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之一，而且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祭祀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那麼什麼是“祭祀”呢？根據儒家對祭祀的定義，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而“祭祀”就是敬拜天神或者先祖等等。在中國歷史上，“天神”有很多，其中最著名就是“五帝”，分別是：青帝太皞，白帝少皞，赤帝神農，黑帝顓頊和黃帝軒轅。
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就盛行祭祀“五帝”，在雍城（古代秦國都城，今為陝西寶雞）修建祭祀場地，但只修建了四個，分別是：密畤，鄜畤，下畤，上畤，稱之為秦雍四畤。到漢高祖劉邦登基的時候，他常以黑帝自居，於是在秦雍四畤的基礎上，又修建了北畤，以祭祀黑帝，稱之為漢雍五畤，因此如今歷史上所提到的五畤祭祀大禮，通常指的是漢雍五畤的祭祀典禮，並且一直延續到漢成帝時期，一直都是歷代君王舉行國家祭祀的地方。所以，為了更好的研究秦漢時期的祭祀史，專家們下定決心要找到劉邦修建的北畤。但是年代久遠，史料不詳，無異於大海撈針，好在經過30多年的勘查，終於在2016年的時候，確定了北畤的所在。
陝西省鳳翔縣城西北的柳林鎮血池村東南距秦雍城大遺址15公里，這裡溝壑縱橫，植被豐茂，且處在秦漢時期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上。村北邊的幾處山樑自西向東，綿延起伏，也是鳳翔地勢最高處。站在這裡，清風徐徐，遠眺關中平原，一覽無餘。2016年4月，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鳳翔縣文物旅遊局、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和鳳翔縣博物館聯合組隊進駐了這片山樑，對這個地方進行詳盡探查。
從山頂到山下，一個挨著一個祭祀坑，其中的一個山樑上就發現了3200個坑，如果三個山樑都進行勘察，估計坑的數量會超過5000個，僅在我們在已經發掘的1800平方米範圍內，大中小三種類型坑有三十多座，在坑裡面發現了大量的馬骨，木車、金屬殘片和玉器。
發掘的三類祭祀坑中，第一類是“車馬”祭祀坑，有三種不同形制，一為較大的豎穴深坑，深3-4米；二為窄長形的直筒豎穴坑，長深1-1.5米；三為豎穴帶頭龕坑，大小與窄長形豎穴坑相近，但坑前帶有頭龕，頭龕深度0.3-0.6米。儘管各類坑體較大，但坑內的“車馬”及其隨器卻製作精巧且形體很小，“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徵突出。從“車馬”祭祀坑中的三類形制分析，與文獻記載歷代持續對雍畤祭祀的背景有關；B類坑絕大部分呈不規則形，全部為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雖經晚代盜擾，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豐富，在各類祭祀坑中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殘片，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銅環、銅泡、銅管、弩機、銅鏃以及小型木車馬等專門用於祭祀之物；C類則系極少數“空坑”。上述各類祭祀坑的內涵與文獻記載的三牲獻食、玉貝、“車馬”之祭品種類相同，而以坑埋藏則是文獻中對祭品“瘞埋”的重要處理方式。田亞歧激動地說，這有可能是史料中記載的“雍畤”遺存。
《史記封禪書》記載祭壇立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圍壇三垓，封土為壇，除地為墠，神道八通，我們在離祭祀坑大約直線兩公里之外的山樑上發現了夯土遺址，對應上了史料記載，形象比喻，夯土整體的形貌特徵就和今天的北京天壇類似，都是有三個臺子。所謂的神道八通，我們發現從山下到祭壇都有八條道路的痕跡，我們推斷這個夯土遺址就是祭壇。
