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中國道家思想的陰陽理論和中醫的思維對比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規律就可以對以上問題給出答案。

夏商周漢唐明清，都出現過盛世景象，此為陽；春秋三國五代……混戰，此為陰，勢必此消彼長，陰陽互根。也就是說近代史是中國處於陰相中的，這種混亂的環境不適合科技的發展。

有人會說，混亂的世道更加會有助於工業革命的進行，春秋戰國的政治寬鬆，才有了百家爭鳴的場面。我想說這很對，但是，工業革命傳入中國最早為鴉片戰爭（1840年）這是其實是大清的中興之路，也就是有盛轉衰（陽陰）的過程，社會矛盾還不是很激烈，正所謂不破不立，只有破了才會謀求自強。歷史發展也確實是如此（陰陰）。

也就是說工業革命發展的不是時候，就是在我們東方雄獅打盹兒的時候進行的，同時，每當我中國處於陰盛之時，邪氣（外族勢力入侵）必來搗亂。他們將社會矛盾擴大化，形成一股陽氣，正所謂陰陽互用！

李約瑟提出這個問題是以一個西方人的世界觀來解釋東方問題。西方國家發展不長，他們的意識裡往往以工業革命為屆點，之前為古代之後為現代，所以他們更加看中工業革命。然而我國五千多年的歷史發展足以形成陰陽相生的歷史規律，也就是說近代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漩渦。它不是第一個，每逢此處必當激起千成浪！！

大約是因為中國的優勢幾次被異族侵略打斷。

中國文化頂峰當屬百家爭鳴時期，漢朝以後，五胡亂華使文化嚴重倒退，好在李唐雖然也是胡人血統卻遵循漢人教化，文化得以繼續發展中興。宋朝時候已經具備了一些資本主義轉化的前提條件比如紙質貨幣“交子”的出現，但是元朝再次抑制了這一契機的壯大。明朝已經明顯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壤，清朝又來了。

每次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都帶來文化的停滯甚至倒退，中華文明的優勢一再被消磨。明朝中前期的時候如果說中華文明還小有優勢，到清朝滅亡的時候，就已經大幅度落後了。

少數民族執掌政權對中華文明的負面影響主要應該是為了保持少數對多數的統治，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抑制漢人文化。反觀歐洲，近代科技的抑制因素主要是神權（一體兩面的看，也有促進作用），之前也有比如早期的維京人（對應中國唐朝時期，結果也跟唐朝很像被主流文化收編了。可是維京人從沒真正顛覆歐洲主流文化程序）、蒙古人（對應中國元朝時期，對歐洲區域性影響，時間也不長）的影響，而波斯也好、埃及也好、土耳其也好，都不能單純的說是負面影響，他們都帶來了自己的文化所蘊含的新鮮血液。總之，歐洲幸運的是，這些影響最終都沒中國古代這麼頻繁和長久。

