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內法，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實際操作上也依賴法家的思想。治理國家用法律的方式約束人民，同時用儒家思想加以輔助。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不錯的，這是漢武帝的旗號，但是他是打著儒家的旗號實行法家的思想，史記中記載的酷吏在漢武帝時代不少的，尤其是漢武帝中後期，他所熱衷的已經和秦始皇距離不大，他把漢朝多少年的積攢的國庫財富揮霍一空。匈奴是被制服了，他青史留名的功績也達到了，從此漢朝開始走下坡路了，儒家的主張“仁”的思想，但是他的作為顯然是違背了這個原則。“仁”能把匈奴打的“不敢天山牧馬”嗎？所以說，他實際實行的就是戰國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但是表面的文章是儒家的。

漢武帝劉徹推從法家治國理念，西漢開國後使用的是儒家的無為之治，到武帝時期，為了驅趕匈奴，大舉用兵，為穩固後方，也是為了軍隊開支，鹽鐵專賣，這使得很多豪門的利益減少，所以武帝使用法家治國是很正確的。

儒家時期只說獨尊儒術卻隱諱了漢武帝的另一個對儒家的評價“腐儒無能誇誇其談”。這是漢武帝對太子身邊的儒生勸自己不要打匈奴減輕人民負擔時的一個故事。大意是漢武帝很看不起儒生對自己的勸鑑，問給你一郡做太守能管理嗎？不能。一縣呢？不能。一鄉呢？也不能。一哨呢？可以試試。結果沒多長時間被匈奴人殺了。回報漢武帝，言到“腐儒無能誇誇其談”。從這個故事看漢武帝用人講實效，聽有本事的人提建議，無能者的看法肯定是無能。因此漢武帝時期儒家並沒有參與決策，談不上儒學治國。

從周朝，春秋七國至清朝，沒有一個朝代以懦以法治國。都是實行家帝國皇朝政治統治。懦法道只是拿來掩人耳目。當牌子使。也就是什麼時候，該出什麼牌，就出什麼牌。封建王朝統治，違法，亂倫，貪汙，腐敗，剝削，壓榨，宗教，迷信，幫派，戰亂，充滿歷史朝代，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

漢武帝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在思想統治上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而在治國理政上是以法家治國，依法治為核心，可謂儒皮法骨，披著儒家的外衣行的卻是法家之術，重用酷吏張湯，主父偃。

這個問題，大多是因為漢武時董仲舒搞獨尊儒術，就覺得儒家學術從此是帝王道，淺薄者屢屢詬病中國歷史歸罪儒家，亦是因此而來。

董仲舒搞獨尊儒術沒錯，但他那個“儒”卻不是先秦時代以孔子或孟子為代表的儒——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其實也是兩家不同，不是一路，後人以孔孟之道稱儒家，是宋儒搞出來的——而是“雑合百家，統稱為儒”，是諸子百家的混合體，冠以“儒”的名稱罷了，這個時候的儒術，雑以陰陽五行，皆為孔孟所無，卻是方術士之學。之前的儒生，是讀書人的統稱，不是指什麼儒家人物，董仲舒之後，才指専治儒術（董儒）的讀書人。

漢武雖然讓董仲舒獨尊儒術，但自己卻不行儒道，行的是霸王之術。從後來漢宣帝訓誡時為太子的元帝中一段話看，就很明白了，“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雑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再說法家。法家其實不是一家獨立的學術派系，而是専門研究組織管理理論方法論的，不論是王道或是霸道，都需要組織管理架構和方法，法家“法、術、勢”三字宗旨，都圍繞如何管理臣屬而來，那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所以看起來，歷史上底層總是離不開法家的影子，被後世總結為“外儒內法”，原因在此。

當然是儒家思想，漢武帝時期他重用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

也就是從漢武帝以後，歷代封建統治者將儒家文化作為主流！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採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用一句話概括漢武帝的治國路線——儒表法裡，其實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結合。