夯土遺址所處地方位於祭祀坑東側山樑上的小山頭之上，北側有一個更高的山頭，印證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臺為圜丘狀，通高5.2米，基座直徑23.5米，從臺頂面的跡象和臺子周圍出土的秦漢時期以及更晚的陶質屋頂建築判斷，判斷當時在臺上還可能建有亭、閣類小型建築，且秦漢之後還曾沿用過。圍繞“夯土臺”的是一個圜狀“壝”（環圍夯土臺的圍溝），整個環“壝”的直徑31米，口徑寬5米，底徑寬4.1米，深1.5米。在“壝”的外側有三重臺階平地，其中臨近處踩踏面堅實，其它兩階臺地由於歷代耕種，踩踏面已幾近消失。在對整個“夯土臺”周邊調查勘探時曾發現從山下不同方向通向這裡的道路遺蹟。雖然經過千年的風雨侵蝕，但祭壇的原貌還依稀可見。
這個夯土遺址旁邊的山坡上都種植的有農作物，但在夯土臺的周圍，莊稼卻是無法生長的，我們推測夯土臺周圍的土遭受過長期踩踏，以至於現在都不適合莊稼生長，這也間接說明這個夯土臺就是祭壇。
除此之外，在更大範圍的發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發現在圍繞祭臺和祭坑周圍有大量的建築遺存。在半山腰，發現有大型宮殿夯土基座，結合文獻比對，推斷這是皇帝祭天前短暫休息、更衣、靜思的場所，另外發現規模較小的建築遺存，推斷是祭天活動中央政府設立在此的官員工作場所以及祭天祭品保管儲藏的府庫。這些配套建築遺存的發現，也印證著這片區域就是雍畤所在。
經過考古發掘的祭祀坑疊加交錯，往往是深坑之上有中坑，中坑之上有小坑，坑坑疊加，個個交錯，很不規則。與此同時，在一些較深的一類坑裡，明顯看見殘留有動物的骸骨和腐朽木車的遺存。在木車旁散落有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等零散的配件，在馬的周圍，發現有底板，側板，蓋板，考古推斷，這些馬車很有可能是事先裝好在木箱裡放進去的，而在比深坑稍小一點的長條形的二類坑裡，裡面沒有發現有真馬的遺骸，但是有車的遺存，車的型號比大坑小得多，只有大坑車的三分之一，小的僅僅佔坑面積的一半。在坑裡，發現有大量的玉器，有玉琮，玉璜、一對男女玉人。
玉人是一對，頭上有髮髻的玉人是男性，代表陽，沒有髮髻的是女性，代表陰，之前，在禮縣的鸞亭山發現秦的西畤，就發現和這個類似的祭品，區別不同的是它那裡還多了一塊玉璧，但基本的玉器祭品的規格是一樣的，這也是推斷這是畤的遺存主要原因。
考古發現，這些玉器的陪葬坑的發現都是在深坑內，而淺坑內卻沒有出土相關的玉器，這代表著深坑是重要的祭祀活動，來祭祀的人員級別較高，有可能就是皇帝本人前來祭祀。
雍畤由於地位高，在這裡專門設立有官員進行管理，皇帝親臨，在坑的挖掘大小和深度上就很講究，裡面的祭品也準備的豐富，從排列上面看，這種深坑的排列是規整的，深坑的尺寸也是相同的，祭祀結束，土要回填，地面進行平整，後面的祭祀就重新在地面開挖，就形成不同樣式的坑，形成層層疊疊錯亂分佈的形狀。
雍地的祭祀時代跨度大，前後持續了七百年。《漢書·成帝紀》記載，漢成帝數次“行幸雍，祠五畤”。之後，文獻上再無記載皇帝前來祭祀，但從坑出土的器物來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於雍城畤的祭祀還在進行。
這種坑的組合方式，在之前的畤的發掘中還沒有發現，歷史典籍中也沒有記載，這也是本次發掘中發現的一個亮點。
雍畤：雖循秦禮 卻為漢建
在鳳翔的雍城，史料典籍上記載雍城有五畤，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北畤，分別祭祀青帝、白帝、赤帝、黃帝、黑帝的五個場所。祭畤這一國祭形式從春秋初期到西漢末期前後延續長達700多年，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在秦漢史上絕無僅有。因而雍原曾被稱作五畤原，雍地成為當時祭畤文化中心。秦人設立畤來祭祀風俗由來已久，秦人設畤最早是用來祭祀白帝，白帝也叫少昊，遠古時期，少昊是在現在中國山東一帶東夷的首領，也是秦人的先祖。之後，秦人從東方跋山涉水來到西垂（今天的甘肅天水禮縣）生活，尊少昊為白帝，西方天神，影射嬴秦所在方位在中國西部。
《史記·封禪書》載：“西周，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前770年）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
