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張之洞了，人稱香帥。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洋務派是指那些希望透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來實現強兵富國的人。洋務派的原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他提出的。

在工業方面，創辦了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槍炮廠等，有較大的影響。

所以毛澤東評價說：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影響。

教育方面，他創辦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湖北工藝學堂（今武漢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科技大學前身）、湖北武昌蒙養院（我國最早的學前教育學校）。

最後，他還是個喜歡熬夜的。張之洞的作息與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時睡覺，晚上十時起床辦公。（夜貓子）

末了，他還是個喜歡養貓的，家裡養了好幾十只吶。（貓奴）

就是這個老頭子。

題主這個問題問的不錯，有北洋，必有南洋。由於北洋集團在滿清滅亡以後成為最終當家人，所以北洋的存在感強， 北洋大臣成為北洋政府。但南洋就比較低調，而且民國以後南洋也基本不存在了，但實際上南洋和北洋是在滿清晚清的實力是極其強大的，絲毫不遜於北洋集團。

晚清以後國門洞開 ，大量的外國湧入長江內地，為了加強聯絡滿清政府於咸豐三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設立五口通商大臣,位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下（外交部）全權負責廈門，等廣州、福州、上海、寧波、各通商事務及各項“洋務”，由江蘇巡撫（省長）兼任。後改稱南洋通商大臣。也就相當於地方官員處理外交事務。

南洋通商事務大臣都是二品大員，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對外管外交，對內管行政。完全是位高權重。絲毫不壓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二人在級別上是一樣的。南洋通商基本上是有兩江總督兼任。

歷任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分別由曾國藩。薛煥，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林則徐女婿）端方，劉坤一，張之洞。

眾所周知，李鴻章身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身兼數職。從兩江總督任上離開後，他是最接近帝國政治中心的直隸總督，還是與外國勢力長期交涉博弈的北洋大臣（居此高位近30年）。

問題的提出

那麼這時一個問題來了，既然李鴻章是“北洋大臣”，那麼是否有“南洋大臣”呢？

當然是有啦，南北洋大臣，全稱為南北洋通商大臣，他們是清朝政府在處理涉外事務（及興辦洋務）上的左膀右臂。前者的理事範圍包括山東、遼東與河北；而後者則掌管著江浙、福建等南方沿海省份的涉外事務。

沈葆楨的傳奇人生

南洋大臣先後有數人擔任，而這些南洋大臣當中，有一位無論論資歷，還是貢獻程度，都與李鴻章不相上下，他，就是晚清名臣沈葆楨。

從窮秀才到朝廷命官

沈葆楨出身在福州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當地的私塾先生。雖說是書香門第，但他的家境並不富裕，畢竟，家有五斗糧，不當孩子王。

不過，沈葆楨並沒有因為捉襟見肘的經濟能力，而放棄自己的學業。功夫不負有心人，十幾年如一日的寒窗苦讀，讓他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秀才，變為了清廷欽定的命官。

（沈葆楨的墨寶）

得曾國藩賞識，沈迅速崛起

在19世紀50年代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太平軍一路衝殺，給南方地區的府縣造成極大震動，而沈葆楨此一時期，正任職於太平軍頻繁活動的江西。

沈葆楨並沒有像其他官吏一樣望風而逃，而是積極組織地方武裝與太平軍廝殺，這也讓當時的湘軍統帥曾國藩十分看重，並將其招入幕僚當中。

曾國藩的賞識為沈鋪平了前進的道路，在曾的支援下，沈不僅結識了更多的清朝軍政要員，與他們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絡，還進一步鍛鍊了自己的處事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來往於大江南北的過程中，他深切地體會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先進，也為自己的落後感到憂慮，沈葆楨的思想在迅速發生著蛻變。

