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殘而不死。明朝時期，蒙古人已經沒有匈奴人那麼傻了，打不過就跑，實在不行就投降，軍隊一撤馬上反。沒辦法，抓不住人，朱元璋北伐還好點，蒙古人還敢打，朱棣時期就簡直了，不說別的，兀良哈三衛，在成祖到宣宗這三十多年反了多少次，你來就投降，你走人家該搶劫搶劫，該幹啥幹啥。沒辦法。漢人出長城一次太費錢了，你去少了打不過，你去多了後勤成問題，而且人家不和你打，滿地圖跑，咋整。勞師遠征十幾次北伐，蒙古人也沒臣服，宣宗後期選擇戰略防守是沒問題的。土木之變和戰鬥力沒關係，倉促出兵，後勤跟不上，飯都吃不上，士氣怎麼可能有，失敗是必然的。明朝從洪武開始，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正德，都親征，洪熙親自指揮防守北京，以少量兵力拖延了建文的攻擊，每個皇帝都親自上過戰場，這種風氣，早晚必敗，就算沒有土木之變，英宗打贏了，他後來的成化也會親征，年紀輕輕，血氣方剛，祖宗都上過戰場，他怎麼會不上，就算他成功了，孝宗呢。應該說英宗的失敗是早晚的事，也是必然的，英宗和宣宗成祖不一樣，人家都是從小就在軍營，他從小在宮裡。如果宣德多活十年，培養皇子成人，也許就不會有土木之變了吧。

朱元璋8次北伐，朱棣5次北伐，雖然每次北伐都能大勝而歸，但實際上給蒙古人 造成的損失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大。

一、蒙古族屬於遊牧民族，每次和大明打仗，都是習慣性地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雖然在明蒙對戰中，明朝都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但實際上蒙古並沒有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蒙古是一個以遊牧為主的民族，遊牧這個習性就決定了蒙古人的勇猛好戰、尤其是善於長途奔襲，並且政權較為鬆散，沒有正統觀念，一般都是有能者居之。這就決定了他們在與明朝的多次對決中，雖然經常失敗，但其實明軍給蒙古人造成的損失並不大，明軍對蒙古人的威懾其實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一點要和中原王朝區分開，中原屬於農耕文明，一旦被異族入侵，很容易受到異族的統治，蒙古不一樣，明軍就算了殺了一批蒙古人，但也沒有辦法去統治其遼闊的草原，於是，過個十幾年，蒙古就又會有新生力量出現，他們就會像野草一樣，燒不盡殺不完，一茬接一茬的繼續與明軍為敵。

二、“土木堡”明軍之失敗，並不是蒙古有多厲害，明軍有多弱，而是完全是由明朝統治者的亂指揮造成的，蒙古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可以說是明朝雙手奉上的。

“土木堡”前夕，明軍將士還是很厲害的，尤其是那一班將兵，很多都是朱棣時代的遺留，可以說都是經過了數次大戰千錘百煉之下的明軍精銳。只可惜，能將精兵卻遇到了個豬大王，明英宗朱祁鎮不僅自己瞎指揮，還讓手下太監王振幫忙添亂，一頓操作，將自己近五十萬明軍精銳徹底斷送在了“土木堡”。

不得不說，本來蒙古看到明英宗朱祁鎮來勢洶洶已經準備撤退了，哪裡想到明英宗反手就送給了自己這麼一個天大的禮物，那不要不是都對不起明英宗的一番好意了嗎？所以就笑納了。

不得不說，“土木堡”前夕明朝軍事力量是可以吊打蒙古的，蒙古人也是從心底裡怕明軍的。但自從“土木堡”之變明英宗將明軍精銳盡數折損之後，明軍的軍事力量是真的不行了。

此後數百年，明朝始終處於蒙古人的烏雲籠罩之下，至死都未能擺脫。

這是胡人的生活習性決定的。他們逐水草而居，行無定所，走那兒那兒是家。斬草易，除根難。從始皇時，號稱虎狼之師的秦軍也只是把他們轟到了外蒙古。到了漢武帝時舉全國之力，打了四十年胡虜，取得了400年的相對的和平，之後中國的道統徹底被顛覆，群魔亂舞，漢人蒙難，隋唐使華夏重新站立，由於唐寬容的政策，致使胡患再一次坐大，後，腥羶滿中華，直到1368年，朱元璋橫空出世才挽狂瀾於既倒，建立大明，對蒙古進行徹底征剿，中土韃子幾乎被獵殺殆盡，此後，朱棣七徵漠北，三犁虜庭，也未能剷除邊患。蒙古人個個是兵，作戰能力強，且又是騎兵，機動靈活，抗擊打能力強，戰略縱深寬而廣，戰爭成本又低，這些特點，所以就難以從根本解決邊患。到了仁宗以後，蒙古勢力死灰復燃，再也壓滅不了，再加上政策上失誤，因此，這就給土木堡慘敗埋下了伏筆。再後來，就是誰也不願看到的情況出現了，三十大軍，只剩下不足五千人的隊伍拖病帶傷地跑了出來，皇帝被人家俘獲了。

