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對於士大夫的優遇確實是曠古爍今的！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但皇帝仍然是主宰，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宋朝宰相、樞密頻繁更換的原因。

另外，沒有哪個朝代是不殺人的！只是多與少的問題，你說說的大宋不殺讀書人是錯上加錯了，大宋殺的讀書人多了去了，士大夫也被殺了不少，不是不殺，是慎殺，大宋一般很少殺官階比較高計程車人，如南宋權臣賈似道擅權誤國，最後也只是被貶而死，北宋的權臣丁謂等等都是被貶最後死在貶途的。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岳飛官居樞密副使，被殺於風波亭;國相韓侂冑被殺梟首，都是反例。

但宋朝計程車大夫的確是地位奇高，宋朝是他們最好的時代。根據以上情況來看，貪官汙吏是不會被判死刑的，嚴重的會被貶！

有宋一朝對大臣的寬仁是出了名的，皇上對臣子極盡忍讓、寬容。主要原因基於宋太祖趙匡胤為武將出生，在下屬推戴下，憑藉手中兵權登基稱帝。所以他最擔心就是武將造反，取得天下後，他杯酒釋兵權，希望手下交出兵權，廣置田產，做一富家翁。他鼓勵讀書，親自提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他認為文人不具備造反的條件。所以立下祖訓，供後世執行，不殺士大夫。

舉例來說：北宋名臣寇準，由於說話直來直去，有一次在朝堂上把宋太宗懟的大怒，這要是換了別的朝代，不殺也要挨板子。可儘管這樣，太宗也只是要起身要走。不過寇準的反應更是激烈，他一把拽住了皇帝的衣服不讓皇帝走，一直到說完才鬆開。這種“大不違”的舉動，在後世簡直不可想象。可事後宋太宗不但沒有責怪他，反而拿他與魏徵並論。

除了寇準，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官包拯也是如此，其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特點被人所熟知。跟皇帝講話也是一點情面也不講。有一次，深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想為其伯父張堯佐謀一要職。皇帝剛下詔令，包拯就開始不依不饒地上諫，皇帝不願意聽，包拯開始言辭激烈勸說，居然將唾沫星子都噴到仁宗的臉上。但仁宗皇帝卻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邊苦著臉繼續接受他的建議。可見對臣子之寬容。

宋朝不僅對名臣有如此寬容之心，即是是犯了罪的官員也輕易不會施以重刑。不像朱元璋僅僅“空印案”就殺了上萬的大臣。如掌管香藥榷易院的王淮，犯下“坐贓論當棄市”的貪汙罪行，可最後也是僅僅罰了個“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了事。再如宋神宗有一次想殺一失職的臣子，卻遭到大臣蔡確和章惇的強烈反對，蔡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神宗一聽也覺得有道理，若為殺一人擔負這麼大的惡名就不值得了，但輕饒了他又覺得不甘心。於是，神宗沉吟半晌，說：“那就刺面配遠惡處吧。”這時，章惇卻說：“如此，不若殺之。”神宗問：“何故?”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氣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兩宋確實做到不殺士人的祖訓，故有人說宋朝是中國文人最幸福的朝代。宋朝廣開言路，注重教化，尊重人才。當然這和宋朝治國理念、農業革命、經濟發展、文化昌盛分不開。

宋太祖趙匡胤開了個好頭。相信大家都聽說過趙普以天下為己任，兩次觸犯龍威、犯顏直諫的故事。趙普將奏章反覆提交，以致皇帝大怒，撕碎奏章。趙普貼上以後繼續上奏，終得皇帝認可。這段歷史大家可以去網上搜索。後來，趙普受賄被太祖親眼發現，也只是趙普主動辭職了事。

此後，宋代第三任皇帝真宗在位時也發生文人犯顏直諫的家國大事。寇準拉著宋真宗御駕親征，才有澶淵之盟，宋遼百年和平。

宋仁宗成就文人的天堂，文化昌盛的基因。包拯諫言，拉著宋仁宗，衣服都拉破了，唾液飛濺皇帝，終使仁宗沒有任用“老丈人”，這在其他朝代帝王面前是不敢想象的。蘇轍道聽途說作文抨擊朝廷，四川文人寫反詩，終被仁宗認定為牢騷，不受責罰，反而得到任用。宋仁宗的仁政是出名的，歷史上也記載的很細。

宋朝不殺士人的最重要原因是“高薪養廉”政策，士人貪汙犯罪率低。宋朝引進佔城島，改革良種；發展經濟作物，農業經濟空前繁榮。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宋朝支援商業發展，手工業、夜市經濟、貿易經濟等商業空前繁榮，商業賦稅甚至超過農業稅。這為宋朝養士提供了經濟基礎，官員及文人的待遇處在封建時代最高水平，實現先哲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思想。

士人的氣節也在宋朝發展到較高水平，家國情懷較重，報效國家的熱情很高，士人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士人成為社會精英和國家支柱階層。

