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理論是方法論，可以為不同的世界觀服務。王道、霸道，是世界觀，是以什麼目的征服和統治世界的問題，而如何實現目的，都必須有一套方法論指導如何做，法家理論就是這種方法論。很多人對法家存在誤解，以為它就是愚民什麼的，其實它的核心指導理論就是這麼三點：與時俱進、法今不法古、恆主張變法。這幾個基本點歸結起來，就是為當今需要服務，你要什麼，他們設法給你實現，辦法不限於古人經驗，而是創新，故稱變法，至於這麼做是否符合價值觀、道德倫理，不理會。故法家諸人，君主要王道也好，霸道也好，都能搬出一套話語術去說動，宣稱按照他們說的做，就能達到目的。法家人物並非僅存在於先秦時代，後世所在多有，諸葛亮、王安石等名人就是典型的法家人物，腐儒不懂，亂說是儒家而已，自己不懂法家理論，連諸葛亮和王安石的言行是典型的法家言行都不知道，卻去品評法家如何這般不是。

與秦孝公執政同一時代，東方諸國有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韓懿侯、趙成侯等，他們或少年有為，或勵精圖治，當時的東方六國，即戰國七雄已經形成。

而秦國此時受到歧視。楚國、南韓跟秦國接壤，魏國還佔有原本屬於秦國的河西之地。所以說，六國這時候已經非常強盛，他們有點欺負秦國。

《資治通鑑》記載，秦孝公頒佈“求賢令”說：“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秦孝公以前幾代，秦國政治上不穩定，有內亂，幾代國君享年不永，有的在政治上又很荒唐等。

秦國面臨內憂外患，秦孝公是想恢復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時代的霸業。商鞅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秦國。

最初，商鞅跟秦孝公談帝道、談王道，秦孝公不感興趣。談法治，談富國強兵。才是秦孝公感興趣的地方。

史記商君列傳中：商鞅與秦孝公總共是談了4次話。對於如何治理國家，商鞅共提出了4種方案。按照先後順序分別為：帝道，王道，霸道以及強國之術！

從這4次二人對話過程中秦孝公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出其效果為什麼會選擇法治治國(原文中叫強國之術)

第1次商鞅提出了以帝道治國，秦孝公聽睡著了。

第2次商鞅提出了以王道治國，秦孝公還是不滿意，並責備了引薦人景監。

第3次商鞅提出了以霸道治國，秦孝公對商鞅很友好，雖然沒有任用他，但有了和商鞅進一步深談的願望。

第4次商鞅提出的強國之術，秦孝公與商鞅非常投機，兩個人一連談了好幾天，最終決定了任用商鞅變法。

1.帝道，王道，霸道這三種治國方式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2.商鞅所說的強國之術(也我們所說的法治治國)為什麼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

3.商鞅變法的精髓到底在哪？

帝道治國：就是上古時期時，堯舜禹湯的治理方式。簡單一點說，就是領導者以自己的德行來服眾，以德服人。讓自己的德行感化百姓，全靠百姓自覺。

王道治國：就是周朝周文王，周武王時期以禮治國(或者說叫仁政治國)用各種道理各種禮儀來限制人們的一言一行。

霸道治國：是參考春秋五霸時的治國方式，核心就是尊王攘夷。比如說秦國強大了，對於其他不服氣的國家，秦國就會打著周朝王室的旗號，聯合其他國家來一起揍這個不服氣的國家。

這三種治國方式是先後順序，從靠領導人的德行感化百姓，一切全靠百姓自覺的帝道治國，發展到周文王周武王時期，靠禮儀來限制百姓一言一行的王道之國，再發展到春秋五霸時期的不服就拉著一幫小弟一起揍他霸道治國，

思想道德水平是在滑坡的，但對國家的掌控力是在增強的。

在上一段中所提出的帝道，王道，霸道治國這三種方式均被秦孝公所否定，

理由很現實：秦孝公接手的秦國已經是積貧積弱，內部混亂，外有強敵。他要考慮的第1個問題就是國家如何生存下去。

所以所謂的以德服人的帝道治國不符合秦國的實際情況，而以仁政治國的王道治國更不符合全國的實際情況。以尊王攘夷為主要表現的霸道治國，首先這個國家要很強盛。秦國那時候窮的叮叮噹噹，霸道治國可望而不可及。

所以這三種治國方式都被秦孝公否定。最後商鞅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的強國之術，這才打動了秦孝公。

戰國末期各國都在變法，為什麼只有商鞅的變法更徹底更有效？是什麼樣的變法能讓秦國在短短的20年間由積貧積弱變成了強國？

我總結了商鞅變法中的三條精髓：

第一條：法無貴賤，刑無等級。(法令一出，無論出身，唯法是從，改變了過去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第二條：法已定矣，以善言害法，故法立而不革(這說的是法令一旦制定，就要保持穩定性，不因為好的建議而去輕易的修改法律，形成法令的穩定性)

第三條：利出一孔(就是商鞅變法中的獎勵耕戰，除了耕田和作戰這兩種方式可以獲得利祿賞賜之外，秦國不能有任何其他方式發家)

