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李鴻章傳》寫於1901年農曆十一月，也就是陽曆12月，而李鴻章則死於1901年11月7日，也就是說，在李鴻章死後一個月，梁啟超就為李鴻章寫下了傳記。為一個名人寫傳記，時間如此迅速，實屬罕見。

在《李鴻章傳》一書的前言中，梁啟超對自己寫作初衷進行了說明，“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故為李鴻章作傳，不可不以作近世之筆力行之。”

梁啟超也承認，李鴻章之於中國的重要性。在晚清歷史舞臺上，李鴻章活躍了四十年，從創辦淮軍、創辦洋務、建立北洋水師，到鎮壓太平軍、剿滅捻軍，再到主持外交三十年，參與各種涉外事務。這樣的人物，梁啟超認為要大書特書。

但梁啟超也認為，李鴻章是爭議頗多的歷史人物，“合肥之負謗於中國甚矣”。為此，梁啟超特別提到了兩人的關係，“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

梁啟超坦承，兩人是政治公敵，其實並沒有多少私交，因此為李鴻章寫傳記也不是有意為其鳴冤。

“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梁啟超表明了自己的寫作態度。他希望，自己站在一個理性、客觀的立場上，對李鴻章作出公正的評價。

由此，可以看出，梁啟超敢於拋棄成見，秉持公正的立場，毅然為一個飽受爭議的政敵寫傳記是多麼難能可貴。這也是梁啟超人格閃亮的地方。

梁啟超為李鴻章立傳，其實還有其他原因。首先梁啟超是一個史學家，而且還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眾所周知，他是維新派，這其中就包括史學的維新，他呼籲要來一場“史學革命”。他的代表作《中國史敘論》、《新史學》與《李鴻章傳》幾乎同時推出，震動一時。

梁啟超認為，“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歷史觀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為此，他特別列舉了四大弊端。

第一便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中國史書成了帝王一家的歷史，甚至是皇帝的家譜。中國史書很少能從國家、民族、國民出發。

第二則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中國史書中只注重知名人物，不注重社會群體。突出個人，忽視集體。

第三是“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物”，中國人記史，只能記前朝，對當朝多有各種隱晦，如此不利於國民瞭解當下的社會趨勢。

第四是“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中國史書更多注重事實的記載，而少有社會趨勢變化的總結與未來發展的預判。

因此，梁啟超寫李鴻章，一方面是因為歷史責任感的推動，一方面則是希望重構國人的歷史觀。或許，後者的原因更大。畢竟，只有打破原有的中國傳統，才能凸顯梁啟超等人維新的價值。

在寫作《李鴻章傳》時，梁啟超也提到了這點，“中國舊文體，凡記載一人事蹟者，或以傳，或以年譜，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於篇末耳。”

對於《李鴻章傳》一書，梁啟超打破了傳統侷限，“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使後之讀者知其為人。”簡單說，就是夾敘夾議，敢於對李鴻章進行評判。有讚揚、有批評，總之，梁啟超要的就是觀點鮮明，要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梁啟超評價李鴻章，非常不客氣。如他將李鴻章與多個古今中外的歷史知名人物作了對比。人們常說李鴻章是“東方的俾斯麥”，但在梁啟超眼裡，李鴻章給俾斯麥提鞋都不配。

梁啟超拿軍事、內政、外交三個方面進行了對比。“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內政論，俾斯麥能合向來散漫之列國而為一大聯邦，李鴻章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以外交論，俾斯麥聯奧意而使為我用，李鴻章聯俄而反墜彼謀。三者相較，其宵壤何如也！”

梁啟超的評價很犀利，李鴻章與俾斯麥，一個地一個天，差得太遠。“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不能如彼，實優勝劣敗之公例然也。”

