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有，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歷史程序，都有專門的部門記錄；一個國家的歷史好比一個人的過去，走過的風雨歷程得總結，才能少走彎路，或許吸氣過去的經驗教訓，才能更好的跨步向前。

我以前本身是做記者工作的，我覺得記錄歷史的程序跟我的工作有相同之處，得客觀看待，尊重事實，有專門的部門負責，一般到每個縣的文化館、圖書館、檔案館之類的地方就可以查閱到縣誌，以前我還認識一些史志辦的領導，不知道他們的具體工作，我想應該有一定的聯絡。縣誌裡面一般就會記錄本縣發生的一些大事件，最後估計彙總到國家專門的部門，專業的人員來判定是否編入歷史，一般是記錄這個時期，發生過的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有所反響、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者說各領域有代表性的名人 ，最後得經過上層領導稽核，裡面包括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歷史的編寫得慎重，不能歪曲事件的本身，一不小心就成了千古罪人。前人是跟著歷史的足跡在前進，所以歷史的撰寫記錄直接影響著子孫後代，得多個部門配合，應該有多個部門配合完成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不一定對，喜歡我的給個關注。

當然有，而且記錄得比過去更及時、更詳細！從中央政府到縣級行政區劃政府，都有一個專職的工作機構，叫史志辦公室，原來在各級黨委機關還有黨史辦，現在都合併在一起了。這個機構就是專門負責整理、記錄、編纂當地歷史的！幾乎每年年初，上一年度該地區的所有史料就已經全部被彙編成冊存檔備查了，很及時的！

　　當然有。現在類似於古代蘭臺、太史監、國史館的國家層面官方文史機構，主要有下面三個：

一是政協文史委員會，全稱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源自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在1950年4月27日所設立的學習座談會。政協文史委員會透過組織相關政協委員以及所聯絡的社會各界人士，撰寫他們親歷、親見和親聞的史料（簡稱“三親”史料），主要目的在於徵集、整理、研究和編輯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資料，並推動對內對外的史料交流工作。

二是中央文史研究館，簡稱中央文史館，成立於1951年7月29日，符定一先生任第一任館長。中央文史館建館以來，先後延攬葉恭綽，柳亞子、沈尹默、章士釗、陳寅恪、齊白石、葉聖陶、蕭乾、啟功、張恨水、蕭龍友、張伯駒等耆年碩學之士入館，從事修史編志、著書、書畫創作等工作，與古代的翰林學士院比較類似。

三是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最初成立於1954年11月。中央檔案館集中統一管理國家的各類重要檔案資料，他們的工作非常近似於當代史的史料管理，與清代的實錄館、起居注衙門有一些相似。此外，中央檔案館還下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管理明清時期歷史檔案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管理民國時期歷史檔案資料。

以上這三個國家層面的文史機構，雖然在工作內容上與歷史上歷代的蘭臺、太史監、國史館等相近似，但是現代文史工作的目的已經有了新的變化。例如，中央文史館的宗旨是“敬老崇文”。政協文史委員會則是為“廣泛團結海內外各界愛華人士、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而服務。

這與君權時代官方修史承載著“解釋天命”的責任，專為帝王和王權服務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現代記述歷史已經迴歸為一項文化活動，所服務的物件已經轉變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現在對於歷史的記錄更加豐富，官方的有各種檔案資料，分各個部門。只是沒有經過系統的整理刪裁，當然也有一些特定學科或者行業會因為各種原因促使形成其專業的歷史資料，這些方面的書籍資料基本上我們很多人都看過或者接觸過，只是因為自身下意識的不認為其屬於歷史書而已。當然類似於正史那種的話可以參考歷史課本和政治課本，從入門級的中學到詳細的大學專業的

有一種議論：“當代人沒法寫當代史，只有留給後人去寫。”這種說法相當流行。如果說這種看法一點根據都沒有，那也難說通。

它確實有幾條理由：有些歷史事件的意義和影響，時間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後的日子裡陸續發現或公佈，當時人未必都能看到；人們對歷史也不斷會有新的認識；而講的更多的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總難免遇到一些忌諱，有的事一時還不便在歷史論著中都公開地發表。這些都是事實，套用一句常用的詞，對當代的歷史研究者說來，這也是一種“時代侷限性”。

據說世界上的拿破崙傳記有上千種，人們絕不可能把它們讀遍，一般是挑兩頭來讀：一種是最早的，一種是最新的。最早的大體上是同時或時代相近的人寫的，讀起來覺得比較真實而親切。最新的則可能反映出近兩百年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至於在這兩頭中間的大量傳記，一般人就顧不上再去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傑出的名著。

這說明，在歷史撰述中當代人和後人各有各的責任，各有各的存在價值，相互不能替代。在上述兩種歷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斷變動的，今天是最新的，過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最早的”卻是不變的，它所特有的那種價值始終存在，除非有久經湮沒的更早而更有價值的著作被重新發現。

中國是文明史沒有斷流、同時歷史記錄也沒有斷流的國家。當代中國史的學術研究，不過是繼承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弘揚了這一歷史傳統。但是，對於“當代人寫當代史”的艱鉅性、複雜性，我們也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史料全面性方面的限制。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當代人寫當代史，一方面史料資源有其特殊的動態性和開放性優勢，這是一個無限的變數，處在不斷湧現、不斷補充、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中，如重大歷史事件、重大歷史現象的親歷者和當事人的活生生的口述史料，大量的歷史檔案和歷史文獻的“原生態性”，這是後代修前代史所無法比擬的；另一方面，這些史料資源大多沒有經過沉澱和過濾，沒有經過嚴格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鑑別、整理和加工過程，在實際研究中真正可以利用的相當有限。

當代中國史是中國通史研究領域唯一沒有下限的“斷代史”，是昨天的現實即今天的歷史、今天的現實即明天的歷史的現場性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尚處在逐步成長成熟的過程中，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及其歷史影響還在不斷髮展和變化中，結構性的矛盾、規律性的制衡、本質性的特徵等都還沒有比較充分地顯現出來。所以，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對歷史真實的相對追求，是一個不斷調整、不斷修正、不斷深化的逐步接近和走進客觀真理世界的過程。

盛世修史，當代中國史成為繼清史、中華民國史之後又一個歷史學發展的新著眼點。當代中國史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雖然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有許多問題處於探索之中。關於當代人如何寫當代史，就是一個仁智互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