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平，根據《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應當生於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為楚國同姓，任懷王左徒。《史記》裡說他“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然而，他受到當時同朝為官的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的排擠，日益疏遠於懷王。懷王死後，頃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構陷，最終被流放到沅、湘，投江而死。

一直以來，屈原都是作為一位愛國者的形象被社會大眾所熟知並紀念的。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經久不息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追根溯源，這種精神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源於屈原的作品家喻戶曉。但是，當屈原褪去了歷史加諸的光環，脫離了其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之下而成為了一個精神符號之後，我們就很難探求其本人的價值取向以及《離騷》的寫作意圖與此後的讀者接受是否呈正向關係。

在屈原的時代，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這一說法，愛國主義更是無從談起。戰國時期，諸侯紛爭，身為臣下往往小國觀念淡薄，因為凌駕於諸侯國之上的，畢竟還有一個名存實亡的周王室。因為周王室的存在，所以士大夫遊走各國之間，朝秦暮楚，並不能算叛國。不過，屈原的情況有所不同。正如《離騷》開篇就提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一開始就自敘身世，表明自己的高貴出身，也透露出高貴血統背後的使命感。

戰國時期，士大夫周遊列國，為的就是彰顯學識，揚名立萬，這是一種普遍的功利主義精神。正因為這種積極自由的風氣，才造成了諸子百家的彬彬之盛。

可是屈原則不同，對比其學生宋玉所作的《九辯》，《離騷》的字裡行間都表現出屈原不是將楚國的國政作為自己揚名的工具，而是當作與生俱來的使命，將自己的高貴出身和先祖累世建立的邦國基業捆綁在一起，才認為自己有能力、有資格、更有責任要去匡扶楚國的事業。因此，他就更加厭惡那些霍亂楚國的奸佞，將他們比作惡草毒物。這是他自身的優越感作祟，也是他與生俱來的宗族使命感使然。

當屈原被懷王疏遠，被頃襄王流放，他本可以另投別國，以他的政治才能完全可以在他國完成自己的美政理想。這在戰國時代並不丟人，被譽為戰國四君子之一的孟嘗君田文，身為齊國貴族，也曾事秦、魏，出任過三國丞相。事實上，屈原並非沒有這麼想過，《離騷》裡借靈氛之口他也曾表達過遠離故國的想法——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在《離騷》中，屈原也曾乘著想象的羽翼周流上下，見識過無數浩瀚的山川河流，拜訪過無數傳說裡的神靈聖賢，最終回望故土，還是“蜷局顧而不行”，無法真正遠離故土，獲得解脫。於是他在《離騷》結尾說：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彭咸是殷商時期的賢大夫，因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這裡正好契合了屈原的結局，我們不能不將最後這一段亂辭看作是屈原的絕筆。

全篇到此結束，最終屈原的悲劇選擇給整個詩篇以古典的崇高感，就像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之口，發出響徹歷史的天問——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但無論是哈姆雷特還是屈原，他們的悲劇都不是宿命、生不逢時這些詞能輕易概括的，更多的還是要轉向悲劇人物自身，轉向他們的人格，這種人格與現實之間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正是這樣的矛盾才將他們推入死亡，也正是這樣的矛盾才讓他們的人格閃爍著光輝。

到了今天再來看屈原這個人物，或多或少有了一些超越歷史和文化的清醒。現代社會已經不太可能會出現像屈原這樣人生追求和現實難以妥協的矛盾，現代人更多的是選擇和解、忍受，或是在沉默中爆發，或是在沉默中死亡。而屈原的人生正如他的詩學藝術一樣，浪漫、瑰麗，追求巨麗超邁的美和張揚。這種藝術與人生交融混一，對於完美人格的執著追求，是值得尊敬的。

或許，屈原本身並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對宗族的使命感經歷了千百年的傳承，並升格成為博大的愛國主義情感，他對於完美人格的塑造成為中華民族靈魂的象徵，這是我們身處當下社會，追懷屈原，品讀《離騷》的最重要的意義。