首先，可以明確，科學技術就是一種生產力！科技的發展，是人類為了能夠更多的獲取資源和更容易的創造財富，而被人類主觀能動的推進的一種生產能力！因此，現代化的科技和工業發展成就，與人們追逐資本私有化獨享的主觀能動性，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的封建體制，封建地主剝奪了人們行使民主支配世界資源的權力，制約了人們追逐和爭奪私有化資本的個人主觀能動創造性。所以，現代科技和一定階段工業化的繁榮，出現在了人們能夠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國家！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人們是能夠行使自己所擁有的“自由”使用權和“民主”支配權的。而“自由民主”人權的使用，是能夠滿足人們享用世界和獲取私人財富的需求的，是能夠發揮人們個人主觀能動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只是資本主義體制是完全以追逐獨霸個人資本利益為目的，它會過度的推動人們去行使“自由民主”的使用權和支配權，讓人們去進行弱肉強食和勝者為王的互相掠奪侵略戰爭！過度隨意的放任自流的民主自由私人權力，沒有公平公正“平等”政治體制的約束機制，是資本主義體制致命的漏洞和弊端！資本主義體制為了滿足成為“勝利者”的資本家始終擁有壟斷世界資本支配權的特權地位，會刻意規避人類“自由民主”人權的平等許可權享用原則，而更多的願意去鼓吹博弈性質的“公平競爭”。把人們擁有的“使用世界的權力和支配世界的權力”，用應該互相爭奪的“自由競爭”，來掩蓋“公正平等”的享用！現代科技和工業化的創新，在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被抵制”或“滯脹”，是因為資本主義時期成功的資本家階層會有意去限制科技和現代工農業的發展程序，因為壟斷資本家不允許生產力過於發達，讓世界資源過於廉價，而失去獨享壟斷世界資源獲取利潤的機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會削弱資源的私有化支配權屬性所能夠帶來“利潤”的特徵，而更多的體現出資源提供廉價“使用權”的社會功能！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壟斷者往往會焦慮人工智慧和大資料在提高生產力上的運用，人類獲取世界資源的能力越強悍和簡單，則靠壟斷世界資源謀取私人利潤的資本家就越慌張！因此，當今時代科技和工農業的發展，並不是達到了人類所要求的“巔峰”，而是在進行一場科技生產力的發展是去滿足供奉和製造土豪強權寡頭，還是去滿足人類社會自身平等共享需求的抉擇和博弈！中國自由民主全球化公平公正平等理念的崛起，和西方資本主義互毆式自由民主體系的互相排擠鬥爭，不斷推動戰爭和製造壟斷的世界格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反差！中國是社會主義體制，非常適合積極推動高科技和現代化工農業高效率生產力的發展，比如人工智慧和大資料的不斷推廣和應用。而資本主義國家，會有意阻礙和制約科技和生產力的高效高速發展，否則，高度簡易獲得和高度豐富的物質基礎，會讓依仗壟斷世界資源所有權“獲取獨享利潤”功能的不斷減弱，和廉價免費的“滿足需求使用”功能的不斷增強，會讓資本家沒錢可賺而失去統治世界和支配世界的霸權地位！

愛因斯坦：“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透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被（中國人）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這個問題並不難！東西方人類種群從來就是兩個不同的陣營。如果將文字的出現或者說文字的完善定義在人類進步的開端，（切記，人類首先要認知自然，而這時人類已掌握了樸素的自然哲學。）那麼西方從這時開始了人類文明，古埃及人的智慧給了他們更多的啟示，使西方側重於動力系統研究，如蒸汽機，槓桿等等。西方的進步是在物質基礎上改造自然

而東方文明出現在文字前八千年，人類生活活動的目的是與自然鬥爭！必須看老天爺的臉色過日子，他們的研究側重於自然哲學。這就是中國最原始的“道”“玄”。中國的歷法是世界上最全的歷法：涵蓋十二地支，十天干，二十四節氣。這足以證明中國的進步以服務生活為主。

謝謝邀請！我只能簡單談一點我個人的看法。可能中國人同西方人的文化差異太大，同時由於受著各自的文化根基的制約，所形成的價值觀同樣存在很大差異，因此，看世界的角度不同所產生的思維也有著差異，若要解開那個所謂的“李約瑟難題”，首先必須增加相互間的瞭解。這個瞭解應該是歷史的，文化的以及哲學的。中國人不僅僅要學習和了解歐美的文化歷史及哲學，歐美人更應該學習中國的文化歷史以及哲學。沒有這種相互的深入學習和了解，“李約瑟難題”無解。

西方文明《歐洲》以戰爭促進了文明！促進了社會發展！破壞與創新正是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附帶效應！一個沒有統一的歐洲是人類科學競爭發展的動力源泉！就這麼簡單！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就僵化缺少了競爭。農民起義只是改朝換代。絲毫沒有多少科技創新！除了四大發明還真拿不出什麼值得驕傲的成就。

東西方哲學思想觀不一樣。決定了創新思維是獨創，開創還是模仿，再模仿！所以核心技術決定工業科技革命誰領先地位。思想同樣決定文明發展方向，被實踐證明的孰優孰劣決定發展的目標！

思想家提出的困惑只能透過實踐對比得出結論！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就這麼簡單。

中國古代的人的分類，士，農，商，兵，貴族等。士忙著科舉考試，不會有時間和心思研究科學。農民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碌農事。商人忙於買賣。兵守土打仗。貴族忙於亨受和權利之爭，所以不存在研究科學和工業的人群。

科學，是隨著資本經濟而出現的。在封建社會末期，西方開始了土地革命，收割運動。讓大量勞動力從種地的農夫，變為自由工人。只能依賴工廠和城市生存。這麼多人，就會反過來促進提高生產工具的研發。也就是資本模式，推動了整個西方快速提高科技文明。而中國卻遲遲不能發展資本經濟模式，所以，沒有社會推動力，沒有這個需求。也就算有一些科技，也不會被重視。