從秦公仲之後百年，歷代秦公東進，翻越隴山，都邑也從西垂逐漸遷徙到雍城，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秦獻公二年（前383年）定都此地，建都長達294年，有19位秦國國君在這裡執政，隨後的秦幾代君王，在這裡建立了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史稱“雍地四畤”。而這次發掘，發現的並不是秦代的“雍地四畤”，而是漢朝增設的北畤。
《史記·封禪書》記載：“……漢興，高祖……二年（前205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之所以說這是漢高祖劉邦設立的北畤，而不是秦朝的四畤中其中的一個，除了參照文獻記載之外，更重要的是出土的都是漢朝時期的器物，沒有發現秦朝的文物和器物遺存。
判斷秦漢的斷代的主要靠磚瓦和陶器。在遺址周圍發掘了大量的瓦當，具有明顯的漢代風格，漢代瓦是粗繩紋瓦，背部有布紋，秦瓦是麻點紋瓦，有細密的小點。同時，戰國到秦朝時期用的大量的是槽形板瓦，而漢代用的多為弧形板瓦，形狀和工藝都不一樣。結合前幾年在西安城漢陽陵和聯志村祭壇出土的漢瓦做比對，判斷這是漢高祖劉邦設立的北畤。
史料記載，從劉邦設立北畤以來，雍地每年都會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據考證，從漢高祖到漢成帝期間，就有十八次隆重的帝王祭祀活動。在祭祀禮儀上，漢也遵循秦的祭祀流程和傳統。史料典籍稱在雍城畤的祭祀為“郊雍”，是國家最高最隆重的祭天大典。考證推測，祭天典禮分為擇吉日，題請，滌牲，省牲，演禮，齋戒，上香，視籩豆，視牲，行禮，慶成。而皇帝所要做的祭禮有莫玉帛，進俎，行初獻禮，行亞獻禮，行終獻禮，撤饌，送帝神，望燎等步驟，程式及其繁瑣。
畤祭的禮儀前後多有變遷，但基本上都是採用最高規格的太牢之禮進行祭祀的，秦襄公為諸侯，居住在西部邊垂，自以為是少昊神的代表，作西畤祭祀白帝，犧牲用馬駒、黃牛、羝羊各一頭。
漢代基本上是遵循秦人的這一祭祀流程。漢時，大臣們首先要提前討論祭祀時間，選定吉日後，拿出祭祀方案，報請皇帝批准，提前開始準備祭祀用品，準備好祭品後，算計時間，提早出發，漢長安城距離雍城有180公里的路程，由於祭祀人數眾多，往往一天只能走二十公里，沿途要有皇帝行宮，到達雍城後，祭祀前皇帝還要在半山腰的行宮進行沐浴、更衣、齋戒等活動，隨後前往祭天。
透過史料的考證，秦漢時期，車馬模型已成為重要祭祀的常備。秦人所用車馬顏色，是按照五行象類比物原則來選擇的。畤祭最初使用的祭品是實體牲類。與當時季節和色彩對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因此春夏用赤色馬，秋冬用赤色黑尾馬。以木禺車馬替代真車馬，車馬顏色跟所祠帝色（白、青、黃、赤）一致。
在祭祀中，皇帝首先要通知神靈，這叫“降神”，畤祭的禮物包括祭牲、食物、美酒，祀神用具等，皇帝親自參與的行初獻禮，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可能對應的是獻三牲，獻車馬玉帛祭品過程，祭品的奉獻有輕重、由小至大的先後之分，以體現敬慎之義。皇帝最終的壇祭，所採取的方式是燔燎，點火燒祭品，透過我們在發掘的玉人色澤發黑，推斷有火燒的痕跡，燒完最後瘞埋祭品。
血池：祭祀中有沒有血祭？
這個畤的祭祀遺址，現在的位置是血池村的範圍內，為什麼這個村叫血池村，是不是和祭祀有關我們也進行了考證，查了相關的史料，這個村叫血池村，最早從唐代就開始了。從文獻記載中，血祭是存在的。
文獻中記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中，一般會用馬牛羊三種動物作為祭品和小齡動物的血進行祭祀，比如說是幾個月的羊，半歲的牛。這些動物的血要用木盆接著，祭祀完這些血是和動物屍體一起進行掩埋。
《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燎祭使用的物品有三項:柴薪、肉牲、玉帛,玉帛是技術的、文化的;肉牲是可食用的,秦人認為，天神在上為陽，祭天為陽祀，須積柴燔燎使煙氣上達天庭;地祗在下為陰，祭地為陰祀，須薦血於地或瘞埋牲體，使血腥氣味下滲幽泉，神能享之。