儒家倡導仁政、倡導以德治國、倡導無為而治，而法家則是政府控制，政府幹預，集中力量做大事。漢武帝的做法是用儒家統一思想，用法家富國強兵。

先說漢武帝掌權之後社會所面臨的的問題：

1、民營資本控制了國家經濟。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稅制度至文景之治時社會經濟高度繁榮，民間資本發展迅速，形成了新興的民間富貴階層，幾乎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整體是小政府大國民的一種狀態。

2、諸侯國挑戰中央政權。經濟的發展促使了諸侯國的強大，強勢的諸侯國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力，比如漢景帝末期的削藩而導致七王之亂。強勢的諸侯存在直接威脅著王權。

3、外敵匈奴的威脅。漢初對於匈奴的政策是忍辱負重，避其鋒芒，潛下心來發展經濟。至漢武帝時強大的匈奴威脅依然存在。

漢武帝的改革在思想的統一上選擇了大儒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用以規範人的道德行為。只有思想上的高度統一才能做到高度的中央集權。

而在國傢俱體的治理上選擇的卻是法家的思想，在政治改革中漢武帝推出《推恩令》以達到削藩的目的而加強中央集權。在經濟上採用的是國有經濟主導，國家命脈的產業收歸國有，攫取文景之治留下來的大量民間財富。

權力和財富的集中致使國家力量空前強大，在這種實力的自信中漢武帝一舉擊潰匈奴，掃平邊境威脅。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主導了中國人的思想兩千年，但歷屆政府均沒有放棄國家管控的法家思想，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漢武帝作為一位中國歷史上雄才大略有名的武帝，他的治國，統民，馭人，治軍可以說是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手段。

1.他以儒家思想體系為支撐，裝點門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既然尊崇的是"術“，那麼也只是一種手段，提倡的仁義忠孝悌，只不過是自己愚民統冶一套理論而已。

2.他以法家思想體系為利劍，守衛統治。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萬多種。法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足見其法律多嚴格，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3.他以道家法術為自己長生不老尋找籍慰。漢武帝一生在尋仙求神，四處尋找長生不老藥，相信東方朔道術，大建宮殿，充實美女，以求與神仙交流，以達到長生不老。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漢武帝拓展疆土，武功治國，所謂的儒道法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是服務於他的統治和雄大的夢想。

漢武帝需要儒家的忠君愛國君君臣臣那份思想來統治他的臣子百姓。

同時，他更需要法家的‘依法治國’ 也需要法家的嚴刑峻法震懾天下。

雖然說，史書上說他擺出百家，獨尊儒家，但，那不過是形式是罷了。

可以這樣說，但凡偉大的皇帝，都對法家那一套情有獨鍾。

我個人覺得，漢武帝是法儒並用，但，偏重法家，在面子工程上他則偏重儒家。

漢武帝在西漢王朝時期，堪稱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為中國的版圖擴充套件，為國家的繁榮富強，作出了不朽的功績。那麼他對西漢的治國理念，究竟是遵循的法家思想還是儒家思想？這要結合當時的情況來分析。

漢武帝晚年，曾與大將軍衛青談及自己一生的事業時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凌，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戰，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儒家思想就是在這種內興外伐，內聖外王，以儒為主，內法外儒的政治環境下產生的。

儒家學說作為西漢中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將西漢時代的社會政治發展推向了極盛時期，為後世歷朝歷代所延襲，歷時久遠。

西漢中期，董仲舒應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權統治需要，進一步發揮了儒家學說，提出“大一統”思想，“罷黜百家，獨尊懦術”，實現思想上的統一，從而達到政治上的統一。而此時的儒家思想卻與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說不同，它汲取了法、道等諸家思想的精髓，尤其強調法。把儒法兩家思想融為一體，更有利於封建專制的統治。