沒必要過分解讀，土木堡之戰對於明朝來說，不過是一次輕敵導致的意外，而且，最終明朝反敗為勝擊潰蒙古人，根本改變不了當時明朝和蒙古的格局。事實上，整個明朝時期，蒙古各部都是被明朝打壓的一蹶不振的，自捕魚兒海之戰後，北元退出歷史舞臺，蒙古各部四分五裂，明朝採取打擊加關閉互市政策從軍事到經濟打壓蒙古各部。即便是歷史教科書上沒有劃入明朝領土的蒙古地區，蒙古各部都是受明朝中央政府冊封統治的，甚至為了得到明朝政府冊封，蒙古各部相互攻擊。明朝後期，蒙古對明朝也構不成威脅了。

既是歷史遺留問題，也是當時明朝內部問題的大爆發。

“土木堡之變”是明軍自建立以來前所未有的慘敗，毫不誇張地說，朱元璋打天下時也沒有這樣的敗績。幾十萬大軍損失殆盡，隨行文武大臣多數戰死，少數降敵，就連皇帝朱祁鎮都被瓦剌俘虜了。

瓦剌出師之前，絕對想不到能取得這麼大的戰果，以至於瓦剌太師也先一時不知如何對待朱祁鎮，見到他時竟然立刻行君臣之禮。但是，也先對朱祁鎮再“尊重”，也不能掩蓋這是明朝之恥的事實。

親歷此事的大臣李賢評價“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

說到這裡，可能有朋友想問，瓦剌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這麼說吧，他們一直存在，是元朝殘餘勢力。

當初成吉思汗橫空出世，統一草原各部落，瓦剌就是其中之一，跟著黃金家族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但各部落之間是有矛盾的，元朝鼎盛時還勉強和平共處，朱元璋崛起後，元朝逃回蒙古草原，史上稱為“北元”，各部落的矛盾衝突就更多了。

朱元璋不可能坐視北元發展壯大，派徐達、藍玉、常遇春等大將數次北伐，重創北元。最厲害的一次是藍玉指揮的捕魚兒海之戰，把北元的編制都打散了。

此後黃金家族喪失了對蒙古草原的掌控力，北元分裂為韃靼和瓦剌，這兩股勢力互相攻伐，他們和明朝的關係時好時壞。通常是這樣的，明軍打過去，他們就俯首稱臣，明軍一走又復叛。

但後來瓦剌不叛了，似乎真的臣服於明朝。為什麼？因為韃靼是蒙古本部，擁有黃金家族的純正血統，在草原上的影響力更大，瓦剌打不過，就藉助於明朝的力量。朱棣5次北伐，打的主要是韃靼。

就這樣，瓦剌在明朝的幫助下吞併了韃靼，成為北方雄主，和明朝有過一段和諧期。到了也先這一代，野心更大，對明朝不怎麼服了，時常試探性的侵擾明朝邊境。這樣發展下去，遲早醞釀出一場大戰。