在秦東陵發現一些小土坑，有學者指出這可能和血祭有關，另外，在北京天壇圜丘遺址，裡面有幾個井，這個井實際上是當時舉行大型祭祀活動時，馬牛羊動物的放血場所，我們推斷，在沒有發現任何祭祀物品的小圓形土坑，有可能是畤的血池。
衰落：終結的畤 延續的禮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學說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學說之一是五行學說，戰國時期的鄒衍將天下分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剋的原理揭示歷史朝代更迭的規律，開了將五行納入政治領域之先河。五行學說起始於周易，從陰和陽的變化中總結得出，古人最開始是用周易來解釋朝代變化，鄒衍說“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由於秦朝的符運是秦文公獲得黑龍，黑色屬於水，所以秦朝崇尚黑色。雖然符是代表黑，但跟四色帝還沒有聯絡起來。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秦朝的原來四個畤，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分別祭祀青帝、白帝、赤帝、黃帝。對代表秦朝祖先少昊的白帝極為遵崇，重視白帝的祭祀，沒有新增黑帝。從五行學說上講，德運和符運不能統一，至少在畤的祭祀方面不完善，也是不行的。對於一個王朝而言，德運和符運是要統一的。對比秦漢用畤，到了漢代才實現了德，符以及畤相結合。
漢初，漢朝大臣張蒼認為秦國年代太短，國君暴虐無道，失德於天下，不應該列為正統朝代，應該由漢朝接替秦朝的德符，漢朝正朔應為水德，是承接天命的，我們常見的影視劇中的“奉天承運”四個字其實就是源於五色和五德，所以，漢朝的服色也是尚黑色，加之漢武帝不斷的完善五色系統，在雍地建了北畤，使得德運和符運結合起來，一方面從禮法上宣稱自己合法統治，是上接天意，一方面，對於秦舊地的雍城的秦朝遺老遺少進行安撫，爭取民心。漢光武帝光復漢室之後，採用西漢劉向的新的五色學說，認為漢朝應該是火德，延續周的禮法和德符，從此確立漢朝正朔為火德，東漢及以後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都認可了這種說法。因此漢朝有時也被稱為“炎漢”，又因漢朝皇帝姓劉而稱“炎劉”，就是來源於此，此後千年，歷朝歷代的皇帝都遵循和篤信這一學說，直到宋代歐陽修對這一學說採取質疑。
歐陽修說“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也可以說，歐陽修的《正統論》在理論上宣告了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
雖然是漢初按照秦的制度皇帝每三年來雍城祭祀一次，但畢竟雍城距離長安城太過遙遠，到了漢武帝之後，天下太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朝已經遠去。到了成帝匡衡進行國家儀式改革，認為雍地祭祀不符合儒家傳統和經典，被清除了國家祭祀典禮，就捨棄了來雍城祭祀。畤這個詞語從此再沒有進入史料記載。但是，關於畤這種祭祀方式並沒有終結，名稱和內容經過不斷的改良和演變一直存在下去，之後歷朝歷代的祭天等國家大禮都是脫胎於周禮和秦創立的“畤”的祭拜形式。
對血池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印證了正史記載中關於在雍地開展的一系列國家的祭祀行為，而且成為了從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的物質載體和實物體現，從“透物見人”的角度，此次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此同時，透過今後以雍山遺址考古成果為契機，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對於當代樹立文化自信、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自豪感與認同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祭祀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之一，而且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祭祀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那麼什麼是“祭祀”呢？