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都肯定人與人之間應當相愛，但儒墨兩家學說也有區別。孔子的仁愛是推己及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有等差的愛。墨子則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說，強調愛無差別等級，主張不分遠近親疏厚薄的平等的愛。而且，我認為，儒家的“仁愛”作為一種社會道德規範是有階級性的，不平等的，墨家的“兼愛”才是真正的平等的愛。

墨家的兼愛的思想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和你沒區別。你打我就等於打自己，我打你就是打我。

儒家仁愛，是心懷仁慈，善良。你是你，我也是你，但是你我有交集，並不代表我和你一模一樣。

兼愛就是兩個圓圈完全重疊。

仁愛就是兩個圓圈相交有重合相交之處。

個人淺見

謝謝邀請！兼愛，仁都是大愛，無條件的愛。像佛家所說無緣同體的大慈大悲的愛。把一切看作自己，自他不二。這種現象是眾生本具的一實境界，本有智慧，即本覺。但是無始無明原因，無明風(無明動)起了妄想分別繼而執著妄相。分別對待，起了是非人我相，昧了同體，即理。住相迷惑產生差別，等級，障礙體性不能歸於體，即不能迴歸理。這就使仁被障不見仁圓滿，見虧損。最後虧損到仁都全不顯了。也就是現在的不仁凡夫。為了恢復仁的顯性，即仁的本覺性。就要重新察亮仁即除障，顯一點仁，隨後越察越亮，障越除，仁就越顯，最後完全恢復仁，即兼愛，同體大悲。儒家的仁也就是發現仁，把仁作完美而已。也就是佛家說的發現始覺，始覺合本覺，就智慧圓滿了。也就仁圓滿了，同體大悲兼愛了。故儒家恢復仁，是消除等級，而並不是製造等級，是建立大同和諧社會世界的理念相合的。

儒家的“仁愛”有等差，墨家為了反對儒家這種有等差的“仁愛”，提出了無等差的“兼愛”。

墨家由春秋戰國時期墨子創立的思想學派，主張“兼愛”“非攻”，提倡“尚賢““尚同”的思想，主張以天子到地方各級官吏，都要選擇天下賢士來擔任，一切人民要服從君王的指令，做到一同天下之義，天下所有人民都要相親相愛，如同一家人一樣，反對恃強凌弱，反對戰爭。

儒家由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創立的思想學派，提倡“仁義”“禮樂”“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為體”。其門下弟子根據孔子平時的言論，編成《論語》，“仁愛”是《論語》的主要核心思想。“仁”就是“愛”，“愛”就是“仁”，包含了以家庭.社會.以及整個自然宇宙三大體系，這三大體系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聯絡在一起。

“仁者愛人”發自家庭，延及社會及整個人類，大自然間的普遍的愛，在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大自然，由小到大，由裡到外等諸多關係的道德行為準則。

墨子出自卑微，來自於底層，曾經學過儒家思想，對儒家的那套繁文縟禮，心生不滿，創立墨家來反對儒家。儒家的“仁愛”是從上到下的，如父母愛自己的子女，君王愛自己的子民，《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這是一種有等差的，不平等的愛。而墨子提出的“兼愛”是人與人之間，包括父母與自己的子女，君主與自己的子民之間，平等的互親互愛，沒有高下，親疏，貴賤之分。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他強調對人應當和藹仁慈，有教無類，但是拘泥於周禮。孔子認為人應尊卑有序，君臣有別，所作所為都應該符合“禮”的要求。.在這點上可以看出儒家思想還是有保守的成分，但是這是封建帝王所需要的，所以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

墨子的兼愛指同時愛不同的人或事物，他針對儒家“愛有等差”的說法，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墨家之愛更具包容性。

當然，墨家之愛是對封建等級的藐視，所以不被後代王朝接受。

墨家主張的兼愛和西方世界基督主張的“神愛世人”更接近。

墨家的兼愛是講所有人都要相互關愛，敬愛與慈愛並舉。儒家的仁是以孝為本，仁愛即是單向的敬愛。不管慈愛與否，底層的人都必須敬愛。尤其是將孝道政治化“孝以事君，悌以事長”。要求國人無條件敬愛君上，以適應君子獨裁統治。