事件的導火索是“貢馬”，按照約定，瓦剌應每年嚮明朝貢馬。大家別誤會，雖有個“貢”字，其實明朝是要花錢的，不但付馬錢，還財大氣粗的賞賜使者團。

因為賞賜是按人頭給的，瓦剌就找到了一條發家致富的門路，派的使者越來越多。事件發生的那一年，也先派了2000人貢馬，卻謊報3000人嚮明朝邀賞，馬價也提得很高。

明朝怒了，瓦剌這是擺明了把我們當冤大頭，不能忍！朱祁鎮寵信的太監王振不想吃這個虧，勸說朱祁鎮拒絕了瓦剌的無理要求，按實際人數進行賞賜，馬價也減少了五分之四。

也先覺得這是對他的侮辱，調集四路大軍攻打明朝。不過，雖然出兵了，也先實際上並沒有與明朝正式開戰的打算，這次攻打主要還是騷擾性質，其目的是逼迫明朝給他一些好處。

四路大軍中，也先率領的中路軍最強，打到了大同，參將吳浩戰死。大同前線失利的訊息不斷傳到京城，朱祁鎮大怒，在王振的攛掇下決定御駕親征，大臣們百般阻攔都沒攔住。

後世很多人都把黑鍋扣給王振，但如果朱祁鎮沒有這種心思，王振再怎麼攛掇他都不會去。事實上朱祁鎮很崇拜朱元璋、朱棣等以戰功起家的先祖，想學他們那樣征戰沙場。

而且他內心深處其實是看不起瓦剌的，在他想來，一個臣服明朝多年的部落，能翻起多大浪花？率領幾十萬明軍浩浩蕩蕩的出發了。隨軍的有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將，但朱祁鎮卻把統帥之權給了王振。

公平來說，王振還是有點血性的，可他壓根沒有指揮這支大軍的能力，排程極其混亂，瓦剌沒打來軍隊就有點亂了，後勤也沒跟上。

和瓦剌交戰時更搞笑，瓦剌詐敗誘敵深入，王振中計，命令前軍追趕，而後軍則以為前軍已經被打敗了，倉皇后撤。

好不容易脫離戰場，兵部尚書鄺埜的建議是迅速進入居庸關，有雄關據守，安全係數會更高。但王振堅決不聽，命令大軍駐紮在土木堡，那裡地高缺水，將士們飢渴難忍。離堡15裡處有條河，被瓦剌佔據。

這個時候，也先又出計謀，假裝議和主動撤離。王振信了，“移營就水”，到了河邊，將士們顧不得別的先跑去喝水，早有埋伏的瓦剌軍趁機發動總攻，明軍大敗。

這個結果看似意外，其實反映出了明朝很多問題。例如，皇帝親征，為什麼後勤竟然供應不上？王振一個太監，真能壓制隨軍的大臣們？王振（或朱祁鎮）在打了敗仗的情況下不回居庸關，到底是為什麼？

有些真相可能已經湮沒在歷史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土木堡之變沒那麼簡單。必然是內部出了嚴重的問題，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關於“土木堡之變”發生的原因，千古君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有興趣的可以去找來看看，這裡我簡單的說兩句。

土木堡之變時，明朝的對手以瓦剌為主，韃靼、兀良哈為輔，他們都是之前元朝的舊勢力。

這些舊勢力自明朝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如題主所說，朱元璋和朱棣確實曾親征北伐過，但都一直沒有徹底消滅，為何？就是因為遊牧民族居無定所，沒有城郭，根本沒有辦法趕盡殺絕。

所以，明朝只能做好自己的邊防措施了，防止他們來掠奪便可。

英宗時期，之所以會發生土木堡之變，就是因為當時的北方邊防已經不堪一擊了。

朱元璋在位時，他在邊境佈置了九邊，也就是九個藩鎮。那時候，各藩鎮天天練兵、天天巡查，元朝舊勢力自然攻不進來。

後到朱棣在位時期，因他自己就是藩王出身，深知邊防的重要性，於是他把都城從南京搬到了北平。這樣一來，之前的藩王守邊境就成了皇帝守邊境。

皇帝守邊境後，朱棣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削藩。

此事直接影響了後世的發展，破壞了朱元璋佈置的邊防。

再到朱瞻基在位時期，他索性直接放棄了邊關重鎮，使得北方邊防不得不南移。

等到了朱祁鎮在位時期，北方邊防早已瀕臨瓦解，再加上朱祁鎮的昏庸無能，王振的瞎指揮，明軍慘敗也是必然的。

除了邊防這一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便是軍屯制度的破壞。

英宗時期的軍田早已被豪強所佔，軍屯制有名無實，將士們在邊防無糧可吃如何打仗？

最後，如果有喜歡歷史的朋友可以看看呂思勉先生的《中國通史》

《中國通史》是呂思勉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為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一經出版，暢銷數十年，成為讀者瞭解中國歷史的最佳讀物。

本書不僅對想了解中國歷史大事的讀者有用，而且對掌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文化等系統的知識有很大的好處。

這樣說吧，朱元璋和朱棣北伐或北征的次數多少與明英宗朱祁鎮時發生“土木堡之變”的關係不是太大。

歷朝歷代的規律就是，開國皇帝勵精圖治，守成皇帝不知不覺走向衰落，不肖子孫苦苦掙扎，最後就是倒黴蛋接棒完成朝代更替。

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明朝已歷經六十八個年頭了，按理說，守成的皇帝開始走向衰落，確實衰落的速度有點太快了，而且還是個大跟頭，沒辦法，誰叫咱這位英宗皇帝號稱是頑童皇帝呢。