根據儒家對祭祀的定義，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而“祭祀”就是敬拜天神或者先祖等等。在中國歷史上，“天神”有很多，其中最著名就是“五帝”，分別是：青帝太皞，白帝少皞，赤帝神農，黑帝顓頊和黃帝軒轅。
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就盛行祭祀“五帝”，在雍城（古代秦國都城，今為陝西寶雞）修建祭祀場地，但只修建了四個，分別是：密畤，鄜畤，下畤，上畤，稱之為秦雍四畤。到漢高祖劉邦登基的時候，他常以黑帝自居，於是在秦雍四畤的基礎上，又修建了北畤，以祭祀黑帝，稱之為漢雍五畤，因此如今歷史上所提到的五畤祭祀大禮，通常指的是漢雍五畤的祭祀典禮，並且一直延續到漢成帝時期，一直都是歷代君王舉行國家祭祀的地方。所以，為了更好的研究秦漢時期的祭祀史，專家們下定決心要找到劉邦修建的北畤。但是年代久遠，史料不詳，無異於大海撈針，好在經過30多年的勘查，終於在2016年的時候，確定了北畤的所在。
陝西省鳳翔縣城西北的柳林鎮血池村東南距秦雍城大遺址15公里，這裡溝壑縱橫，植被豐茂，且處在秦漢時期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上。村北邊的幾處山樑自西向東，綿延起伏，也是鳳翔地勢最高處。站在這裡，清風徐徐，遠眺關中平原，一覽無餘。2016年4月，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鳳翔縣文物旅遊局、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和鳳翔縣博物館聯合組隊進駐了這片山樑，對這個地方進行詳盡探查。
從山頂到山下，一個挨著一個祭祀坑，其中的一個山樑上就發現了3200個坑，如果三個山樑都進行勘察，估計坑的數量會超過5000個，僅在我們在已經發掘的1800平方米範圍內，大中小三種類型坑有三十多座，在坑裡面發現了大量的馬骨，木車、金屬殘片和玉器。
發掘的三類祭祀坑中，第一類是“車馬”祭祀坑，有三種不同形制，一為較大的豎穴深坑，深3-4米；二為窄長形的直筒豎穴坑，長深1-1.5米；三為豎穴帶頭龕坑，大小與窄長形豎穴坑相近，但坑前帶有頭龕，頭龕深度0.3-0.6米。儘管各類坑體較大，但坑內的“車馬”及其隨器卻製作精巧且形體很小，“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徵突出。從“車馬”祭祀坑中的三類形制分析，與文獻記載歷代持續對雍畤祭祀的背景有關；B類坑絕大部分呈不規則形，全部為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雖經晚代盜擾，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豐富，在各類祭祀坑中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殘片，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銅環、銅泡、銅管、弩機、銅鏃以及小型木車馬等專門用於祭祀之物；C類則系極少數“空坑”。上述各類祭祀坑的內涵與文獻記載的三牲獻食、玉貝、“車馬”之祭品種類相同，而以坑埋藏則是文獻中對祭品“瘞埋”的重要處理方式。田亞歧激動地說，這有可能是史料中記載的“雍畤”遺存。
《史記封禪書》記載祭壇立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圍壇三垓，封土為壇，除地為墠，神道八通，我們在離祭祀坑大約直線兩公里之外的山樑上發現了夯土遺址，對應上了史料記載，形象比喻，夯土整體的形貌特徵就和今天的北京天壇類似，都是有三個臺子。所謂的神道八通，我們發現從山下到祭壇都有八條道路的痕跡，我們推斷這個夯土遺址就是祭壇。