（沈葆楨像）

執掌福州船政局，為近代海軍事業出力

公元1866年秋，左宗棠因統領西征軍討伐西北叛亂，而不得不離開了自己在福建的崗位。左宗棠臨走前，留下了尚在草創階段的馬尾造船廠與培養相應人才的“求是堂藝局”。

左宗棠當然不能看著自己的事業半途而廢的，他想起了在過去戰爭歲月中結識的知己沈葆楨，並決定向清廷推薦沈來繼續主持福建的船政。

為了讓左宗棠盡心於西北軍務，清廷同意了他的推薦。而沈葆楨也不負眾望，他到任後不久，即以嚴明的紀律規範船廠的生產活動，並對工作積極者加以褒獎。在沈的鐵腕政策下，馬尾造船廠成功的造出了第一艘輪船，船廠積累了一定的生產經驗，也為以後的自身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督促生產外，在培養人才方面，沈也是不遺餘力。左宗棠臨行前就唸念不忘培養海軍人才，在沈的主持下，清帝國海軍軍官的搖籃——福州船政學堂正式建立。

沈的船政學堂對外積極招納人才，一些歐美國家的技術人才紛紛來效力，不少底層家庭的孩子為了給家裡負擔壓力，也來到了學堂就學，原因很簡單——學堂不僅包吃住，每月還發放補貼。

在這些人中，有翻譯《天演論》的思想家嚴復，還有鄧世昌等未來的海軍將才。他們大多克服了語言不通（多為英法雙語教學）等困難，成為了清帝國未來海軍建設不可或缺的種子軍官。飲水思源，他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成就，與沈葆楨嘔心瀝血的奔走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沈葆楨不單單管起企業井井有條，在處理涉外事務上，他也極有魄力。1874年，日本藉口臺灣土著殺害琉球漁民，派西鄉從道領數千精兵登陸臺灣，燒殺劫掠，大有侵佔臺灣之意。

（日本侵臺前夕，臺灣高山族的民兵）

沈在福建得知臺灣的危機後，立即從自己下屬的陸海軍中調撥人馬，分數批乘船開赴臺灣，沈的軍事行動得到了清政府內不少官員的支援。

當然了，由於內部反對勢力的掣肘等原因，雙方最終還是以談判的形式解決了此問題，日軍從這次侵臺戰爭中得到了五十萬兩白銀，可是，在事變中，沈的及時增援，也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為清廷的談判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沈功不可沒。

日本侵颱風波過去後，沈並未掉以輕心，而是積極發掘當地的經濟潛力，在沈停駐期間，臺灣也走上了近代化的正軌。

可是，沈在福建與臺灣大刀闊斧的建設，也引起了清廷的懷疑，他們擔憂沈演化為尾大不掉的割據勢力，於是一面將他從福建任上調離，改其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即南洋大臣）；一面默許了兩廣等地區水軍排斥沈調令的行為。

沈作為兩江總督與南洋通商大臣，表面上聲名顯赫，實則處處遭人排擠。不久，沈便病逝在總督任上，時年六十。

對於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姜鳴先生的相關論斷，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一種思考——

“（筆者按：在清末地方勢力抬頭的大環境下），沈葆楨恪守禮義，對福建海防事務籌劃有方，對武官也能指揮若定。然而他沒有自己的軍隊體系，沒有廣大的門生羽翼，更沒有李鴻章那樣的勃勃雄心，因此後來調任南京，人走茶涼。

沈就像一顆流星，在近代國人的思想星空留下了一條優美的弧線。他的出現，拜於夜空的襯托，而他的隱沒，同樣與黑漆漆的夜空相關聯。他到底改變了什麼？又改變了多少呢？這是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齊思和，李思源《三朝籌辦夷務始末》 中華書局

趙爾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外國的交涉事務逐漸增多，為了更好地與洋人交涉，清政府於1861年1月設立總理衙門，其中下設有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駐天津，1870年11月12日，三口通商大臣被裁撤，其所有事宜歸直隸總督所管，並頒發欽差大臣關防，稱北洋通商大臣，也稱北洋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則改稱南洋通商大臣，也稱南洋大臣。

