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急劇變遷的時代，當時的文人競尚浮誕，馳騁玄理，專事清淡。這種風氣在文學上表現為文學內容空泛，形式主義傾向嚴重。然而，在這樣一個文學的貧困時代裡，有一位詩人如同奇葩獨放，以其鮮明的色彩和新穎的風格，一洗往日積垢，為文壇注入了新的血液，這位詩人就是陶淵明。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潯陽柴桑一個風景秀麗的山村。在大自然的奇山異水之間，陶淵明勤讀詩書，為後來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陶淵明30歲開始步入仕途，但他對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現象深惡痛絕，曾幾次仕而歸，歸而仕，最後在擔任彭澤令的時候，因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而解綬去職。從此，他告別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間，開始了“不以躬耕為恥”的幽居生活。隱居生活使陶淵明的精神得到徹底的解放，他每日彈琴讀書以消憂，著文賦詩以明志，時常與鄉里鄰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這樣的生活使陶淵明對山水田園、風土民情有了真切的體會，他吟誦出一首首清新雋秀的山水田園詩，開創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流派。南朝鐘嶸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的詩歌從題材和內容上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田園詩、詠懷詩、哲理詩。田園詩約30首左右，數量雖少，卻是中國田園詩的奠基石。詩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結合起來，描繪了優美清新的田野風光和樸實單純的人際關係。一般人認為枯燥平淡的耕讀生活，在他的筆下顯得充實美好、搖曳多姿。《桃花源詩》（並序）是陶淵明的代表作品。梁啟超曾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序》正是浪漫派小說的鼻祖，那首詩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絕好韻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桃花源詩》描寫的是一個沒有君主，沒有剝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淵明探索人類美好未來的結晶。詩序《桃花源記》的思想和藝術成就超過了正文《桃花源詩》，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為一個生逢亂世、懷才不遇的文人，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歡樂，都真實地反映在他的詠懷詩裡。他的田園詩讓人們看到一個平淡沖和的隱士風采，他的詠懷詩則讓人看到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一面。陶淵明少時即有熱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萬丈長虹”的壯志。“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這樣的詩句裡跳躍著一個風華正茂的書生的身影。儘管經歷了仕而歸、歸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淵明仍然無法熄滅心中對現實生活的熱情之火，他寫下了30多首“火氣”十足的詩篇，如《詠荊軻》、《讀山海經》組詩（十三首）等，詩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現出豪氣凌雲的氣魄。朱熹稱：“淵明詩，人皆說平淡，餘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

陶淵明還在哲理詩上作了大膽的嘗試。魏晉時期“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壟斷詩壇，但流傳下來的卻寥寥無幾。陶淵明的哲理詩卻以濃郁的情趣與深刻的哲理而大放異彩。陶詩的哲理往往從現實中領悟出來，好像在與讀者促膝談心，沁人心脾，警策動人。

陶淵明的辭賦與散文在魏晉時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傳至今的《歸去來兮辭》和《桃花源記》都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千古絕唱。陶淵明繼承了漢代辭賦結構恢弘、氣勢磅礴與魏晉辭賦短小精悍、纖麗嚴密的優點，走上清新自然、樸素平淡的道路。《歸去來兮辭》開篇從決計歸田敘起，接著寫啟程舟行，抵家見聞，扶策涉園，農事西疇，結以永不復仕之旨。環環相扣，剪裁取捨，恰到好處。宋代散文大師歐陽修稱魏晉無文章，只此一篇。陶淵明的散文無論敘事抒情，都以意盡而後快，行文如行雲流水，造語精到之至，如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對後代散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記》以外，寄託作者個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傳》也是人們至今吟誦不絕的篇章。

魏晉兩代的文學以華麗的駢文著稱，陶淵明平淡自然的詩文在當時並不被視為佳品。直到南朝蕭統蒐集陶淵明的詩歌、辭賦、散文，為之編集作序，陶淵明的詩名才漸漸興起。至唐宋時名聲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賞陶淵明的才華。宋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推崇更是無以復加。蘇軾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與蘇轍詩》）愛國詩人陸游也曾夜讀陶詩，樂以忘食。朱熹更是視陶淵明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說，陶淵明的詩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遠遠超過與他同時代的很多詩人，唯其如此，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淵明的作品，在國外也有廣泛的流傳。北韓文學家許筠、樸厚享深受陶淵明田園詩的影響，寫了許多與陶詩風格頗近的詩文（《中朝文學的傳統友誼》，載《文藝報》）。公元8世紀左右，陶淵明的作品流傳到日本，日本著名詩集《萬葉集》裡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詩的影響。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說：“長期以來，陶淵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著重大的影響。日本各個時期的藝術家都極為推崇陶淵明清高、貞潔的人格，十分愛好他的作品，在藝術上接受過陶淵明的薰陶，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陶淵明作為一個典型的東方詩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這是個好問題，容我慢慢道來。