李約瑟難題本身就存在問題，憑什麼工業革命一定要發生在中國，這個要求本身就不科學。

因為科學發現和發明有其偶然性。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但中國兩千年也就這幾個重大發明，說明人類對科學的發現發明是非常偶然的。

而同樣西方發明蒸汽機也是偶然受茶壺的啟發而來。而後的工業科技革命都是建立在蒸汽機發明的基礎之上。

從人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四大發明對人類的意義和貢獻不一定就比西方的科技發明小。

一句話，“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

掛在柏拉圖學院門前的那句口號就是答案。古希臘的文化遺產，也就是以歐幾里德的幾何論證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為代表，隨著古希臘文明的消亡而一度消失，中世紀後重現歐洲，隨後成就了基督教西方的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古希臘的哲學是形而上學，現代數學和理論科學就是形而上學。

幾何學如何改變藝術？對比文藝復興前後的畫作就一目瞭然：

第二幅畫看上去逼真、有縱深度立體感，因為運用了幾何學。具體技巧就是專業上所謂的消失點、滅點（vanishing point）或在攝影上叫透視，如

還有更有講究的兩個幾何消失點畫作，如

實際上，古希臘哲學就是現代科學的鼻祖、思維前驅。古希臘人有為了知識而追求知識的思維傳統而不在乎知識是否當時有用，這便是李約瑟難題的終極答案：古人沒有古希臘式的邏輯思維。當然，古人思維的強項是辯證思維，這一點我們自己還沒有真正意識到。

作為對此題的下部分解答，以下選自未發表論文《中西思維比較：自然的關係與超自然的理念》的一節：

由於城邦帝國的滅亡，古希臘文化在西方世界一度失傳，中世紀後從伊斯蘭世界回傳才得以重見天日，成就了近代西方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本節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和歐幾里德的幾何論證為例，簡單解讀古希臘的形而上學如何成就了中世紀後的西方科學革命，建立瞭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等。

形式邏輯也就是我們熟知的三段論，如：

大前提：人會死；

小前提：老鮑是人；

結論：老鮑會死。

乍一看形式邏輯很簡單，不就是把三個簡單的事實或說法疊加在一塊嘛。實際上它是亞里士多德的天才發明，其關鍵在於設定一個可以把大前提和結論連線起來的小前提；如果大小前提正確，結論肯定不會出錯。形式邏輯如何應用到科學研究呢？

想象你是人類第一人開始研究天空中的月亮，觀察數月後發現月相不斷以新月、上弦、全月、下弦、殘月這樣做週期性地變化。在沒有任何關於月亮知識的前提下，如何做分析？你的第一步推理應該是這樣的：月亮是個發光體還是反光體？如果發光，那麼它的光像形狀不該有變化，因此月亮是個反光體。第二步：既然是反光，那麼它跟光源（太陽）的位置是否有變動？答案當然是有的，因為如果它跟光源的位置不變，月亮的光像也不會有變。第三步：月亮的形狀是什麼，球體、四方體、還是三錐體？答案該是球體，不然它的光像也會變。如此這般，可以設定這樣一個三段論：

大前提：月亮是一個隨光源位置而變的反光球體；

小前提：一個隨光源位置而變的反光球體會有如此光像；

結論：月亮有如此光像（月相）。

讀者也許認為此段形式邏輯沒什麼了不起，可我們知道在天體學歷史上伽利略就是用了這個技巧發現並定義了太陽系中的金星。形式邏輯也是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得力手段。牛頓是個虔誠的信徒，據說他發現萬有引力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奇妙的宇宙必由一個全能全智的造物主所設計，就像當時先進的機械鐘錶之後必有一個聰明的設計者一樣。

當然，形式邏輯是一門龐大的學科，是哲學、數學，也是計算機學，此地只舉了個最簡單的格式而已。

與形式邏輯分庭抗禮的古希臘學術成就當屬歐幾里德的平面幾何。與三段論相比，我們對幾何更熟悉因為它是初中的必修數學課，我們教材的主要內容選自歐幾里德的傑作《幾何元素》。與三段論相似，幾何論證也可大致分為三段：前提包括公理、特理、定義，接著是嚴密的推理論證，最後是結論。以《幾何元素》中的第一個論證為例：建立並論證一個等邊三角形（圖一）。

