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比較偏頗。首先，這句話否定了所有的帝王，認為後世帝王皆為“私利”而活，而非“天下為公”。誠然，歷史上有昏君，但是為後人稱道的明君也有很多，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所有，肯定是不客觀的。

其次，後世帝王也不是“儒家”培養出來的，後世王朝更迭雖然以儒家為主流思想，但是並不代表後世帝王只學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甚至佛家經典，君主也學了不少，又何來後世君主皆為儒家培養一說？

從這句話，一來看出了對封建社會之君主的偏見，二表現了對儒家思想的偏見。

1、封建社會是人類社會經歷的一個階段，要理性看待社會發展程序，理性評價封建社會的君主

“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卻沒有培養出一個天下為公的帝王”，這句話首先就便顯出了對“封建社會”偏見，主要偏見點，無非在於古代享有特權的“君主”，認為所有的君主都是從利而動的存在，繼而表現出對“君主”的敵意。

這種“敵意”不是不能理解，這種“敵意”的源頭無非來自於對高高在上的階級之排斥。但是，人類文明從矇昧時期漸漸走向“清明”，總要經歷一個過程。

人類社會剛剛出現文明的時候，人們將神秘莫測而又無法抵抗的大自然力量神化，後來漸漸演化出“君主”是“天”的代表......直到現如今，現代科技讓我們漸漸瞭解大自然。人類的思想也在人類探索世界的深入中漸漸發生改變。而從一開始的原始社會，再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等等，都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程序，沒有必要對封建社會抱有敵意，封建社會之所以會存在且延續，某種程度上說是人類共同選擇的結果。歷史，可不是少數人能夠決定的，歷史，是廣大人民群眾之抉擇的結果。

至於古代君主沒有做到“天下為公”？那麼到底怎麼樣才算“天下為公”？粉身碎骨嗎？君王之“高處不勝寒”，君王所面對的“權謀鬥爭”，君王有君主的難處。哪個君王不希望自己的百姓生活富足，哪個君王不希望國泰民安。

誠然，古代有昏庸的君主，但古代也有為天下蒼生而殫精竭慮的君主。雖然不是每個君王都有天下為公之心，但是要說所有君王皆為“私利”而活，這便略失公允。

2、文化存在歷史侷限性，當理性看待儒家文化

每個時代的文化都有每個時代的特色，就像今天的文化在幾千年以後會顯得捉襟見肘，不合時宜一般，幾千年前的文化直接套用到今天，同樣顯得“不合時宜”。文化之繼承，如果摳字，僵化根據文字，一個字一個字猶如教條一般執行，即便是現代文化，也會淪為“道德綁架”的武器。

儒家文化既然生根於“封建社會”，它還能沒有“封建社會”的特色？同時，儒家文化又被後世王朝更迭之君主定為主流文化，在其發展變化中，它還能沒有維護“君主集權”的特色？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難道就因為儒家文化源於幾千年前，源於封建社會，所以就是糟粕，就要丟棄？文化之傳承，從來不應該是“斷裂”的，幾千年的“文明”，如果因為對“封建社會”的偏見而斷裂，這當屬多麼悲哀的事情？這個世界，又有幾個如儒家、道家這般傳承了幾千年的文化？

不僅是儒家學說，中華文化中的各種學說都在不斷改善，以期更加適應當前社會環境，繼而完成文化傳承，承接古人智慧。所以，對於儒家文化，我們所做的，應當是結合儒家文化所處的時代環境來理解該時期之文化的合理性，然後結合我們今時今日的時代環境合理地對其進行傳承和豐富。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是像告訴大家，文化必然是存在其歷史侷限性的，對於儒家文化，我們需要理性看待。

3、封建君主和儒家文化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對其進行道德批判沒有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封建社會不過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程序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不是某個陰謀家可以決定的，或者換種說法，封建社會不是少數野心勃勃之人可以決定的結果，這是人類社會演變的大方向，是人類共同選擇的結果。所以完全不必對封建社會抱有偏見，更不必對封建社會的君主抱有偏見。所以，說沒有一個封建君主是天下為公的，這種說法當屬偏頗。

其次，同封建社會一樣，儒家思想亦屬人類社會發展之產物，每個歷史時期的儒家思想在一定歷史時期定然有它的特點特色，而不同歷史時期的儒家思想不可以“同日而語”，因為有其“歷史侷限性”。對待儒家思想，我們需要結合時代背景理性批判繼承，而不是盲目評擊。基於此，還是想多說一句，封建君主和儒家文化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對其進行道德批判沒有意義，過於偏激，往往得不償失而不自知。

