之物，就不會發生爭利；不尚賢貴爵，也就不會發生爭名。因此下就會“自化”、“自正”、“自富”、“自補”，社會就會回覆到“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原始群落狀態。這種社會是一種“渾渾”的沒有上層建築、沒有生產器械、沒有商品交流、沒有任何文明的社會，而社會上的老百姓無知、無慾，因而沒有任何矛盾。這是對社會文明與進步的一種消極對抗。

老聃哲學的最高範疇是“道”。他對“道”的認識是矛盾的。一方面“道”是“物”，是一種混純的、生成天地萬物的客觀實在；另一方面，“道”又是一種無聲、無形、無象的超時空、超感覺、永恆存生、不可名狀的絕對的精神本體。老聃把這種“道”說成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其基本傾向是屬於客觀唯心主義的。

在認識論上，老聃是典型的唯心論的先驗論者。他否認感覺和實踐的作用，認為不出門，也不看窗外事，就能知道天地萬物及其規律，而接觸社會實際越多，反而知道的越少。所以“聖人”不需要任何實踐就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老聃的思想中，包含了豐富的樸素辨證法因素。他意識到世界有一個總的規律，強名之為“道”，它本身包含著相反的東西，它所創造的東西，也包含著相反的東西。他看到了自然和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現象，提出了矛盾互相依存，矛盾著的亊物互相轉化，即“物極必反”的看法。他從“道”本身找到了它化生萬物的動力。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但是，他認為“道”本身是不變的，所以天地萬物只能在道所規定的圈子裡迴圈地變。他還認為時間是有限的（“天下有始”），靜止是絕對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覆命；覆命曰常；知常曰：明”）他雖然承認矛盾對立面的同一性，卻否認了對立面的鬥爭性，並且否認矛盾轉化的條件性。比如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又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大成若缺”，“大盈若衝”，“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等等，認為禍福之間，奇正之間，善惡之間等等，誰也不知道它們的界限；而矛盾的轉化運動，則是週而復始地迴圈，沒有任何發展，因而走向了相對主義。

關於老聃哲學的實質，到現在還是眾說紛紜，沒有一致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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