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使用的“觀其大略”的方法也是在漢末以前不常有的，一種簡要清新的讀書學經的方法。

諸葛亮讀書的目的，決不是走過去老儒生的死路，他想的是輔佐理想的領袖，當一個文武全才式的大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識，也是歷史觀、大局觀方面的明確指導，是治國治軍方面的重大借鑑等等。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把浩繁的經典一一讀得精熟，既沒有那樣多的時間，而且會陷入字詞句的泥潭中難以自拔。

因此他選擇了與精熟完全不同的“觀其大略”，“大略”二字的指歸是:在必讀書目的選取上，要從大處著眼，真正對自己實現目標有用者才讀，不是每一本都讀;即使是必讀書，閱讀時也要選取其對自己真正有用的精華，重點消化，也就是把書讀薄，而非面面俱到。

從諸葛亮進入仕途以後的表現來看，他在隆中對策時能夠展現出非凡的大局觀，在赤壁之戰時能夠建議聯吳抗曹的大謀略等，都不是對儒經“務在精熟”的迂闊書生所能做到的。

三國是一個典型的競爭時代。後世的人們，看到三國的風雲人物在以謀略競爭，在以武勇競爭，在以辭令競爭，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點，那就是讀書的競爭。

《蜀科》

根據《三國志·蜀書·伊籍傳》記載，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等人“共造蜀科”以推行諸葛亮“以法治蜀”的主張。其內容已不可考，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蜀國執法雖嚴峻，但公正公平，百姓無怨。

1、亂世重寬容，弛世用重典

三國志中批評劉焉、劉璋父子治蜀，‘德政不舉，威刑不肅’，《法正傳》更清楚指出，劉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 為徹底扭轉此亂局，諸葛亮厲行‘先理強，後理弱’的策略。理強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擊‘專權自恣’的官僚及豪強，理弱則是努力扶植農民，發展生產。

2、行法和教化合一

諸葛亮的法治哲學主要來自於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韓非，以及前漢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張治國是法、禮並用，威、德並行，強調“訓章明法”、“勸善黜惡”，亦即以法為體，著重公平客觀原則；以德為用，著重教化為本。以商鞅之法，卻不迷信其權威主義，取其理法，結合儒家教化，把行法與教化合而為一。為勸戒及訓勵蜀國官員將士，制定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執行條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為準則。 經過這樣的“法治革新”運動，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吏治也逐漸清明。

董仲舒認為，“所謂仁人，是‘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仁。意思就是端正自己奉行的道義而不謀求眼前的小利，修養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於取得成果。

諸葛的一生，為此而鞠躬盡瘁！”臣下只有竭盡全力，到死方休罷了。至於伐魏興漢究竟是成功是失敗，是順利還是困難，那不是臣下的智力所能預見的。”

（如果）一個國家，在國內沒有堅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君王的賢士，在國外沒有實力相當、足以抗衡的國家和來自國外的禍患，這樣的國家就常常會走向滅亡。

這樣以後才知道憂慮禍患能使人（或國家）生存發展，而安逸享樂會使人（或國家）走向滅亡的道理了。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

首先非常感謝在這裡能為你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帶領你們一起走進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三國演義裡雖然謀士眾多，但最頂尖的也就是鬼才，臥龍，鳳雛，周瑜司馬懿等人，其中諸葛亮更是位列榜首，他三氣周瑜，大擺空城計嚇走司馬懿，這個榜首之位他當仁不讓。

而其實，諸葛亮在三國演義裡面這麼厲害，多半都是因為羅貫中對他投入了太多筆墨以及太多的藝術渲染，就比如說諸葛亮的出道之戰，火燒博望坡，可實際上歷史當中的火燒博望坡跟諸葛亮半毛錢關係都沒有，因為那時候諸葛亮根本就還沒出山，這件事是劉備所幹。

真正歷史上的諸葛亮，並不是像三國演義當中那樣厲害，但也絕對算得上是一代賢臣，萬古留名的好相國。

諸葛亮自幼飽讀詩書，才智過人這點跟三國演義並無區別，但區別在於諸葛亮並不是像三國演義當中那樣運籌帷幄，千里勝敵，當時天下三分，雖然後主劉禪軟弱乃至於無能，但諸葛亮其實在蜀國的後期作為也實在有限。劉備死後，大權可以說完全移交到了諸葛亮手中，而諸葛亮卻並沒有更好的運用這份大權，單單說馬謖鎮守街亭失敗這件事就可以看出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問題，而且當時劉備死後，蜀國的國力十幾年內居然毫無提升，反而有衰減之勢。

諸葛亮在蜀國後期，做錯的最大一件事就是不該不信任魏延，三國演義當中諸葛亮說魏延有反骨，定會謀反，其實魏延的謀反不如說是諸葛亮的苦苦相逼所造成，諸葛亮看輕魏延，一直把他當做外人來看，而且還時常讓手下人提防魏延，試想您若是一個公司員工，您老闆天天這樣對您，您肯定也會心有不滿，最後一有機會自然會跳槽，所以說，魏延謀反很大的原因就在於諸葛亮對他的不信任，而不是像三國裡說的那樣有反骨，若是單單從一塊骨頭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性，那也不會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再說諸葛亮最厲害的那場赤壁之戰，其實赤壁之戰更多的都是周瑜的功勞，諸葛亮也就是幫忙添個彩頭，出謀劃策一下，借東風這件事更是無稽之談，太過玄幻，毫無科學性所言，而三國志當中更是根本沒有提到過借東風這件事。

