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貧民窟、販毒、童婚、原生家庭、非法勞工、黑戶、人口買賣、生育權及生養困境……

黎巴嫩甚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邊緣群體、底層問題及那些由來已久的“瘡疤”，被文藝電影《何以為家》逐一點破，內地觀眾藉著女導演娜丁·拉巴基的視角，窺見了“現世安穩”之外世界的另一副面孔：悲劇叢生，人如螻蟻，任何一種難捱的苦難都只是多米諾骨牌中微不足道的一枚而已。

筆者認為，啟用非專業演員本色出演是《何以為家》的最大亮點，從影片最終呈現的質感不難看出，“原型人物本色出演”成為了比“據真實事件改編”更高效、更具說服力的內容標籤。

《何以為家》堪稱從《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碾壓性優勢下突圍的一匹黑馬，據貓眼資料，上映9天的《何以為家》累計票房已達1.95億，同時，《何以為家》也是五一檔的口碑贏家，截至目前，其豆瓣評分8.9、貓眼評分9.4、淘票票評分9.1，如果不是影片最後20分鐘有情緒“渲染”痕跡，或者說在“催淚”上處理的更剋制，想必能打動更多標準嚴苛的觀眾。

國際上，《何以為家》獲得多個大獎的認可，如拿下了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和第76屆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提名、第71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及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獎，並席捲了全球各大影展。

這部從中東貧民、難民問題切入，敘事極具地域特色的小眾文藝電影之所以受到全球範圍內觀眾的喜愛、業界人士的認可，離不開“真實”二字——真實的人物故事映射出真實的社會底層困境，引發觀眾真實的無力感和人文關懷。

《何以為家》的主人公是12歲的Zain，片中，他在貧窮和暴力中努力生存，身軀瘦弱卻能扛起一切與年齡不符的生活重壓，他勇敢，卻無法在殘酷環境中保護好妹妹和黑人弟弟，他需要復仇，但捅傷惡人房東似乎遠遠不夠，只能上法庭控告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

現實中，Zain的真實身份正是一名敘利亞難民，2012年為躲避戰亂，Zain舉家逃亡至貝魯特的貧民窟，在遇到劇組選角導演時Zain甚至連名字都不會拼寫，片中大部分場景和故事也來自於其真實的人生經歷。Zain一角打動了無數中國觀眾，正如一名豆瓣網友所形容的：“大概只有真的親歷世間的苦難，才能如此自然吧”。

而除導演娜丁·拉巴基飾演的律師外，《何以為家》全部啟用了非專業演員，選角導演們深入貧民窟、監獄、街頭，片中的黑人媽媽Rahil、黑人弟弟Yonas的飾演者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勞工、難民，法官、警察、犯人、抽菸的青少年、被拘禁的非法移民等均是本色出演。

娜丁·拉巴基曾就選角問題向記者表示：“他們不是演員，他們只是在銀幕上呈現自己的痛苦，在銀幕上體驗自己的人生。他們每一位都為影片注入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他們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現自己真實的人生。”

血肉豐滿的人物支撐起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難民世界：一家八口擠在沒有床的狹仄空間裡、為生活所迫舉家“製毒”、為無力負擔的房租將11歲女兒送入“虎口”、非法勞工將孩子藏在廁所撫養、穿梭在車流中的小孩拿著果汁和紙巾“做生意”、孩童們聚集在一起抽菸、少年犯和“黑戶”遍地……以Zain為代表的業餘演員們共同勾勒出黎巴嫩撕裂失序的社會現實，他們背後，是無數個被貧窮影響的孩童，是無數因戰亂和驅逐分崩離析的家庭，是無數對愚昧且患上“生育癌”的父母。

影片中那個與我們理解的生活脫節、與普世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世界，經由原型人物的本色出演，不再有“加工”和“粉飾”的嫌疑。正是這種真實，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獲得了強烈的情感體驗——一種“拳拳到肉”的痛感。