說關係不是太大，那是因為還是有關係的。

這是因為，英宗朱祁鎮其實也是挺羨慕他的祖宗們的，特別是他爺爺的爺爺，那才是真牛逼。我估計，當時朱祁鎮要親征，除了宦官王振攛掇起了一定的作用外，可能朱祁鎮是真心想學一下他的祖輩，在軍事了能有所建樹。畢竟是老朱坐鎮指揮，自南向北，儘管北方還有元軍的餘部，但總體上實現了統一，讓漢族人恢復了以往的地位，這可是個了不起的功勞。

發生“土木堡之變”的根本原因在於英宗朱祁鎮治國理政的失敗。

即便不發生“土木堡之變”，也會因為戰爭出現其他軍事失敗，這是一種必然。首先，在軍事上，明明沒有充分的準備，突發奇想，臨時徵集湊夠二十萬人的部隊，倉促起事。軍國大事，豈能如此兒戲？部隊開到大同，大雨連綿，後勤糧草供給出現問題，還要為了面子不肯戰略撤退。

其次，在朝政的治理上，太子朱祁鎮九歲登基，前期太皇太后主理朝政還算正常，隨著楊士奇、楊榮、楊溥及太皇太后張氏的離逝，朱祁鎮開始重用宦官王振，發展的方向開始偏轉。

所以儘管朱元璋八次北伐，朱棣五次北征，由於朱祁鎮在執政中期的胡作非為，重用宦官，作為一個頑童皇帝導致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好在奪門以後，有所改變，但為時已晚。

歷史有它的必然，也有它的偶然。明太祖朱元璋有8次北伐，明成祖朱棣也有5次北征，他們所作的完全可以用幾句詩來表達：‘’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來形容。遊牧民族居無定所，來時風捲殘雲，去時無影無蹤。因此根本無法斬草除根。

土木堡之變給明朝的打擊是沉重的，明英宗被俘讓大明顏面掃地。對於土木堡之變的責任，到底由誰來承擔的問題，歷來爭議很多。有不少人認為是因為太監劉瑾的挑唆，才使得明英宗御駕親征，導致失敗。我個人認為劉瑾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沒有他的慫恿，年少無知的明英宗是不會做出這個決定的，但深層的原因，還是明英宗好大喜功，想效仿太爺爺朱棣和太太爺爺朱元璋那樣，氣吞萬里，可是他的能力與祖輩相比，確實差了太多。

回過頭來，我們看看朱元璋的8次北伐和朱棣的5次北征，無一不是針對蒙古部落的戰爭。尤其是藍玉的捕魚兒海之戰，幾乎把北元打殘，後來蒙古部落分裂成韃靼、瓦剌等部落，這些部落元氣大傷，朱棣之後，雖有騷擾，卻沒有大的衝突。到了明宣宗時期，也沒有人注意到北方這些殘餘勢力，正是因為大明的疏忽，使得瓦剌等少數民族部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朱棣時期採取的是‘’以蒙制蒙‘’的策略，扶植一部分，牽制一部分，統戰和反擊有效的穩定了邊關。明初有一定的時間發展經濟。所以在朱棣之後，明仁宗朱高熾和其子明宣宗朱瞻基創造了一個盛世‘’仁宣之治‘’。明宣宗朱瞻基是個了不起的皇帝，但他也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忘記了太爺爺朱元璋的祖訓，開始重用太監，以至於太監劉瑾得勢。宣宗去世後，明英宗朱祁鎮還是個小孩，劉瑾權傾朝野，把明英宗帶到溝裡去啦！

公元1449年，瓦剌聯軍南下，20來歲的明英宗朱祁鎮熱血沸騰，此時大明精銳正在南征，按說明英宗完全可以派可靠將領去北邊迎敵，也不是沒有勝算的機會，可是劉瑾的一番話，讓毛頭小夥明英宗有了親征的念頭，他不顧朝中大臣的勸柬，執意親征，讓弟弟朱祁鈺監國。沒有任何戰場經驗的他，在劉瑾的忽悠下，成了瓦剌的俘虜。訊息傳來，舉國震驚，在太后和于謙的擁立下，朱祁鈺繼位。

