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以結果成敗論英雄！誰是勝利者誰的話和事蹟就會被歷史記錄下傳承下去，同樣當時的領導者就會被美化如何如何的英明神武！同樣如果失敗了就會是禍國殃民！成功了能找出千萬條成功理由，失敗了也總結出無數失敗的教訓！縱觀歷史，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

王振其實還是比較愚蠢，戰爭除非到了現在有壓倒性的優勢可以確保取得勝利！在古時，戰爭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一點偶然性的因素都會大大的影響戰爭的結局！王振想出風頭，卻選擇以這樣風險極大的方式！被包了餃子，領導都被俘了！同朝的官員還不是得發揮無事找毛病，有事黑死你的革命精神！同樣寇準如果輸了，結局也好不到哪裡去！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的，當然，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幾個方面進行說明

第一，時代的背景不同。真宗時候，遼軍已經深入腹地，而且，遼軍的意圖是幹掉北宋，佔領中原，而宋朝很多人建議南遷，也就是說逃跑派的聲音很大，這個時候，真宗皇帝有三個選擇，一是死守汴梁（也就是東京，現在的開封），二是南遷，三是御駕親征。前兩個來說，都不利於國家色安定，反而會使國家陷入混亂！可以說，御駕親征是最合適的選擇；而在大明事情，此時的蒙古的意圖並不是攻取中原大地，而是以搶劫為主，英宗皇帝完全可以讓大臣去幹，而不用親自出手，本來當時的駙馬井源出戰已經穩定了局勢，完全不用親征。

第二，寇準和王振的身份。寇準是大臣，是宰相，而王振是宦官。而中國曆來的文化傳統，大臣就該為國分憂，太監不該干政！所以，大臣勸皇帝親征，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太監，就不該管這事。而且，歷史是由文臣所寫，而不是太監寫歷史。

第三，結果。宋真宗打退了遼國，締結了澶淵之盟，宋朝勝利。明英宗兵敗，數十萬大軍毀於一旦，自己也被俘，很多國家的文武棟樑把自己賣給了國家（學名：為國捐軀）。成王敗寇，由勝利者書寫！

第四，影響。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安享太平，此後的百餘年，雙方沒有太大的戰爭，促進了雙邊的貿易往來，也為宋朝和對付西夏騰出手，可以說，利大於弊。而大明朝呢，直接導致了也先（此時的蒙古族首領）率領軍隊打到了北京城下，幸虧于謙守住了北京，打退了蒙古，要不然大明就可能歇業了！整體來說，大明朝的損失是很大的，無論對於國家的人才損失，軍隊的損失，還是經濟損失。同時，景泰皇帝登基，憲宗不幸的童年，間接導致了成化年間的混亂，也和土木堡之變有很大的關係！

第五，各自的人品也有，這點可以自己去查，我就不詳細說明了！

總之，寇準成了影響，王振成了死太監！

首先寇準是文官，王振是太監。其次宋真宗是成年人，非常理智。明英宗那時候心智還不是十分成熟。最後，由於王振的瞎指揮直接導致五十萬大軍被圍困，已經明英宗成為俘虜。而澶淵之戰使得宋遼兩國恢復了和平。

這兩件事看似起因、過程與結果相同，其實卻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初八，遼國大舉南伐。算起來，這是契丹第九次發起對宋王朝的侵略了。在真宗繼位之後的鹹平二年（999）、鹹平四年（1001）、鹹平六年（1003），遼國都曾進兵冒犯邊境，或小勝北還，或為宋師所敗。但這一次遼軍的來勢特別兇猛。遼主蕭太后與遼聖宗御駕親征。目的只有一個，打敗宋王朝，擴張領土。當時朝中也很是震驚，況且宋真宗也只是個文弱君主，所以有人就提議南遷金陵或者成都。