梁啟超的這部傳記大約10萬字，只有薄薄的一本。後世出版的很多大塊頭傳記，都是現代人翻譯而成，大概就像“注水肉”。

梁啟超不光寫《李鴻章傳》，還寫過《王安石傳》。李鴻章與王安石，雖然朝代不同，但兩人都是一代相國。兩者最顯著的區別則是，李鴻章“縫縫補補”，王安石破舊立新。為王安石立傳，或許梁啟超與王安石更有惺惺相惜之感。為李鴻章立傳，梁啟超批判的味道更濃。

《李鴻章傳》讓梁啟超成了紀傳體文學寫作第一人。有人稱其達到了司馬遷以來史家從未企及的高度，該書成了二十世紀四大傳記之一。

用全新的文體，引入現代歷史觀，與中國傳統歷史觀告別，以此喚醒國人，推動史學進步，或許這才是梁啟超為李鴻章立傳的真正目的。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成了人民公敵，一時間遭到幾乎所有人的謾罵，但李死後梁啟超很快就為他寫傳記。客觀地評價了李鴻章的一生。梁啟超和李鴻章沒有什麼私交，為他寫傳應該沒有什麼私利。

首先，李鴻章確實為大清做出了貢獻，無論是鎮壓起義軍還是洋務運動，甲午戰敗和李沒有什麼關係，在大清生死存亡之際，無人能解決問題的時候，自己去日本談判，不僅受盡了屈辱還差的丟了性命，總算保住了大清王朝，可能正是基於此梁啟超才為他寫傳記的吧。

作者梁啟超在書的開頭就已經交代了，梁啟超曾經自己與李鴻章是政治上的死敵，他與李鴻章的私人交情也很一般，所以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的評價更多的是以一個客觀的角度，以一個公平心的角度來寫的，李鴻章對於中國近代晚清時期的影響實在是太重要了，幾乎每一件事都有李鴻章的參與，所以想要真正瞭解晚清的歷史，就不得不先去了解李鴻章這個人，這也是梁啟超為李鴻章立傳的初衷。

梁啟超對於李鴻章一生的評價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第一句：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第二句：李鴻章是個英雄。

梁啟超先生首先肯定了李鴻章傑出的才能，如果李鴻章是一個庸人的話，他最後也絕不可能做到那樣可呼風喚雨的位置，李鴻章創辦洋務運動，組建北洋水師都是他傑出才能的表現。

同時梁啟超又惋惜李鴻章的見識不足，因為李鴻章一生都是清政府統治集團內的一員，雖然李鴻章一生都提倡富國、強兵，他的一生也都在將此付諸於實踐，但由於李鴻章自身利益及侷限性，導致李鴻章也做了很多的錯事、做了很多的糊塗事。

最後梁啟超同情李鴻章的遭遇，李鴻章身處的時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個戰亂的時代，李鴻章作為一個守成者去改革與動搖自身集團的利益，這本身就是不可能、也不會成功的，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加上李鴻章自身的侷限性導致了李鴻章最後的失敗，所以，梁啟超同情李鴻章的遭遇。

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的評價：李鴻章是一個英雄，但是英雄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創造時勢的英雄，第二種是時勢造就的英雄，很明顯，李鴻章屬於後者，李鴻章是晚清戰亂、變革時期歷史造就的英雄，李鴻章順應歷史的潮流而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李鴻章也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但是他終究無法改變那個時代，正所謂時勢造英雄，李鴻章就屬於這種英雄雄。

因為李鴻章極力主張議和反對中日開戰，因為他知道大清政治腐敗，國庫空虛，靠借債度日。而且鴉片戰爭後中國士兵身體素質遠遠無法匹敵日本列強。

我們來看，甲午戰爭失敗誰來負責？

李鴻章肯定是要負責的，不管什麼原因，他是北洋艦隊的主帥就必須負責，這一點是毋庸置疑。

我們還要把這場戰役的環境分析一下：

當時是慈禧太后執政，慈禧這個人善於玩弄權術，毫無治國能力，晚清越來越腐敗。李鴻章創辦洋務運動和北洋艦隊，遭到朝廷中頑固派的打壓，費盡了好多心血才開展起來。建立北洋艦隊遭到了朝廷官員的處處掣肘。慈禧過六十大壽極其鋪張浪費，剋扣了北洋艦隊大部分軍餉，以至於後來沒炮彈。再加上北洋艦隊管理方面也沒什麼經驗。