首先，提問者這句話出自鍾嶸的《詩品》，原文如下：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顏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鍾嶸對於陶淵明評價大體上很準確，尤其是提問者單獨拿出來的這一句話，說明了陶淵明詩歌的特點，但是鍾嶸給陶淵明那麼高評價，卻只是給了中品，而非上品。這又是為什麼？想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先要說清楚陶淵明生活的時代背景，他的藝術特色以及後人對於陶淵明藝術上評價的改變。

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南朝劉宋初年之間，我們知道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得勢，東晉時期更是有門閥政治，正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陶淵明的祖父陶侃是一個平定叛亂並且忠於東晉皇室位的人，雖然祖父曾經位極人臣，但卻陶家又不同於王謝桓俞這樣大家族，當然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寒門。

這樣陶淵明的身份可以做不大不小官，年輕的陶淵明果然當了江州祭酒，當時他的上司江州刺史是王凝之。王凝之存在感很低，但是，他的父親，兄弟，老婆存在感都比他高。父親就是學習書法的人都知道的王右軍（王羲之），兄弟裡面有雪夜訪戴的王徽之和也是著名書法家的王獻之，，至於老婆嘛，熟悉謝道韞（未若柳絮因風起那個）的都知道，謝道韞就是嫁給了王羲之家最不風雅，最白痴的人——王凝之，算是遇人不淑了。王凝之信奉“五斗米教”（後來因為迷信這個，果然就被宗教迷信所害死）。不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不為你王凝之折腰。恐怕不僅僅是王凝之傻，更重要的是王家和陶家一直不和睦。晉書上有記載‘’：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鑑不從，乃止。”從史書上記載看陶侃差點就跟王導兵戎相見了，王家與陶家關係如何不言而喻。而到了陶淵明這裡，他遇到了一個無能而且關係及其不和睦的王家人。這時的辭官就是可以理解了。

後來的陶淵明仕途更加坎坷，先後當過桓玄，劉裕的幕僚，又先後辭官。桓玄有跟父親桓溫一樣的野心，沒有父親的能力，陶淵明辭官也可以理解，對於政治黑暗的一種遠離。至於劉裕後面更是改朝換代。陶淵明的辭官很像是阮籍，嵇康對於司馬家族不滿的那種情緒，不同的是曾經也是有過荀彧一股的匡扶皇室的憂鬱。

從這個意義上，陶淵明不停地辭官就是可以解釋了，一方面自保，另一方面懷念東晉王朝。想像祖父一樣匡扶晉朝皇帝，卻發現夢想與現實的距離那麼遠，那麼遠。於是，最終歸隱山林，成了農夫，成了詩人。

今天，我們把陶淵明當做詩人來看，陶淵明同一個時代的人卻不這麼看。正史裡面他被放在《晉書·隱逸傳》，大家把他當做仰慕伯夷叔齊在首陽山餓死的高潔之士。他的好友顏延之寫《陶徵士誄》（陶淵明去世以後紀念的文章）時候，反覆提及的也是他的精神，而非一點點文學才華。要知道，顏延之也是著名的“元嘉三大家”之一，文學素養不低，卻不提陶淵明的文學貢獻。可見當時人們並沒有把他當做詩人看待。南朝齊梁時期，文學批評界出現了鍾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詩品》把陶淵明評價很高，但只是中品。《文心雕龍》更是沒有提到陶淵明。所以，他在文學方面的造詣沒有被當時人充分發現。

昭明太子蕭統是第一個發現陶淵明的文學貢獻的人，於是他編訂了陶淵明的作品。而真正的發現陶淵明價值則是蘇軾，朱熹等人在宋代的推崇。陶淵明文學方面固然有很高的水平，但是，後代文人也是把自己的各種情懷寄託在其中。