階級不同。儒家都是讀書人，能讀書都起碼是家境好的，所以仁愛是一種道德要求和修養。而墨家都是手工業者，都是中下層，只有團結更多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講兼愛。也因此墨家才會出刺客，要是能用統治階級的力量又咋會用這種危險方法呢？所以他們的對立是必然的。一個講究以上馭下，一個講究以下克上。

兼愛與仁愛的相同點：

1、都是建立在自身的道德修養上。

2、物件都具有普遍性（“仁愛”首先是建立在親情之上，再由此推及，所以物件也是泛而遍的。它主要是“愛人”，只是這範圍有限，這“愛”的程度不一樣罷了。而“兼愛’”，它主張眾人受到的與付出的愛都是一樣多一樣深厚，它的範圍是不限的，愛的程度也是一樣，這就更具普遍性了。）

3、目的性相同（透過“愛人”來達到社會和平，愛自己，愛親人，愛其他人，從而去除自私之心，達到和諧友好的目的，他們的出發點都是針對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失範而提出的救世理論原則和實現社會和諧的宗旨。）

兼愛與仁愛的不同點：

1、解釋不同

兼愛：指同時愛不同的人或事物。春秋、戰國之際，墨子提倡的一種倫理學說。他針對儒家“愛有等差”的說法，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

仁愛：寬人慈愛;愛護、同情的感情。仁愛是一種上對下的一種愛，可以是母親對孩子，也可以是君王對臣子。

2、出處不同

兼愛：“兼愛”一說，最初見於《墨子》。墨老先生被後人視為俠者之祖，他宣揚“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也就是對待別人要如同對待自己，愛護別人如同愛護自己，彼此之間相親相愛，不受等級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仁愛：《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白話釋義：堯立孝順慈祥仁愛，對待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兄弟。

3、理論性不同

兼愛：墨子的“兼愛”則是出於公平主義。

仁愛：儒家的“仁愛”更多的是出自於一種報恩心理和同情心理

相同點：

1、本質相同：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本質都是愛人。

2、基礎相同：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仁愛”歸根到底是對父母的感恩於報答，“兼愛”則是視人如己。

不通點：

1、等差不同：兩者固然都是施由親始，但實施程度大不相同。“仁愛”強調愛有等差，但是“兼愛”強調愛無等差，一視同仁，人人平等。

2、角度不同：“仁愛”的“任”更多的是作為道德的本源，表現了“仁”的獨特魅力，而“兼愛”有功利性，說想要別人善待自己，就要先善待別人。

3、代表階級不同：“仁愛”更多的是出於對自己的約束，強調從政治角度去實施，而“兼愛”是對整個社會的一種暢想，人人平等。

擴充套件資料：

儒家是中國古代自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雖然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但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與其它諸子百家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係。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中國人代代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中國人基因中的責任思想（以天下為己任）、忠孝思想（仁、義、禮、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倫理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

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的共同點，都是肯定人與人之間應當相愛。但儒墨兩家學說也有區別。孔子的仁愛"推自及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有等差的愛。墨子則反對儒家的"愛有等差"之說，強調愛無差別等級。主張不分近遠，親疏厚薄的平等的愛。我認為儒家的"仁愛"作為一種社會道德規範是有階級性的，不平等。墨家的"兼愛"才是真正的愛。

這兩種學說，歷史已久，都有一種拘現性，不能照搬全套，去其糟泊，取其精華。

儒家和墨家都是對易經理解分析的結論，儒家倡導的是社會中層為主導的社會群體，而墨家是倡導以社會基層為主導的社會群體。

一個學生問他老師：老師，昨晚我見一盲人打著燈籠走路。他明明看不見，打燈籠有何用？老師回答說，如果他是怕別人看不清路，這是儒家。如果他是怕別人撞到他，這是墨家。如果他認為黑夜出門就必須打燈籠，這是法家。如果他認為想打就打順其自然，這是道家。如果他藉此開示眾生，這是佛家。如果他明明看得見卻裝瞎，這是政治家。如果他是真瞎，卻打著燈籠給人引路，這肯定是磚家！”