宋真宗

當時的丞相寇準，看到了朝中有人煽動起來的退卻之勢，即使的力勸御駕親征，這樣不僅振奮一直萎靡計程車氣，而且依據宋朝當時的軍備以及邊境狀況，尚不至於一觸即潰，毫無勝算。所以可以說寇準是在衡量過局勢才做出的規勸。事實證明，寇準的判斷還是很靠譜的。十一月十四日，真宗離開東京，移駕前往澶州（河南省濮陽市）前線，於二十六日抵達澶州南城。宋軍“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最終雙方簽訂了停火協議，結下了檀淵之盟。

寇準

而明英宗的親征就不一樣了。瓦剌是崛起的蒙古部落，對明朝本有覬覦之心。明英宗上臺後對瓦剌外交態度又很不友好，兩國關係終於破裂。1449年，瓦剌大軍南下，直逼大同，還消滅了一支明朝軍隊，北方邊境驟然告急。但從另一方面說，明朝雖然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但是並沒面臨嚴重的危險。瓦剌幾乎不可能攻下大同，也很難突破防禦圈進攻北京。

王振鼓動明英宗參戰，並不是因為經過深思熟慮的考察而做出如此判斷，而是想要彰顯自己的威風。何況王振沒有任何的軍事經驗，帶著五十萬的兵和皇帝更像是去狂歡遊行。而實際上也是如此，在回程的路線上，還作妖繞道北面回京，被瓦剌逮了個正著，所以最終皇帝被俘虜，他也被明朝的武將當場打死。

王振是奸臣，不會打仗，當時明英宗親征，時機不成熟，不是出兵的機會。寇準是英雄，他慫恿宋真宗親征，是時機成熟了。當時遼軍在澶淵，如果讓遼軍繼續進攻的話，會打到開封的北面。遼國國內不安定，是時機成熟了，宋真宗親征後，宋軍士氣大振。朝中大臣都不同意明英宗親征，他不聽勸告出兵進攻，導致明軍損失慘重，自己在土木堡被瓦喇人擒獲。

慫恿這個詞用的有點過了，應該是力諫！而王振也不是指使明英宗親征，他應該是慫恿才對！

下面回答問題。

為什麼寇準力諫宋真宗親征契丹人成為英雄？

契丹大舉南下，邊關告急，“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

滿朝大臣紛紛請求真宗南遷，只有寇準力主真宗親征，並且痛斥群臣“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

最後，真宗只得硬著頭皮御駕親征，並登上城樓鼓勵全軍殺敵，“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

見到皇帝親自到前線督戰，全軍士氣大振，對契丹人的囂張氣焰也是一種打擊，”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

契丹人見不能取勝，於是與宋朝簽訂了澶淵之盟，雙方從此維持了上百年的和平。

簽訂合約時寇準也是讓使臣盡力維護國家利益，不能使歲幣超過30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

從過程到結果，寇準的所作所為都可圈可點，他大公無私“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製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捨生忘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

寇準敢於讓真宗御駕親征，也是看到了宋遼雙方的實力相差無幾，雖然前期宋軍屢屢失利，但在澶州已經擋住了契丹軍的兵峰。真宗御駕親征必定激勵將士，再加上不斷開赴前線的援軍，就算是不勝也輸不了。這說明寇準並不是在做一場豪賭，而是運用自己運籌帷幄的能力在掌控全域性。所以，他成為英雄是必然的！

下面送上一首寇準的詩：

詠華山

宋代：寇準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

為什麼王振慫恿明英宗親征瓦剌就成為罪人？

因為整個親征就是個笑話。有人說因為王振是太監，這個不對，鄭和也是太監，作為當時世界最強艦隊的指揮官，沒人覺得不對！

王振成為罪人是因為王振的不靠譜讓明朝差一點搭進去。大軍到達大同的時候鎮守太監郭敬（不是黃蓉老公）報告王振：也先撤退是假象，他為的是誘敵深入！王振不聽，執意北上，你看同樣是太監這差距太大了，王振要是有郭敬這麼明白就此收手也就罷了。