由上可知，漢武帝在運用一儒法兩家思想的理念上，其實是互為依存的。沒有教條地單單用儒家思想，也沒有一味地用法家思想，實際上是將兩家思想柔合在一起的。

漢武帝在治理國家、行政固疆的本質上仍是以法家為主的。首先他延續鞏固了郡縣制、大一統的國脈根基。其次北定諸胡南征百越，都是以法為主的行為和結果。但同時又釆納董仲舒的意見重儒以收人心，充分利用了農耕社會以氏族為基礎、以孝為核心而拓展的儒家倫理。法儒並舉亦即“內法外儒”，其“內”“外”本身已說明了主次。不過要清醒的知道，此時的儒已是改造吸收、互融了諸家特別是法家、適應了皇權一統的“儒”，已不是堅持“克己復禮”的先秦之儒。可按其主旨和依附的物件區分前後儒:前儒可稱之為“禮儒”，後儒應稱為“法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不錯的，這是漢武帝的旗號，但是他是打著儒家的旗號實行法家的思想，古詩中常是秦皇漢武並稱，那不是白稱的。史記中記載的酷吏在漢武帝時代不少的，尤其是漢武帝中後期，他所熱衷的已經和秦始皇距離不大，他把漢朝多少年的積攢的國庫財富揮霍一空。匈奴是被制服了，他青史留名的功績也達到了，從此漢朝開始走下坡路了，儒家的主張“仁”的思想，但是他的作為顯然是違背了這個原則。“仁”能把匈奴打的“不敢天山牧馬”嗎？所以說，他實際實行的就是戰國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但是表面的文章是儒家的。不過他用他的行動命名了我們的民族，功勞是不小的。

漢武帝治國的思想路線是外儒內法，內聖外王。以道家為基礎，以儒家為主體，並結合法家精華而積極的一面，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總體格局。

西漢初期，黃老之學的清靜無為，上層政治的輕傜薄稅，為民眾帶來了休養生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文景之治的社會經濟迅猛發展，民間資本日益壯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盛世。隨著地方諸侯的實力增強，中央政權受到威脅，面對外來匈奴的侵略也只是言和屈從，忍辱偷生。

漢武帝繼位之後，深深意識到僅憑黃老治世，難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和需要，不能達到中央政權大一統的長治久安，必須有一種新的思想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基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順應歷史的發展，站在時代的最前沿，接愛董仲舒極力推薦的儒家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以提高人們的道德品質和行為，實現思想意識的高度統一。作為老百姓的修身齊家，上層政治的治國平天下。從此儒家思想走上政治舞臺，成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主體文化。

那麼漢武帝的治國綱要完全是以儒家路線嗎？肯定不是。當時的董仲舒把先秦的儒學作為參照物，結合當時社會的實際，又再博採眾長，融合法家道家的經世致用於一體，成為當時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路線。從此儒家終於取代黃老之學的主體地位，道家只是治國的一個基礎，法家在治國上與儒家一樣，同樣發揮重要的作用。

先秦時期儒家法家相互對立，在漢武帝時期卻是兩者靈活運用。社會道德思想依靠儒家，治理國家依靠法制。儒法兼用，恩威並施，獎懲分明。

漢武帝時代的打擊匈奴，開拓疆域，王權擴充，肯定是依靠法家的富國強兵，武力征戰。只有嚴刑峻法，才能震懾天下。沒有王權霸道，就沒有國家強大的實力，又怎麼抗擊匈奴。

漢武時代的發展生產，經濟活躍，文化繁榮，當然是依靠儒家的為政以德，以民為本。以德感化萬民佈施天下，才能民心所向，得民心得天下。

古往今來，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夠依靠一家之思想，能做到一個國家的國泰民安，政通人和。大秦帝國的成也法家敗也法家，就是一個血的教訓。那麼漢武帝實施儒家治天下，又兼用法家治國，實在是文韜武略，英明蓋世。正因為這樣，才有大漢王朝四百年的輝煌盛世。