夯土遺址所處地方位於祭祀坑東側山樑上的小山頭之上，北側有一個更高的山頭，印證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臺為圜丘狀，通高5.2米，基座直徑23.5米，從臺頂面的跡象和臺子周圍出土的秦漢時期以及更晚的陶質屋頂建築判斷，判斷當時在臺上還可能建有亭、閣類小型建築，且秦漢之後還曾沿用過。圍繞“夯土臺”的是一個圜狀“壝”（環圍夯土臺的圍溝），整個環“壝”的直徑31米，口徑寬5米，底徑寬4.1米，深1.5米。在“壝”的外側有三重臺階平地，其中臨近處踩踏面堅實，其它兩階臺地由於歷代耕種，踩踏面已幾近消失。在對整個“夯土臺”周邊調查勘探時曾發現從山下不同方向通向這裡的道路遺蹟。雖然經過千年的風雨侵蝕，但祭壇的原貌還依稀可見。
這個夯土遺址旁邊的山坡上都種植的有農作物，但在夯土臺的周圍，莊稼卻是無法生長的，我們推測夯土臺周圍的土遭受過長期踩踏，以至於現在都不適合莊稼生長，這也間接說明這個夯土臺就是祭壇。
除此之外，在更大範圍的發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發現在圍繞祭臺和祭坑周圍有大量的建築遺存。在半山腰，發現有大型宮殿夯土基座，結合文獻比對，推斷這是皇帝祭天前短暫休息、更衣、靜思的場所，另外發現規模較小的建築遺存，推斷是祭天活動中央政府設立在此的官員工作場所以及祭天祭品保管儲藏的府庫。這些配套建築遺存的發現，也印證著這片區域就是雍畤所在。
經過考古發掘的祭祀坑疊加交錯，往往是深坑之上有中坑，中坑之上有小坑，坑坑疊加，個個交錯，很不規則。與此同時，在一些較深的一類坑裡，明顯看見殘留有動物的骸骨和腐朽木車的遺存。在木車旁散落有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等零散的配件，在馬的周圍，發現有底板，側板，蓋板，考古推斷，這些馬車很有可能是事先裝好在木箱裡放進去的，而在比深坑稍小一點的長條形的二類坑裡，裡面沒有發現有真馬的遺骸，但是有車的遺存，車的型號比大坑小得多，只有大坑車的三分之一，小的僅僅佔坑面積的一半。在坑裡，發現有大量的玉器，有玉琮，玉璜、一對男女玉人。
玉人是一對，頭上有髮髻的玉人是男性，代表陽，沒有髮髻的是女性，代表陰，之前，在禮縣的鸞亭山發現秦的西畤，就發現和這個類似的祭品，區別不同的是它那裡還多了一塊玉璧，但基本的玉器祭品的規格是一樣的，這也是推斷這是畤的遺存主要原因。
考古發現，這些玉器的陪葬坑的發現都是在深坑內，而淺坑內卻沒有出土相關的玉器，這代表著深坑是重要的祭祀活動，來祭祀的人員級別較高，有可能就是皇帝本人前來祭祀。
雍畤由於地位高，在這裡專門設立有官員進行管理，皇帝親臨，在坑的挖掘大小和深度上就很講究，裡面的祭品也準備的豐富，從排列上面看，這種深坑的排列是規整的，深坑的尺寸也是相同的，祭祀結束，土要回填，地面進行平整，後面的祭祀就重新在地面開挖，就形成不同樣式的坑，形成層層疊疊錯亂分佈的形狀。
雍地的祭祀時代跨度大，前後持續了七百年。《漢書·成帝紀》記載，漢成帝數次“行幸雍，祠五畤”。之後，文獻上再無記載皇帝前來祭祀，但從坑出土的器物來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於雍城畤的祭祀還在進行。
這種坑的組合方式，在之前的畤的發掘中還沒有發現，歷史典籍中也沒有記載，這也是本次發掘中發現的一個亮點。
雍畤：雖循秦禮 卻為漢建
在鳳翔的雍城，史料典籍上記載雍城有五畤，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北畤，分別祭祀青帝、白帝、赤帝、黃帝、黑帝的五個場所。祭畤這一國祭形式從春秋初期到西漢末期前後延續長達700多年，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在秦漢史上絕無僅有。因而雍原曾被稱作五畤原，雍地成為當時祭畤文化中心。秦人設立畤來祭祀風俗由來已久，秦人設畤最早是用來祭祀白帝，白帝也叫少昊，遠古時期，少昊是在現在中國山東一帶東夷的首領，也是秦人的先祖。之後，秦人從東方跋山涉水來到西垂（今天的甘肅天水禮縣）生活，尊少昊為白帝，西方天神，影射嬴秦所在方位在中國西部。
《史記·封禪書》載：“西周，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前770年）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