成功的選角是《何以為家》突圍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人物原型，既是影片真實感的“背書”，又是“第三世界”向外部打出的組合重拳。而《何以為家》的選角，又能給內地影市帶來哪些思考呢？

事實上，國內電影行業不乏這類例子，如由張藝謀執導，聚焦農村、貧窮及失學問題的《一個都不能少》，影片選用的所有演員均是普通中、小學的教師和學生；張揚執導的《昨天》則由賈宏聲本色出演了一個“染毒”青年演員，電影重現了其十年時光中的沉淪與再生，片中賈宏聲的父母、朋友均由現實生活中的原型扮演；

爾冬升執導的《我是路人甲》關注了“橫漂”群體的夢想和奮鬥，片中演員均是真實“橫漂”，據公開資料，該片在開拍前做了近4個月的採訪，蒐集了200多個“橫漂”故事，整理了近百萬字的文字材料；《岡仁波齊》劇組則在川、滇、藏三省區交匯處的芒康縣普拉村找到了要去朝聖的11個普通藏民，影片耗時一年跟拍，行程長達2000公里……此外，《小武》《盲山》《二十四城計》《推拿》《湄公河行動》等電影均啟用了大量非專業演員。

從評分上看，這些電影的品質普遍高於“平均水位”，原因不難分析，原型人物的出演給了電影“紀錄片”式的觀感，賦予了角色原生態的樣貌，在宣發上自帶話題性，容易引發觀眾共鳴，也更有利於電影主題和價值體系的昇華。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信任感，而這種說服力，靠“演技”是很難實現的。

曾主演了自己前兩部執導電影的娜丁·拉巴基，就主動剪掉了其在《何以為家》中的鏡頭，因為“和那些演員相比，我演的這個角色遠沒他們那麼真實”。

在內地影市流量明星失靈、A咖片酬居高不下的當下，電影製作公司或許可以在選角環節進行更開放的嘗試和思考。

由人物原型出演電影主角的利好面顯而易見，選角思路也理應更新，但實際上，想在當下市場環境下拍出一部這樣的電影，面臨著許多挑戰與難題。

首先，在《主投主控意願弱化、大鍋飯風氣興起，電影出品玩起了“人海戰術”》一文中，筆者曾提及“電影投資中有了愈演愈烈的‘大鍋飯’風氣”，這股新風氣下，製作、出品、發行深度捆綁，“主投主控”的製作公司減少，市場普遍以“一家多投、多家抱團”的方式分散風險，喜劇、青春劇、動作片等“安全牌”成為主流，製作週期也在資本逐利的慣性下日趨短平快。

而只要市場“風險厭惡係數”高企的情況不改變，如《何以為家》般呈現邊緣現實，製作時間超過五年、實際調查耗時三年、後期剪輯耗時兩年，投入產出比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的作品出現的機率就微乎其微。

其次，無論是《一個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岡仁波齊》中的11位藏民，還是《何以為家》中已經移民挪威開始新生活的Zain，都屬於“一次性”演員——一部作品，就極可能是他們的整個電影生涯。而從《我和我的經紀人》《創造營2019》等熱播綜藝中，不難發現中國造星工業已經有了向韓國看齊靠攏的勢頭，這意味著未來的市場資源將向“長變現週期”的藝人傾斜。

再次，以往敢冒著風險啟用非專業演員的，是張藝謀、賈樟柯、爾冬升等“大導”，而目前，大量第五代、第六代導演參與到影視行業的資本運作中，簽訂對賭協議的導演不在少數。當電影票房與個人利益密切關聯，“賭性”和冒險行為也就大大減少。一個最有力的佐證是，《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宣佈定檔後，國產影片均“聞風而逃”避開與其正面較量。

此外，這類電影蘊藏著一個共性：即試圖“以小見大”，透過還原底層人物的真實狀態呈現普遍性的現實問題，題材的內生共性往往讓影片面臨更細緻的審查，也側面增加了影片上映的不確定性。