前文曾提到諸葛亮大擺空城計嚇走過司馬懿，這件事在中國野史以及三國演義當中的筆墨都十分重，可翻遍正史你都無法查詢到跟此相關的記載，所以這件事是真是假還真是有待考究，不敢說一定是假，但多半也不會是真事。

而諸葛亮到了蜀國後期也因為自己太德高望重，畢竟他是劉備時期存活下來的最元老的元老，所以幾乎諸葛亮提出的意見手下的人都不會也不敢去反對，這就造成了諸葛亮很多時候下出錯誤的決定，前文提到的馬謖鎮守街亭跟魏延謀反這兩件事可以說就是諸葛亮做錯的較為嚴重的兩件事。

小說畢竟只是小說，三國演義當中的諸葛亮雖然很討喜，可歷史上的他卻還是有著人的缺陷，不能十全十美。所以說，讀完這篇文章，您可能會顛覆對諸葛亮的認知。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諸葛亮不是咬文爵字的儒士，不治什麼經典，他是“自比於管仲、樂毅”的實幹家，如果說他喜歡看什麼，大機率不是“四書五經”，而是申、韓、管等法家讀物，其次是孫吳，六韜等兵法以及各類史書。

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六韜一通已畢。——《先主傳》注引亮集載先主遺詔

目的決定方法，目的不同，對待經典的方法也就不同。諸葛亮讀書採用“觀其大略”的方法，而石韜(字廣元)、徐庶(字元直)、孟建(字公威)等三人，都採用“務於精熟”的方法，也就是題主所說的“治”某些經典。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徐庶三人，依舊走的是“治”某些經典這種東漢儒生的老路。即是先熟讀儒家經典，再經過察孝廉或舉茂才，到京城策試，然後從基層官員開始，慢慢熬資歷，作政績，等空缺，往上遷升。

東漢的人才選拔，以孝廉、茂才為常科。孝廉由郡國守相舉薦，每年一般按二十萬人口舉一人的比例，進行舉薦。茂才即秀才，避劉秀名諱而改，由每州的行政長官，每年舉薦一人。東漢人口興盛時將近五千萬，假如統統按照二十萬人舉一人的比例計算，每年舉薦的孝廉，當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東漢十三州，每年的茂才不過十三人而已。所以孝廉、茂才雖為常科，卻以孝廉人數為最多。

西漢的孝廉，選拔到京城後一般不再考試；而東漢則不同。

徐天麟《東漢會要》卷二十六“孝廉”條下自注雲: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

東漢的孝廉，從地方推舉到京城集中後，還要進行考試，學生出身的諸生，考的是各家儒經學派解釋的儒家經典，經典不熟會刷掉。即使當官，處理公務判決案件，往往也要援引儒家經典的義理，經典不熟也不能應對。

所以東漢一朝，讀經風氣大盛，而讀經方法的特點，便是“精熟”二字。因為考試的試題，是從眾多儒經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進行闡釋，如果對儒經不能達到一個“熟”字，便會面對試題無言以對。而對儒經的闡釋，如果想做得深入和透闢，又必須對經義的內涵達到一個“精”字。

因此徐庶等三人的讀書方法，既“治”經，務於精熟，也是走東漢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種類似當今應試教育的產物。

運用這種“治”經的死板讀書方法，一般來說只能培養出循規蹈矩的行政官僚。

因此諸葛丞相面對幾人的讀書方法，也只能說徐庶三人“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這種眼光，格局也決定了諸葛亮的成就是必然超出他們三人的。

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諸葛亮使用的“觀其大略”的方法也是在漢末以前不常有的，一種簡要清新的讀書學經的方法。

諸葛亮讀書的目的，決不是走過去老儒生的死路，他想的是輔佐理想的領袖，當一個文武全才式的大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識，也是歷史觀、大局觀方面的明確指導，是治國治軍方面的重大借鑑等等。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把浩繁的經典一一讀得精熟，既沒有那樣多的時間，而且會陷入字詞句的泥潭中難以自拔。

因此他選擇了與精熟完全不同的“觀其大略”，“大略”二字的指歸是:在必讀書目的選取上，要從大處著眼，真正對自己實現目標有用者才讀，不是每一本都讀;即使是必讀書，閱讀時也要選取其對自己真正有用的精華，重點消化，也就是把書讀薄，而非面面俱到。

從諸葛亮進入仕途以後的表現來看，他在隆中對策時能夠展現出非凡的大局觀，在赤壁之戰時能夠建議聯吳抗曹的大謀略等，都不是對儒經“務在精熟”的迂闊書生所能做到的。

在這個時候，知識更顯示出力量，治某種經典這種讀書方法更是行不通的，而後世所謂的“急用先學，活學活用”，才真是他們共同的八字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