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看記載的人，良史者不畏強暴，不虧本心。穢史者，自然就不可信了。

第二看記載的背景，由於中國歷史為了保證不為了避諱本朝事，所以一般都是後朝記載前朝的歷史。有些時候為了政治目的，會有些人篡改歷史。

舉幾個例子：

例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裡記載，齊國執政正卿催柕殺死齊莊公，大史記為：催柕弒其君。催柕惱怒，於是殺死大史。大史弟仍然記為：催柕弒其君。催柕又將他殺死。大史小弟還是記為：催柕弒其君。南史氏聽說大史兄弟因如實記“催柕弒其君”，皆被催柕殺死，於是拿著竹簡前往朝廷，準備如果大史小弟再被催柕殺死，他就秉承大史職守，恪盡職責，繼續記載為：催柕弒其君。最後催柕無奈，不得已才放了他們。

例二：《北史·魏收傳》：“﹝ 魏收 奉詔撰 魏 史﹞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 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於是眾口喧然，號為穢史。” 清錢謙益《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史，修廢典，胥於是乎在。”

關係的好的就寫好，不好的就讓他揹負千古罵名，這樣的歷史不可信。

例三：《明史.胡傳》如此寫道:“先，(胡)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太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明史·胡傳》記載，朱棣懷疑建文帝逃亡，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以尋訪仙人張三丰為名，暗中偵查建文帝的蹤跡。胡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後，把打聽到的民間與傳聞，向皇帝報告，終於使他的懷疑冰釋。可見其實在明朝，大家一般認為建文帝未死，而清朝因為被朱三太子糾纏的太痛苦了，所以才記載說建文早就死了，朱三太子根本不存在。是個傀儡，直到近代大家逐漸考證出建文帝可能未死，這裡清朝記載的歷史就不可信。

7億使用者的選擇

開啟

寧波老虎咬人了，卻不知在元朝一個女人就能打死老虎

如果現代

華人，尤其是不看史書的那些，特別鍾愛信史。不是考古人士常說的那個指有考古物證可以佐證的歷史時期的“信史“，他們喜歡講的信史是指可信的歷史著作。這當然是一種粗糙的說辭，到底怎樣才算可信呢？中國又有正史一說，所謂歷代朝廷所訂，採用紀傳體的史書即為正史。

在正史之外，又有各門各類其他史書，比如同樣採用紀傳體但不是官方選定的，那就只能叫別史，在別史之外，則還有野史、雜史等等等等。古人對這些史書的分類本是按實用來考慮的，並沒說這些史書那種可信哪種不可信，可到這些年，或許因為有個“正”字，許多人開始一廂情願的認為，正史才是信史。

（二十四史成為正史的關鍵，就在於“欽定”二字）

那麼既然體例是不是紀傳體並不是一本史書能否稱之為正史的關鍵，關鍵又在何處呢？自然只剩官方編訂這一點了。於是事情就變成了，只有官方編訂的史書才是信史，其他都不是……更有如央視春晚女導演的丈夫，所謂著名學者何新先生，直接跑出來說西方無信史，因為他連一本西方官方修訂的史書都沒見過！全都是私人寫！

畢竟像加洛林王朝修訂的《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以及丕平的叔叔為了給丕平篡位解釋，從而指使人撰寫的《弗利德伽編年史》第二續集之類，大都不為西方人所認可，知道的華人就更少了，著名大學者自然也是不會知道的。

（這部《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現在也能買到原始的拉丁文版本，只不過會看的人實在不多。）

於是，中華古文化的愛好者們激動了——原來只有我天朝上國才有信史，西方那些蠻子連信史都沒，盡是私人胡言亂語！何其自豪，何其驕傲，西方人何其難堪！

不過……

本是野史的第一信史《史記》

一扯信史，十個人中大概有八個以上會提起《史記》。不錯，《史記》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確實是中國的第一部正史。然而這個“正史”的來歷可沒那麼正謹。《史記》並非是大漢朝廷官方編著或認可的史書，而是到漢朝滅亡了N多年後，到清乾隆確定二十四史的時候才正式成為官方選定史書，從而躋身正史行列。