一、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學術爭議

《短史記》以前的文章，曾就“屈原是否真實存在”這個問題的學術爭議，做過介紹。質疑者的主要論據，扼要來說包括如下三點：

（1）現存先秦諸子百家著作及《呂氏春秋》《戰國策》等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這個名字。今天所見有關屈原的史料，幾乎全部出自《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列傳》。而司馬遷似乎也並未掌握多少有關屈原的確鑿史料。比如，作為一篇傳記，按常理有必要介紹一下傳主的籍貫與家世，司馬遷卻只能以一句籠統的“楚之同姓”權做交待，可見他對屈原的家世幾乎沒有瞭解。漢文帝時代的賈誼寫過《吊屈原賦》，經歷了文帝、景帝和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劉安寫過《離騷傳》（已失傳），這些司馬遷參考過的材料，同樣不能就屈原的籍貫與家世提供確切的說法。

（2）今天所見《屈賈列傳》已非司馬遷的原始版本。列傳中記載了賈誼之孫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沒有活到賈嘉官至九卿的年份，也無法未卜先知漢昭帝的諡號是“孝昭”。顯然，在司馬遷之後，有人對《屈賈列傳》進行了補寫或增刪。

（3）《列傳》中有些情節似存矛盾。比如先說楚懷王“怒而疏屈平”，繼而又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齊國是大國，對齊關係是楚國需要重點經營的政治事務。這種事，似不宜交給一個已被疏遠的邊緣人去負責。齊國不會開心與一個楚國政壇的邊緣人接洽，會覺得自己受到了輕視。楚王也不會放心讓一個失寵之人居於外交要津，天知道他會不會乘機挾怨報復，至少也會擔心他會不會盡職盡責。在並無其他史料可以佐證存在“屈原使齊”之事的情況下，傳記中這種似存矛盾的記載，就顯出了它的可疑。

圖：《三才圖會》裡的屈原像

晚清學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對“屈原的真實存在”提出質疑的學者。按他的考證，《離騷》是方士們為秦始皇所寫的“仙真人詩”，目的是滿足始皇長壽、成仙的想象。廖平之後，胡適從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會生在秦漢以前，理由是屈原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戰國時代不會存在屈原那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是“漢朝的老學究”們塑造了屈原這樣“一個理想的忠臣”。

徐復觀的研究則認為，司馬遷為屈原做傳，所依據的核心材料之一，是淮南王劉安的《離騷傳》；而《離騷傳》又是劉安寫給漢武帝看的。劉安寫《離騷傳》的目的，“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具體來說就是婉轉地向漢武帝傳達資訊，說自己忠心耿耿猶如屈原，絕無謀反之意，以求改善被朝廷疑忌、監視、打壓的艱難處境。若朝廷不能體察這種忠誠，那自己就只好學屈原去自沉了。正所謂“不僅是表白屈原，亦實際上是表明他自己”。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有學者推測認為《離騷》的原作者其實就是淮南王劉安。也有人推測認為，屈原其實是賈誼偽造的歷史人物——賈誼忠於漢文帝，為其擘畫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削弱諸侯王的妙策（也就是後來漢武帝搞的“推恩令”），結果卻因為與文帝的寵臣鄧通不和，“數廷譏之”，多次在公開場合諷刺鄧通，招致文帝的不滿，“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被從長安中央下放至偏遠的長沙國去做太傅。賈誼的這些人生經歷，與屈原故事中的情節——忠於楚懷王、有政治能力（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被懷王寄予重任、遭懷王身邊寵臣進讒言而被疏遠、下放至偏遠地區為官——可以說是高度吻合。

附帶一提：寫過《吊屈原賦》的賈誼，後來又做了梁王的太傅。梁王墜馬而死後，賈誼自責沒有盡到太傅的責任，“哭泣歲餘，亦死”。這位從馬上掉下來摔死的梁王，諡號正是“梁懷王”。長沙王+梁懷王，似可與屈原故事裡的“楚懷王”構成呼應；賈誼的哭泣而死，亦可與屈原故事裡的懷石沉江構成呼應。考慮到上述種種，司馬遷將屈原與賈誼併入同一列傳當中，這種處理顯然有著一種意味深長的用心。

總而言之，“屈原”究竟是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目前仍是一樁未解的學術疑案。疑案的源頭，在於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屈原的相關記載，以及《史記》中的屈原傳記存在許多可疑之處。也就是說，自一開始，關於屈原的事蹟，就缺乏一個擁有可信度的傳世文字。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2017年投入使用的最新版初中歷史教課書七年級（上冊）已不再收錄屈原的相關內容——使用至2015年的舊人教版教材第八了《中華文化的勃興（一）》中，曾用了較大的篇幅來介紹屈原（如下圖）。與之一同從教材中消失的歷史人物，還有真實性同樣存疑的扁鵲。當然，最新版的初中語文教材中，仍保留著與屈原相關的內容。