北上走沒多久，聽說前鋒失利，嚇的王振驚慌撤退，不是要和也先幹仗去嗎，怎麼慫了？與之對比的是，寇準在城頭指揮作戰，從容不迫，排兵佈陣，井然有序。

既然撤退那就趕緊跑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從長計議不行嗎？老人家非要繞道蔚州，因為這是他老家，“駕幸其第”。太沒溜了！都快火燒屁股了，還沒忘嘚瑟！與寇準的大公無私真是天壤之別！

最後，明軍在土木堡被殺的大敗，北方再無可調之兵，京城全是老弱病殘。如果不是于謙力挽狂瀾，明朝可能真的玩了。

這種人哪有資格和寇準比呢？

要比也是力挽狂瀾的于謙於大爺啊。

下面送上于謙的一首詩：

石灰吟

明朝：于謙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很簡單，寇準那個盟約宋真宗以為恥，寇準以為榮，到處吹噓。歲幣以寇準為首大臣們商議可以歲幣百萬，談判官員談成了歲幣三十萬。本來這是使者的大功，但是寇準說:"我給去談判的小子說了，超過三十萬，我砍他的頭。"被上級搶過功的人的人，自行腦補下過程。宋朝的皇帝權力很小，想修宮殿連京城富戶都鬥不過。想封泰山得向大臣送禮，想娶個妓女連皇帝不做都娶又成，出現宋真宗這種被權臣挾制賣國很正常。

原因有二：一、王振輸了，皇帝被抓去當俘虜，自己也掛了。二、王振是太監，自北宋始，在朝堂上爭鬥的幾方勢力中外戚和武將已經敗北，只剩下文官和宦官，而文官是掌握話語權的，不黑政敵黑誰？

宋真宗對自己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對前線的戰事是心存畏懼的。他去主要是起啦啦隊的作用，鼓鼓氣，並不直接參與軍事行動。英宗就不一樣了，完全沒有自知之明，抱著小孩辦嘎嘎酒的態度，不吃大虧才怪。

宋朝的寇準和明朝的王振，分別鼓動自己的皇帝御駕親征，結果卻天壤之別，完全不一樣，一個成了英雄，千古留名，一個成了敗類，萬人唾棄。為什麼會這樣呢？

先來說說寇準慫恿宋真宗親征那回事。1004年秋，遼聖宗耶律隆緒率20萬契丹大軍南侵，一路勢如破竹，直逼澶州，威脅開封，邊關的告急文書雪片般飛來，朝廷上下不知所措。

宋真宗問計於群臣，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遷都金陵，籤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主張遷都成都。宰相寇準聽後，憤怒地對宋真宗說：“誰為陛下出此逃跑下策，罪不容誅啊！”他說：“陛下內有謀臣，外有將帥，若您御駕親征，上下一致，眾志成城，保證能擊退遼軍，反敗為勝。倘若逃跑，人心必然大亂，遼人長驅直入，天下將不保。”在寇準的鼓動下，宋真宗答應親征。

當宋真宗率軍到達黃河南岸，發現對岸的澶州城戰火瀰漫，殺聲震天，宋真宗嚇怕了，又打退堂鼓，寇準進一步勸宋真宗說：“李繼隆、石保吉二將與遼軍激戰，各地援軍也很快到來，如果隔岸觀戰，勢必坐失良機。”這樣，宋真宗才答應過河。

後來的結果是，宋真宗親臨前線，鼓舞了士氣，激發了鬥志，宋軍衝鋒陷陣，連連告捷，最終取得了勝利。遼軍受挫，只好與宋朝締結合約，史稱“澶淵之盟”，從此，宋遼開始百年的平安友好。

那麼，明英宗朱祁鎮的親征情況又如何呢？1449年，瓦剌蒙古兵分四路，進攻明朝。王振鼓動明英宗御駕親征。這個建議很荒唐，大臣們紛紛反對。然而，明英宗卻不顧大臣反對，竟然親率50萬大軍親征了。

