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政治觀念和立場有他個人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不人云亦云。不管是對待極力主張變法的改革派首領王安石，還是對待反對變法的保守派首領司馬光，蘇軾都能站在以人為本這一基點上去闡明自己的觀點，從不趨炎附勢，寧肯被貶職被流放，也不改初心。

這跟他入仕的目的，有著直接的關係。他入仕，不僅僅是為了實現自我，更重要的一點，是為黎民百姓謀求安康。他在給神宗皇帝的奏摺中，就申明過他的這種政治觀念和立場。他說：人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的歸服。自古及及，未有謙和平易與眾同樂而不安定的，未有剛愎自用而不危險的。臣不願陛下急於求功而貪圖勢強。他主張以仁政治國，惠民利民。他在《進策》與《進論》二文中，就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他說：昔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但他又絕不保守陳規舊矩，他只是想看到在無害於民的前提下，因時制宜，在漸變中提升國力。

實質上，從個人關係上來講，蘇軾和王安石是好友。蘇軾因烏臺詩案下獄時，是王安石出面上書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救了蘇軾一命。就在王安石下臺8年後，蘇軾還不計前嫌地繞道去看望衰老多病的王安石。當時，王安石已退居江寧。兩人作詩唱和，談禪說佛，好不快活。拋開政見的不同，王安石對蘇軾的評價是：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而司馬光做為年長於蘇軾20多歲的父輩之人，在宋神宗去世後，是他將被貶在外的蘇軾發掘出來，將蘇軾從一名基層的難有大的作為的普通幹部轉化成國家權力中心的要員，也才使得蘇軾東山再起，使得蘇軾有了在當時的政壇之上的輝煌之日。當時，年已50歲的蘇軾在宋哲宗繼位之初，任登州知州，屬於七品之官，一年之間，得到三次提升，最終官居三品翰林學士知制誥，成為皇帝的私人政治顧問，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方針政策的制定。而讓他如此飛黃騰達的，正是時任宰相司馬光。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蘇軾即對王安石持不同政見，又對司馬光持批評態度，可見其性格的耿直和對國民利益的忠誠。他的忠，還不是愚忠，不是僅僅對皇帝一個人的忠，是希望任何有利於民生的改革都應在循序漸進中在民眾不感到難以接受的前提下去進行。他的直，則在於他不願做違背信念的事，不肯為討好誰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不會因需給提拔自己的人留面子而改變自己的政見。

面對當時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而實質上危機四伏的狀況，他曾發出過這樣的聲音：苟不能滌盪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

他認為國家積弊叢生，主要是由於任人之失上，而不完全在立法之弊上。這就和王安石所認為的國家危殆在於患不知法度，在觀念上產生了分歧。

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這位有志富國強兵的國家元首，很快起用了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為三司條例司長官，開始實行改革。第二年，王安石升任宰相，與神宗皇帝一起，統率朝廷實行起新法。

這新法有均輸法、市易法、免役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將兵法、保甲法等。王安石還極力推行科舉制的改革，讓地方興建學校。

王安石和蘇軾的矛盾爆發點，就是在熙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年底，王安石建議神宗皇帝興建學校，取消詩詞等對政治關係不大的考試科目。王安石的做法，實質上是對當時執行的提拔官員的科舉制的一種否定。蘇軾對此持反對意見，他馬上批駁道：科舉制，是皇帝識人選才的一個十分有效又完全可行發現人才的好辦法，而一味地由官府出面興建學校，是耗費民力財力的多餘之舉。他說：即使官府建起了學校，也大多是空置在那裡，老百姓根本就不認，入學者寥寥。

隨之，蘇軾對王安石操之過急又鋪天蓋地式的推行新法提出了更多的異議。當身為杭州通判的蘇軾被神宗皇帝召見時，蘇軾就直言不諱地說：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只是患求治天下太急，聽取言論太廣，進用人才太速。願陛下鎮以安靜，待事物已經出現，然後再應對處理。公開指出王安石的這種不審時度勢忙於發號施令的改革方式，勢必顛倒失序。

在這之前，他在給神宗皇帝寫的《湖州謝表》中還說過這樣的話：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意思是，他王安石若是固執地這樣搞下去，我本人不願奉陪了。那在當時，就大大地傷了王安石的自尊心。當時，在無法容忍之下，王安石便將原任湖州知州的蘇軾貶官為黃州團練副使。