圖：舊教材關於屈原的描述

二、古人對屈原的所謂“批評”

與近現代學者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屈原這個人”不同，古人圍繞屈原的主要爭議，是這個人的作為究竟值不值得效仿。

賈誼要借屈原自傷身世，劉安要借屈原向漢武帝表忠心，自然都對屈原持肯定立場，劉安甚至說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有借屈原諷刺漢武帝的用意，所以行文中也始終對屈原懷抱著同情、讚賞與惋惜。

西漢末年的大文豪揚雄，首開批評屈原的先河。他雖然喜歡《離騷》，也讚賞屈原的人格，卻不能同意他的自殺。他寫了一篇《反離騷》批評屈原，說他非要在楚國這一棵樹上吊死，實在是不值得。楚國既然不肯重用你，不肯聽你的逆耳忠言，你就該學學孔夫子，像他那樣離開烏七八糟的魯國，去更廣闊的天地裡發展，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嘛，何必固執地呆在楚國呢？何必將自己的性命交給湘水的浪濤呢？

揚雄的這種意見，與西漢中晚期知識界反對忠於一家一姓的思想潮流，有直接關係。漢宣帝時代，名儒蓋寬饒曾站出來給皇帝上書，公然指責“聖道陵遲”，警告漢宣帝要行仁政，否則“天命”是要轉到別家去的。漢成帝時，又有名儒谷永站出來，公開對皇帝說天意從來不會只眷顧一家一姓，警告漢成帝要早點改弦更張，放棄惡政。王莽後來毫無輿論阻力、以禪讓的形式取代西漢建立新朝，正是這種思想潮流發展到極致的結果。揚雄本人也實踐了他對屈原的批評——他歡迎新莽，對劉漢王朝沒有“忠君”層面的留戀。

進入東漢後，又有《漢書》的作者班固站出來，寫了一篇《離騷序》，公開批評屈原。班固說，劉安對屈原的讚美，講什麼屈原可以與日月爭光，可謂“似過其真”，實在是名不副實。那屈原，實際上是這樣一個人：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意思是：那屈原為了顯露自己的才華、炫耀自己的名聲，常年與那些危害國家的小人相爭，打口水官司，自然是要遭遇讒言的。他還經常責備楚懷王，成天怨恨懷王身邊的佞臣，最後鬧了一個沉江自殺的結局，實在算不上是一個清潔之人、狂狷之人、景行之人（清潔指的是品行好；狂指做事激進，狷指做事保守；景行，光明正大之意）。

圖：《晩笑堂竹荘畫傳》班固像

班固如此批評屈原，實出於一種“時代需要”。他早年與東平王劉蒼（曾以驃騎將軍身份在朝輔政）交往，論及屈原時，說的是“屈子之篇，萬世歸善”，且希望劉蒼能夠折節下問，多聽諫言，讓天底下再無“汨羅之恨”。那時候，班固年約二十，正暢想著能被人賞識，進而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寫文章批評屈原時，班固已入中年，已是皇帝的親近之人，史稱他入宮給皇帝讀書，常常“連日續夜”；皇帝有巡狩之事，讓班固“獻上賦頌”已是常規操作；朝中有大事要討論，也常被皇帝指定站出來與公卿們辯論。

更要緊的是，漢明帝、漢章帝父子，一點都不喜歡屈原、賈誼與司馬遷這類人。漢明帝曾親口對班固說，他很不滿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卻因為受刑的緣故，在《史記》裡說漢武帝的壞話；也很不滿司馬遷在《史記》裡借賈誼之口將秦王朝的滅亡歸因為“仁義不施”，而非君權神授合該輪到劉家人做皇帝。總之，司馬遷這類人“非誼士也”，不是好人。漢明帝心目中理想的忠臣，是司馬相如。他對班固說，這個人雖然也不太得志，但從不對皇帝發怨言，臨終的時候還在文章裡“頌述功德，言封禪事”，還在歌頌漢武帝的豐功偉績，實在是“忠臣效也”——是忠臣的典範，“賢遷遠矣”——比司馬遷那傢伙強多了。