綜上種種原因，造成了甲午戰爭的失敗。所以李鴻章要負責任，清朝的執政者和官員更要負責任。

李鴻章有許多過人之處，比如善於出謀劃策，善於帶兵打仗，文學方面也不錯，眼界開闊開展洋務運動和善於外交。所以可取之處還是非常多的，因此梁啟超會為李鴻章寫自傳。

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即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故“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

然而，李鴻章畢竟只是晚清“庸眾中的傑士”，他“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學習，畢生追求的富國強兵的夢想，始終只停留在器物層面上。他沒有也不可能去改變腐朽的封建體制，於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說，終其一生，他“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所以，梁啟超認為李“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他說“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有人將李鴻章稱為賣國賊，將他比作秦檜，梁啟超大罵：“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總結，個人認為基於以上觀點梁啟超才會為李鴻章寫一本中肯的傳記。

甲午中日戰爭失敗的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正處於慈禧正在交權的邊緣，北洋水師很大一部分成為帝黨和後黨爭權的犧牲品了。慈禧一手提拔的李鴻章，李鴻章一手創辦北洋水師。李鴻章自然是後黨。

帝黨翁同龢自接管戶部便以國家度支艱難為由，停了北洋的水師的經費。自光緒十六年（1890）到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未得到更新裝置，購買軍火。

英國人曾經建議李鴻章，購買兩艘快艦，以防備日本。翁同龢不斷拖延，最終兩艘快艦為日本買去，其中一艘“吉野號”成為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戰艦。

另一方面，光緒因為急於用一場勝仗來擺脫慈禧親政。隔過李鴻章直接指揮北洋水師，最終導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作為北洋水師的直接領導，更清楚北洋水師內部狀況。光緒因為著急證明自己，加上朝中的酸儒以日本彈丸之地不能敵天朝上國的主戰派。

平心而論，北洋水師的覆滅。李鴻章的責任很小。正如梁啟超先生在《李鴻章傳》前言所寫：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在環遊歐洲之時，在德國見到其首相俾斯麥，問他說 如果一個大臣想要盡力給國家辦事，但是朝廷上所有人都同他意見不合，合在一起拖他後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想按自己的辦法來辦事，應該怎麼辦呢？ 俾麥斯回答到 最重要是得到皇帝的支援，有他的支援就大權獨攬，還有什麼事辦不了，李說 現在有一個大臣，他的君主無論誰的話都聽，君主身邊那些人狐假虎威，要是這樣，這個大臣該怎麼辦呢？ 俾麥斯想了很久才說 一個當大臣的，假如真心操勞國事，估計沒有不被君主體諒的，唯獨在婦人手低辦事，就不好說了。李鴻章聽了這話沉默不語。

中堂只是身不逢時。

老李一個北洋對抗整個日本。整個大清朝廷，只有光緒帝一個人希望北洋打勝的。剩下的各懷鬼胎，共同掣肘老李，北洋能特麼打贏就出鬼了。康梁想幹的事兒和老李是一樣的，更是把希望都放在光緒帝一個人身上，失敗後撒丫子顛了。不肯定老李就是不肯定梁二炮自己，您說他有那麼二嗎？