大軍剛到大同，就接到先鋒部隊失敗的訊息，王振聽後，竟然又荒唐地建議明英宗退兵回京。倘若就此回來，事情也不大，而王振卻為滿足自己的虛榮，提出退兵路線，繞道自己的老家，明英宗竟然也答應。結果，卻被蒙古軍隊打了個大伏擊，大軍到達土木堡，幾十萬明軍和幾百文武官員，被蒙古大軍殺的殺俘的俘，最後，大軍擊饋，明英宗被俘，王振也當場被明朝將領殺死，史稱“土木堡之變”。

為什麼寇準慫恿著宋真宗親征契丹人成為英雄，王振指使著明英宗親征瓦剌就成為罪人，這是因為：一是戰爭的必要性不同。宋真宗抵抗契丹，是不得不發，不發就可能亡國，而明英宗親征，純粹內心膨脹。二是寇準是宰相，本身就是決策者，他的決策無論對錯，都符合朝規，而王振是太監，屬於牝雞司晨，宦官干政，名不正言不順。三是，最關鍵的，是宋真宗勝了，明英宗自己被俘。結局不一樣，評價自然不同。

寇準是政治家，對敵我雙方比較瞭解，有勇有謀，做到心理有數，並且打退了遼軍，關鍵時立了大功，當然是英雄！反觀王振譁眾取寵，對敵情一點也不瞭解，倉捉出征，沒計劃，聽到前方打了敗仗，就嚇破了膽，戰不敢戰，退又不會退，皇帝親征猶如兒戲！一個宦官的私事大過了天下存亡的大事，最後導致全軍覆滅，皇帝被俘，大批人才死亡，從此明朝由盛而衰，王振就是罪魁禍首!

先問下兩人的出發點一樣麼，國家和自己的名利哪個放在前面了？其次看下兩者的重視程度與準備，再次看兩者將士的決心和表現，最後看下兩者的結果如何，給國家當前和今後造成了何種影響，從以上標準對比，誰是英雄，誰是罪人，顯而易見。

如果打敗了瓦剌，那王振成為第二個鄭和也完全有可能。風險和收益是對等的，他沒有這個能力，又做了這件事。自然要承擔歷史罪人這個千古罵名。

寇準也一樣，如果宋真宗親征失敗被俘，那他也是晚節不保。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談到這個問題，我就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最近在聽北京師範大學康政教授的唐宋八大家的音訊。裡面的有些觀點就非常有意思，比如談到王安石排斥異己，攬權，康政教授的觀點是那是因為王安石要為國家服務，要進行改革，所以王安石是忠心為國，是為國家想幹事情，所以才排斥異己，打壓異己，才大權獨攬；談到韓愈在被貶斥之後，寫信皇帝哀告求赦免，康政教授的觀點是韓愈因為想為天下人做事，所以才委屈自己放低身價求皇帝赦免。

這就很有意思。如果是秦檜，是蔡京，是賈似道這麼做，那該如何評價呢？

我想，不用回答，你我都知道如果是他們這麼做，歷史會如何評價他們的。

為什麼我會提到康政教授的觀點呢？

因為我覺得寇準和宋真宗，王振和明英宗，如何看待他們的行為，和康政教授的觀點很有意思，很有關係。

後世都推崇寇準。但是很好有人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宋真宗兵敗被俘虜，那麼歷史會如何看待寇準？畢竟，遼國確實要比宋更為強大一點。

後世都嘲笑王振。但是同樣沒人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明英宗大獲全勝，那麼歷史會如何看待王振？明英宗的時候，仍然是明朝的強盛期，瓦剌不過是粗粗統一蒙古罷了從當時當地的情況看，親征幾乎是沒有任何風險的，至少，親征的風險遠比宋真宗要小的多。如果以明朝當時的國力，親征都如此危險，那以宋朝和遼國的兵力對比，寇準慫恿宋真宗親征，豈不是置皇帝於險境？