圖一、畫一個等邊三角形

歐幾里德具體的論證過程可以說滴水不漏，此地從略。值得強調的是最後一步論證（見圖一）：AC=AB和BC=BA不難理解，因為同一個圓的半徑相等，這分別是教科書中的第十五個定義。關鍵是AC=BC似乎是個跳躍，其實也有憑有據，那就是教科書的第一條公理：“同等於第三者的兩者全等。”

話到此處，讀者是否覺得古希臘人很了不起？現代資本社會、數字時代講究創新。什麼叫創新？創新可以說就是像歐幾里德那樣從已知的原理推出全新的定理，而且整個過程無懈可擊，不可能出錯。牛頓時代的西方大科學家、哲學家們紛紛把歐幾里德敬若神靈，康德的哲學就是沿用了幾何方式，試圖從第一原理推出一整套理論體系。細細琢磨現代西學，學者的思維往往都是沿襲如此超自然的模式，真可謂理論控制了實踐。

歐幾里德和幾何數學其實也是西方哲學的先賢和先鋒，與柏拉圖的理念、象式完全一致。事實上，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辦的哲學學校的門牌就寫有：“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柏拉圖甚至還說過，“幾何先於創世。”聯想到他的原型現實，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幾何影象正是他的完美原型。

話說回來，《幾何元素》中的定理是否都無懈可擊？比如說，在平面幾何一個三角形的內角之和等於兩個直角即180度。但此定理在近代發明的曲面幾何卻不成立：在凸面如球面上三角形的內角之和大於180、凹面如雙曲面上則小於180。如圖二以地球球面為例所示：

圖二、地球八等分缺一示意圖

設想如切西瓜一樣按三維座標線的方位把地球切成相等的曲面八塊，每一塊均含有一個曲面三角形，它們的內角之和為三個直角或270度，因為三個內角顯然均為直角。如果再從其中一個曲面三角形上切取一個無限小的角，即獲取一個新的曲面三角形，那麼這個所切取的曲面三角形就可以近似地看成一個平面三角形了（因為無限短的曲線成了直線、無限小的曲面成平面）。它的內角之和於是又回到了兩個直角即180度。換句話說，從無限小到地球曲面等分的1/8塊球面，三角形的內角之和從兩個直角增加到了三個。

為什麼有的平面幾何定理到了曲面幾何就不成立了呢？可見，超自然思維雖有創新的精彩，也有它一成不變的缺陷。邏輯有時需要用辯證來調整。

這個問題是李約瑟站的看問題角度不對，所以才成了他的難題！

首先，發明也好，思維大爆炸也好，在那個時代，是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匹配，給逼出來的，是偶然性造成的必然性，隨時間延續，才到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歷史！

其次，也不是中國古代沒有那種科學思維，是因為官本位制造成的，所謂的科學，在中國古時就屬於不正經，下九流行業，文化人都在為科考而奮鬥！說好聽點，務實才是首要！而在那個時代，當政需要的是奴才而非人才！而現在，我國改了制，以人為本，要的是人才而非奴才，且重農重工重商，才有了我們在這論古今！但記住一句話，古人智慧不比現代人差，只是他們生不逢時！留下來的是經典，沒留下的就成了考古界的不解之謎！

最後，李約瑟之所以認為難題，他只是站在西式角度來看，他不結合時代環境，制度等因素去考慮，自然也就成了他認為的難題！不要跟我說沒見過電，就造不出電燈這種弱智話，沒有人說見過了才叫發明！任何科學發明的東西，它們的出現，都是因需要而才去研究，進而發明的，最終總結成知識！

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主要原因是中國國代的傳統科學（暫且這樣稱呼），與誕生於希臘的現代科學都是認識世界的方法和獨立體系，但是認識方式和認識程度不相同。所以就無從談起什麼中國古代沒有誕生現代科學。

李約瑟(1900-1995),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原為生物化學家,後轉而研究中國的科技與文明,留有未完成的鉅著《中國的科技與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書,該書已出多卷,至今尚未出齊。已出版的部分在國內以“中國科學技術史”譯名出版。

在李約瑟以前尚無中國學者寫過如此卷帙浩大、內容豐富、考據精詳的關於中國科技與文明的論著,此書在中國科技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李約瑟在這部鉅著和其他許多有關論著中詳細論述了中國古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重大成就以及對世界科學、技術和哲學的