看見你的提問我想儒家思想是不稀罕做帝王的，因為儒家信奉上天。天人合一，希望天下人互不侵犯互不剝削，按理分工，順天生活。儒家應該是無政府主義才是，即是有政府主義也是輔佐，所以不會出現帝王，儒家也沒有自衛和攻擊理念。是真善美的發源地。

題引解讀

孔子不是帝王，但他的思想可以逾越數千年，帝王追求的永生之道，其實在孔子身上已經有了足夠的體現，人之所以能夠永恆，儒家學派鼻祖孔子做到了，儒家思想其實是一種理論指導思想，涉及的領域更為寬泛，而真正做到帝王，則已經從理論落實到執行層面。天下為公只不過不適合那樣的社會形態罷了。

在孔子思想指導之下，可以培養出天下為公帝王

其實潛臺詞就是，當一個帝王並不難，關鍵是如何當好一個天下為公的帝王，不可否認，君臣之道，自古以來，不僅是帝王之家研究的重點，同樣也是儒家學派經常引經論據的經典，在整個2000多年封建帝制中，其實儒家思想已經潛移默化的滲透到整個帝王統治思想當中。縱觀整個歷史長河，無非就兩種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但其實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享有同等的權利，早期是無異於天方夜譚的。

怎樣的帝王才被稱之為天下為公的帝王？

首先帝王要做到言行一致，而且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同樣帝王也受規則制度的約束，正如孟子所說民貴君輕的治國思想，也就是說：古代帝王作為統治者，社會地位已經足夠高了，而他們本身又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更應該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若是從統治階級自身利益出發，最終的使命更應該是服務於人民，相比較於平民百姓，他們自身對於規則的執行力度更應該加大，而不應該是變相的為自己放寬標準。這樣才不至於使整個天下失衡，天下為公的帝王，也就此形成。

為何沒有培養出天下為公的帝王呢？

帝王作為掌權者，本來就應該是以身作則，甚至要嚴格要求自己，但其實這樣的設想並不現實，因為在那個古代資訊流通並不暢達的年代，古代君王無疑是獨裁的專制者，當然不希望有別人對自己指手畫腳，何況能夠身為一代帝王，代表的是整個國家乃至民族的未來，如果在關鍵時刻的決策，都需要全體人民來決議，那無疑是極大降低效率的一種管理行為。其實這就相當於金字塔與倒金字塔的區別，兩者的結構哪個更穩定？相信這是千百年來最終的經驗總結。

民主和公平其實講究一定的原則與方法

當限定範圍之內，其實民主還是挺容易實行的，往往隨著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而獨裁之所以能夠統治數千年來的華夏文明，必然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也就是當一個民族中，所有人的認知層面達不到同一水平，就很難達到統一，所以很顯然，能夠選出一個思維格局更大的獨裁者，只要他的決策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是最優解，也就相當於讓1萬個人判斷一個決策究竟是對是錯，再或者就是從1萬個決策中挑一個最佳選擇一樣的道理，很顯然，前者更具效率。

總結提煉

正是因為數千年來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才創造了我們今天屹立不倒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對於古代祖先的智慧，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沒有能夠創造一個天下為公的帝王，因為當時的社會形態存在很大的關係，畢竟在那個社會資源有限的年代，只能夠集中優勢，先讓一部分人能夠脫穎而出，如果凡事都講究公平公正，那麼以面對有限的資源，無疑是對資源最大的浪費。

獨裁的好處就在於，能夠讓一個人傾其一生，專注於一件事的提升，也就是這個世界上為什麼只有專家？但卻幾乎沒有泛家這一稱號，儒家思想自帶文化屬性，重在文化傳播，而古代帝王之術，其實也算是其中一個單獨的領域，如果讓每個人都學習了帝王之術，那又讓誰當統治者，誰當被統治者呢？天下為公作為一種將來的意識形態，其實也是整個人類社會為之不懈努力的終極意識形態。

如果我沒理解錯，這個天下為公是要理解為，皇帝要為整個天下而奮鬥，並做出貢獻吧，如果不是，以下都是廢話，如果是那就有的說道了。

我想問問全世界哪一種思想，能讓帝王天下為公？

人性本自私啊，何況權掌天下的帝王，這是賦予儒家挑戰人性的任務啊，噩夢級的，做不到它就是沒用的？這個邏輯是有點奇怪的。

儒家有缺陷，這沒毛病，但這個問題有點強行背鍋的味道。

第一，天下為公？

儒家壓根就不是提倡天下為公的思想，儒家也不是專門培養帝王的學術，人家講的是君子的禮儀，做事的規則，不是帝王的思想，培養皇帝那是附帶的任務。

儒家頂多希望皇帝成為一個合格的君子，這就夠了。天下為公？儒家可沒說，誰說誰去幹。

對於儒家涉及到的，天下為公的概念，可能很多人有所誤會。

根據《禮記》提出的天下為公釋義：天下是人們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選出來，講求誠信，培養和睦氣氛，表達的是一種大同的理想社會。