于謙組織軍民，保衛北京，成功的抵禦了瓦剌大軍，保住了大明江山。後來的故事更加精彩，明英宗被俘後，瓦剌人並沒有為難他，好酒好肉伺候著，不久後還把他放了回來。幾年後，幽禁南宮的他在石亨和曹吉祥的幫助下，成功復辟，重新登基。明英宗是個沒有什麼功績的皇帝，唯一值得稱頌的就他是廢除了後宮殉葬制度。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由盛而衰，太監專權也越發嚴重。明英宗當然要為自己的過錯負責，但我覺得土木堡之變的根本原因，還是明宣宗的重用太監的結果。再說土木堡之變也是一場偶然的慘敗。

首先要說明的是明英宗時期的蒙古部落瓦剌再次崛起了！他們在蒙古草原上混戰之後再次統一，可以以一種相對團結的姿態進行戰鬥！

相比之下，明朝軍備已經比較廢馳。而不幸的是又出了一位一心想超過祖宗的年輕皇帝！由於大太監王振無能又狂妄，鼓動英宗輕率帶領了50 萬大軍出征。

關鍵是在出徵尾聲，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刺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瓦刺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刺軍已緊逼明軍。土木堡地高無水，將士飢渴疲勞，倉猝應戰。瓦剌軍四面圍攻，騎兵蹂陣而入，揮長刀砍殺明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於是明軍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慘不忍睹，火器之長毫無發揮。

當然，由於英宗本人的人格魅力，促使也先還帝於明，反而給後來“南宮復辟”埋下伏筆……

北方的遊牧民族向來都是全民皆兵，你打他就跑，機動靈活，不管你北伐多少次，都不會傷到他的根本，除非像漢代那樣，在他後方建立都護府，控制，監督他的行動。明朝，本身就是一個開國皇帝在南方建都，後來打到了北方。建國初期，國力不足，物資運輸又慢，想追擊馬背上的民族談何容易。朱棣的打法和策略，並沒有什麼進步，只是一時壓制了北方瓦剌韃靼人的南下掠奪。到了土木堡之變，只是彈簧被壓緊之後的一個強烈反彈。明英宗朱祁鎮好大喜功，沒采納下面人的意見，如果不是于謙發動北京保衛戰，那就肯定杯具了。

“土木堡之變”是大明王朝最大的恥辱，是給當時屹立於世界巔峰的大明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差點就把大明給打死了。

我們知道，土木堡之變的主要人物就是蒙古人也先和明英宗朱祁鎮，可正如問題所說：朱元璋北伐八次，朱棣北伐五次，處處都是在針對蒙古，朱元璋時期甚至還有滅亡北元的捕魚兒海之勝。按理說此時的蒙古就算是還存在，但也是屬於苟延殘喘一類，又怎麼可能擁有圍困數十萬明軍於土木堡，甚至一度逼近北京的實力呢？

要了解土木堡的內情，就必須從朱元璋時期說起了

一般來說，土木堡之變的主要禍首就是英宗好大喜功，執意要御駕親征，以及太監王振胡搞瞎搞而導致的。但當時隨英宗出征的軍隊可是號稱五十萬大軍的，就算打個折也有二十萬以上，如果也先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的話，又如何能圍困住這幾十萬大軍呢？

對於在朱元璋時期被打趴下，朱棣時期被多次擊敗的蒙古來說，又是如何建立起這樣一支精銳武裝的呢？這就要從滅亡了北元的那場捕魚兒海之戰說起了。

朱元璋時期，大將藍玉經過捕魚兒海滅亡了北元，之後蒙古內部經過了數年的內戰，分裂成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而其中兀良哈由於歸順大明時間較久，所以被朱元璋安排了以嫩江為屬地，轄區包括了今天西遼河和老哈河等廣大地區。捕魚兒海之戰後，被藍玉俘獲的大部分北元軍隊也都被安排在了此地，並被分成了泰寧衛、朵顏衛和福餘衛三衛，史稱為“兀良哈三衛”，或稱“朵顏三衛”，以起到以蒙制蒙的目的。

這支軍隊本來由寧王朱權管轄，在朱棣起兵之時，靠計謀把這支部隊給搶了過來，並在靖難之役攻城略地，立下了大功。有感於朵顏三衛的功勞，朱棣將寧王內遷到江西，把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悉數交給朵顏三衛管理，到了英宗父親宣德皇帝時期，更是把鉗制朵顏三衛的開平衛撤銷，使得朵顏三衛在興寧地區發展壯大，並逐漸向瓦剌靠攏，畢竟他們才是一家人。在永樂一朝對蒙古政策是：拉一打一。除去已經歸順的兀良哈之外，打壓韃靼拉攏瓦剌就是朱棣時期定下來的國策，但在這期間，朱棣五次北伐主要都是針對韃靼，這反而令到東北瓦剌的坐大。而且朱棣時期大力削藩，把原來鎮守遼東地區的谷王、韓王、遼王全部內遷，雖設立了奴爾幹都司管理遼東，但其力量完全不能和三王坐鎮時相比，後來的遼東不斷受到了瓦剌和兀良哈侵襲，直到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為瓦剌吞併，其部隊也成為了南下侵明的急先鋒。