與這些挑戰和難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觀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從紀錄片走紅，到《岡仁波齊》《何以為家》等紀錄片式電影市場和口碑的雙豐收，再到“手持拍攝”風靡、互動式電影的出現，以真實感為賣點的電影已經發展成一個細分型別，且擁有了穩定的、有買單意願的受眾。

如何以《何以為家》為範本，找到內地電影的新空間，或許能成為從業者們接下來的課題。

看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我為電影描述出來的許多真實的苦難流了不少的眼淚，也一直在等待真正的主題浮出來。

所有描述苦難的電影，包括紀錄片在內，都需要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詮釋出苦難的原因，並激發人們將之改變的鬥志。因為這是人類這種生物的本能思考。純粹以折磨角色為目的的電影，只可能是迎合虐待狂怪癖的爽片。

《迦百農》用倒敘的方式製造了一定的懸疑，更是為了突出最終主題的常見手法。因為觀眾會帶著懸疑去思考，思考在片頭看到的這個荒誕現象，一個十幾歲的小孩服刑，還要狀告父母，究竟是為什麼。這個“為什麼”表面是追問小孩的動機，而深層則是追問什麼樣的生活造成了小孩產生這樣的動機。進一步隱含的主題，則是如何改變它。

在我觀影過程中，基於個人的視野和知識，對最終的主題有很多的猜測。我本以為這是一部黎巴嫩版的三毛流浪記。

因為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原因。

劇中所有的衝突都來自家庭本應有的關愛與貧窮帶來的“虐待”。缺乏合法的身份父母沒辦法給十幾歲的小孩讀書，讓他們打童工，逼著11歲的女兒出嫁，用鎖鏈拴住嬰兒的腿，單親母親把小孩寄放在廁所，不得已喂孩子水和白糖……

這一切先是讓中產階級觀眾聯想到父母沒有文化，或者缺乏道德上的自律與對子女的關懷……隨後用贊恩的經歷，在貧窮狀態下無以為生，憎恨父母出賣妹妹的贊恩最終不得不自欺欺人，把約納斯交給了人販子。這個故事的敘述令人信服，讓觀眾意識到道德不是問題的本質，貧窮才是。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是多麼的不堪。父母出賣薩哈時的自欺欺人，與贊恩出賣約納斯的自欺欺人是高度一致的。事實上贊恩的父母早已經過了贊恩和薩哈（11歲出嫁）的一切，才艱難地活成今天這個樣子。

電影主角都是沒有合法身份的流民或難民，絕大多數人不會寧願去一個屎一樣的外國貧民窟過著蟑螂一般不敢見光的日子，也不願回到自己的祖國。尤其是看到拉希爾為了兒子不能給母親寄錢，母親也同樣難以生存，反而能讓觀眾理解為什麼她要拼命來到這個國度。

他們的貧窮來自於遠在異鄉，沒有身份，這些人寄居在黎巴嫩，被各種人（老闆，黑市商人）進行各種形式的剝削（廉價勞動力，性剝削，身份勒索），靠著微薄的收入艱難地維持親人在貧民窟的生活。

而黎巴嫩只是他們的一箇中轉站，所有想擺脫當前命運的角色，包括小男孩贊恩，單身母親拉希爾還有那個不知名的女孩，都是希望透過黎巴嫩去前往那些被當做天堂來描述的歐洲白左國家。傳