這是一則段子，不全面卻也有些意思，現在做一點關於墨家的補充，瞎子打的是兼愛的燈籠，關愛了不瞎的人，也保護了自己，非攻的更前一步，無攻。

墨家的受眾是平民階級，如果在國家的大前提下，就會造成秩序崩塌，因為你“兼”不過來所有人，領導人只能是神，沒有可操作性。

其次，兼愛對於“嫡”，“庶”的平等，是統治階層和世家根本無法接受的，支強幹弱，直接動搖了他們的根本。

“推恩令”還能增加中央集權，而墨家思想卻讓兩個最高階級的權力極度分散，問題依然是秩序。沒有這兩個階級的推廣，墨家的思想很難擴散，所以墨徒一直不算多，且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的庶子，平民。

兼愛更符合現代社會，而在當時和以後的很多年，只能沒落。

儒家的仁愛，等級森嚴的愛，士大夫是最大受益群體，農，工，商的愛就少的可憐了。

儒家一家獨大，對道德人倫的極端推崇也遲滯了科技的發展，幾乎整個精英層都在研究儒家思想，不識五穀，四肢不勤，完全違背了孔子思想的本質。廣大勞苦大眾，也只能聞仁愛之聲，不見其身。

百家爭鳴，各有精華，亦有弊端，取捨之道，在於分寸。

這分別是兩家的核心思想，那麼要想了解核心，首先要從各家的思想主旨以及所處階級，所提出的為人處世的方式的區別來進行理解。當然，最主要還是兩家的立足點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就從各自的特性來看：

一、儒家之仁愛

仁者愛人，仁愛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和基礎，從親親，到仁民，到愛物，這是自我的情感，不斷地向外擴散的過程，也是人在社會的處事之中不斷增強的一種心理情感狀態。儒家之所以提出仁愛之說，則是更多的處於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上提出的。這裡就不得不提出來，儒家另外一個學說，也就是克己復禮。接下來我們看看顏淵問仁一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己復禮，即對自身私慾的一種約束。禮也不僅僅是我們所理解的禮節，而更多的有一種天理之意。剋制自己的私慾，而對他人存有惻隱之心，仁愛之心，推己及人，這也就是仁愛的一種表現。

換一種更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說仁愛其實是先由自身對親屬的愛，也就是父母孩子，兄弟姐妹這樣的情感，從而進一步生髮到對於社會中其它人的一種情感聯絡，從而實現由小愛到大愛的一個過程。也就是剋制了自己的私慾，從而達到一種大善的地步。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二、墨家之兼愛

“兼相愛，交相利”，墨家的兼愛所宣揚的是一種無差別的愛，也就是說無論是親屬還是其他人，都是一種放在同一平等地位上的關懷照顧，所以說一開始就是沒有一種血緣上遠近關係的前提的。讓我們回到原文去看一下：

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將對自身的愛和對他人的愛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否是親屬，無論身份地位之高，無論男女老少，都一視同仁。儒家講父慈子孝，對父親孝順，然後父輩的對子輩的慈愛被認為是一種仁愛的話，那麼墨家的兼愛則並沒有親屬之分，這種父輩的愛，對於自己孩子和對其他孩子應該是一視同仁的。這種愛不應該有大小之分，並不會因為是我兒子，而我多愛一些，是其他家人的兒子，我少愛一些。兼相愛將就的就是這種相互的愛。

所以其實在現實社會中，如墨家的兼愛是比較難實現的，這種兼愛的思想是建立在一種全民有相應的道德基準上的，或許可以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看見。所以縱然兩家併為顯學，墨家後來也慢慢的沒落了。