在瓦剌南下時的三路大軍之中：東路是可汗脫脫不花率領的韃靼騎兵，南路是瓦剌知院阿剌率領的遼東女真和兀良哈三衛軍隊，中路就是瓦剌太師也先率領的精銳瓦剌鐵騎，三路共六萬大軍，全是驍勇善戰的蒙古精銳。大明軍隊說就說是和瓦剌開戰，實際上面對卻是整個蒙古部落聯盟，這在朱棣時期都不敢做的事，偏偏就落到了口氣大過底氣的朱祁鎮手裡。

當然拋開朱棣和朱瞻基對蒙古的姑息和錯誤作為來說，朱祁鎮也需要為“土木堡之變”買單的。當時朝廷對於也先的南侵，最正確是駐守前線邊將的“防守反擊”策略，可大太監王振為了以戰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顧實際情況攛掇朱祁鎮御駕親征，此時才二十多歲的朱祁鎮，自然也是心頭一熱，僅僅準備了三天就帶著數十萬大軍出發了。

尤其可笑的是，大明朝廷上下對於邊將的建議置若罔聞，而且對瓦剌大軍的虛實可說是毫不知情，甚至在出發前還有人用占卜的情況來說“北征必勝”的無厘頭道理。可瓦剌這邊呢？也先算是繼北元王保保後最強的大明對手，而且他之所以選擇在正統十四年南侵，原因就是他知道了此時大明王朝的精銳部隊，大部分已經調到了平定鄧茂七之亂，那所謂的五十萬大軍，要麼就是臨時拼湊，要麼就是沒上過戰場的新兵蛋子。

戰場上最講究的就是情報，光憑一腔熱血的話最後也只能落得個慘敗的下場，所以從朱祁鎮不顧勸阻，執意踏出紫禁城的那一天起，“土木堡之變”就已成定局了。

其實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中原王朝同北方遊牧民族的衝突從“炎黃”時代就已經存在，南方的蠻夷被收編後納入了中原文化圈，但是隻有北方遊牧民族直到清朝時期才和中原文化建立良好的關係，這也是憑藉著滿人的特殊身份。

而在清朝之前，北方遊牧民族雖然在漢朝時被打垮，但是過個幾百年恢復元氣之後，又開始侵襲中原文化圈，在五代十國時期一度深入中原腹地，大肆屠殺漢人，釀造了許多歷史悲劇。這種打打停停持續幾千年的歷史，不是靠朱元璋和朱棣北伐幾次就能輕易解決的。

當年漢高祖劉邦還遭遇了“白登之圍”，差點命喪匈奴刀下，可謂是十分狼狽了，宋朝時兩位皇帝被俘虜，受盡屈辱，而“土木堡之變”實際上不過是中原文化和北方遊牧民族長久性矛盾存在的一次結果。

所以，“土木堡之變”可以認為是兩種原因的結果：

中原王朝和北方遊牧民族的長期性矛盾從“炎黃”時代以華夏族為主體的中原文化建立後，周邊部落便被劃分為四個群體：分別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南蠻和東夷在中原文化長期的同化以及戰爭的兼併後，被納入了中原文化圈，只有西戎，北狄從始至終沒有真正意義上臣服於中原王朝。早在周朝時期，中原王朝就已經同狄戎發生了矛盾，最著名的就是周幽王被犬戎攻進鎬京後所殺，進而導致西周滅亡，東周建立。而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也長期性的和北方民族常年征戰，秦國的建立還得賴於秦國祖先在“鎬京之變”中保護周王室有功，故而被封為諸侯。秦國建立後，北方民族被統稱為匈奴，長城的修築就是為了防止這些民族南下侵擾，由此拉開了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長達兩千餘年的拉鋸戰。

可見，“土木堡之變”實際上不過是這種長期性存在的矛盾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儘管朱元璋和朱棣都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北方遊牧民族進行攻擊，但就是無法從根本上打垮這些民族。

實際上其本質就是因為“文化堡壘”，雙方互不把對方當成自己人看待，雙方的和平只有依靠武力手段來維持，那麼當中原王朝衰敗的時候，北方民族自然就會背棄中原王朝的管制，直到滿人入主中原後，北方民族和中原文化才日趨融為一體。