此時的李鴻章是可以被爭取的物件。

李鴻章手下的軍力消耗殆盡，早已遠離權力核心，但是，李鴻章不僅在官場還有列強那裡，都還有一定的“威望”。

那是因為震驚中外的“東南互保”案發生了，海外流亡的維新派和革命派看到了希望。李鴻章被稱為“東方俾斯麥”，在人家那裡，首相與總統的身份是可以轉換的。

題主的這個角度是從精英的視角提出的。

第一，肯定精英不同於凡夫俗子。

第二，精英具有超前的視角。

第三，精英可以決定歷史的評判標準。

根據事實：第一、朝廷給錢，讓李鴻章擴充淮軍、發展水師。第二、甲午戰爭確實失敗，李鴻章的軍力沒有了。

第三、簽訂“馬關條約”。前半生已經結束。

正確的理解：全國都在罵他；清朝自己都練兵了――北洋軍；他遠離權力核心。

曾任兩廣總督。

大家都知道：晚清漢族督撫的勢力主要在湖廣、兩江。曾國藩曾同時節制安徽、江蘇、江西浙江四省的軍事。其他的總督巡撫，朝廷還能號令一二，唯獨這兩處地方已經做大。例如，兩江總督馬新貽、安徽巡撫恩銘遇刺，封疆大吏命喪當場。

李鴻章能最後接任兩廣總督，不是他本身的政治實力，而是處理外事的需要，僅僅一個“官吏”，而不是“實力派”。梁啟超推舉李鴻章，是因為，只有李鴻章才可以和列強交涉。

一個徹底的失敗者，無論前半生有多長時間，做了什麼，洋務運動的標誌北洋水師已證明不堪一擊了，之後的半生，沒半點實力，當時的活動家卻去肯定他！這是什麼道理？

是否說明：五四運動後，梁啟超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也是有道理的。

李鴻章是時代的錯誤，還是職責的失敗？

甲午戰爭之前，李鴻章反對開戰，光緒帝急於殺日本這隻雞立威，並想趁機掌握軍權，堅決對日開戰。

戰敗後又讓李鴻章背鍋，成為了賣國賊，李鴻章冤比竇娥。

甲午中日戰爭失敗的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正處於慈禧正在交權的邊緣，北洋水師很大一部分成為帝黨和後黨爭權的犧牲品了。慈禧一手提拔的李鴻章，李鴻章一手創辦北洋水師。李鴻章自然是後黨。

帝黨翁同龢自接管戶部便以國家度支艱難為由，停了北洋的水師的經費。自光緒十六年（1890）到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未得到更新裝置，購買軍火。

英國人曾經建議李鴻章，購買兩艘快艦，以防備日本。翁同龢不斷拖延，最終兩艘快艦為日本買去，其中一艘“吉野號”成為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戰艦。

另一方面，光緒因為急於用一場勝仗來擺脫慈禧親政。隔過李鴻章直接指揮北洋水師，最終導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作為北洋水師的直接領導，更清楚北洋水師內部狀況。光緒因為著急證明自己，加上朝中的酸儒以日本彈丸之地不能敵天朝上國的主戰派。

平心而論，北洋水師的覆滅。李鴻章的責任很小。正如梁啟超先生在《李鴻章傳》前言所寫：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在環遊歐洲之時，在德國見到其首相俾斯麥，問他說 如果一個大臣想要盡力給國家辦事，但是朝廷上所有人都同他意見不合，合在一起拖他後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想按自己的辦法來辦事，應該怎麼辦呢？ 俾麥斯回答到 最重要是得到皇帝的支援，有他的支援就大權獨攬，還有什麼事辦不了，李說 現在有一個大臣，他的君主無論誰的話都聽，君主身邊那些人狐假虎威，要是這樣，這個大臣該怎麼辦呢？ 俾麥斯想了很久才說 一個當大臣的，假如真心操勞國事，估計沒有不被君主體諒的，唯獨在婦人手低辦事，就不好說了。李鴻章聽了這話沉默不語。

中堂只是身不逢時。

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與捻軍，推行洋務運動，大興洋務，建北洋水師，鋪電報線及鐵路，促成同光中興。其文武雙全，是晚清少數具備國際視野的複合型人才，與美國總統格蘭特、德國宰相俾斯麥並稱為世界三大偉人。

梁啟超曾為李鴻章政敵，不過是客觀評價而已！

清末亞聖李鴻章，流芳千古！

勞勞車馬未離鞍，

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

八千里外弔民殘。

中堂大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