壓根也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啊，這是要求全民提高素質，不是皇帝一個人的事啊。

哦，你指望皇帝天下為公，百姓各幹各的，你這擺明了是把皇帝當成人民的公僕了，有現實的操作性嗎？這不是把現代思想標準帶到古代社會，然後說儒家不合格？典型的脫離現實背景談問題，不講理嘛。

第二，甩的一手好鍋

我知道現在批儒家的都叫好又叫座，有時候我也想去蹭蹭熱度，我也是小蹭過的，但也得有點良心不是，起碼不能睜眼說瞎話吧。

我是服那些睜眼說瞎話的。

說儒家毀了民族氣節？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氣節不是儒家提倡的，是你提倡的？

不食嗟來之食的氣節不是儒家提倡的？

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不是儒家提倡的？

仁義禮智信，不是儒家的要求？

精忠報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你提出來的？

做不到就做不到，無可厚非，是人都有缺點嘛。你這賊喊捉賊，倒打一耙是真的沒意思了，你沒氣節是儒家讓你沒氣節的嗎？沒聽過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嗎？

還有主張徹底丟棄儒家的，丟的了嗎？仁義禮智信也要丟嗎？直接說你想做一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不信的人不就完了，還扯到民族復興，民族要是成這樣，才是是個悲劇。

把現在社會看到的所有不好的，都甩到儒家頭上，明顯是甩鍋行為，是有點內心有點小脆弱吧。

王小波有句話，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

第三，理智看世界

儒家作為傳承兩千多年的思想，是不可能毫無用處的，當然與現在社會格格不入，也是實情。儒家經歷了過漢唐輝煌，也見證過亂世殺伐，人心的變化，遠大於儒家的變化。

你用它安邦定國，能有漢唐盛世，仗劍走天下的儒士，你用它禁錮思想，奴役人民，也能造就書生誤國，卑躬屈膝的子民。

然而這世界上沒有一種學術思想是萬能的，去偽尋真，去糟粕取精華才是正確的道路，絕對的否定儒家，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標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不提倡啊。

因為儒家那一套是偽善的，一個虛偽的假的不符合人的自然本真的東西，怎麼可能會出天下為公，倒是出不少欺世盜名之徒

用道德來約束權力，比宗教約束還不如。宗教好歹符合本能，人對於神有天然的畏懼，但是道德有麼？一個人的道德形成需要長期的學習訓練才能辦到，而這種道德至多也就獨善其身，要遏制當人間主宰這種權力，實在幼稚可笑。儒家一方面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一方面妄想培養什麼天下為公的聖人，不是自相矛盾嗎？何況聖人不一定能執的好政，政治不單單是個公平學，秉公就能治理好國家麼？

提問者連最簡單的邏輯都沒搞懂，儒家思想是教育帝王怎麼天下為公嗎？儒家對君王的最高要求，是做一個仁君，簡單地說，就是希望皇帝施行仁政，善待百姓，若能愛民如子最好。這才是儒家對帝王思想和行為的規範。

儒家從來沒有要求皇帝要天下為公，甚至連天下為公這個思想，也不是儒家的。無論是孔子還是他的門徒，都沒有提出天下為公的思想。實際上，天下為公出自《禮記》，和孔子、儒家思想沒有太大關係。

古代封建王朝，是典型的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主宰。或者說，天下萬物都是皇帝的。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要求皇帝做到天下為公，顯然是太荒唐的。中國古代史上，任何一個明君，都做不到天下為公。

儒家對古代皇帝家天下的政治體制，顯然是有著深刻的認識，不會、也不可能要求皇帝天下為公。因為這樣的要求，在古代沒有任何意義。

不管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亦或者其他學術思想，如果在發展過程中，要求皇帝天下為公，勢必被皇帝冷落、打壓甚至拋棄。對於《禮記》提出的天下為公，歷代帝王都採取冷處理的方式，從來不宣揚天下為公。歷代帝王從來都是大力宣揚儒家的三綱五常、忠君愛國這樣的思想內容，來為自己的政權服務。

一個不理朝政的帝王，國家會混亂，也可能內被篡權或架空，外有侵敵。同樣，一個帝王，若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來治理國家，也是行不通的，朝廷內權力相爭，外有敵內要治理，你以仁義、禮儀能治理的了嗎？不能，它們只能作為輔助方法。朝廷、社會中各種權力集團、勢力要用智慧來平衡，社會中各階層、平民要用道德、法律來約束，外敵要有強軍，強軍、國富、民富民安、政穩，這些都要發展經濟。（首）