明軍本身的戰略決策失誤

錯誤用人：明英宗寵信太監王政，一切軍政大事都由王政來決斷。王政作為先頭部分，在軍中大興權柄，竟然讓其他的文武大臣不予參與軍政議論。後來在也先撤退，以誘敵深入的情況下，王政竟然依然命令軍隊北進。前方部隊失利後，明軍開始後撤，但組織渙散，紀律鬆弛，結果被追上來的瓦刺一方窮追猛打，潰不成軍。

兵部尚書鄺埜要求王政把軍隊開進居庸關防守，但是專權獨斷的王政不許，就把軍隊駐紮在土木堡這個高地上，結果被團團圍困起來，切斷了水源。由此，在瓦刺一方的攻勢下，飢渴難耐的明軍兵敗如山倒，明英宗被俘。

可見，明英宗至少犯了兩個錯誤：任用王政；不進居庸關，讓軍隊在土木堡淪為活靶子，由此導致“土木堡之變”。

導讀：這個原因其實是比較簡單回答的，有點崽賣爺田心不疼的意思。在這裡我們不說細節，也就是說當時明朝出擊的的戰略戰術等具體問題。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來簡單的闡述以下土木堡之變出現的必然結果。因為大明國防政策的從永樂到仁宣兩朝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開放到收縮。僅僅十餘年的時間放任瓦剌野蠻生長兼併諸部都不理睬，終於釀成大禍。這就是土木堡之變發生的根本性原因。如果永樂大帝在世時，瓦剌也得有這個機會？

土木堡之變的成因比較複雜，雖然有部分明朝軍隊自己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在明朝基本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瓦剌已經強大到如此的地步。有心算無心，明軍敗的不冤。簡單看下永樂大帝和英宗時期蒙古、大明勢力對比圖就會發現瓦剌已經滅掉阿魯臺統一草原，明朝居然不聞不問還以為瓦剌是當時被永樂大帝打的抱頭鼠竄的部落呢？僅僅10餘年的時間就放任瓦剌做大，喪失了洪武、永樂兩朝數次北征帶來的戰略優勢。正應了那句話：好戰必亡，但是忘戰必危。

一門心思關起門來搞什麼仁宣盛世而忽視國防的結果就是土木堡之變中大明包含三大營的精銳軍隊和張輔等名將被一掃而空。英烈祠中每一個英靈都是對大明短視愚蠢外交政策的諷刺。瓦剌的也先曾經兵臨城下，要不是于謙的堅守大明可能有早夭之禍。

明成祖時期對蒙古兩部實行扶弱抑強的政策維持了草原平衡

成組靖難成功的哪一年，北元朝廷也走到了盡頭。1402年北元去帝號改為韃靼，蒙古由此分裂為韃靼和瓦剌兩部。當時大明國力蒸蒸日上，單純軍事壓力都讓兩部不敢亂動。當然也有以身試法的，無論是韃靼的阿魯臺還是瓦剌的馬哈木都先後打算挑戰大明的神經。結果是非常悲催的，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事實證明，明成祖的宏觀的對兩部政策是成功的。

仁宣兩朝國防政策的轉變

永樂皇帝去世後，明朝短時間內發生了動盪。在短短兩三年內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先後登上皇位（別多想沒有政變，仁宗執政時間太短僅僅一年就去世了）。文官集團反對永樂朝哪種所謂“勞民傷財”的遠征。

明朝初期，外戰很多。所以誕生了一大批功臣宿將，洪武、永樂二帝利用龐大的武勳集團來平衡文官集團。文官對兩位大帝沒有絲毫辦法，所以當仁、宣宗繼位後極力遊說改變明朝的擴張的國防政策。交趾不要了，鄭和下西洋的海外探索逐漸停了。

這樣政策的改變誕生了兩個極其惡劣的影響：

第一、仁宣兩朝放任瓦剌做大統一蒙古

瓦剌的馬哈木去世後，脫歡和也先逐漸擴張。尤其是脫歡在擊殺生死大敵韃靼部的阿魯臺的時候，完成了事實上的統一蒙古。大明王朝居然下旨表彰賞賜，還把玉璽留給脫歡用。一點危機和全域性視野都沒有。此時瓦剌已經是個龐大統一的蒙古了。

《明史》記載：宣德九年，脫懽襲殺阿魯臺，遣使來告，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臺，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裡。