南洋通商大臣原來駐上海，管理上海、廣州、寧波、福州、廈門、潮州、瓊州等地的通商事務以及各項洋務，後來南洋大臣移駐南京，管轄範圍擴大，長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都歸其管轄。

南洋通商大臣最開始由江蘇巡撫兼任，後改由兩江總督兼任，其中李鴻章既任過北洋大臣，也擔任過南洋大臣，其餘就任南洋大臣的人有：薛煥、沈葆楨、左宗棠、劉坤一、端方、張之洞、周馥。

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都是由當地總督兼任，這也使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的地位遠高於其他總督。

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這個職務的全稱是北洋、南洋通商大臣，前身是鴉片戰爭後設立的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分別是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的兼差。原本負責南北洋各通商口岸的對外交涉、關務監督等事務，1874年後又被授予籌建海軍的任務。

李鴻章擔任北洋大臣的時間跨度，從1870年一直到1895年，長達20餘年（中間1882年因母親去世丁憂，由張樹聲署理，1883年重新回任）。與北洋大臣幾十年如一日的情況不同，南洋大臣的變化卻像走馬燈一樣，同樣從1870至1895年，歷任的南洋大臣情況如下：

1870-1872，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為曾國藩

1872，署理兩江總督、南洋大臣何璟，當年因丁憂去職

1872-1873，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樹聲

1873-1874，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李宗羲

1874-1875，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

1875-1879，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病故於任上

1879-1881，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

1881，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彭玉麟，辭職

1881-1884，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左宗棠

1884，南洋大臣、兩江總督裕祿，當年因丁憂去職

1884-1890，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荃

1890-1894，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

1894-1895，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之洞

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它們都是晚清重要職位。這兩個職位設立於光緒年間，掌管外交軍政，不是一般官員可以相提並論。

北洋大臣中，聲勢最顯赫的，莫過於李鴻章。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封疆大吏。李鴻章手上又握有北洋海軍，參與中外交涉。

而在當時能夠與李鴻章地位相仿，擔任南洋大臣的人，必然不是平庸之輩。跟北洋不同。清朝籌建北洋海軍，把大筆軍費都投在北洋，因為渤海一帶是京城門戶，不容有失。北洋海軍的艦船，基本直接採購自國外，質量更好。

相比之下，南洋大臣的任務就難多了。南洋大臣管轄長江一帶的經濟命脈，列強多在這裡開設通商口岸。可是，南洋水軍的艦炮，更多是自產，且效果又不能太差。所以，南洋大臣這個擔子並不好挑。當時任職南洋大臣的，便是沈葆楨。（首任南洋大臣是李鴻章）

沈葆楨的身份比較特殊。他是林則徐的外甥，也是林則徐的女婿。林則徐在晚清時，曾有極大影響力。他的學說思想，曾推動後來洋務的發展。而且，林則徐看人極準。他曾託左宗棠，讓他注意西北形勢。

後來左宗棠幫助清朝，收復新疆。在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能被林則徐挑為女婿，沈葆楨除了親緣關係，自然有獨到的地方。

沈葆楨出身貧寒，父親是一位私塾先生，教書所得，只能夠勉強養活一家老小。但沈葆楨年少時，受到母親極好的教育，他改掉身上的壞毛病，養成好讀書的習慣，常常到舅舅林則徐的書房裡看書。

林則徐許多觀點，在當時十分獨特。沈葆楨不僅接受傳統學問，更學習許多外國知識，還接受“洋務”思想的薰陶。這些都為沈葆楨的後來，產生重大影響。

跟當時很多人一樣，沈葆楨也走科舉的道路。在27歲便考中進士，選入庶吉士，入翰林院，成為朝廷重點培養物件。道光時期，沈葆楨擔任監察御史。咸豐時期，沈葆楨外調任職，最初也是御史職位，後來才逐漸擔任知府這類的地方官職位。