事實是，按儒家的教導行事，任何人也成不了皇帝！看歷代君王，哪個不是在腥風血雨及宮庭內鬥中登上寶座的？登極以後的皇帝尊孔都是假的，他們只是把孔孟之道當成愚弄百姓鞏固其統治的工具而已，倘若皇帝本人真信奉孔孟之道，第一做不上皇帝寶座，第二即使做了皇帝也是亡國之君。

帝王！本身就是"貪"的代名詞。如，蟻王，蜂王。其本身兼具控制蟻，蜂的強大功能。它們所產蟻，蜂皆是中性，即不雌不雄，惟以工作而活，世稱工蟻，工蜂。說白了，這些蜂蟻都是為蟻王，蜂王服務，勞作而活。所以孔儒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說；你們只可幹活，不能知為何干活！就是愚民！。等老蟻王要死了，它會生個小蟻王，世代相傳。這就是″帝王″。

中國整個封建社會都存在著與官學相對而言的私學，全部時間歷2000餘年，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私學的產生 中國封建社會私學產生於春秋時期，而以孔子私學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那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起著劇烈的變化。奴隸制走向崩潰，封建制度逐漸形成,統一的奴隸制國家西周日趨衰落,原來統一的西周國家教育制度不能維持下去,禮崩樂壞。由“學在官府”變為“學在四夷”。由於原來在西周做官的，都掌握了一定的文化資料，各有所長，需要到各諸侯國去找工作謀出路，而各諸侯國又需要這些知識分子去為他們服務,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門為了與諸侯鬥爭,也需要士為他們服務,士的出路漸廣,於是出現了"士"階層。各諸侯國和卿大夫私門都爭相養士，士的培養也就成為迫切的要求。在這些條件下，私學便應運而生（見春秋戰國時期教育）。 士階層中出現了各種學派，代表著不同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提出了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並指出了各家的長短。《漢書·藝文志》說了十家：儒家出於司徒之官，管教化。道家出於史官，記載成敗存亡禍福的道理，講求清虛自守,卑弱自持。陰陽家出於掌天地四時之官,講求天文氣象，敬授民時。法家出於理官，注重賞罰。名家出於禮官，注重名位禮數。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貴儉、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尚同。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主張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雜家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小說家出於稗官,相信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話。孔子認為這些雖然是“小道”，但也有可觀之處。 各個學派為了培養自己的人才，向各諸侯宣傳各自的主張。求各諸侯採納，以擴大政治上的勢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在學術上各家有長短，有相反相成的作用。歷代封建帝王基本上並非專取一家，乃合各家成帝王之術，為鞏固封建制度和各個王朝的統治服務。孔丘代表保守勢力，並受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和各派思想的影響，創立了儒家學派。他憧憬著中國原始社會“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注重孝悌、仁義、中庸等道德教育。他整理了文化遺產，成為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主要教材。他的私學中,也有貧賤出身的學生,擴大了教育物件。法家代表新興地主的勢力，講變法、耕戰、積極進取、實行法治。墨家代表勞動人民，特別和手工業者相接近，提倡尚賢廢私，捨己為人，抑強扶弱，注重科學技術。墨家曾在一時與儒家並稱為“顯學”,在當時頗有勢力。道家代表沒落貴族，提倡消極隱遁的人生觀，反對學知識，對統治者抱有反感，憧憬著小國寡民的社會生活。這四家的影響比較大,他們都有私學。傳說在孔子前的鄧析及與孔子同時的少正卯，曾設立法家的私學和儒學並爭，並說少正卯的私學曾使孔子的私學“三盈三虛”。法家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影響較大，秦穆公時已採用法家主張，商鞅實行過變法，使秦國逐漸富強起來。儒家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影響並不大，孔子周遊列國達14年(一說13年),因為他注重王道仁政,沒有一個諸侯接受他的意見，可是他卻成了一個著名的教育家，培養了一大批掌握了經學知識的統治人才，為漢以後各封建王朝“崇尚儒術”的統治打好了基礎。孔子受到了歷代王朝的尊重，成了沒有王冠的“素王”，成了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儒家比較注重教育，大多數人都做過教育工作,所以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對中國古代教育學有重要貢獻，尤其孔子所辦私學，對中華民族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到了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前221），中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國，基本上已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在七國爭雄的統一戰爭中,“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士的聲價越來越高,養士的風氣有加無已，私學更加盛行。“從師”之風盛極一時，如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駢在齊，“資養千鍾，徒百人”（《戰國策·齊策》）。許行是一個比較小的農家學派，也有徒數十人。據孟子說，當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可見他們的徒眾是很多的。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趙襄子在一天之內舉了兩個中牟的賢士為“中大夫”，因此中牟有一半人把田宅賣了去學習文學，打算做官。