孔子的“仁”是基於他的“禮”提出的。我們都知道，孔子認為春秋以來禮崩樂壞，社會大亂，所以致力於恢復周禮，重建社會秩序。而孔子恢復“禮”的手段就是“仁”。什麼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是說，約束自己的行為使其符合“禮”的規範就是“仁”。而“禮”的主要內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每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該做的事。一般來說，“禮”屬於外在要求，而“仁”則是將這種外在要求內化為自覺規範。這也是為什麼孔子說“為仁由己不由人”的原因，他希望透過“仁”，讓人在視、聽、言、動全方位符合“禮”的要求。當一個人寧願犧牲性命也要維護禮制的時候，就達到了孔子說的最高意義上的“仁”，也就是所謂的“殺身成仁”。孔子的“仁”具有五種品德，分別是恭、寬、信、敏、惠，這也是孔子對於一個君子的要求。對於實現“仁”的方法，孔子提出了兩點，分別是“忠”和“恕”。所謂“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恕”，就是大家熟知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這兩者綜合，就是為仁之方，達到了仁愛。也就是說，仁即愛人。孔子提仁愛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他的恢復周禮的目標服務的，這一點這墨子的兼愛有著本質的不同。墨子其實也講仁、義，但是墨子的仁義和孔子的仁義不是一回事。墨子稱兼愛為仁、義，他說“兼即仁矣，義矣”。但是他談仁的目的是為了提倡利他，而不是為了恢復禮制。他甚至譏笑孔子這些談仁的人，“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也就是說，孔子這幫人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仁”墨子注重人們做事的結果，而孔子則講究人們做事的動機。孔子和墨子兩人在學說上的不同和他們的背景有很大關係。孔子算是官二代，是社會的上層人員，對歷史很有了解，因此對於春秋以來的社會動盪，他認為是沒有遵循周禮的原因，因此提出了“仁” 的概念。希望用一套禮制讓社會重新回到正軌。而墨子出身工匠，他認為社會動盪的原因是因為人們自私自利，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爭鬥，所以國與國之間連年戰爭，由此他提出了“兼愛”的學說。認為人們應該利他，也就是“兼相愛，交相利”，由此來化解社會矛盾，讓國家得到治理。本質上，仁愛和兼愛只是方法論上的不同，因為他們的目標都是讓社會回到被治理的狀態，而不是戰火連綿，生靈塗炭。

大拙:墨子愛，博愛。孔子，五穀不分，愛是廣泛嗎？古人儒家忠君愛國不少。滿口仁義道德，做漢奸的少嗎？關健時，還是眾百姓，浴血保國。

仁愛是有區別的愛，就是說你最愛的是你自己的親人，然後是朋友，然後是陌生人這樣。而兼愛是不分親疏，一律一視同仁的愛。我覺得墨家的兼愛挺難做到的

儒家的仁愛是一種儀式，比如重陽節敬老，兒童節愛小，出門愛君子，入門愛家長，臣子愛國君，妻子愛老公，孩子愛父母等等。

墨家的兼愛是真心愛。人之間要平等友愛互助。

儒家的愛是以維護治理現狀的和諧規範，體現社會倫理制度。

墨家的兼愛是尋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容。

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仁愛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愛，是強者對弱者的愛，是智者對愚者的愛。孔子勸國君施仁政，對子民仁愛。而他沒有去勸貧苦百姓對國君仁愛，這就是體現。仁人志士為了公理正義而殺身成仁，仁人志士他們為什麼做？因為他們對弱者充滿仁愛，這種精神對強權者極具震撼，也能喚醒隱藏在弱者裡面的強者，從而繼續對抗強者。秦遵從法家，漢初遵從道家，漢武帝時開始有所轉變，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我們的文化精髓道德準則逐漸定型，後世更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說明這套方法被後世越玩越精。事實也證明了如此，君王施仁政 愛子民，則國泰民安，施暴政則國家動亂，也有施仁政而沒有好結果的時候，那是因為好的政策到地方後就變質了，這是下面執行者出了問題。再往深處說，對我們內心深處屬性的影響，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深入在此就不繼續展開了。兼愛是平等之愛 ，是網狀的去中心化的，這對於君權神授的統治者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愛是需要能力的，不光是物質能力，還有覺悟能力，社會底層的貧苦百姓有兼愛的能力嗎？沒有兼愛的土壤所以兼愛思想最終也沒有發揚光大。