雖然宋朝以“不殺士大夫”、“待士大夫有禮”著稱於世，但是官員凡有過失、瀆職、貪汙、不法、違制等罪狀，最多受到貶謫。其貶謫方式多樣，有的因罪狀比較輕或者君王比較眷顧，只是象徵性的略作貶謫，有的則是重責，甚至嚴責。

宋朝對貶謫官員的處罰手段主要有編管、羈管、安置、居住等。其中涉及到貶謫官俸祿的有安置和居住。羈管、編管大多是除名勒停人，無俸給收入。與編管、羈管人相比，安置人的待遇要稍優一些，官員被安置多數是責授節度團練副使或長史、司馬等散官，所以他們仍保留有封賜和部分俸給的權利。

貶謫較輕的官員還好，與貶謫之前比較，雖然俸祿較低，但還有一定經濟來源，不至於生活困苦。而受到重責甚至嚴責的官員，則是毫無俸祿可言，有的甚至靠乞討生活。所以，在宋朝遭受貶謫其實是一種很嚴酷的處罰了，當然了，相比其他朝代的處死或者流放還是要好很多的。

貶謫官的俸祿

蘇軾當時被貶黃州時是檢校水部員外郎、團練副使，檢校官只是能從朝廷多領一些官酒，可以多得一些退酒袋的錢而已。不管這些受到安置的責授散官有沒有俸祿，總之他們還是能從朝廷獲得一些經濟來源，儘管這些錢微乎其微，正如王禹偶說的“有俸是嗟來”，但起碼這些有限的“俸祿”能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

黃庭堅在被貶黔州時，由於生活比較貧困，就曾接受不少朋友的資助，使逆境中的黃庭堅非常感激，他在給王補之的信中寫到：“謫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顧，乃蒙遣使賜書存問，勤勤悃悃，恩義千萬，感激無以為喻。俸餘為賜，甚惠厚，頗助衣食之源，但愧拙於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

2、 經營買賣

被貶之後，朝廷微薄的俸祿不足以養活自己和家人時，雖然可以靠親朋好友的接濟暫時渡過難關，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於是迫於生活不得不靠自己的雙手來維持生計。

蘇軾在貶居黃州期間，就有經營田宅的經歷，當時的蘇軾被貶黃州，生活極端困苦，他的好友馬正卿為他向官府請得一塊數十畝的荒地，於是他便開始自主經營田地，這些田地的收成除了能滿足他及家人的溫飽問題外，還能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活壓力。這塊荒地在州城舊營地的東邊，因而取名“東坡”，蘇軾也因此自號“東坡居士"。

貶謫官的日常生活

官員在被貶謫以後，由於其經濟收入大不如前，直接造成了其日常生活水平也大不如前。尤其體現在飲食與居住這兩個方面，在為被貶謫前，這些官員的生活水平是比較高的，有的甚至可以達到奢侈的水平，宋朝官員的俸祿可非常之高。但是在遭遇貶謫之後，他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有的謫官甚至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都趕不上。

1、飲食

宋朝對於官員的優厚待遇，在歷朝歷代中可以說是比較好的，這也造成了宋朝官員比較注重生活質量。毋庸置疑，官員在遭受貶謫之後，由於其俸祿減少，政治地位下降，生活質量肯定大不如前，有的甚至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能保障。那麼，這些被貶官員的生活條件前後究竟有多大差距呢?首先，我們來看其飲食的變化。

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直接反應了貶謫官生活的貧富轉變。

蘇軾的好吃在歷史上是比較出名的，不僅好吃還善吃，曾寫過不少關於飲食方面的詩詞和散文，(二紅飯》、《豬肉頌》、《東坡羹賦》、《菜羹賦》等比比皆是，並且最終發明了“東坡肉”的做法。

2、住所

官員在沒有遭受貶謫前，也許不會因為居住問題而犯愁，但是一旦遭受貶謫，那麼居住就成首要考慮的問題了。因為，宋代規定貶官是沒有官廨的，也不會對貶謫官員提供住房，所以居住問題就只能靠自己想辦法解決了。

蘇軾在沒有被貶以前，也有一些關於居住的描述，他在給好友楊濟甫的信中寫到：“為別忽已半歲，……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珍重!”

元豐三年(1080年)五月，被貶的蘇軾不得不遷居臨皋亭，臨皋亭在當時是一個廢棄的官府驛站，不僅悶熱潮溼，而且十分擁擠，而此時蘇軾一家共計二十餘口都住在這個擁擠不堪的小房子裡。《遷居臨皋亭》就淋漓盡致的表現了蘇軾當時的窘境：“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雲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針氈無安座。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有幾個。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佔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吊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

紹聖元年(1094年)，五十九歲的蘇軾再次被貶到惠州，這次蘇軾並沒有帶全家前往，而是讓次子蘇迨攜家眷去宜興與長子蘇邁居住，而自己只帶小兒子蘇過和小妾王朝雲前往惠州。剛到惠州，蘇軾寓居於合江樓，後來遷到嘉祜寺，最後在歸善縣後面白鶴峰處買了數畝田地，還得自己修建住所。