從著者身份來說，司馬遷做上了太史令，是個官，可千萬不要望文生義，以為太史令是官方的史書編寫員。秦漢太史令的第一職責是天文曆法，後漢書曰“掌天時、星曆”；第二職責是記錄皇朝事件文書，比如某些檔案上傳到中央朝廷，太史令要先抄寫備份，這可和寫史書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傳說中發明這地動儀的張衡也任職太史令，他還改進了渾天儀，由此可知漢朝太史令的職責為何）

司馬遷著書是司馬一家兩代的願景，要修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奇書，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彌留之際，還囑咐司馬遷“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史記·太史公自序》），既然是“吾所欲”，那麼顯然，編著這部史書，並不是漢武帝或其他西漢皇帝的旨意，也不是漢朝廷的慣例，只是司馬談自己的心願而已。

以某些華人的觀點，不是官方史書，那就是野史了，所以《史記》在其誕生的時候，也只不過是一部私人修訂的野史，甚至漢武帝可能完全不知道這麼一部史書的存在。這一點來說，《史記》倒是和古希臘史學家們的私修史書如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等屬於同一類。

（電視劇裡漢武帝被史記氣吐血，而歷史上，直到漢武帝曾孫當皇帝時，司馬遷後人才把史記公開出來）

《史記》中的怪力亂神和腦補

許多華人為了自豪感，對國外一些學術行為望文生義，將國外對《荷馬史詩》、《聖經》的歷史研究故意理解為西方把《荷馬史詩》和《聖經》當史書，以此鞏固自己西方無信史的怨念。

可惜能持有這等念想的人不可能瞭解現代歷史學研究《荷馬史詩》、《聖經》，以期從古代文學中抽取歷史片段佐證某些歷史事件的目的，甚至連古代史書都不會去閱讀，畢竟就在古希臘歷史學者修昔底德筆下，就罵過這些寫唱史詩的詩人“他們所關心的不在於說出事情的真相而在於引起聽眾的興趣，他們的可靠性是經不起檢查的；他們的題材，由於時間的遙遠，迷失於不可信的神話境界中”（《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但是回過頭來，以《史記》為首的中華信史們就那麼嚴肅認真嗎？

作為一本私修史書，司馬遷連漢武帝的醜事都揭了，應該不太可能去無腦吹捧死了好久的劉邦，可就在《史記·高祖本紀》中，劉邦的出生情況是——“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看看，劉邦的母親在野外睡著了，結果和一條蛟龍交配生下了劉邦，這和《荷馬史詩》中宙斯變鵝和勒達交歡最後生下禍國殃民的美女海倫怎麼看都是同一個模板出來的。

可見怪力亂神方面，中國的第一信史並沒給出什麼好的答卷。那說《史記》腦補又是為何呢？

（史記裡的劉邦神話中另一個倒黴鬼白蛇，莫名其妙就被斬了）

我們看看這一段《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內容：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這一段大意是說公叔做了相爺後，他的僕人向他進言如何迫害吳起的事情。可想而知，這種迫害朝中大將的陰謀肯定不是開著宮門讓大家一起討論的，必須得閉上門悄悄商量，參與者也只有公叔和他的僕人兩人，不讓其他人在場。那麼，問題來了——這段對話又是如何被隔了三四百年的司馬遷知道的呢？若是陰謀敗露也就罷了，可文中偏偏說了陰謀得逞吳起被害的跑路了，這種情況下的密室對話還能被司馬遷知道，就實在是匪夷所思了。

當然這不是司馬遷才有的問題，西方史學家質疑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重要一點，就是修昔底德即便參加了這場戰爭，但也不可能參與了其中每一次戰鬥，那麼修昔底德筆下各種或激情或睿智的戰前宣言之類都是打哪知道的？西方學界普遍看法就是修昔底德自己腦補了不少。