團練副使是個什官？在宋時，團練副使為從八品，也就是相當時現在的副團級幹部，且還有職無權，只是個團練的助手。但即使如此，蘇軾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觀念和立場，他在給好友李公擇的信中，還說過這樣的話：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遇事有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他之所以反對王安石，不是反對王安石這個人，也不是完全反對王安石的改革，而是反對王安石不顧國情民情的過於激進的固執己見獨斷專行。他也意識到對於整個大宋王朝來講，已經到了積貧積弱的地步，不改革，不清除流弊，國家必危，但要改革，也不能操之過急。他指出：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這意思是，如果你的新法得不到天下百姓的認可，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也正是基與此，對於一上來就對王安石的改革全盤否定徹底推翻的司馬光，他也無法認同。他在遭貶時，與下層民眾有了更親近的接觸後，發現王安石推行的有些新法不是完全沒有可取之處。在這個時候，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發覺，倒是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偏執不合時宜。他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說過這樣的話：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迴向之所執，益覺疏矣。也就是說，他到了這個時候，認識到了當年反對變法有不當之處。而在這個時候，新上臺的司馬光的有些做法，同樣是有些過激，蘇軾自然是要站出來說話了。

元豐八年，即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駕崩，年僅10歲的趙煦即位，不喜歡王安石的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司馬光回朝。第二年，即元祐元年二月，朝廷授予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官職，讓其主持朝政。有了權力的司馬光，視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為天下的禍害。他要像救水災火災那樣去改變它。該年三月，他下令罷除免役法，恢復王安石變法前實行的差役法。

就在這時，蘇軾站出來了。蘇軾指出：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弊。而法令相互因襲則事情容易成功。立即廢除免役法而實行差役法，正如廢除常備軍而恢復民兵，恐怕並不妥當。因此，蘇軾主張：只要革除其弊端即可，沒必要完全廢除。

當時，司馬光聽了，臉色大變，兩人的關係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僵化。

接下來，司馬光不願再給蘇軾發言的機會，以致一次在朝堂上，蘇軾和司馬光當場大吵起來，蘇軾質問司馬光：難道相公現在作了宰相，卻不允許我把話說完嗎？

但儘管如此，蘇軾也沒有停止對司馬光的對抗。在司馬光生病期間委託下屬官員罷除青苗法時，蘇軾又寫出書面意見上奏朝廷，說：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的有些新法未嘗不可繼續施用。針鋒相對地與司馬光的保守派展開了論戰。

蘇軾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念和立場。而這種不隱瞞又完全是出於公心，出於以人為本這一政治基點。

遺憾的是，他的這種直言敢諫，沒能阻止住司馬光的腳步，從司馬光掌權之日起，王安石在任時所推行的新法於不滿一年的時間內即被全部廢止。

“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談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據說，這是蘇軾在王朝雲死後親自為她撰寫的一副輓聯，現刻在惠州六如亭上。這裡的不合時宜，說的就是有一次蘇軾在朝堂上和司馬光爭吵了起來，回家之後就問家裡人：你說我肚子裡裝的都是什麼？王朝雲回答說：裝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這個詞確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蘇軾一生的政治立場和遭遇，王安石變法時，他覺得新法中有些罔顧老百姓利息的條款，所以反對新法的實施，於是被神宗皇帝視為舊黨。然而當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勢，司馬光再度掌權，盡數廢除新法，蘇軾又覺得吧，王安石的新法亦有可取之處，不可盡廢，然後又被司馬光所代表的的舊黨視為新黨。那蘇軾到底是新黨還是舊黨呢？

還記得幾個月前，國家水利部公佈了第一批“歷史治水名人”，除了大禹、西門豹、李冰這些我們都耳熟能詳的人之外，蘇軾竟然也上了這個榜單，很多人都納悶兒了：蘇軾原來還會治水的？實際上，蘇軾入選治水名人，正好就說明了他的政治立場：他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他的立場只有一個：從國家和老百姓的立場出發。

蘇軾入選水利部治水名人

神宗熙寧年間，蘇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調出汴京，又被從密州調到徐州，到任後碰到黃河氾濫，蘇軾當時剛上任不久，卻身先士卒，衝上了抗洪救災的前線，史載“以身帥之，與城存亡”。

期間，蘇軾組織了數千軍民，在徐州城外修建了一道堤壩，在他的領導下，徐州城軍民合力，最終戰勝了洪水，因此，蘇軾也受到了徐州百姓的擁戴。蘇軾本人對徐州也有很深的感情，離開時就寫下了一首著名的《江城子·別徐州》：

蘇軾在徐州留下的遺蹟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摧手佳人，和淚斬殘紅。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淚，流不到，楚江東。

如今的西湖，一共有十大景觀，其中排第一的就是蘇堤。蘇堤中的蘇，便是指蘇軾。公元1089年，蘇軾又被趕出了汴京城，被派到杭州當官，這已經是蘇軾第二次來杭州當官了。他當年第一次到杭州還碰到了一生的紅顏知己王朝雲，揮筆而就，寫下來古往今來讚揚西湖最好的詩：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