第二、長時間的外戰的停止，明朝精銳軍隊沒有實戰的磨練逐漸廢弛。

精銳的軍隊長時間的失去實戰的機會逐漸廢弛，不但是軍隊沒有軍功的支撐武勳集團在朝堂上的話語權也逐漸減少。

小結：

雙方實力此消彼長，以有心算無心終於導致土木堡的失敗。大明元氣大傷，對蒙古也變為防禦為主，一直貫穿於明朝的中後期可謂後患無窮。僅僅十餘年的疏忽，造成的巨大的隱患。

土木堡之變看似是明英宗被太監王振慫恿，貿然親征，全軍缺乏指揮，從而導致土木堡大敗。實際上這個“鍋”完全扣在朱祁鎮和王振的身上也不全面，真正導致土木堡大敗的起因歸結起來應該是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和他那個著名的頹廢不思進取的“三楊內閣”以及蒙古諸部的實力變化，總結起來有三個原因。

其一，洪武，建文，永樂三朝面對是分裂的蒙古諸部，而洪熙，宣德，正統三朝面對的是獨大的瓦剌。

明朝對北方遊牧政權經過洪武（不包括建文）永樂兩朝主動進攻的高壓政策，轉變為洪熙，宣德兩朝的主動防禦政策，再到之後的被動防禦。

而這個變化的節點不在明英宗正統時期，而是在明宣宗朱瞻基的統治後期。被明太祖朱元璋按在地上摩擦的北元到靖難之役後分為了韃靼和瓦剌以及兀良哈三部，接替太祖北伐的明成祖朱棣對蒙古各部採取在“打”與“揉”之間的恩威並施的策略。與三部間既有朝貢關係也有貿易關係，同時還有敵對關係，總之此時的蒙古諸部屬於相互分裂敵視狀態。

而到了宣德九年，瓦剌馬哈木之子脫懽殺韃靼部的阿魯臺，正統初年又殺賢義、安樂兩王，統一蒙古帝國。立元皇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丞相。正統四年（1439）脫懽死，其子也先稱太師淮王。至此，瓦剌勢力變得極為強盛，由原來的三部分裂狀態轉為瓦剌一家獨大之勢。

明朝由進攻轉向防禦的具體體現就是“宣德巡邊”，所謂“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分別在宣德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從宣德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的三次北境巡邏，由“我看你不順眼就必須打你”訊號變成了“我看好我的家門口”就行，體現了明宣宗罷邊主和的思想，在瓦剌一家做大之前，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防範或者主動出擊的措施，錯過集中國力解決北患的視窗期。

其二，是明朝軍隊在宣德時期戰鬥力下降嚴重。

因為“紙糊三楊內閣”大力粉飾太平，一味的歌功頌德，反對對北方用兵，採取綏靖政策。導致明朝北境的戰略全面轉為防禦，加之明軍內部腐敗問題的出現，使得宣德，正統兩朝明軍戰鬥力下降嚴重。甚至出現了明軍內部走私“軍火”給瓦剌的問題。在明朝正統十一年（土木堡之變發生的三年前），明英宗朱祁鎮告誡大同、宣府總兵等官武進伯朱冕等曰：“瓦剌使臣多帶兵甲、弓矢、銅銃諸物，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貪利之徒私與交易者。爾等受朕委任，防閒弛慢，自今其嚴加禁約，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弓弩，盔甲就不說了，連火銃這樣嚴格管理的火器都走私到瓦剌去了。

其三，是明朝對北方的偵查和情報能力的逐漸喪失，毫無預警能力，只能倉促應戰。

由於明朝勢力逐漸退出草原，明軍從此沒有了洪武永樂兩朝捕獲精準的有源頭的異域情報資料的能力。以至於明正統十四年，瓦剌部脫脫不花，也先和兀良哈部兵分四路進犯明境，直到大同參將吳浩戰死，大同失陷。明廷才反應過來，忙著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在不知敵也不知己的全體蒙圈的狀態下，明英宗決定親征，也許明英宗的血脈裡流淌著他先祖們的烈血，但敵我雙方的時勢以變。

最後，咱們來看一下明朝景泰進士，兵部尚書，五朝元老馬文升和蔣冕以及霍韜精準的分析：

“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備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軍，私借一馬者，皆有重罰，雖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海內晏然。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於武備尤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虜遠遯。宣德以來武備漸弛，迨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邇。

蔣冕：英廟出塞徵虜，誠欲為國為民剿除邊患，非事廵遊也，然虜未及徵，已有土木之變。

霍韜：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勳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