於是私學更多,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學派互相批評，互相影響，同時在同一學派中又互相爭辯，形成支流。如儒家有思孟派和荀況派。前者成為儒家正宗，後者則產生了後期法家，影響都很大。齊有"稷下之學"(今山東臨淄縣北)，是齊宣王時招納了各派學者數百人齊集一堂,百家爭鳴,各給予"上大夫"的官銜。孟軻曾在這裡遊學，荀況曾在這裡當過3次“祭酒”,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盛事。 後期墨家注重自然科學的研究。拋棄前期墨家的"天"、"鬼"等概念,發展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墨經》即代表後期墨家的思想,其中有許多自然科學知識。後期墨家在批判名家詭辯論的鬥爭中,發展了“墨辯”的邏輯學。秦漢以後，墨家的影響較小,因為它不適合於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需要，統治者不提倡,又受儒家的攻擊，墨傢俬學逐漸衰微。 道家以老聃和莊周為代表，在中國古代長期佔有重要的地位。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能夠“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自然)為用。……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藝文志》又指出,道家講求"清虛自守,卑弱自持。"道家的這些特點很容易吸引許多人。在戰國時代發展為楊朱、宋鈃、尹文及介於道、法之間的慎到和接近莊周“齊物論”思想的田駢等流派的私學。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其中《老子》有兩種寫本，這也說明了道家思想在戰國後期以至漢朝都有私學傳授和發展。後期道家思想吸收了很多法家和兵家的思想，也有一些儒家的思想。他們也主張統一，不堅持“小國寡民”的主張；也不一味反對戰爭，只是反對“興兵失理，所伐不當”的不義之戰；不再堅持絕聖棄智，而要求學習，貴知重士，循名究理了。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統治者往往兼取儒法。秦始皇單純採取法家政策統一六國而成功,但也因此而失敗。到了漢代吸取了前代成敗的教訓，開始實行了數十年的道家“無為”政策，休養生息，恢復了生產，經濟發達，到漢武帝才接受儒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實際上"王霸道雜之"才是漢代真正自己的政策。 法家管子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鄭子產不毀鄉學，皆為孔子所讚許。李悝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後期法家的思想出於儒家荀況的“禮論”，在法家中不僅有些儒家思想並且也吸收了道家的道術和名家的刑名。秦始皇採取法家政策，片面地強調刑法，而不注意教育，只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嚴禁私學。這是秦朝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教訓，使後代帝王得到了警惕，懂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治國道理。 私學和經學的發展 漢武帝雖宣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並沒有禁止私學，太學裡所立的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仍可由私人傳授。由於私學力量日益增強，至東漢末爭取到了壓倒官學的地位。有的貫通古文今文的經學,而被稱為“通儒”,如馬融、鄭玄就是當時著名的“通儒”，他們的私學中的學生達到上千人。漢代經學既重“師法”，又重“家法”，太學專經博士，必須嚴加遵守,否則就不能被選充博士,或即使當上了博士，一經發現，也有被撤換的可能。例如西漢太學博士孟喜從田王孫學“易”，因改師法就很久不準進太學當博士。又如東漢張玄被拜為“顏氏公羊春秋”博士，因他不守家法，兼講“嚴氏公羊春秋”，經學生告發他學問不專，光武帝不得不撤換他的博士職。 這種“師法”、"家法"的學風，皆由私學培養而成。孔子將春秋傳之子夏,子夏傳給公羊高,是為“公羊春秋”，數傳至胡母生、董仲舒，又數傳至眭孟，孟傳之嚴彭祖和顏安樂而成為兩家。漢代太學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經學專家學習,經師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廬”,開門授徒。所以漢代是經學的極盛時代，學習經學是做官的唯一途徑。經學大師的學生多至無法容納，有的可以及門受業。而有的則只要掛上一個名字，便叫做著錄弟子，不必親來受業。私家傳授經學的，主要是古文學派，講求名物訓詁，注重考證，後世名之為“漢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士族制度，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複雜，天下分裂，國主屢遷。自東漢末已經開端的趨向老、莊之風至魏晉而日盛，300 餘年間成為“清談”或“玄學”。但封建統治階級並不放棄儒學，他們的“玄學”實際上是“儒”“道”兼綜的“新學”。他們用玄學的觀點註解儒經，如何晏作《道德論》和《論語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西晉“竹林七賢”（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極力提倡老、莊,而尤重莊子。南朝梁時,稱老、莊、周易為“三玄”。玄學也促進了佛、道的發展。東晉僧徒支遁、慧遠最負盛名。慧遠不但精通玄學，並擅長儒學，企圖以佛學來融合儒、玄，在廬山30多年聚徒講學，使佛教有很大的發展。在儒、道、佛三家的鬥爭中，佛教哲學逐漸漢化，佛教發達對中國哲學有很大的影響。佛經的“義疏之學”、禪林、精舍的講學形式，以及寺院的戒規等，對於儒家的經學義疏、對於儒家在景色秀麗的山林中建立精舍講學以及後來書院制度的產生，可能都有啟發和促進作用。儒學與道、佛既鬥爭又融合，魏晉經學與漢學的注重章句訓詁變為注重義理，開闢了宋代“理學”發生和發展的道路。 儒家經學的發展歷史，就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歷史。官學雖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對學術發展的最大功勞在於私學。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在官學中沒有什麼地位，其所以能儲存下來，全賴私學。