從秦公仲之後百年，歷代秦公東進，翻越隴山，都邑也從西垂逐漸遷徙到雍城，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秦獻公二年（前383年）定都此地，建都長達294年，有19位秦國國君在這裡執政，隨後的秦幾代君王，在這裡建立了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史稱“雍地四畤”。而這次發掘，發現的並不是秦代的“雍地四畤”，而是漢朝增設的北畤。
《史記·封禪書》記載：“……漢興，高祖……二年（前205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之所以說這是漢高祖劉邦設立的北畤，而不是秦朝的四畤中其中的一個，除了參照文獻記載之外，更重要的是出土的都是漢朝時期的器物，沒有發現秦朝的文物和器物遺存。
判斷秦漢的斷代的主要靠磚瓦和陶器。在遺址周圍發掘了大量的瓦當，具有明顯的漢代風格，漢代瓦是粗繩紋瓦，背部有布紋，秦瓦是麻點紋瓦，有細密的小點。同時，戰國到秦朝時期用的大量的是槽形板瓦，而漢代用的多為弧形板瓦，形狀和工藝都不一樣。結合前幾年在西安城漢陽陵和聯志村祭壇出土的漢瓦做比對，判斷這是漢高祖劉邦設立的北畤。
史料記載，從劉邦設立北畤以來，雍地每年都會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據考證，從漢高祖到漢成帝期間，就有十八次隆重的帝王祭祀活動。在祭祀禮儀上，漢也遵循秦的祭祀流程和傳統。史料典籍稱在雍城畤的祭祀為“郊雍”，是國家最高最隆重的祭天大典。考證推測，祭天典禮分為擇吉日，題請，滌牲，省牲，演禮，齋戒，上香，視籩豆，視牲，行禮，慶成。而皇帝所要做的祭禮有莫玉帛，進俎，行初獻禮，行亞獻禮，行終獻禮，撤饌，送帝神，望燎等步驟，程式及其繁瑣。
畤祭的禮儀前後多有變遷，但基本上都是採用最高規格的太牢之禮進行祭祀的，秦襄公為諸侯，居住在西部邊垂，自以為是少昊神的代表，作西畤祭祀白帝，犧牲用馬駒、黃牛、羝羊各一頭。
漢代基本上是遵循秦人的這一祭祀流程。漢時，大臣們首先要提前討論祭祀時間，選定吉日後，拿出祭祀方案，報請皇帝批准，提前開始準備祭祀用品，準備好祭品後，算計時間，提早出發，漢長安城距離雍城有180公里的路程，由於祭祀人數眾多，往往一天只能走二十公里，沿途要有皇帝行宮，到達雍城後，祭祀前皇帝還要在半山腰的行宮進行沐浴、更衣、齋戒等活動，隨後前往祭天。
透過史料的考證，秦漢時期，車馬模型已成為重要祭祀的常備。秦人所用車馬顏色，是按照五行象類比物原則來選擇的。畤祭最初使用的祭品是實體牲類。與當時季節和色彩對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因此春夏用赤色馬，秋冬用赤色黑尾馬。以木禺車馬替代真車馬，車馬顏色跟所祠帝色（白、青、黃、赤）一致。
在祭祀中，皇帝首先要通知神靈，這叫“降神”，畤祭的禮物包括祭牲、食物、美酒，祀神用具等，皇帝親自參與的行初獻禮，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可能對應的是獻三牲，獻車馬玉帛祭品過程，祭品的奉獻有輕重、由小至大的先後之分，以體現敬慎之義。皇帝最終的壇祭，所採取的方式是燔燎，點火燒祭品，透過我們在發掘的玉人色澤發黑，推斷有火燒的痕跡，燒完最後瘞埋祭品。
血池：祭祀中有沒有血祭？
這個畤的祭祀遺址，現在的位置是血池村的範圍內，為什麼這個村叫血池村，是不是和祭祀有關我們也進行了考證，查了相關的史料，這個村叫血池村，最早從唐代就開始了。從文獻記載中，血祭是存在的。
文獻中記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中，一般會用馬牛羊三種動物作為祭品和小齡動物的血進行祭祀，比如說是幾個月的羊，半歲的牛。這些動物的血要用木盆接著，祭祀完這些血是和動物屍體一起進行掩埋。
《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燎祭使用的物品有三項:柴薪、肉牲、玉帛,玉帛是技術的、文化的;肉牲是可食用的,秦人認為，天神在上為陽，祭天為陽祀，須積柴燔燎使煙氣上達天庭;地祗在下為陰，祭地為陰祀，須薦血於地或瘞埋牲體，使血腥氣味下滲幽泉，神能享之。