中國有句古話叫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公，商鞅變法中的核心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要維持穩定性，獎勵耕戰。

這幾條核心，讓秦國在短短的20年之內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請注意富國強兵這個詞不是國富民強。因為在商鞅變法中還有一條隱藏著的意思就是：弱民(這也是秦朝短命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再次不詳述)。

秦孝公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才君主，21歲繼位，年少有為，勵精圖治。當時的秦國位置偏僻，地廣人稀，國力衰弱，受到中原六雄齊、楚、燕、趙、魏、韓等各諸侯的歧視，沒有資格參加以上各國的盟會。秦孝公從此立志以恢復春秋五霸時秦穆公的霸業為己任，力求透過以恩德佈施天下，扶貧濟困，發展生產，獎勵耕戰，論功行賞，在全國頒佈招賢納士。

商鞅本是衛華人，得知秦孝公的求賢令，與李悝投奔齊國。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之術獻策於秦孝公。以自身高尚的品質作為示範，以德服人，讓百姓高度自律，充分發揮，此為帝道。以德為政，禮儀治國，內聖外王，此為王道。重刑懲罰，依仗自己的強勢，以武力兼併弱小的國家，進而攻打六雄之國，此為霸道。

面對這三種治世之術，秦孝公根本聽不進去，毫無興趣。因為戰國時期的爭霸天下更為激列，禮崩樂壞。帝道與王道的政治主張與當時的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秦國的實力有限，也不可能對外征戰而擴大疆域。

當商鞅談到富國強兵，法治治國，變法強國之策略，引起了秦孝公的高度關注。他與商鞅進行了幾天的深切交談，暢所欲言，共商國是。秦孝公高瞻遠矚，雄才大略，站在時代的最前沿，順應歷史的潮流，作出英明的決策，併力排眾議，接受商鞅變法，在全國拉開了變法的序幕。

商鞅變法的巨大成功，秦國日益強大，收復河西失地，遷都咸陽。老百姓的休養生息，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社會和諧穩定，國泰民安，路不拾遺，山中無賊，秦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輝煌盛世。秦孝公的威望和影響日益高漲，各國前來結盟，秦孝公加入盟會成為戰國七雄之首。

衛鞅遊說秦孝公三次，第一次以道家學說治國，第二次以儒家學說治國（王道），第三次以法家學說治國（霸道），最終秦孝公選擇了法家學說治國。戰國時代是一個鐵血大爭的時代，不是一個和平的時代，小國圖存，大國求強，每一個國家都在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奮鬥。大國攻滅小國，不可計數；大國被瓜分取代，不計其數。生存成為諸侯國的第一要務，禮儀、道德退居二線；畢竟國都亡了，禮儀、道德做給誰看？

在戰國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拳頭硬才是正道，小國寡民的道家只會淪為魚肉，彬彬有禮而弱不禁風的儒家只會淪為熊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實力足夠強大，魚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法家以富國強兵為宗旨，怎樣能富國就怎樣做，如何能強兵就如何做，法家的目的不是求生存，而是成為實力最強大的存在。

秦孝公窮人一個，飯都沒有吃的，衣都沒有穿的，還光著腳走路，因此他追求的不是道德高遠，不是禮儀昌盛，而是國富兵強。秦孝公希望國民吃得飽、穿得暖、能穿著鞋子走路，外面的財狼虎豹來了，還可以狠狠痛擊之。當窮人當久了，秦孝公自然知道”窮則思變“的道理，秦國的王道從秦穆公開始，推行了幾百年了，也沒有強大，再不變就要亡國了。

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在魏國呆了三十餘年，深知魏國是如何強大起來的，而秦獻公推行的新政跟魏國的變法也頗有幾分相似。因此秦孝公深知道家不可為，儒家不可用，唯有用法家才可以變弱秦為強秦。衛鞅給秦孝公講帝道、王道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當講到霸道時，秦孝公才喜悅接受。

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秦孝公變法時期背景來說。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在此之前，秦國已經經歷“六代亂政”，國內舊貴族霸佔土地，民間私鬥成風，內憂外患，局勢動盪，強敵魏國趁機奪取秦國河西地區，外交上東方諸國漠視秦國，“諸侯卑秦”，秦孝公以恢復穆公霸業為己任，廣施恩德，釋出求賢令，吸引山東士子入秦，變法圖強。

其次，我們介紹一下何為帝道？何為王道？

帝道是指效仿堯舜禹湯治國，以無為理論治理天下，以身作則，垂拱而治，以自身德行教導百姓，簡單來說，全靠自覺。

王道是指儒家提出的仁義治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主張施政須依仁而行，大體分為兩部分，一是清明的社會風氣，二是完善的倫理道德體系，說白點就是以道德倫理約束百姓，請求統治者愛民親民，依禮而行。

秦孝公果斷拒絕了這兩種治國主張，原因很明顯，也很現實，當時的秦國，貧弱不堪，內有舊貴族把持朝政，外有宿敵虎視眈眈，國家亟需的不是帝道王道這種空談理想的主張，需要的是切實可行的強國之術。