紹聖四年(1097年)，蘇軾被貶儋州，好友張中便是當時的縣官，在他的幫助下，蘇軾暫時居住在一所破舊的官舍裡。後來張中見其官舍破舊不堪，便派人幫其修葺了一番，而這件事也被章停派來的官員知曉了，張中也因此丟了官，而蘇軾也被逐出了官舍。

從蘇軾的居住環境的變化，主要是以借居寺院、買地築居、以及接受朋友提供的住所，這三種方式來解決自己住房困境的，在經歷貶謫的官員中，不單單是蘇軾一個人是這樣的。

總之：任何王朝的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穩固統治地位，其慣用的手段無非就是賞與罰，這也是管理官員最有效的手段，但宋朝一直奉行“不殺士大夫”的祖宗之法，所以就算出現了貪汙受賄已經觸犯法律的事情，宋朝的統治者都是採取貶謫的辦法，但貶謫也是有輕有重，正是因為宋朝的“不殺士大夫”，造就了宋朝的文化發展達到了頂峰，而且官員俸祿之高也實屬罕見，在這種情況之下，宋朝的官員一般都會覺得受到貶謫就是極其嚴重的懲罰了，加上貶謫之後的生活環境也會時常窮迫，這對於士大夫來講，無異比簡單的殺頭更為“丟人”的事情。

建議提問題的樓主，看一下何冰主演的《大宋提刑官》，看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宋朝不殺世人，貪官沒有死刑。也會明白為什麼南宋最終會滅亡的原因。南宋不滅亡天理難容。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句話，出自西漢成書的《禮記·曲禮》，但是真正做到的只有宋朝。

宋朝“不殺士大夫”的現象，錢穆曾說“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據說宋太祖在太廟裡立有誓碑，其中一條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許多史料上都記載著類似的說法，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避暑漫抄》，甚至作為正史的《宋史·曹勳傳》中都有記載。

這背後的原因即宋代大力推行科舉考試，結果造成國家大權被文人士大夫階層所操縱：

從太平興國二年（977） 至淳化三年（992） 的十六年間，八開科場，取進士諸科6000多人。……太宗末年，柳開說當時的政局是：“上自中書門下為宰相，下至縣邑為簿尉，其間臺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見奇能異行，各競為文武中俊臣，皆上所取貢舉人也。”宋代以科舉取士為核心而構成的文官集團的形成，直到仁宗時，士大夫階層的勢力達到了頂峰。

如仁宗時蔡襄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與士大夫一枝獨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前代相當活躍的武官、宗室、外戚、宦官等政治勢力，在北宋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大多隻能充當配角。

文官階層政治力量的空前膨脹和皇權的衰弱，導致皇帝不得不依靠拉攏文官才能確保自己的權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們不輕殺有罪文官，很多時候並非不願殺，而是不能殺。

神宗曾感嘆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見也”。程顥聽了當場指斥道：“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馬上神情“聳然”，連聲說：“朕不敢！朕不敢！”

“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御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晁仲約因此得以免死，事後范仲淹密告富弼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其理由無非是物傷其類，一條繩上的螞蚱，何必較真。

再如宋神宗時：

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文官勢力的膨脹，皇權的相對萎縮，是宋朝不輕殺士大夫現象背後真正的原因。當然，話還要說回來，宋朝皇權雖然相對萎縮，但皇帝畢竟可以透過給予士大夫種種優待來換取文官階層一定限度內的支援，形成某種默契，並且透過任命自己所信賴的宰相來實現對整個文官階層的駕馭。

錢穆曾經評價宋朝是“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宋朝有此現象得益於宋太祖趙匡胤立在太廟的碑文，其中有一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由此，宋朝也被讚譽為“公務員生活最開心的時代”。那麼，對待普通士人不殺，對待貪官汙吏也不殺嗎？的確不殺。

宋代是一個寬容的非常離譜的朝代。除了眾所周知千古奇冤的岳飛父子，還有惡貫滿盈的北宋六賊之外，宋朝的朝廷高官很少有人因罪被處死，因貪汙被處死的就更是少之又少。這和後來執法嚴酷的明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宋太祖也曾殺貪官。趙匡胤本身對官員的貪贓枉法非常痛惡，他在位的17年，曾經以貪汙罪名處死了近30人。可惜的是，結合史料會發現趙匡胤處死的貪官中，州府級別的官員只有一人，真正稱得上是高官的沒有。這一場宋朝絕無僅有的“反貪風暴”也遠遠比不上漢代，明代普通級別的反貪。

宋朝的公務員工資之高是歷代之最，宋朝公務員的工資是漢代的6倍，清代的10倍。宋朝公務員工資如此高薪，是因為宋朝奉行的是“高薪養廉”政策。然而，宋朝公務員隊伍也非廉潔，宋人李新就曾總結：“清吏十不存一”，揭露了宋朝乃“貪官天下”。

宋朝之所以對待貪官如此寬鬆，更多的還是出於中央集權的考慮。在宋朝皇帝看來，只要“貪”不危及皇權或者是為皇權服務，那麼這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糊弄過去了。可是他們忘記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官吏官風不正，勢必喪失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