在秦東陵發現一些小土坑，有學者指出這可能和血祭有關，另外，在北京天壇圜丘遺址，裡面有幾個井，這個井實際上是當時舉行大型祭祀活動時，馬牛羊動物的放血場所，我們推斷，在沒有發現任何祭祀物品的小圓形土坑，有可能是畤的血池。
衰落：終結的畤 延續的禮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學說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學說之一是五行學說，戰國時期的鄒衍將天下分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剋的原理揭示歷史朝代更迭的規律，開了將五行納入政治領域之先河。五行學說起始於周易，從陰和陽的變化中總結得出，古人最開始是用周易來解釋朝代變化，鄒衍說“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由於秦朝的符運是秦文公獲得黑龍，黑色屬於水，所以秦朝崇尚黑色。雖然符是代表黑，但跟四色帝還沒有聯絡起來。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秦朝的原來四個畤，密畤，鄜畤，下畤，上畤，分別祭祀青帝、白帝、赤帝、黃帝。對代表秦朝祖先少昊的白帝極為遵崇，重視白帝的祭祀，沒有新增黑帝。從五行學說上講，德運和符運不能統一，至少在畤的祭祀方面不完善，也是不行的。對於一個王朝而言，德運和符運是要統一的。對比秦漢用畤，到了漢代才實現了德，符以及畤相結合。
漢初，漢朝大臣張蒼認為秦國年代太短，國君暴虐無道，失德於天下，不應該列為正統朝代，應該由漢朝接替秦朝的德符，漢朝正朔應為水德，是承接天命的，我們常見的影視劇中的“奉天承運”四個字其實就是源於五色和五德，所以，漢朝的服色也是尚黑色，加之漢武帝不斷的完善五色系統，在雍地建了北畤，使得德運和符運結合起來，一方面從禮法上宣稱自己合法統治，是上接天意，一方面，對於秦舊地的雍城的秦朝遺老遺少進行安撫，爭取民心。漢光武帝光復漢室之後，採用西漢劉向的新的五色學說，認為漢朝應該是火德，延續周的禮法和德符，從此確立漢朝正朔為火德，東漢及以後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都認可了這種說法。因此漢朝有時也被稱為“炎漢”，又因漢朝皇帝姓劉而稱“炎劉”，就是來源於此，此後千年，歷朝歷代的皇帝都遵循和篤信這一學說，直到宋代歐陽修對這一學說採取質疑。
歐陽修說“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也可以說，歐陽修的《正統論》在理論上宣告了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
雖然是漢初按照秦的制度皇帝每三年來雍城祭祀一次，但畢竟雍城距離長安城太過遙遠，到了漢武帝之後，天下太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朝已經遠去。到了成帝匡衡進行國家儀式改革，認為雍地祭祀不符合儒家傳統和經典，被清除了國家祭祀典禮，就捨棄了來雍城祭祀。畤這個詞語從此再沒有進入史料記載。但是，關於畤這種祭祀方式並沒有終結，名稱和內容經過不斷的改良和演變一直存在下去，之後歷朝歷代的祭天等國家大禮都是脫胎於周禮和秦創立的“畤”的祭拜形式。
對血池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印證了正史記載中關於在雍地開展的一系列國家的祭祀行為，而且成為了從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的物質載體和實物體現，從“透物見人”的角度，此次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此同時，透過今後以雍山遺址考古成果為契機，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對於當代樹立文化自信、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自豪感與認同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