最後，商鞅的強國主張為何受到了秦孝公的採納？

其一，廢井田，開阡陌，實現土地國傢俬有；

其二，改革賦稅制，使農按田畝、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納稅；

其三，改革爵位制度，實行耕戰體系；

其四，廢除分封制，改行郡縣制，使全國治權一統，如臂使指；

其五，移風易俗，糾正老秦國民陋習；

其中，商鞅作為法家代表中法治派的代表人物，主張法治治國，“法無貴賤，刑無等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要維護法律的公正平等性，也要保持法律的穩定性，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法治根基，秦國逐步富強起來，縱橫捭闔，東出掃滅六國。

朋友們別搶，這個問題我來答:

首先:先了解帝王道與法家的區別。帝王道歸根結底是人治，是憑著帝王的個人魅力及領導能力來統率群臣，管理國家，注重的是人。碰上賢明君主，則國盛民安；反之，一旦出現昏庸無道的君主，則國家危矣。既不能安朝堂，又不能開疆拓土指天下，反而被列國窺視覬覦，合縱伐之。所以，一切的人治手段，中心是圍繞著人來建立，而這人就是君王。要求的是，既能恩威臣民，又能縱橫列國，風雲天下。

而法家的中心是法，不是人。國家圍繞著法律行事，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不論親族王族或是平民百姓。一切的依據就是法律。法律的健全就能保證國家人民皆依法行事，循規蹈矩，不敢逾越法的鴻溝。這樣就把“人”給剝離出來。既便是碰上無道君主也不至於國家亂套崩蹋，陷入混亂。所以，法家的中心是圍繞著法律來建立，和人無關。只要是犯了法，不避親族顯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律依法治罪。

其次，孝公任政時，國貧民弱，再也不是春秋秦穆公時，與列國相抗衡的大國。己逐漸淪為被列國欺凌壓迫的小國，割地求款，忍氣吞聲，委屈求全。國內現狀也不太好，壯丁減少，老弱居多，田地荒蕪，貿易停滯。整個的秦國是內憂外患，民眾疾苦，哀怨遍及。面對如此窘境，孝公第一要務就是以最短時間強國富國。顯然法治更適合當前的國情，所謂的帝道也好，王道也罷，畢竟是個漫長，循序漸進的過程；孝公等不起，秦國也等不起，唯有法治，才能在短時期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所以商鞅在進行改革時，第一批頒佈的法令就是鼓勵農桑，獎勵開墾。圍繞著全國土地實行頒發一系列的政策，獎賞機制。國家的強盛與否就是民生，百姓餓不著，凍不著，才能保證所有的運轉。很顯然，這些法令政策的執行與延續，只有法治才能做到。事實也證明，孝公的眼光是長遠的，秦國自從實施了“商法”，歷經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及後來一統的始皇，國家的經濟財富是一代比一代強，越來越富有。這也為贏政劍指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再有，秦國的政治環境，也逼的孝公只有走法治這條路。在孝公之前，國內就經歷了幾代王位風波，各方勢力犬牙交錯。看似平靜的湖面，實則是暗藏洶湧，激流澎湃。地主階級的利益權力相爭，又或農民為了生存，與地主們的鬥爭，當然，這些還是基本的。最厲害的在於，朝廷中派系相鬥，及士族與贏氏家族的權力角逐，這才是最嚴重的。而對於剛即位的孝公來說，既沒戰功，又無威望，還得不到各士族的支援。在這樣一個四面楚歌的境況下，實現心中的強國夢，真謂是難於上青天。而面對重重險阻，孝公是如履薄冰，堅定邁出改革的步伐。在進行大方向的甄選判斷時，肯定的選擇了法治這條路道。

只有法治，才能遏止士族的爭鬥；只有法治才能公平的處理國民的矛盾；也只有法治，才能維護當前的王位統治。

總而言之，對於剛接手秦國的孝公來講，面對列國的挑釁欺壓，國內的動盪不堪。在細心的斟酌之下，不移的堅定法治，真是難能可貴。而這一國策大方向的選擇，也讓秦國在以後的改革上，民生逐個富庶，國庫逐漸富裕，兵力逐步強大。多年的蝸居一方，也使秦國有了東出的夢想。在整個戰國階段，沒有孝公慧目獨到的眼光，沒有孝公矢志不渝的堅定變法，也就不會有後面所有的一切一切。

法治這一方針就沒缺陷嗎？當然有！法治最大的優點在於，人人面前平等，不避權貴，也不避王族。只要是犯法，就要受到處罰。典型的代表有贏虔，孝公的哥哥！被施以劓刑，也就是割鼻子。還有太子贏駟觸法，同樣沒逃脫制裁。不足的地方在於，為達到新法的快速實施，在刑法的處罰上過於殘暴嚴峻。情法一體變成了只有法，而無情。這只是一家之言罷了。絕沒有批判歷史的權力。或許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有無情的，嚴峻的法律，才能讓國民更好的遵紀守法，各司其責，各盡人力。或許無情的法律，也是對民眾最大的有情。自古道:無規矩，不成方圓。讓人人都講規矩，知法，懂法才是最大的情誼。

本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