重大影響。在介紹和讚歎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之餘,李約瑟又經常扼腕嘆息,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出現?這個被稱為“李約瑟難題”或“李約瑟問題”的問題被李約瑟在多處提出過,

古代中國有沒有科學的問題是個偽問題,認為應該跳出“科學”這個框框來看問題,如果把科學看作是西方人所取得的關於自然、社會、人和思維的成為系統的知識的話,那麼古代中國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說,儘管古代中國沒有西方的科學或前科學,但並不等於古代中國沒有一個與西方科學或前科學相當的知識體系。

比如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中草藥、中醫、都是認識世界、認識自然、認識自身的重要學說，而且獨立形成了理論體系和實踐系統。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如果沒有現代科學的誕生，中國傳統科學按照學術化、專業化角度去發展，成為統治階級認為重要的發展動力（當時的統治階級更多的關注文化、宗教等等的發展），那麼現在統治世界的認知體系是不是中國的傳統科學？

這是一個整體史觀的問題，切入角度很多，我就片面地結合經濟學的思路來進行探討。李約瑟難題的本質含義我們需要理解，那就是中國古代科技一直很發達，而為什麼這些科技成果並沒有創造一個全新的文明時代？為什麼沒有推動生產力提檔升級？在近代我們似乎系統性“停滯”了。

一個核心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至高無上的皇權，到後面再展開論述。

一個客觀存在的結論那就是以往中國注重“經驗科學”，忽視了“實證科學”，所以我們很難在生產力上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總而言之近代中國的科技樹點錯方向了，一個人工織布機設計的再精妙，也比不上電力織布機，生產力也就難以發生質變。

為什麼歐洲就可以在實證科學上取得成就？這還真需要感謝頑固的宗教勢力。眾所周知，在資產階級尚未主導歐洲時，歐洲的思想和智慧是被宗教掌控的，君權甚至要低於教權，思想的禁錮牢牢把控在歐洲上空，新興資產階級和宗教勢力是一對新舊勢力的對決。而科學又天然是神學的對立面，歐洲資產階級對“科學”有著剛性的需求，因為他們把“科學”當做了強有力的武器，勢必要做出與傳統神學觀不同的東西出來。因此，歐洲對科學的需求是“有效需求”。甚至於，這些科學家有了自己秘密社團，透過結社把各種科學家凝聚在一起，發揮了集體作用。

中國當然也想擁有科學技術，但是這是“弱效需求”，或者說並沒有強有力的理由迫使我們去實現這個願望，近代華人並沒有活在神學的殘酷壓迫下：對內，我們是“天朝上國”，物產豐腴，禮樂教化。這就好比，你家有錢有背景，你還需要去努力搬磚嗎？反正是我肯定不會。所以，我們對技術處於不斷改良進步中，但是從未想過要從頭開始探索新事物。對外，我們“閉關鎖國”，進一步沉浸在了自己的“美好世界”裡，即便近年來我們也能發現，其實近代中國與世界的聯絡並非我們想象的那麼少，但是整體上人們是與世隔絕的，泯然眾人矣。

皇權雖然沒有規定說人們不允許探索科學，但是與其相關種種政策卻的確扼殺了我們對新事物的思考。我認為，如果不是“閉關鎖國”的政策，相信中國的近代化會更早一些，科學的引入也會更加富有成效。

文明的進步一定需要碰撞才能實現，甚至需要一定的壓迫，想依靠自身幾乎是不可能的。歐洲的科學進步就在於資產階級與宗教勢力的鬥爭，其次，歐洲大陸的分散格局，這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但客觀上又能不斷刺激文明的交流與進步。日本的進步也可以說來源於地理狀況的不安全壓迫，促進了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而中國的皇權到了清朝已經強大到難以言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派思想已經淪為維持皇權的工具，中國的文明體系已經融合為以皇權為至高的整體，這種情況下又閉關鎖國導致外來文明不能有效碰撞，就這樣，中國就逐步逐步往“經驗科學”的方向一去不回頭了，當歐洲寫出一個又一個公式理論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整體落後了。而這個思維惰性，對今天的很多人來說，依然起作用。

要想解開李約瑟難題，這個需要很好地瞭解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和舊中國的天朝思想有關，明朝中後期，出現過小資產現象，這就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創造能力得到了發揮！但是到了清朝，條條框框，如八股文，忠君思想，三綱五常等等，這些都約束了人對於大自然及社會發揮的能力，只能循規蹈矩地唯命是從，日復一日地生活，創造力停止不前！西方1840年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天朝仍然做著自高自大的黃粱夢，仍然是封建社會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所以就出現了李約瑟這種難題！