看完整部影片的第一感受:我很慶幸自己出生在中國，如果我出生在一個充滿戰爭，連溫飽都不都解決的國家，我可能還做不到像贊恩那樣堅強！

電影的主人公為年僅十二歲的少年贊恩，長著一副十二歲幼稚的面孔，卻有一顆三十歲成年人的心，他人生中沒有像我們一樣的七彩童年，贊恩只能每天拖著瘦弱身軀走街串巷賣著廉價的自制飲料，為家裡減輕生活負擔，雖然生活過的很艱難，但年紀輕輕的贊恩卻像一個大人一樣照顧著自己的四個弟弟妹妹，很難想象如此幼小的贊恩在外邊做事竟然如此的老成、社會氣，但我知道他一定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趕出去做生意貼補家用！ 每一個孩子在出生前都是一張白紙，從他來到這個世界開始，父母開始在這張白紙上畫上了最基礎的框架，這副框架雖然簡單，但卻可以間接影響孩子的一生！ 很不幸的是贊恩的這張白紙被父母畫上了最糟糕的符號，辱罵、毆打、家庭矛盾等等因素將這個年僅十二歲的小男孩迅速“催熟”，當十二歲的同齡人揹著各種眼花繚亂的小書包上學時，贊恩只能拖著令人作嘔的垃圾袋去撿廢品、賣東西解決家裡的溫飽問題，“上學”這件事成為了贊恩心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看到這一幕我頓時覺得上學原來是一件如此奢侈的事情，當我們因每天早起而賴床不想上學時，在地球另一端的贊恩正拖著瘦弱的身軀、嘴裡說著一些社會話語只為博得顧客注意而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 貧窮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後的思想！ “讀書無用！”“生男孩就是為了給家裡掙錢，女孩就是賣給別人貼補家用！”類似於這樣的思想充斥著贊恩的家庭環境中，贊恩的父親由於工廠倒閉失業在家，母親也沒有任何一份可以解決家裡五個孩子溫飽的工作，整個家庭就像是一臺壞了又修，修了又壞的破機器，看上去還可以工作，其實內部已經開始腐朽瓦解，我很慶幸贊恩雖然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但卻沒有因為這樣的環境而影響自己的三觀，一群大人的思想竟然都比不上一個小孩，這樣的現狀真的太諷刺了！ 贊恩在法庭上控訴父母的那段話至今記憶猶新“我希望他們別在生孩子了！”因為那個孩子生下來的命運和我一樣，如果是個妹妹那麼她會被父母當做商品一樣賣給別人當童養媳，如果是個男孩，命運就和自己（贊恩）一樣沒有童年，整天為了自己喝父母的溫飽而四處奔波賺錢！ 孩子在贊恩父母的眼中就像是一場賭博，生的孩子越多，其中只要一個孩子有出息，全家就可以從此雞犬升天，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在如今經濟全化的程序中，人類早已經脫離了以前的冷兵器時代，人口僅僅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因素，科技和文明才能引領國家走向繁榮富強，而思想跟不上時代步伐，越生只會越窮！ 這部電影的拍攝週期前前後後經歷了500多個小時，為了還原故事的真實性，導演選擇了經歷過真實戰亂的難民作為影片的主人公，在此之前導演對這些孩子做過一個調查，99%的孩子竟然說自己不想來到這個世界上，戰爭、貧窮、飢餓、疾病......讓這些孩子對這個世界心灰意冷，都說我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就是生兒為人。殊不知，像動物一樣去流浪、奔波的感覺比動物還不如！ 何以為家？哪裡是我家？

贊恩雖然在遭遇父母打罵後選擇了離家出走，了他終究是個孩子，跑不出這個被飢餓、戰爭包圍的圈子，年僅十二歲的贊恩出逃在外，走在陌生的大街上，這個小男孩的眼中竟然沒有一絲的不安和恐慌，這樣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贊恩對這種情況早已習以為常，在燈紅酒綠的街頭，看著一群不良少年抽著廉價的香菸，看著天空中繁星點點，哪裡是我家？何以為家？ 或許流落街頭的贊恩都不會想到，在地球的另一邊有一群和他同齡的孩子，正在學校裡無憂無慮的讀者書，享受來自父母無私的愛！停止戰爭，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世界！

我覺這部電影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透過一個孩子的視角，像世人展示了戰爭來的危害，飢餓、疾病、落後的國家這些情況其實都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進行改變，但我們不能扼殺孩子對未來世界的希望和信心，孩子代表著未來、代表著希望、代表一切可能，我們需要給他們健康的陽光以及溫暖的懷抱，讓他們的思想自由的環境健康長大！ 【本文首發悟空問答，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關注小遷，每個熱點話題，你都會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