明、章兩帝的時代，是一個“法憲頗峻”、人人戰戰兢兢的時代。北海敬王劉睦，本是個性情謙恭、愛好學問、喜歡與知識分子交朋友的人。因為害怕“敬賢樂士”的名聲被皇帝知道，他只好將大門關起來謝絕賓客，將精力全部投入到狗馬音樂之中。深知皇帝厭惡讀書人博取名聲的班固，也非常自覺地選擇將“不以才高人”（不在人前人後突出自己的才能）作為自己的處世之道。他批評屈原不該露才揚己，不該責備楚懷王，是因為皇帝不喜歡屈原露才揚己，不喜歡屈原責備楚懷王。

圖：清殿本屈原畫像

在之後的歷史程序中，這種班固式的批評，成了許多讀書人信奉的一種生存之道。南北朝時代的官員顏之推，寫了一本《顏氏家訓》，其中明確告誡子孫們不要學習屈原，因為這個人“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透過批評君王的錯誤來彰顯自己，來給自己博取名聲，這樣要不得。一體兩面，這種班固式的批評，也成了許多皇帝檢驗臣僚忠誠與否的基本標準。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下詔同意已命在旦夕的劉基離開南京，返回青田老家。詔書裡說，之前有人告發你劉基給自己找了塊有王氣的墓地，我很生氣，將無所事事的你軟禁在南京兩年多。若是“愚蠢之徒”，一定會忍不住找朕辯解，說自己沒幹過那種事，是朕聽信了謠言搞錯了。惟有“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你很懂得如何做忠臣，主動跑來南京讓朕軟禁，也不做任何辯解來凸顯朕錯了。所以呢，你既然是一個“不潔其名”的標準忠臣，我如今也就放你回去，讓你安心地死在老家。

為屈原做傳的司馬遷，應該料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神奇的展開。

參考資料

①啟風，《端午節紀念屈原，但屈原這個人真的存在嗎？》。

②2015年人教版《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2016年部編本《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2017年統編本《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

④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2》，九州出版社，2014年。

屈原，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應該就是他的《離騷》了。然而他並不想當詩人，只是政治抱負得不到實現，發幾句牢騷，於是就有了《離騷》。

楚辭這種文體也是屈原所開創的，他也是中國最早的著名詩人，浪漫詩人。

屈原死後，他身前五百年，身後五百年，幾乎都沒有一個像樣的詩人出現。

別人拼命寫的詩，卻比不過屈原發的幾句牢騷，屈原在《離騷》後還發了幾句牢騷，寫下了《九歌》《天問》，都是後人難以企及的佳作

這世上有兩種偉大的人，一種是敢提問的人，一種是願意解決問題的人。

霍金一生致力於解答，千年前屈原一直追問。

《天問》是屈原除了《離騷》之外的又一長詩。他對著茫茫天宇激情追問，劃掉了前人的假說，留下了自我真誠、勇敢的聲音。

屈原提出的問題，像是一個 “X”，有人沿著這條航線，行駛在茫茫的星際中，尋求每一顆星辰、每一陣風的來處。這是宇宙的來處，也是每個人的來處。

關鍵詞一：狂人屈原

每個楚人都是詩人。楚之漢江大地，鄂湘十廓，九派茫茫，從古到今，似乎就是一個只生長悲劇的地方。

屈原是楚地秭歸人。

這一日，他或許爬上了山巒，或許來到了江邊，最終，他向這個世界提出了一百七十個問題：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

他先是問天：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如何產生？晝夜混沌一片，又如何形成？萬物的本源是什麼？

然後他開始問地，大地的結構從何而來？大地上奇怪的動植物和奇聞逸事又作何解釋？

最後，他開始問這段荒誕的人類史，天命是什麼？天命可不可信？成敗是什麼？如果政治可能源自欺騙，成敗只是一介謠言，那你我是什麼？

帶著幾分狂態、幾分醉意、幾分痴迷，他對這天地、宇宙與我，提出了一連串的追問。對於當年的楚人來說，那不過是一名醉漢、一名失意政客的嘟囔，而在後人聞一多看來，這場追問更像是人類徹頭徹尾的覺醒：

“我彷彿看見一個粉墨登場的神采奕奕，瀟灑出塵的美男子，扮演一個什麼名正則，字靈均的神仙中人說話，毋寧是歌唱……”