這個問題不是1976年才由什麼美華人提出來的，而是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有中國的知識分子（比如任鴻雋、馮友蘭等）已經提出並探討過。李約瑟後來因撰寫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般翻譯成《中國科學技術史》其實並不準確）作為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影響很大，從而被人稱為“李約瑟難題”。對此問題事實上已經有過大量的研究，李約瑟本人也曾給出過自己的回答，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官僚體制阻礙了近代科學的產生”。其他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不同回答，雖然都有啟發性，但都存在著某些難以自圓其說之處，範岱年先生曾經對此問題的研究做過綜述（連結見文末），此處不再贅述。

在所有的回答當中，以思維方法之不同而導致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回答似乎最有自洽性，也能將思想與社會文化相結合，具有較好的說服力。在這種觀點當中，可以華南師大陳曉平教授的一篇詳細分析文章作為代表。本人也基本持這種看法。簡單點說，此觀點認為，中國之所以沒能產生近代科學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能產生嚴密邏輯化的思維方法，而自然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沒有邏輯方法是絕對不行的。

那麼，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邏輯方法呢？按照中國哲學家馮友蘭的看法，就是因為華人生存地理環境是大陸環境，以農業為經濟基礎，這就不同於歐洲的海洋環境，以商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從而導致中國與歐洲在價值取向和思維方法上的不同。

華人以農業為基礎的文化價值是順應自然、靠天吃飯，天基本是穩定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要想獲得人的幸福生活，就只能更多的向內心世界去追求，而不能去對抗自然。這就導致了以直觀質樸和內省頓悟為特色的思維方法，而不講究嚴密的分析推理，最終結果就是不用也沒能產生邏輯化的方法。

與此不同的是歐洲以海洋環境所導致的商業為基礎的經濟，其價值取向是征服自然、向外擴張，以謀求人的幸福生活。商業文化整天要與數字打交道，擴張要與自然打交道，商業前景並不十分確定、海洋常有不測風雲，對前景的預測和把握就是尋求幸福的必由之路，這就註定了歐洲人必須設法使用某些抽象的概念作為工具去思維，從而發展出一套嚴密的邏輯方法。

這裡的論證邏輯是：地理環境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決定思維方法，思維方法決定有無科學。當然，這裡的科學主要是指具有嚴格邏輯的數理科學。

參考資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e4f49fe9172ded630b1cb630.html

陳曉平：“李約瑟問題”與“馮友蘭問題”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501/10/2369606_467207868.shtml

這確實是一個大課題。樓上高人說的好——此問題，在“五四”時期，國內知識界已經在探討了；近些年，也有若干專著做過研究。

所以，只能談些個人淺見了。

如何看待中國沒有跟上世界性的近代科技發展的步伐？我贊同黃仁宇提倡的“大歷史觀”——中國科技“掉隊”，僅是“大廈一隅”——其只是中國在近代整體落伍的表象之一——從總體上說，中國在近幾百年來，與世界很多國家相比，沒能跟上進步的步伐。

科技不是單獨發展的，它有自己的規律，但從根本上說，是與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與整體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的發展相適應的。縱觀世界各國史，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生產力水平和整體文化水平極其落後的情況下，科技水平能夠突飛猛進的。

19世紀以前，中國如果按GDP計算，確實是佔據了世界總量的很大一部分。不過，其意義，僅僅是統計學方面的——中國的國家太大，人口太多，幾千年保持穩定，底子不錯；而其他國家則多在10世紀以後才逐漸形成，國土面積和人口相對少的不是一星半點，即便一些國家跑步進入了資本主義，也還是處於初期發展之中。

但在19世紀以後，發達與不發達的差距就迅速拉大了。

中國的“地理環境”——周邊的高原、高山、大漠、翰海，抵禦了外部強敵的大規模入侵，提供了一個內部長期穩定發展的地理環境，這是其一；其二，以黃河長江為主的水系，提供了適合農耕發展的條件——5000年以前的，類如生活於良渚地區的先民，已經在大修水利，改造良田。