先秦的私學搞百家爭鳴，到漢以後儒學獨尊，官學中獨有儒學，所能容納的學生有限，大部分還是靠私學收容，並形成許多新的流派。西漢有師法家法,東漢發展了古文經學,魏晉經學雖然中衰，但具有特色，如王弼注的《周易》被稱為“獨冠古今”。兩晉私學也頗發達，名儒聚徒講學，生徒常有幾百或幾千人。如雷次宗在廬山，顧歡在天台山，劉?儒業冠於當時，士子貴族莫不下席受業；沈德威在太學當博士，回家還要授徒講學，皆其著例。南朝的官學時興時廢，教育多賴私學維持。北魏雖曾一度禁止私學，整個北朝為了促進漢化，官學比較發達，但私學也頗盛，如徐遵明講學20餘年,前後學生多至萬人,劉獻之、張吾貴、李鉉等皆當時名師大儒，無不聚徒講學。 隋唐官學極盛，私學亦興。隋朝王通是一個大儒家，門弟子遍及全國，唐代的卿相多出其門下。曹憲在隋時已聚徒講學，常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之受業。顏師古以考定五經著名，未顯達時以教授為業。孔穎達在未做官以前也以教授為務。劉焯以儒學名重海內，從國子學回家鄉後專門從事著述和教授。尹知章在國子學當博士,每日回家還收私徒講授。韓愈從獨孤及、梁肅學古文,成為一代文豪,對復興古文有功。他的名弟子李翱、皇甫湜、張籍等皆當時名士。柳宗元貶柳州時,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裡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下者必為名士。 佛教的私學 唐代佛教極盛，每一個寺廟實即一個佛教學校。貞觀時的玄奘法師,高宗時的義淨法師,對於佛經都很有研究,他們把佛學傳給門徒。其他著名禪師也進行佛教教學活動。例如懷讓禪師的高足弟子道一禪師向其師學習十年,自成一派,“四方學者雲集座下”。禪法之盛,始於這兩位大師。道一號馬祖,弟子 139人，各為一方宗主。佛寺有講堂和宿舍,制定了“法規”，也講究註疏工作，講求問答和討論的教學方法。唐代佛教產生了天台宗、唯識宗、禪宗、華嚴宗等宗派，對佛教哲學進行獨立發揮，對宋明理學和書院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 五代時期官學不發達，私學轉趨興盛。如前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許多名儒隱居勝地，開學館，立精舍,設書院,為宋初書院的起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唐升元四年(940)創設的白鹿洞書院，洞主為李善通。 書院與理學的關係 書院的歷史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中私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勢大,其日久,影響很大。書院初為私立，後來才由政府控制了一部分。作為聚徒講學的書院開始於五代，宋興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四書院。後來書院超過了州縣學。南宋書院尤多。書院之盛與理學家講學有密切關係。如南宋的嶽麓書院是張栻、朱熹講學之所，白鹿洞是朱熹講學之地，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就是朱熹首創的，為各書院所效法。麗澤書院是呂伯恭講學的地方，象山書院是陸九淵講學的地方。又有許多書院是為了紀念理學大師的，例如紫陽書院，考亭書院都是紀念朱熹的。濂溪書院是紀念週敦頤的，龜山書院是紀念楊時的。元代控制書院，明代普四次毀廢書院，這都是為了害怕書院的議論政治，講學自由。張居正先後竟毀書院達64處之多。東林書院為楊時講學之處，到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於該書院時，抱道忤時計程車大夫紛紛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竟至容納不下。可見當時東林書院已成為一部分反對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的知識分子發表“清議”的基地，為大地主當權派所忌恨，以致釀成黨禍。 宋明理學大抵分為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與陸、王的主觀唯心主義兩大派，而各有傳授的師承關係，主要是以書院為基地。兩大派的共同目的都是扶植綱常名教，同尊孔孟,但前者主張先博覽,而後者主張先明本心；後者斥責前者為支離，前者指斥後者太簡易，前者是“道問學”,後者是“尊德性”。朱熹與陸象山1175年的“鵝湖之會”是歷史上很有名的。他們雖堅持各自的主張,也互相表示欽佩。甚至在後學中產生了朱、陸調合的傾向。1181年朱熹又請陸象山登白鹿洞書院講堂，講題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畢，朱熹大為稱讚，認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並說：“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明代的王守仁繼陸象山而成為陸王派，講致良知，知行合一，對後世影響亦大，對日本有相當影響。 從教學方面來說，書院制度頗有貢獻，例如注意自修和討論；從組織方面說，皆立有學規或教約之類，指明讀書的目的、方法以至生活上應共同遵守的規則。在近現代，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和主辦農民講習所時，頗多吸收書院的經驗。 私學與蒙學、經館和科技教育 小學階段的教育，中國古代由私學辦理。漢代的蒙學，一般稱“書館”或“學館”，教師稱“書師”,教材是“字書”。兒童8、9 歲入學。自漢以來，蒙學“字書”很多。小學以識字為主，字書讀完後可讀《孝經》、《論語》。漢代已開始創設“義學”。四川什邡縣令楊仁,勸部屬子弟就學,由是“義學”大興。以後凡以籌募的或宗族公款招收貧民子弟入學的都叫“義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存在。宋元明清各代,皆有此類初級階段的私學設定,有鄉校、小學、冬學、村塾等名稱。為年齡較大、程度較高的學生而設的私學，則有“經館”和“書院”等名稱。至於家塾則由富家自辦，專門為自家或親戚子弟聘請名師授業。元初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一部著名的家塾教學計劃。 私學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很有關係。很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是自學成才、家學相傳、師傅傳授或朋友共同研究。中國官方科技教育，至唐始有正式的專門學校，在此之前即已積累了豐富的科研成果。如東漢張衡在太學讀書，受揚雄“太玄經”的啟發，又與太學學友崔瑗共同研究，成為偉大的天文、算學家。南朝祖沖之則受家傳成為偉大的歷法算學大家，其子祖