孟子為何罵墨子“無父”是“禽獸”？——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之辨

眾所周知先秦諸子中墨子講“兼愛”，而孔門後學巨擘孟子卻曾強烈批判過墨子的“兼愛”：

《孟子·滕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口氣之嚴厲與直接近乎詈罵，但人莫知其所以，遂致眾說紛紜。蓋“仁愛”者，是從人之常情即近乎人之本能的“親親”之心生髮出來，是以家庭中的自然感情為基底，以血緣為紐帶，強調一種脈脈的溫情氛圍，講究和諧是其中基本要義，所謂：“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以人倫為基礎，然後再推己及人，《論語· 雍也》篇說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能近取譬”就是對待他人能採取一種設身處地的同情態度，對他人處境能夠感同身受，時時以己度人，於是乃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己及他，由身及家及國，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由親情開始的不斷生長髮散的過程，是活生生的有根有本實實在在的程序。而墨家的“兼愛”則相反，表面上看好像很“博愛”，但它沒有一種根基在裡頭，他沒有一個基於家庭和血緣人倫的自然感情的生髮過程，沒有一個由近（親人）及遠（陌生人）的自然擴散過程。因此就有點兒不近人情。誰都“愛”，而其實是誰都不愛，對誰都有感情，其實對誰的感情都不深、不真。人不是神仙，感情的付出決不可能平均分配，否則就是取消人的好惡，進而取消了人的正常人倫感情。另外，一個高境界人的博大胸懷、悲天憫人的慈悲心地也絕不是一夜之間突然生髮一蹴而就的。要靠潛移默化的培養、細水長流的滋潤而逐漸提高的，這也決不是靠教條式的“兼愛”教化可以深入人心的。

教條式的“兼愛”若要順利推行，那就必須基於某種不同尋常的“主義”，先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但思想的統一併不能夠代替感情的牢固維繫，那麼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煽動起人們的狂熱情緒，以非理性的激情將本來是老死不相往來的陌生人“團結”起來。以瞬間激情迸發的方式打破人與人之間陌生的鴻溝，使大家相互“熱愛”起來，甚至將其凌駕於家庭和親情之上，拋家棄子、捨生忘死。正是因為其對家庭和人倫所可能產生的巨大破壞作用孟子有清醒的認識，他才以激越的口吻指責“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而“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此從本質上說，儒家的“仁愛”與墨家的“兼愛”是決不相容的。

“仁愛”是溫情的、持久的；而“兼愛”是激情的、短暫的。以家庭關係為基礎的“仁愛”是傾向於保守的、自我滿足的；而以社會關係為基礎的“兼愛”是傾向於激進和狂熱的。他們追求一種自我制定的“目標”和“真理”併力圖“成就”之（而這時所謂“兼愛”就大多被利用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不再是本身所追求的目的了）。當然，這種激進的成就一般只有兩種方式：要麼取消“他者”，要麼取消“自己”。取消“他者”是一切意識形態結晶——“主義”——的共同準則和追求，也是一切戰爭、動盪、衝突的根源。而取消“自己”則恐怕只有“佛陀”能真正做到。因此這類學說、主義如要推行就或多或少必然是一種“棄世”的或乾脆說是反世俗的思想，比如墨家的摩頂放踵的自苦行為以及過分“節用”和絕對的“兼愛”等主張從根本上講在正常世俗社會完全行不通。相反，大多數主張“兼愛”（或“博愛”）而自覺真理在握的大人先生們及積極實踐這種“兼愛”的狂熱分子，正以不遺餘力地破壞親情和家庭紐帶為自豪，並且自信地認為這是邁向通往“偉大”的第一步。