昏聵之君誤國、蠱惑之佞亡國，屈原帶著對人世的極度熱愛和極度厭惡，投江自盡。

在那段著名的漁夫問答中，我猜想他一定望了望這江水、這蒼穹，還有水面上映照的自己，然後用生命中的最後一躍，結束了煎熬，在這個混沌的湖面上投下一顆石子。

公元前223年，楚國被秦所滅，巫風、神話、天真精神隨之逝去，困惑還在風中飄。

關鍵詞二：上下求索

在屈原之前，陸續有人提出過一些假說，嘗試解釋這個世界。

他們說：人類是萬物之尊。你瞧他們生活在地面上，無論追溯到多遠，沒人願意抬頭看看天上的飛鳥。

道家的想法相對唯心，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那麼道又是什麼？老子就繼續解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他老老實實地承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

他們說：人類從來沒有天生主角的光環，生命都是從矇昧混沌中掙扎著覺醒而來，一步一個腳印。

他不信那個混沌世界的幻想，真正的哲學，一定存在於自然萬物之中。

懷疑，是人最珍貴的精神。

“懷疑”包含著科學的因子，後人再從科學為起點，開闢尋找宇宙、人類起源的新途徑。

關鍵詞3：星際迷航

千餘年後，唐代作家柳宗元寫下《天對》，試圖對天宇的起源等問題做出回答。當然此類回答在當時只能是一種猜想。

“人類花費了幾千年，才從神話的朦朧走向理性的澄明”，如果說《天問》是人類對於探索宇宙的起點，那麼《時間簡史》就是一個充滿詩意的解答。

《星際迷航：下一代》

這種感覺非常奇妙，屈原和霍金，兩人恐怕從時間還是空間，都沒有過交集，但所有的追問和思索並不是毫無意義，在洪流的另一端，總有一人理解著另一人。

讓我們回到屈原縱身一躍的那一天，漁夫問，既然我們要跟泥巴待在一起，為什麼不閉上眼生活？

屈原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與其同夢，不如獨醒。

太多人習慣於在生活的縫隙裡尋找成功的的方式，急於擺脫孩童時期的好奇心，急於學習表情管理與時間管理，但自我意志如此重要。

生於這個時代，我們的身體有著許許多多的限制，但這不妨礙我們勇敢地提出困惑，勇敢地闖進一段看似虛度光陰的沉思裡。

同樣，人類的潛力也不會有邊界。我們都是與眾不同的，無論生活多麼艱辛，你總會有自己的方式發光。生命不息，希望不止。”

不要放棄抵達深邃的可能。

想認識各種有意思的匠人、設計師？

圍觀傳統手工藝？

看看東方新設計？

你那麼有品位，一定會來東家玩。

毛澤東的對屈原先生評價如下“屈原的名子對於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華人的腦海裡，無論在國內和國外，屈原都是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小編您還覺歷史與大家對屈原過譽誇大了？？？

中國古代詩人中名分最高的一位戰國時期的偉大詩人，在他死後二千多年後，被列為全世界範圍紀念的四位文化名人之一。他們是:中國古代楚國未期的曲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作家拉伯雷，逝世400週年，古巴詩人何塞·馬蒂。

曲原，時逢中國古代戰國時期，他所“效忠”的時代正逢楚國末期衰落之時。他曾在軍中任要職，親眼目睹戰亂給楚國帶來的苦難，對秦國恨之入骨，一生力主抗秦。他的主張激進，歷圖法度建設，反對暴政，實施安民富國新法，但遭同僚及主子排斥，多沒被打擊、流放。由此遊走民間，頌揚文化、利國利民之道。但由於秦國的強大和楚國的衰敗，他的思想被淹沒在戰亂之中。

秦國攻破楚國後，他萬念俱恢，最後作了一首詩篇 《懷沙》 ，再次抒發了忠貞愛國的情懷，傾訴了鬱積於心頭多年的苦悶，讓天下人知道，雖受命但決不遷，以表自己所不被國家理解的冤屈。然後一頭扎進了汨羅江。