寇準是什麼人呢？後人總覺得寇準是能臣，是忠臣。所以寇準的建議當然是忠言，當然是好的。其實不然。寇準此人私生活極其奢靡，為人睚眥必報，真正細究起來，寇準的形象遠不是我們在楊家將等小說中看到的樣子。慫恿宋真宗親征，只能說得到了最好的結果，但是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建議，這個其實只能說見仁見智，倘若宋真宗親征失敗，那寇準就是王振第一了。

王振呢？我聽過一段時間明朝歷史的音訊，當然否認的比較多，但是也提出了王振其實也是做過一些好事的。並不是我們後世所理解的魏忠賢，劉謹一類的徹頭徹尾的混蛋透頂的宦官。應該說王振提出親征，就當時當地而言，本不應該是風險很大的一次行為。在朱棣多次掃蕩北方之後，實際上蒙古早已經分裂，也先也不是瓦剌的首領，其實只是瓦剌的太師，也不過剛剛表面上降服韃靼部完成草原的統一罷了。雖然扣關，但是要說動搖明朝的統治，大概也是痴人說夢。無論從哪個方面講，王振慫恿明英宗親征，只能說貪功心切，想撈點戰功，但是要說想到可能一敗塗地，無論是王振，還是當時的明朝將校，大概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也根本無法想象的。明朝根本沒有輸的理由啊，明軍還是內線作戰。然而明軍就是這麼莫名其妙的輸了。我聽到某些音訊，探討明軍失敗的根源，談到其實明軍的失敗，背後有很大的朝廷官員的因素，正因為對王振專權不滿，所以很多官員在親征的問題上，故意掣肘，成為明軍失敗的重要因素。

有人說王振專權。王振專權，能超得過張居正麼？能超得過王安石麼？其實都超不過。王振其實並不專權，王振本身只是明英宗抗衡朝廷官員實力的棋子，他所有的權利都來自於皇帝本身。而士大夫大罵王振專權導致失敗，請問，王振不專權了，那權力應該由誰來行使呢？交給你們士大夫麼？說破天，罵王振專權，罵劉謹專權，罵魏忠賢專權，背後的本質其實就一個：權力就該士大夫掌握的。任何其他人掌握，那都是不行的。可歸根結底，誰告訴你，權力就應該屬於士大夫的？天下是皇帝的，什麼時候稱士大夫的了？

我知道我的觀點很多人會大罵。居然為大奸臣，閹黨開脫，簡直是三觀不正。

所謂成王敗寇，古今皆然。看得懂看不懂，各人自己琢磨吧。

大明帝國在中國就是一個奇葩的朝代，史學界有一句名言叫“打不死大宋，看不懂的大明”，以致全世界有眾多的歷史學家都在研究明史。

大明帝國是以殺人立國的，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至大明的末代皇帝崇禎無一例外的繼承著太祖的遺志。他們最熱衷的就是殺人，所以殺人就是大明帝國曆代皇帝的終極目標。真可謂是殺不盡的忠臣良將，砍不完的亂臣賊子。在這些被殺的人中確有一些是該殺、必殺之人。

這其中就有大明帝國曆史上第一個權傾朝野的宦官——王振。

王振是明英宗朱祁鎮的寵臣，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大軍進犯中原，沒有任何軍事才能的王振鼓動英宗皇帝御駕親征，以致在土木堡之戰中，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二十多萬大明軍隊被殲，近百名文武大臣戰死，致使大明帝國由鼎盛的巔峰衰落至谷底，可以說宦官王振是百死不抵其罪。

王振少年讀書，所以略同文墨，但他在屢試不第後，竟然引刀自宮，進皇宮做了太監，王振進宮後被分到東宮任東宮局郎，服侍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

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宣宗去世，年僅9歲的英宗繼位，而不離英宗左右的王振也就青雲直上一步登天了。雖然王振野心極大，對權力的慾望極強，但當時的大明帝國還輪不上王振為所欲為，當時宮內有張太皇太后（英宗的祖母）垂簾聽政主持宮中，朝廷上有楊士奇、楊榮、楊博三內閣大臣處理國家政務，大明王朝一片清明。