我們知道，蘇軾一度受人迫害，因烏臺詩案下獄，皇帝甚至動了處死他的心思，當時蘇軾以為必死無疑，就在獄中寫下了兩首絕命詩，其中之一如此寫道：

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蘇軾當然沒死成，但這段經歷卻讓他畢生難忘，出獄後蘇軾給自己的作品作注，特意解釋了這首詩：獄中聞杭湖間民為餘作解厄道場者累月，故有此句。

講的是，烏臺詩案時，杭州一帶的百姓聽聞此事，竟然不約而同地彙集到一起，為了幫蘇軾度過災厄，連續一個月時間裡開壇做法，請求老天爺保佑，由此可見，蘇軾有多受杭州老百姓愛戴。

這一次蘇軾又到杭州來了，並且再度遊覽西湖，可惜此時的西湖已雜草橫生，一篇荒蕪景象，蘇軾當即就生出了疏浚西湖的心思。在開工的過程中，他以挖出來的淤泥為主，在西湖上修建了一條橫跨湖面的長堤，這就是蘇堤。

西湖十景之首蘇堤

蘇軾一生顛沛流離，晚年還被貶謫到了南荒，一開始是惠州。那會兒的惠州可跟現在不一樣，到處都充滿了瘴氣，人一不小心沾了瘴氣就可能得病。當地老百姓喝的水也大都極不衛生，這也是各種疫病的病源，蘇軾剛到此地，就給廣州太守寫了親筆信，建議他興修水利，以保障老百姓的用水安全。

蘇軾雖然在官場上不得意，但其名聲威望卻非常隆重，廣州太守一看是他寫的信，並沒有多想就決定採納了，並啟用了羅浮山一個叫鄧守安的道士，鄧守安於水利一道十分精通，在他的主持下，廣州老百姓很快就喝上了乾淨衛生的水。

蘇軾當然不是個只說不幹的人，他自己在惠州也沒閒著，不僅向當地老百姓傳播中原地區先進的插秧技術、建造水磨工坊、普及醫療衛生服務與知識，還為了解決交通問題，在惠州城的江上修了兩座橋。修橋時，資金不足，蘇軾就捐出了朝廷賜給他的黃金和犀帶。

惠州西湖

公元1011年，蘇軾終於遇到朝廷恩赦，於是啟程北歸，然而他還沒回到汴京，就在半路上病逝於，在臨死前他曾寫下了一首《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黃州是蘇軾第一次被貶謫的地方，惠州與儋州則是他晚年被貶得最遠的兩個地方。然而蘇軾在審視自己的一生時，卻把這三個地方評為自己功業所在，這其中固然有蘇軾一貫的自嘲與曠達之，卻也切切實實說明了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生涯和立場。

確實，在對待王安石變法時，蘇軾站在了舊黨這一邊，但並不代表蘇軾是個保守派，知只是因為他覺得新法不夠好。蘇軾為官之道，對得起良心二字。後來王安石失勢，以他反對變法的立場，大可飛黃騰達、青雲直上，但他卻非要跳出來說，王安石新法也有好的地方，不能一概而論，這也得罪了舊黨。

蘇軾為人處世，不看立場，只憑良心，他是一個為民服務、造福百代的治水名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全能的文學天才，更是一個雖然滿肚子不合時宜、但依然永垂不朽的政治家。

這恰恰說明蘇軾確實是為了變法考慮，而不是單純的黨朋之爭。

當時王安石等人的新黨，司馬光等人的舊黨，政治鬥爭非常激烈。他們的宗旨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所以，只要是王安石指定的新法，司馬光一夥是完全反對的。

但蘇軾是個讀書人，不懂得政治鬥爭這一套。他只是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有不合理的地方，所以站出來指出。