從經濟基礎來說，中國幾千年裡，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業生產為主，亦有少部分的遊牧部落，但都需“靠天吃飯”，生存不太難，富裕不可能——這是生產力狀況；生產關係上，與這種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幾千年都是土地擁有者和農耕生產者之間結成的封建關係——差別只是不同朝代的大地主，如王朝時代的“王”或帝國時代的“皇帝”；以及中小地主，如“諸侯”、“氏族”以及後來的地主。 從上層建築來說，中國早早形成了統一的王國和帝國——夏商周是王國，秦漢、唐宋、明清是帝國。 大一統，或叫統一，在中國是為必然——一是為了抵禦來自西部北部遊牧民族的襲擾——必須靠統一國家才有可能應對；二是隻有統一，才能抗拒旱澇等自然災害——東周天子式微，諸侯們就“私下”誓盟，約定遇到自然災害怎們辦，還訂出了具體條款。

與統一的封建集權國家這種政治上層建築相適應的，是形成了一套便於實行封建統治的意識形態。不管人們認為儒家學說有多少優點，從客觀事實上來說，其確實是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屢試不爽”的好東西，其與封建宗法制度相得益彰，無縫銜接。儒家學說的特點之一，是不主張“創新”和“改革”，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這是“五四”時期，之所以會喊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根本原因。

與封建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是其教育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秦朝太短，從漢開始，即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多少年來，教育都是圍繞“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進行和展開的——這不能不說，是給培養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已經提前鑄好了“模子”。科舉制度，是形式上的人才選拔創舉，然而，選拔的內容和標準又過於單一化——內容是儒學，標準是八股文。有抱負、有才學的人，未必能順利透過科舉的“獨木橋”。自然科學方面，除去可以用來記賬的加減乘除，其他幾乎一概不講，也沒得講。出現如寫出《天工開物》的宋應星，始終不是大機率事件。

還可以算作上層建築的，是國家的治理模式。黃仁宇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決好治理制度的問題——沒有配套適應的法律法規；沒有精細的統計手段；沒有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和手段；當然也沒有發展規劃和預決算。靠什麼呢？靠“奉天承運，皇帝昭曰”；靠道德要求；靠“殺一儆百”；靠天子睿智和勤奮——雍正一日閱覽奏摺，硃批寫一萬多字，儘管大抓“吏治”、攤丁入畝、火耗歸功，都是好措施，但終究“杯水車薪”。 以上這些因素疊加，使中國的封建社會，長期處於一種不利於生產力包括科學技術發展的狀態。

封建社會的壓迫者，是皇帝和中型的小型的地主；被壓迫者，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形成規模化的城市平民階層，更沒有形成規模化的工商階層，也沒有形成可以進行科技研究的規模化人群。這也是不利於文化、教育、科技發展的。

歐洲則有不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因為地少人多，很多人靠海生活，因此，隨著造船和羅盤等技術的發展，可以有地理大發現；尼德蘭，作為“低地國”（包括比利時和盧森堡），因為封建統治十分薄弱，而城市平民十分壯大，才最早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英國如果走了發展農業的道路，可能後來的局面會不同，但因其是島國，所以很早參與了海外開發，在建立了諸多殖民地後，羊毛及紡織品的生成及出口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部分。由此不僅在18世紀中後期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還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歐洲的科技發展，都是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而發展起來的——科技是生產力中的重要因素，當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適合其發展的時候，才會迅速發展。

有人可能會說，按照你講的，中國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就沒有發展了嗎？不是這個意思。幾千年中國有發展，而且發展不小。這從人口的變化，就可以看出來。葛劍雄教授寫過多本華人口研究的專著，他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統一與分裂和人口的關係，也說明了經濟發展和人口的關係。這裡不多贅述，有興趣者，可找來看看。

保羅.肯尼迪寫過一本《大國的興衰》，分析了從1500-2000年，世界各大國的興衰變遷。這本書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觀察問題的視角——經濟、科技的發展，主要在於一個國家的內因。

中國幾千年的發展史，是一個穩定、持續的發展過程。她曾經領先世界，但在近二三百年裡落後了。前一百多年，是中國的內因造成的——封建制度，已經嚴重製約了生產力包括科技的發展；後一百多年，世界列強已不允許中國按照自己的強國意願發展。

保羅.肯尼迪認為，日本和俄國的發展是特例。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後期。這個時候，中國的清朝，已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攻破了國門，想發展已十分困難，於是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 俱往矣。