王振還不敢放肆，對張太皇太后和三楊畢恭畢敬，裝出一副忠君愛國的樣子，經常在眾臣面前對英宗提出一些利國利民的建議，然而他背後卻是按捺不住對權力的慾望，一有機會便想盡辦法抓權力、幹朝政，最後終於達到了一個宦官的權力巔峰，任大明帝國宮中的司禮太監並提督東廠。

東廠是明帝國掌控國家的特務組織，從此王振也就正式進入了大明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明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因王振長期居於宮中，他對張太皇太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懼怕。現在她去世了，宮中失去了對王振最有控制力的人，而朝廷上重臣三楊中的楊士奇因兒子殺人而引咎辭職，楊榮於正統五年去世，只剩下一個年老體弱的楊博，已經不能正常處理朝政了。

此時的王振終於等到了夢寐以求的時刻，他蠱惑昏庸的英宗皇帝，掌握了大明帝國的“批紅”大權，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甚至敢篡改英宗頒發的聖旨，摘下明太祖朱元璋親書禁止宦官干政的御製鐵牌，開了大明帝國宦官干政的先河，成了大明帝國第一個權傾朝野的宦官。

此後王振打發淫威，利用他提督東廠的權力，對朝中的異己大開殺戒，扶植他的親信黨羽，甚至於要求朝中大臣要像對皇帝一樣對他跪拜，其虐焰之熾烈已達前所未有的頂峰。

然而“天欲其亡，必先其狂”。王振專權大明朝廷後，對內大肆貪汙受賄，對外不但不加強對北方蒙古人的防禦，反而接受蒙古瓦剌部的賄賂，致使邊防荒廢，國門洞開，給瓦剌大軍的入侵提供了便利條件，而蒙古瓦剌人也從未忘記要恢復蒙古帝國的野心。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軍分四路進攻大明帝國，邊關告急，從未摸過刀槍的王振竟然異想天開的做一回統帥千軍萬馬的大將軍，便鼓惑英宗皇帝御駕親征，而英宗這個昏庸的皇帝也想學他的祖上明成祖朱棣，率大軍橫掃蒙古，使其名耀千秋，因而於倉促之間集結了二十多萬大軍，號稱五十萬，準備與瓦剌開戰。

不過王振這次絕對是玩大了，其根本原因在於他軍人的不是，戰術的不懂，連大軍未動，糧草先行都不知道。軍中糧草不繼，軍隊還未開到戰場就以餓死了大批計程車兵，以致軍心不穩。待行至大同前線，聽得守城將士說瓦剌軍勢大後，貪生怕死的王振又想開溜，卻不迅速退兵，而是想率大軍從他的家鄉路過，好榮光耀祖，把軍國大事當成踏青訪友，結果在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圍殲，幾乎全軍覆沒，奸賊王振被憤怒的英宗護衛擊殺了。

英宗被俘的訊息傳到北京後，群臣震驚，悲痛不已。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監國，兵部侍郎于謙向朱祁鈺跪求，清除王振黨羽，誅其家族。此時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誅殺王振黨羽，朱祁鈺立即下令處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並族誅王振餘黨。

王振從一個東宮局郎，最後成為一個權傾朝野、獨斷朝政的權臣，箇中原因，深為複雜。有人認為這是王振善於鑽營的結果，也有人認為這應歸咎於明英宗的昏庸無能，甚至也有人認為這是封建專制體制必然的結果，種種觀點，不一而等，到現在仍無定論。

王振確是該死，因他的專權誤國，致使大明帝國遭受了自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以來對蒙古軍隊最大的一次慘敗，也使大明帝國由鼎盛的巔峰滑落至衰弱的谷底。土木堡之役是大明帝國由盛轉衰的分水嶺，而王振則是開啟了大明帝國宦官禍亂朝政的先河，敲響了大明帝國亡國的喪鐘，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