結果，蘇軾被新黨當做舊黨，大肆攻擊。

王安石告訴皇帝，說蘇軾在回家守喪時，乘機販運蘇木（一種染料）。根據當時禮法，守喪期間不得經商，因此宋神宗卻笑了對蘇軾的提拔。

第二年，由於蘇軾持續反對變法，王安石門下的御史謝景溫又誣陷蘇軾販賣私鹽，範鎮極力辯解，這才沒事。

2年後，蘇軾由於被新黨多次攻擊，被迫申請去外地當官僅僅擔任杭州通判職務，只是監督知府的一個官員。

蘇軾心不甘，曾經寫詩諷刺皇帝，這就是烏臺詩案，差點倒了大黴，也坐牢4個月時間。

搞笑的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新黨被打壓，舊黨上臺。

司馬光一夥將新法全部廢除。而蘇軾生性直爽，認為新法也是有一定的好處，怎麼能全部廢掉呢？

他又出言反對，結果得罪了舊黨。

蘇軾等於兩面不是人，後背就當攻擊，貶職到鳥不生蛋的海南島去當官，

其實，蘇軾才是對事不對人，而新舊兩黨則是對人不對事。

朝廷有一些蘇軾這樣的官員就好了，但這種人註定搞不了政治。

王安石和司馬光是政治家。他們推行的政策各有利弊。現代人可能看個熱鬧覺得，應該留其精華去其糟粕吧。但是實際上在執行領域是很難做到這點的。

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這點本身就存在爭議，每個人的政治追求不一，看到的面也不一，想要吸收並蓄基本走不通，除非皇帝有通天之眼，能體察到每個事情的發生發展結果以及能管控每個執行的人，否則都是白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全面否定呢？

舉個例子，比如河裡有鱷魚吃人，但又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鱷魚，也並非每個鱷魚攻擊人，那麼，作為管理者，你是全面禁止人靠近，還是說東邊河邊可以走，西邊80米不能走？難啊。最好的辦法只能一口氣禁止。

這就是司馬和王安石能幹的事情。

那麼，蘇東坡是個啥態度呢？他是個巡河的，他知道只要他管的嚴密、勤快點，就可以讓人既可以在河邊領略大自然，又可以避免鱷魚傷人。他是站在他的執行立場上考慮，以己度人，希望好的留下，壞的剔除。

然而，蘇東坡只能做君子之望，實在難於和司馬、王安石的追求同步。不能責怪蘇東坡沒政治頭腦，他是有些理想化了，按照現在的說法，他太會辯證法了。

因為新黨所行操切，利用變法殘害百姓，掠奪民財，大發國難財，甚至導致百姓自斷手腕以逃避保甲法的騷擾。

不應該反對嘛？

新黨下臺，舊黨復辟全面廢除變法，卻抱殘守缺，為了反對而反對，對於原本存在的三冗問題故意迴避，不去做任何改革。

蘇軾當然要反對。

這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良心。

士大夫憂國憂民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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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冗問題

北宋缺乏防禦縱深，也缺乏戰馬，被迫堆兵防禦北方遼國騎兵，京畿地區蝟集全國60%的禁軍。最高時期達到82.6萬禁軍。

平時，發生災荒，安撫招收災民為廂軍，王安石變法前達到50萬。

此外還有大量番軍、鄉兵、勇敢軍、效用軍等輔助軍隊，全國超過150萬。

同時，北宋安撫士大夫，大量設定官員，又給予恩蔭，造成官員數量極多。

變法前，北宋常年財政收入7000萬貫石，9成用來養兵養官，財政問題持續困擾。

這就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費。

2、變法的爭議

宋仁宗時期，嚴峻的局面已經是不得不變的程度，這幾乎成為統治階級共識。但是，變法如何變，誰主持變，誰來監督評價變法過程，則是最大的爭議。

不過，誰願意損失既得利益呢？

所以，要求裁減控制官員的范仲淹迅速得罪大多數官員，慶曆新政失敗了。

節流的范仲淹失敗，開源的王安石來了。

王安石變法當然是笑話。也就不多說了。

蘇軾似應屬於君子不黨，有獨立見解的人士吧；雖不怎麼待見於人治狀態下的官場，不能達則兼濟天下，但蘇軾精神飽滿，文章燦爛，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人物，治下多地西湖的蘇堤千古留傳。

或許從蘇東坡的眼裡，王安石的變法是破壞。在守舊的儒士看來，萬世不變才是孔孟之道。儒家主張，越變法，人心越亂，致使人心不古。這是孔孟非常害怕的世道變化，改革就是冒險，萬萬不能接受的，克己復禮乃真儒道至聖之途，蘇東坡的理想當然是至聖至道，但這樣的儒士從不憂國憂民，在國家困難和聖道受堵兩選時，蘇學士以衛道士反對王安石為國家的變法，理由雖然借王安石變法中的紕漏上剛上線卻無實際主張。待司馬光上臺恢復舊制，蘇東坡又反對，心理上或許覺得“朝堂唯蘇”？左右反對，自己又無主張，沒有對國家建設性建議，空有名望。故蘇東坡無朝堂朋友。從現代理念上看，反對改革者，一定是深陷舊制不能自拔，抑或目空一切，非愚蠢、非精明過頭者不可當。王安石曾道，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而反對變法之蘇東坡是不敢思想冒險遠行的，儘管蘇東坡被朝廷貶謫天涯遠行，可是，與皇帝共治天下計程車大夫卻無再指點山河機會，才是蘇學士真正的人生悲慘。古今學者難不成看不到蘇東坡被棄的根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