墨子不是不知道人之道德生成是由於發乎天性的自然感情——人皆“愛其身”、“愛其親”，這也是他立論的起點（《墨子·兼愛上》：“愛人若愛其身”；《墨子·大取》：“愛人之親，若愛其親。”）。他也不是不知道儒家的最終落腳點在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達至天下一家的和諧互愛。他實際也猜到他的“兼愛”論調就其政治藍圖來說也不比儒家的“仁愛”高明多少或有多少新貨色。並且更關鍵的是他一直襬布不清人怎樣由發乎天性的“愛己”、“愛親”一下子跳躍到“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的無疆大愛，即一個“凡人”怎樣突然昇華為“聖人”的。最後實在沒辦法，還是抬出個“利”字來予以解決（當然還抬出個“鬼”——“明鬼”——來神道設教,但本質上亦是基於政治上“利害”的考量,故此不贅論），而他所謂“利”當然也超不出通常“利他”、“利人”、“利天下”的範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墨子·兼愛中》）

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 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 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 、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 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 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 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 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墨子·非命上》）

墨子為了與儒家做一根本上的區分，他認為他與儒家所謂的“仁愛”最大的區別在於一個“利”字，而“利”是“愛”的前提和表徵，並且是“愛”的實際內容，離開了“利”而空談“義”和“愛”是沒有意義的：

“義，利也。”（《墨子·經上》）

“聖人有愛而無利，儒者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墨子·大取》茲依孫詒讓校正）

那麼這樣一來問題就解決了：以親情為基礎的“仁愛”是需要慢慢培養生髮的，而以“利”的勸誘為基礎的“兼愛”卻可速成。只要人人都照著他的要求和方法去做，很快就能天下大治。

結合他文字中的其他表述，仔細推究其意就可以看出，他的這種義利觀是一種“互動式”的價值觀：我“視人若己”，我也希望並要求別人都能夠“視人若己”，而同時必須人人都“視人若己”，那麼我的“視人若己”行為才不至於落空，我的理論才是有效的。而要求別人都做到“視人若己”是以“利”的誘導為手段和前提的：大家都來“愛”人吧，“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只要人人都奉獻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私人利益才能真正、更好地實現。這“宏大”的“利益”誘導道理上似可成立，也很美好，但實際上對於每一個現實生存的俗人來說“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倡導是不切己的，當遇到切身的現實利益衝突時，對現實當下自我利益訴求是立時凸顯的，噹噹下私人利益與口號式的宏大公共利益相沖突時，如果沒有高於“利益”本身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準則，現實的選擇結果可想而知。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從儒家的角度看，墨子確實是“喻於利”的“小人”（不論這“利”是以什麼名義彰顯，不論是個人利益還是整體利益，是一己小利還是“天下之利”），其目標雖然是宏大的（“兼相愛”），但卻陷於利益的糾結中不可自拔（給老百姓曉以“利害”，“喻利”以求“義”），其設定的“交相愛”前景最終也不過是開出的空頭支票。

而儒家正是做到了某種超越性。孔孟並非不尋求社會長遠的、整體的宏大利益（“治國平天下”），而是清醒地看到宏大利益的懸賞並不能代替私人的現實和當下利益訴求，而現實的絕對個人利益又絕不能作為普世價值準則而樹立，否則基於倫理道德的一切建構將瞬間坍塌。而從邏輯上來講，對個人利益的全面認可和關照，並不必然帶來宏大利益的整體建構生成。而對長遠私人利益的預期允諾也不能真正阻擋人們如飢似渴、目光短淺地追求個人的當下利益。因此最終人們發現真正切實可行的宏大利益追求只能落實到人之以“親親”為基礎的自然倫理生髮與建構過程，而這種基於人之本性的“親親”行為的確是超越於任何當下現實“利益”考量的，這是在人們日常家庭生活中都體驗到的普遍存在，是被經驗證成的（反之，我們當今社會觸目可見的不顧親情的利益紛爭正是“人”被異化的表現），否則一切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正因為墨子的“兼愛”理論存在明顯的理論和經驗上無法彌合的裂隙，所以最終反倒成就了其超時空的烏托邦夢想：“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世之人也。”（《墨子·大取》）其政治和道德的理想化與幼稚性顯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