儒家是為皇傢俬有制服務的，天下為公是讓公的下崽，謊話而已。。儒家是把官吏格式化，以腐化國家為己任的敗國學說。

儒家有著先天硬傷和缺陷，就是上下尊卑，那樣會弱化領導責任，而且助長了領導特權，再差勁的帝王都有人跪拜，三宮六院，享樂都忙不過來，哪有空天下為公？儒家學說是徹頭徹尾的馬屁學，要天下為公，只能讓儒家靠邊站，讓墨家興利除弊。

帝王本就是家天下。

既然如此，你又何時見過為公的帝王？

舉個例子看，不論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裡，都可以。

這與儒家毫無關係，有關係的還是屁股決定腦袋。

首先要搞清楚奴隸及封建制時代所謂的“天下為公”是什麼“公”，題中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孔子所指的“天下”是當時如隸制下週天子所轄或所封及的地區，亦即黃河及長江中下游的有限範圍。限於當時人的認識侷限、天如何轉、地有多大是無法全面認知的。天下、也就是周家能管到的那一片地方。所謂“公”也就周朝廷及所封各諸侯以及維護他們的氏族、氏族的共同利益。後來經後儒改頭不換面延續至或稱適應了封建皇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所謂“天下為公”也是同理，即上述認知的全面承襲。兩千多年來帝王們及其捧抬(儒)者稱他們自己就是天下大公的代表，王(皇)就是公，公就是王(皇)。總之、忠君就是為天下、也就是為公！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華人的經驗積累，即然是經驗了就有孺子可教的階段，要不然怎能證明樹人的事要經百年呢？“孺”字與“儒”字同音不同字僅在於一個偏旁，瞭解了這個偏旁的用意了就能證明為公的帝王也有個受教的過程。

君主制下，不可能有完美帝王，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無關學派思想，只根源於政治體制。

什麼是天下為公？

《禮記》中是這樣寫的: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這裡，孔子提出了“天下為公”的政治構想，包括人民生活富足、社會保障穩定、人才上升機制合理、社會風氣清正、百姓充分就業、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這些要求，不要說古代社會，現代社會也做不到！因為它不是現有政治體制能夠做到的目標。

“天下為公”需要什麼樣的體制？

以君主制為例，想要做到初等的“天下為公”，那麼帝王必須具備完美道德。什麼是完美道德？最完美的道德是沒有道德，即“天道”。天既是完美道德的化身，也是無情的化身，它不會管人類發展怎樣，只按著它的規律去執行。

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君主制下的帝王要想做到“天下為公”，他就必須拋棄所有個人私慾和情緒，將精力集中於探索社會發展內在規律，然後利用規律推動社會發展。這樣的人，別說古代出不了，就算再過幾十億年，也不可能出。如果出了，那必然是被神話出來的。