他一生所有詩詞中，絕大大多數體現的都是憂國憂民意識，更是把楚國未期的朝綱混亂和民不聊生體現的淋離至盡。

他的詩以“長”著稱，很少有“短”的，也就是四句詩，家喻戶曉的《離騷》最具影響力，一直流傳至今。

對詩祖如何評價，我等膚淺之輩萬萬不敢斷言，但從他跳河隨楚國而去之舉，便能知曉其對自己國家的絕對忠誠，更印證了自己是大忠大義之人，絕非雞鳴狗盜之輩。

但他一生太過清高，太過憂慮，性格按當今角度去看就是“不合群兒”。別人該吃混吃，該喝混喝，他卻“一身正氣、桀驁不馴”，不同流合汙，並且從來沒高興過。按現在老百姓講話鹹吃羅卜淡操心，劍走偏鋒。並視你等雖同心，我也堅持一人能伐異、咬死理兒的封閉性格，從他字裡行間就看出一二，如果不是這種性格，絕對不會以死殉國。

細品，他所有詩中基本上全是以“兮“字為主，兮“譯”過來就是“啊”的意思，意見不同，不過我是這麼想，看下面這首……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譯過來的意思就是:

手拿干戈啊身穿犀皮甲，戰車交錯啊刀劍相砍殺。 旗幟蔽日啊敵人如烏雲，飛箭交墜啊士卒勇爭先……

按人的內心想法就是……唉……慘啊！……愁啊……什麼時候是個頭啊！……這什麼事道啊！……這國家不完了？……百姓怎麼活啊！……這可咋辦啊！……

他死後，百姓怕他餓。把糯米用葉子包住、捆上，扔進了汨羅江。

現在可能也扔，但大多數都自己吃了……而且大多數人只知道端午節吃粽子……

屈原最真實的一面應該是個學問高深，性格倔強，責任感極強而不隨波逐流的人。他不管在朝堂還是在民間，始終把個人生命和國家命運綁在了一起。當時，由於他的政治主張得不到採納，經濟上的利民改革主張，與貴族權力集團利益相沖突，先後兩次被諂害遭罷官流放。後來秦軍攻下提國郢都後，屈原不忍面對，悲憤投江自殺。

在中國民間，對一個人的紀念還沒有人超過過屈原。以五月初五他投江死去之日為紀念日，兩千多年從未停止。紀念活動內容很多，各地都有所不同，比較著名的主要是兩點，一是吃粽子，起源於傳說，屈原投江死後，人們為了保全屈原的屍體，不斷扔食物到水裡讓魚兒吃，使魚兒不再吃屈原的屍體;二是划龍舟，起源於人們幻想屈原投江尚未死去，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將他救起。就此可見，屈原在民眾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那麼，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裡屈原是不是逐步被拔高了呢？我想還是有的，任何一個統治者希望官員都是忠良，老百姓都希望當官的都是好官，一旦有這樣的人物出現，是人人稱頌的。歷史上也樣的例子很多，如諸葛亮、關羽等，都是淡化了他們的缺陷，誇大了他們的功績和才能。對屈原而言，能拔高的應當只是次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無法再拔高了，最終的結局擺在了人們面前。

屈原投江前曾和一漁夫有一個對話。漁夫見到他，便問：“您不是三閭大夫嗎？你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應在朝廷上為懷王解排困，為何到這裡？”屈原顯得心事重重，便答到：“我一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可懷王昏庸，奸佞當道，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約束自己，積極直言進諫，但卻遭貶黜。唉！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漁夫說：“既然舉世混濁，你何不隨波逐流、從俗偷生呢？”屈原憤怒說：“雄鷹和凡鳥不能同群，哪有圓鑿和方枘能夠相合？哪有道不相同而相謀呢？我怎能與他們同流合汙？”漁夫便苦口婆心地說：“如果不曲意逢迎他們，哪有你容身之所呢？”屈原怒道：“要我像牆頭草那樣，趨炎附勢？要像走狗那樣，乞哀告憐？要像漢奸那樣，脅肩諂笑？”漁夫說：“難道你就讓你的才華就此埋沒嗎？您又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呢？何必為了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屈原意志堅定地說：“你應該聽說，剛洗完頭髮的人一定要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剛洗過澡的人一定要拍掉衣上的塵土。作為一個人，又有誰願意讓自己的潔白之身受髒物的汙染呢？我雖壯志未酬，但我對楚國的忠心日月可鑑。”於是，屈原抱起石頭投入江水。漁夫哀嘆說：“雖然你的認識與我對你期望不一致。但你的愛國之心，不因國家的治亂興衰而改變，更不隨人的榮辱升沉而動搖。你對國家懷有一顆丹心，一片赤誠，堅貞不移，至死不悔！你的一生忠君愛國，不與小人同流合汙，保持高尚節操，你的人格可日月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