中國駛入發展的快車道，是這最近的四十年——改革開放，煥發了古老中國的活力。1978年，中國的GDP是3645億；2017年，是827122億。四十年間，增長了200多倍。這是一個奇蹟。其中，包含著科技方面的巨大進步。還是那個地理環境，還是原來的民族，何以至此呢？不過是又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探討李約瑟的問題是有意義的，查詢過去落後的原因，是為更堅定地走現在的富民強國的改革開放之路。 最後再囉嗦幾句，概括一下前面的觀點—— 對於中國近代科技落後了，地理環境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因素；根本因素是封建社會落後的生成關係和上層建築，阻礙了生產力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長期曾經輝煌過，近代以來的幾百年落後了，這裡面內部的原因是主要的，後來世界列強的入侵，也是重要因素；改革開放，讓中國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這條道路對中華民族來說，彌足珍貴。

如何回答“李約瑟之謎”？

很奇怪，這個問題成了很多人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去“研究”的課題。

答主不認為李約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認知會超出任何一位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所認知的中國學人的水平。

一個有所成就的科學家，在完全不懂中文（據說在年近4旬之時，在與中國情人云雨過後，躺在床上吸菸時，首次學會香菸這兩個漢字），在年過4旬開始接觸中國，用了10年多一點的時間就編撰出一部有關中國科學和文明的鴻篇鉅製《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別說寫，10年多一點的時間，即使原本熟練掌握中文，全身心投入，他也不可能有能力和時間粗讀、通覽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文字記載，要知道，中國古文言文那真不是一般人花費一般時間就能略窺門徑的。

因此，可以很明確的說，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根本沒有真實的涉獵，那麼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可想而知是怎麼來的！

很簡單，僱傭搬運工堆砌出來的一堵爛牆而已。

他對中國科學和文明問題發表的“高論”最多不過是“鸚鵡學舌”，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自己的任何見解。

比如，他有關中國古代科學的【華人又怎樣成功地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希臘奇蹟’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並駕齊驅，並在3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這種認識，就充分體現他對中國歷史根本沒有最起碼的瞭解。

在天人合一陰陽五行體系下，中國何曾有過任何科學認知？

這樣，李約瑟既然對中國歷史根本不可能有最起碼的認知，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和所謂“李約瑟難題”，也就沒有任何值得用眼睛一瞭的價值。

甚至，連“科學為什麼沒有產生在中國”也是一個偽命題。

因為，世界上有那麼多文明，僅有以古希臘自然哲學為基礎的歐洲文明誕生出科學之花，而沒有產生在任何其他文明。

原因，不言自喻：

世界上沒有其他文明孕育出科學，因為這些文明都缺乏自然哲學，進一步說就是形而上學這一光輝的照耀。

事實上，科學不過是形而上學的後來者，它們所要回答的問題是同一的，兩者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探討這一問題的方式方法的不同。

因此，科學誕生於形而上學，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形而上學的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中華文明，沒有產生科學絲毫都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為什麼卻成了什麼“難題”！

首先，我覺得這是個偽命題。後面會仔細講一講。李約瑟的難題核心是歷史上中國有很多科技發明，然而工業革命、近代化發生了西方，近代東方的中國落後於西方，這是為什麼？

接下來我把各種說法講一遍：

1.李約瑟並沒有分得清科學和技術二者，中國古代的屬於技術，而非科學，同樣的古希臘人搞的很像自然科學的東西，實際上也不能算科學，科學是近代西方開始搞自然實驗以後的產物。古代的發明充其量是來自於經驗總結的技術。

2.其次，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沒有培養科學的土壤，並不是說華人文化扼殺科學或者支援科學，而是說，華人並不看重科學，沒有覺得他有害，也沒有覺得他有用，所以，晚明我們能看見學習西方科技的徐光啟和方以智，他們的學習科學只是個人愛好，可見，大家不排斥你個人愛好，但是也並沒有覺得有用。康熙同樣熱愛傳教士教他的數學，可是，這也只是個人愛好，而沒有推廣。

4.歷史不容假設，自然科學可以做實驗論證自己的結論，歷史學不能，歷史只發生一遍這樣李約瑟難題這種問題，假設方式最好回答，但是，歷史學又不能假設，這樣是無解的。

“李約瑟難題″其實並不難。李約瑟也知道答案，只是他不想回答。"李約瑟難題″就是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中國科技停峙不前的原因就是:君主專制制度的不斷加強。在專制制度下人民，只適合做奴隸。而奴隸生存都成問題，也很難促進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