“天下為公”僅是政治藍圖，而非衡量標準

“天下為公”的社會狀態，是古人對於未來美好社會最極限的構想。類似的構想，也能見於老子、墨子的思想中。這些人做這個構想，目的是描繪未來世界，有一個努力的方向，而非作為一個衡量標準。這就跟你想住豪宅、開豪車而你現實中是個屌絲一樣，現階段的你是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的！

這個描繪，與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是類似的，對於現代人類而言，這就是個夢，可能在一千年後它還是個夢。但沒關係，它是我們的目標，而怎麼達到目標，這要靠我們自己。

儒家帝王最高道德標準

“內聖外王”這個詞，孔孟荀沒有提，但道家的莊子卻提到了: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唐宋三教合流之後，加上理學的翻新，“內聖外王”便成為了儒家對統治者的最高道德標準。當然它並不與孔孟荀相矛盾。“內聖”不作評價，而“外王”是真正看得到的。

所謂“外王”，就是推行王道。在儒家體系中，王道可以包括整頓吏治、鼓勵農業生產、輕徭薄賦、廣興教育、選賢任能、淨化社會風氣等方面。從這些政策來評價，古代也是存在“聖王”的。比如漢文景宣帝、唐太宗、後周柴榮、清康熙等等，只不過他們都是在“某種程度上”，這還是根源於體制的侷限性，個人很難從一而終地去踐行。

所謂“獨尊儒術”實質是一種吹噓

其實多看幾本史書就能知道，歷史上有哪個皇帝一生都在保持對儒學的學習？所謂的“儒家教育”根本就是在捧殺，儒家內部能出一個大儒已經很艱難了，何況再把這個大儒拉去教導帝王？所謂的儒家教育帝王兩千年，根本就不是不可能的！

那麼誰來教導帝王？一般也就是從百官挑幾個做官時間長、也有一定學問的，他本身的學識才能可能根本夠不上大儒，再加上一般王朝中後期，帝師一般都是權臣，更別提什麼儒家教育了！這是“獨尊權術”，哪有什麼“獨尊儒術”！

此文斷章取義，根本沒有看見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越性，也沒有看見儒家思想的超前性，一味鼓瑟於一角，何能見識優秀帝王。

從三皇五帝的勤勞，就已經得出正確答案。推舉薦賢，禪讓於公心之人。才有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承。

自從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漢武帝就是因為一心為公的帝王，內搞活經濟，外打擊侵略，把漢朝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此儒家思想佔據了整個君主，臣民以及成為真正的主流派，當然還有道家。

歷來勤奮，大公無私的皇帝是在太多。唐朝更是君王集儒家思想而開大唐之風，泱泱大國之大唐近300年而不衰。作者引用"《禮記•禮運》中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這其實是中國文化所提出的社會理想，就是常規講的“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指的是君王以大道治理國家，國家必以公為天下。作者竟然說這是"大同世界"？世界有大同世界？你的理想永遠在象牙塔內。

作者又說"而儒家把天下為公轉化為一個“仁”字，其實是將天道化為人道，而又以“性本善”作為人性的假設，指望君王以自身的善而帶動天下的善，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

作者奇妙隨意轉換詞義，天下為公中就包含仁。又"天道轉換人道"，天道是天道不用轉化就可以指導人道，作者對這兩個概念傻傻的搞不清。"性本善，作為人性的假設"？這句話直接暴露了作者幾乎沒有知識的空殼，人的"性本善"是正能量，還用"假設"嗎？

作者糊塗的概念始終在作繭自縛，沒有從自己設計的陷阱裡爬出來，實屬低智商在做歷史分析，有點可憐。

中華文化的儒家之一，足以讓每一個有良心的華人學習做人，做事，為君，為臣的道理，儒家學說與思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那些認為儒家思想是阻礙"大同世界"的落後的，可見他們是根本不瞭解儒家。

社會是在發展中進步，用現代思維去要求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愚蠢和不人道的行為。說穿了這種人就是個二貨！你是現代人你又能做些什麼？你在現代都這麼平庸有什麼資格去要求歷史人物？未來的人會同樣評論現在人很多過失，但是決不能以現代的思維去要求過去！你或許有點頭腦，但你父母和祖輩絕對比你愚蠢膽小很多，你的一切智慧都是踩著歷史的積累！

儒學沒有實用價值，儒學只能忽悠老百姓尊守封建帝王封建反動王道，以維護封建帝王的反動統治及無限度物慾色的高檔享受，九五至尊的天子人皇高貴身份。同時儒狗也拿到了豐厚的利祿枉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