為什麼對陶淵明的評價會發生改變呢？南朝文風錯彩鏤金， 當時主流文風正如晉朝陸機說的“詩緣情而綺靡”一句話一樣。不被當時同時代的人看重，也是正常。

談“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這句話，不得不提陶淵明的田園詩。寫躬耕之苦，陶淵明絕對是文學史上第一人，其他詩人寫田園詩都是做客農家的感受，而陶淵明則是親自去體驗躬耕勞作的艱辛。比如“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這兩句就能看出來。而“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這兩句，不僅僅是對於官場黑暗的反感，自然更是玄學一個經常提到的概念。相比較魏晉的玄言詩，陶淵明的詩歌並沒有那麼生硬，有一點點玄理的味道，但是又融入了情與景之中，讓人在品讀詩歌之時不覺得晦澀，同時又在品讀之後多了一份可以咀嚼的回味。而且你仔細品讀陶淵明的詩歌，平淡不乏味。語言看似簡單普通，其實包含了作者在背後的錘鍊。只不過，錘鍊到了巧奪天工的地步，“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十分平淡的十個字，卻能把雪的那份輕柔之美描繪出來，就好比一個畫家揮毫潑墨之時，彈指一揮間就用寥寥幾筆把一幅山水畫畫好，線條不多，但是神韻已到，你以為畫家短短的時間內就是隨意畫下的，其實都是在心中反覆斟酌思考後才一揮而就的。這就是陶淵明詩歌語言功力所在。

陶淵明在鍾嶸那中品，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陶淵明的散文和辭賦也是俱佳，但是不屬於詩歌範疇。《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都是佳品。《桃花源記》明明是平鋪直敘，但是又能創造懸念。而且這個桃花源更是被無數文人騷客賦予了各種各樣的寓意，堪稱中國版的“烏托邦”。

陶淵明的偉大，一方面是自己詩歌文學方面的功力深厚，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經歷和作品，為大家創造了想象的空間，大家可以把自己所想的美好事物賦予在他的經歷與作品裡。

綜上所述，陶淵明本身在當時就是隱士，“隱逸之宗”一詞對得起他，詩歌方面成就也是稱得上魏晉南北朝首屈一指的大詩人。不知道，我的回答有沒有解答你的疑惑呢？篇幅所限制，簡單就寫這麼多吧。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潛，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陶淵明的生平來看了。

淵明曾祖或為陶侃（尚存爭議，但二者的陶淵明緣關係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晉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過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說，或名岱或名茂 ），父親是個“寄跡風雲，寘茲慍喜”的人，具體事蹟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淵明三歲，後嫁給程姓人家，故陶詩文提及她時稱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來，淵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壞。八歲時淵明父去世，家境逐漸沒落。十二歲庶母辭世，淵明後來作文章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才九齡”（《祭程氏妹文》）。二十歲時家境尤其貧困，有詩可證：“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

淵明“自幼修習儒家經典，愛閒靜，念善事，抱孤念，愛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榮木》序曰：“總角聞道”，《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早年曾受過儒家教育，有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志向；在那個老莊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薰陶，很早就喜歡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又愛琴書：“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與子儼等疏》）。他的身上，同時具有道家和儒家兩種修養。

致仕生涯

二十歲時，淵明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以謀生路。《飲酒》其十：“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即是回憶他的遊宦生涯。在此階段他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階官吏詳情已不可考。在短暫的居家生活後，二十九歲時，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職具體負責事務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職，辭官歸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辭卻了此事，依舊在家閒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淵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從都還家，於規林被大風所阻，有詩《庚子歲五月從都還阻風規林》，表達了他對歸家的渴望和對園林對舊居的懷念。一年後因母喪回潯陽居喪。三年丁憂期滿，淵明懷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出任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此時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為官一展宏圖，可在出仕後卻仍然眷念田園，“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義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淵明為建威將軍劉敬宣參軍，經錢溪使都，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動盪於仕與耕之間已有十餘年，他已厭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隱居生活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淵明最後一次陶淵明仕，為彭澤令。十一月，程氏妹卒於武昌，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此時的淵明，政治態度入於明確的時期，思想上也入於成熟的時期。不同於之前的躬耕生活，這時的他是有意識的了：他這樣做，而且也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他以往的田園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時卻是勞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於一般農民的生活。期間他創作了許多反映田園生活的詩文，如《歸園田居》五首、《雜詩》十二首。義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淵明家中火災，宅院盡毀，被迫遷居。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詔徵他為著作佐郎，淵明稱病沒有應徵。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為江州刺史，約於此年或稍後一二年結交淵明，二人之間有軼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顏延之為始安太守，與淵明結交，有軼事顏公付酒錢。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濟聽聞淵明之名，去看望他，贈以粱肉，並勸他出仕淵明卻拒絕了他，所贈粱肉也沒有收下。同年，淵明卒於潯陽。他去世以後，友人私諡為“靖節”，後世稱“陶靖節”。

陶的這種品格，被後世一些不得志的文人所推崇，顧有“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稱呼。

陶淵明作為文人詩人，不愛縱橫官場，偏愛山水田園種豆南山。1.他是田園詩的開拓者，以淳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為中國詩壇開闢了新天地。

2.這類詩表達了詩人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對黑暗官場的極端憎惡和徹底決裂；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嚮往。

3.作為一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里顯得特別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