（魏王：屏退又咋滴，司馬遷還不是會知道）

顯然，司馬遷筆下各路陰謀眾多，密室談話比比皆是，腦補也一點不比人少。

矛盾重重的官修史書

僅僅有點怪力亂神，有點腦補，出於古人侷限性考慮，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不過那部分不看史書又愛談歷史的華人篤信官修史書就是真實，私人修史都是胡扯，這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兩本官修史書內容打架了怎麼辦？這種事其實不少見，我們就不說《史記》和《漢書》的矛盾什麼的了，畢竟史記不是官修的。

來瞅瞅同為二十四史的《梁書》和《魏書》中，前些年被傳的很神的白袍將軍陳慶之吧。在《梁書》中，拋開陳將軍一系列的以少勝多不談，即使在守衛洛陽一戰中失敗了，也依然殺傷甚眾，幾乎要把敵人打跑了。而到了《魏書》中，這一仗陳慶之不過是“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眾皆見俘執。”沒有什麼把敵軍大殺特殺，反而是被敵人大破，丟下部署跑路了。

這種不同書之間的矛盾還算好說，可同一部書中，照樣會有各種矛盾之處。《三國志》也在二十四史之列，是陳壽依照之前的官修史書《魏書》和《吳書》，加上他自己補充編訂的蜀國部分而成。想來自己編訂的話，應該不會有矛盾吧？這可不見得。大名鼎鼎的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這事，就在《三國志》中出現了三個版本：

首先是經典的斬馬謖版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張邰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眾。”見於《蜀書五 諸葛亮傳》。

然後是馬謖死在大牢版——“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見於《蜀書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

最後還有馬謖跑路版本——“（向）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見《蜀書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

從《蜀書五》到《蜀書十一》，關於馬謖最終命運這麼一件事，就出現了三個說法，偏偏作者還是同一人。

（馬謖：老子到底怎麼死的？）

信史迷信，關鍵在官不在信

稍微翻看下這些古代史書，各種不著邊際自然就會知道。現代學術界，也早就不講究古代史書是不是信史云云，只講究史料互相印證，否則《蒙古秘史》作為一本野史，又如何能成為早期蒙古族生活習俗這一課題研究的必讀資料？

可就算不看書，官方寫和個人寫，又憑什麼會因此產生可靠性的不同呢？個人會有好惡影響客觀性，難道朝廷就不會隱瞞吹噓麼？這問題提出來，大概沒人會想不明白，然而許多信史信徒卻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官史=信史的設定。

這是為什麼？只能猜測，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沖刷後，人們產生了政府無所不能、從不犯錯、絕無私利的幻想，更將之推廣到一切皇帝、朝廷身上，個人是渺小、軟弱、偏見的，朝廷是龐大、強力、正確的。於是任何涉及官民對比的情形，許多人都會下意識的反饋——個人哪比得上朝廷啊！權力就是正確，對信史的狂熱，一層層扒開之後，沒有著作的研討分析，沒有史料的對比參照，只有對權力赤裸裸的五體投地。

詭異的超車，連車手都蒙圈了

官修史書，不如直接說歷史“史記”罷了。說到“史記”，不能不說這是司馬祖親之貢獻。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者。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能是一張白紙。只有有文字記載的才能稱其為歷史。說可靠性?我的回答:無譏之談。

官修史書你可以從現在看我們官修的當代歷史往上推，就能夠得知了。歷史的事件發生了，可怎麼看和怎麼解釋，千萬不能人云亦云，得自己看，自己想。

史記不是官修的，是而且在流傳的過程中經過多人修改，所以有許多錯誤，屬於一般可靠性吧。漢書是官修的，但凡是官修，寫實話畢竟是不可能的，只能做資料來綜合參考

敲黑板！《史記》可不是官修史書——雖然它在二十四部正史（“二十四史”）中，排在第一位。

司馬遷是繼承其父司馬談的志願，創作這部前所未有的偉大史學篇章的。雖然司馬氏父子都曾擔任過太史令，但寫《史記》並非朝廷規定的職務行為，完全是一種“私志”，是司馬遷在遭遇人生不幸之後的“發憤”之書。而且《史記》正式開始寫作，還是在司馬遷受腐刑改任中書令之後。