當時清朝的情況，岌岌可危。道光年間，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列強開始加大對清朝入侵。到道光後期，太平天國在廣西起事，很快席捲大半中國。咸豐時期，清朝半壁江山，已經落入太平天國手中。

而在咸豐六年，沈葆楨到江西上饒擔任知府後不久，就遇到太平天國攻打江西的事情。上饒遭到圍攻。沈葆楨正外出徵辦軍餉事務。

上饒城內亂作一團，幸好沈葆楨的妻子，也就是林則徐林普晴，頗有名門風範，遇事不急不躁，一面安撫城內百姓，一面向就近駐紮的清軍求援。沈葆楨受到情報後，立刻趕回，跟援軍一起，解上饒城之圍。

沈葆楨很快就因為有功得到升遷。後來又得到曾國藩推薦，任江西巡撫。但僅過三年，因母親去世，沈葆楨離開官場，回到家鄉，為母親守孝。這是當時的規制，曾國藩在父母去世的時候，也是回家守孝。而且，沈葆楨跟母親感情極深。子欲養而親不在。

沈葆楨的內心無疑十分悲痛。第二年，左宗棠親自到沈葆楨家中，希望他能出山相助，兩次都被拒絕。直到同治六年，沈葆楨才答應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負責福州船政局的事務。清朝已經有意要做出改變，林則徐當年的建議，開始被朝廷採納。

福州船政局就是為了造槍炮船隻，培養新人才。沈葆楨也是在這個時候，才正式推行洋務，且做出了許多成績，逐步得到高層賞識。後來日本藉機想要佔領檯灣，清朝為處理海防問題，派沈葆楨擔任欽差大臣，負責處理。

雙方經過多次交鋒、談判、武力威脅，迫使日本退兵。但因海防國力較差，只能答應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此事激發清朝對海防的重視，讓李鴻章和沈葆楨分別擔任北洋大臣、南洋大臣，負責海防事務。

按照最初籌劃，朝廷從各地厘金、關稅、戶部、府庫等處，為組建海軍籌款。可每年款項常常不足。朝廷也沒辦法。沈葆楨出於大局考慮，同意將南洋經費全部劃撥北洋。這才有了後來的北洋海軍。

但是，南洋也需要經費。隨著北洋逐漸走上軌道，沈葆楨便向朝廷上折，要回屬於南洋的那部分經費。按照沈葆楨的說法，自己不能為了博得推讓的美名，讓繼任者沒有經費使用。

正是在沈葆楨手中，清朝有了南洋海軍，南洋海防走上正軌。而且，沈葆楨對輪船招商局也有重大貢獻，還送出一批奔赴英、美留學的學生。這些人中，便由後來的詹天佑、嚴復等人。可謂薪火相傳。光緒五年，沈葆楨在南京病逝，享年60歲。

南洋大臣，清朝晚期官名，全稱為：辦理江浙閩粵內江各口通商事務大臣，簡稱南洋通商大臣。

南洋大臣最初設置於清文宗咸豐年間，結束於辛亥革命爆發後的清宣統三年，前後共持續約50餘年。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皇帝駕崩的當年）清政府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設五口通商大臣。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改五口通商大臣為南洋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這之後，兩江總督兼任成為定製。1873年以後兩江總督兼任成定例）。

南洋大臣負責管理大清東南沿海及長江沿岸各口岸通商﹑交涉事務，是清末專管南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交涉、通商、海防等事務的欽差大臣，還兼督辦海防、訓練南洋海陸軍和舉辦工礦交通實業等。

南洋大臣前後共有17位大臣任職，

但主要由湘系集團的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沈葆楨、劉坤一等專任40餘年。職掌除交涉、通商、海防外，還訓練南洋海陸軍，興辦工礦交通事業，但侷限於兩江一帶。南洋大臣在設立之初是為了管理地方的通商和交涉事務，屬地方性的交涉機關，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南洋大臣的職權加重，促進了晚清外交體制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