漢武帝登基之初，漢朝建立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朝廷大臣們都希望天子舉行祭祀泰山和梁父山的封禪大典，改換確定各種制度。 而皇上也崇尚儒家的學說，就透過賢良方正的科目招納賢士。趙綰、王臧等人靠文章博學而做官，達到公卿的高位。他們想要建議天子按古制在城南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作為朝會諸侯的地方。 他們所草擬的天子出巡、封禪和改換曆法服色制度的計劃尚未完成，正趕上竇太后還在推崇信奉黃帝、老子的道家學說，不喜歡儒術，於是派人私下裡察訪趙綰等人所幹的非法謀利之類的事情，傳訊審查趙綰、王臧，趙綰、王臧自殺， 他們所建議興辦的那些事情也就廢止了。 

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漢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權。他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頒佈大臣主父偃（yǎn）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來推動諸侯王分封諸子為侯，使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 同時，他設立刺史，監察地方。加強中央集權，將冶鐵、煮鹽、釀酒等民間生意編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諸侯國鑄錢，使得財政權集於中央。思想上，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為儒學教育在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平了道路，在長安創立專門的儒學教育——太學，是當時的最高學府。

漢武帝時期，漢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揚儒學的同時，漢武帝亦採用法規和刑法來鞏固政府的權威和顯示皇權的地位。因此，漢學家認為這更應該是以儒為主以法為輔，內法外儒的一種體制，對廣大百姓宣揚儒道以示政府的懷柔，而對政府內部又施以嚴酷的刑法來約束大臣。

我認為漢武帝主要實行的是儒家和法家的結合。但儒學的仁義禮德佔的更多一些，刑罰只是作為輔助，為了加強了君主的權威和約束人民的行為。

漢武帝時期，他意識到漢初的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已經不適合了，於是急需一種新的學術來支援他治理國家。

此時董仲舒站了出來，董仲舒的儒家學說結合起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學說。此時的儒學，已經不是先秦的儒學了，而被稱作兩漢經學。例如，董仲舒提出的三綱（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的強制性思想就是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響。如果皇帝的做法違背了天意，天就會來懲罰你，這是收到了陰陽家的影響。於是漢武帝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凡是不熟悉四書五經的儒生全部罷免。確立了儒家的地位。漢武帝時期另一位著名的經學人物是公孫弘，他的思想是儒家和法家的融合。

在漢武帝時期五經的傳授是根據擅長五經的哪一本書來決定的，比如善於《詩》的申培公，轅固生。擅長《書》的伏生。傳習《禮》的高堂生。傳習《易》的田何。而董仲舒是傳授《春秋公羊》的大師。漢代一個儒生一生都專攻一本書，以便深入的研究。

兩漢的經學已經完全不同於先秦時期的儒學，它廣泛吸收各家之精華，使經學成為一種可以經世致用的學說，在我國古代的國家治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漢武帝實施的是“外儒內法”路線。

①對外打著儒家旗號行王道贏民心，治國用人則奉行“不拘一格，選賢任能”的任幹部標準。拔將才於行伍，不論出身資歷。衛青丶霍去病等名將均是這樣選拔出來的，崇尚“嚴刑酷法”，用酷吏嚴懲貪官汙吏。

②漢武帝內心是鄙視“儒家”只會空談，百無一能（曾“腐儒無能誇誇其談”貶斥儒生）。最具說服力的漢武帝從未重用過董仲舒。縱觀董仲舒一生從來沒進入漢武帝的中央最高決策圈，連朝庭的重臣都沒幹過。董仲舒當過最大的官是給外地封王的劉姓王當過“相”。董氏還因為得罪了朝廷，漢武帝差點殺了他。在漢武帝那裡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獨尊儒術”。

③說儒家思想統治中國2000多年，純粹是後世的謬說。東漢時代奉行“外儒內法”。三國時代法家思想盛行。曹操丶諸葛亮皆為著名法家。晉代流行玄學。隋代行道家。李唐遵老子道家為先祖，實行“無為而治”丶“與民休息”政策，遂有“貞觀之治”丶“開元盛世”。北宋行雜家。南宋時，方有“程朱理學”流行民間。元武帝時，孔子被冊封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儒學成為“官學”，至明丶清兩朝，孔學才上升為“正統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