正因為是私志修史，所以《史記》裡灌注了司馬遷強烈的個人情感和好惡——這正是《史記》的偉大之處，也是後史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漢朝建國是楚漢相爭中劉邦戰勝項羽的結果，司馬遷竟然在《史記》中為戰敗者項羽立“本紀”（在紀傳體史書中，只有帝王才有資格用本紀）；司馬遷同情項羽，《史記》中的西楚霸王是一位極富人性魅力的英雄形象，司馬遷沒有像後世史官那樣，刻意去貶損本朝的敵人。而在《史記·高祖本紀》（即劉邦的傳記）裡，劉邦的父母不知名姓、劉邦的痞子習氣，以及他往儒者帽子里拉尿、為逃命將親生子女推下車等惡劣行為，卻記了不少。這在後代史書，尤其是“正史”中，是絕不可能見到的。

這一方面說明，司馬遷修《史記》是私人行為（儘管他藉助了國家圖書館的資源），受朝廷的影響很小。司馬遷死後，他的著作分為兩部，一部藏於私家，一部藏在內府，之後只是在他的外孫楊惲的努力下，才為人所知，並逐漸傳佈開來。另一方面，也說明在西漢時，朝廷對於史書的意識形態功能，重視還不是很夠，故而干預較少。據說司馬遷受閹刑，根本原因並非他替李陵說話，而是漢武帝得知他在寫史時將本朝之事寫得頗為不堪，於是對他進行了挾嫌報復。然而漢武帝並沒有沒收司馬遷的筆，或對《史記》進行嚴格的審查，勒令他將不利於漢王朝的內容刪除。

在這個意義上，《史記》的可靠性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後漢書》作者班固所評價的：“（《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從“不虛”“不隱”的角度來看，《史記》誠為“實錄”。而後世史書，即便名為“實錄”，總不免虛、隱之弊。

當史書成為維護王朝利益的價值工具後，虛、隱之弊就不可避免了。是誰開這個頭的呢？就是班固。班固寫《漢書》，完全基於維護東漢王朝的正統地位的立場，所以《漢書》得到了漢王朝的大力支援。然而《漢書》仍屬私人修史。

《漢書》的源起，是班固之父班彪。班彪續《史記》之後，寫了幾十篇傳記，就去世了。漢明帝令班固接過這項事業，鼓勵他“繼完其志”，就是繼承其父的遺志。經過班家兩代人（班彪、班固、班昭）的接力，才完成了“二十四史”的第二部、堪與《史記》比肩的《漢書》。

《漢書》之後的第三、第四部“正史”，是《後漢書》和《三國志》，它們也主要是私人撰述和努力的結果。《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與班固一樣，在書還沒完成時先已去世，而由晉帝令人將其補寫完成。

在初唐纂修《隋書·經籍志》時，正式產生“正史”這個名目。而那時的“正史”，僅指記“一代之史”的紀傳體史書。《經籍志》所列正史多達80部。這些正史所記的，有大一統王朝之史，也有割據偏安之國史，而不像清代欽定的“二十四史”，唯有正統王朝才能入正史。

在唐朝之前，如“前四史”這樣一些經典正史，主要還是私人發憤撰述的結晶，直到初唐時，才開始由官方開設史局，組織修史隊伍，系統的修撰史書，並命宰相監修。從此修史對於王朝正統性論證的意識形態價值得以凸顯，後代的重要歷史典籍多為官修。修史成為一種官職，名為史官；修史的場域，就是朝廷開設的史館。

官修正史的可靠性，在於它有條件利用國家的檔案材料，比如傳主的履歷、奏疏、朝政等記事，較為準確，其毛病則在於，官史的纂修均秉持著強烈的官方立場，甚至融入政爭和派系傾軋，從而對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與人物都有歪曲或抹殺（最典型的就是清代所修《清實錄》，進行了持續性的洗刷和修改）。

所以讀史，必以官史為參照，然決不可只讀官修的正史，在許多記事上，稗官野史的真實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