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頓丘(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莊鎮)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後代。

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嬴駟即位，即秦惠王。這時，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向秦惠王說：“大臣功高蓋主就會危害國家社稷，對身邊的人過於親近就會惹來殺身之禍。現如今秦國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況且君上您與商鞅有仇，願君上早下決斷。”正在這時，公子虔等人藉機告發商鞅謀反，秦惠文君於是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任何憑證，便告訴他說“商君之法”（即商鞅之法）規定，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連坐”治罪的。商鞅感嘆“制定的新法竟然遺害到了這種地步”，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歷。商鞅想逃到魏國去避難，但魏國因他曾經背信攻破魏帥，並生擒公子昂，拒絕他入境。無奈，商鞅便潛回到他的封地商邑，立即組織邑兵北出擊鄭國（今陝西省華縣）。秦國遂發兵討之，商鞅兵敗，被殺於鄭國黽池（今河南澠池）。其屍身被帶回咸陽，秦惠王又下令處以“車裂之刑”，商鞅的家族人員也被殺害。

商鞅之死的主要原因是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公元前339年，趙良去見商鞅，商鞅對他說：“當初秦國的習俗和戎狄一樣，父子不分開，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變了秦國的教化，使他們男女有別，分居而住。我徵調士卒大造宮廷城闕，把秦國營建得像魯國、衛國一樣。您看我治理秦國，與五大夫百里奚比，誰更有才幹？”趙良說：“五大夫出任秦相，勞累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打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的車輛，不帶武裝防衛，他的功名永載史冊，他的德行施教於後代……您又在封地南面稱君，天天用新法來逼迫秦國的貴族子弟。公子虔閉門不出已經8年了，您又殺死祝歡，用黥刑處罰公孫賈。這幾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門，後邊跟著數以十計的戰車，車上都是頂盔貫甲、身強力壯、持矛操戟的貼身警衛，離開這些警衛，您肯定不敢自己出門。您的處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臨很快消亡的危險。您還打算要延長自己的壽命嗎？那為什麼不把封地交還給秦國，到偏僻荒遠的地方澆園自耕；勸秦王重用那些隱居山林的賢才，贍養老人，撫育孤兒，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這樣才可以稍保平安。您還要貪圖封地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國政為寵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捨棄賓客而不能當朝，秦國想要拘捕您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

商鞅以法治國，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貴族階層的權力，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卻因此得罪了不少秦國貴族。其時太子觸犯新法，因是國家儲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塗墨)。新法實行四年後，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商鞅的“狠”端正了風氣，強大秦國實力，也為自己贏得了高官厚祿、領地封賞。但商鞅的刻薄寡恩、不近人情、位高權重讓他樹敵太多，一旦失勢，將萬劫不復。商鞅的變法改革，動搖了貴族王權的勢力，因此得罪了不少王孫貴族，秦孝公擔心他日後有難，在臨死前建議他離開秦國，或者隱居避世。可惜商鞅沒有及時功成身退，最後被秦惠文王處以車裂之刑，並滅其三族。

所以商鞅最後雖貴為商君，但是上至皇帝秦惠王，下至貴族王公，及至秦外魏、鄭等國，都因商鞅為了變法皆樹成死敵，在唯一全力支援商鞅的秦孝公死後，皆發難商鞅 ，成四面楚歌之勢。沒有什麼辦法能夠使商鞅善終。

但是，商鞅以“徙木立信”始，以“作法自斃”終，所謂人亡法存，對於偉大立法者商鞅而言，肉身之存在並非第一要務，關鍵在於法的存續。商鞅之死於秦法而言，他以身死而承擔了全部的貴族怨恨，使之不對準秦法。商鞅之法不僅存於秦，亦存於漢乃至後世萬代。漢雖尊儒，然承秦制，霸道王道雜之。董仲舒雖順勢弘揚儒家，重新確立儒家在文明教化、社會治理與官員道德上的規範性地位，然漢武帝的精神世界實質上是儒法合流的，而在國家理性與政治架構上依然秉承法家。儒家亞聖孟子嘗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謂對儒法關係的合題式總結。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概括了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條件：有能力國家、法治和責任制政府，明言中國對於有能力國家之建構開世界先河。這一政治成就從歷史淵源上顯然要歸功於法家和秦制。

商鞅化解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秦孝公多活兩年。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用在秦孝公和商鞅身上實在是在恰當不過了。

秦國貴族本來視奴隸為財產的，而商鞅廢除奴隸制，舉國皆稱“華人”。這些奴隸是很感激商鞅的，便聚在一起討論新政的好，商鞅知道後，立即把他們發配邊疆，商鞅此舉，把除了秦孝公之外唯一的支持者拒之千里之外，可謂之是自掘墳墓。議論新政的好尚且如此更何況議論新政不好，面對議論新政不好，商鞅同樣做發配處理。商鞅用連坐之法，一家犯罪、十家株連。另外商鞅鼓勵耕、戰。商鞅就是要秦人眼裡只有耕地（生產糧食）打仗（上陣殺敵）。廢除奴隸制，使秦華人口大大增加，鼓勵耕地使秦國糧食儲備上升，鼓勵戰爭，鼓勵戰爭積極性。

由於秦孝公的絕對信任，加上週圍人的讚譽、恭維，商鞅逐漸志滿意得。實際上有人勸過商鞅功成身退。而商鞅自比秦國賢相百里奚，那人又提出：“百里奚是楚國邊地一個放牛的賤人，聽說秦穆公賢德想見秦穆公，無奈身無分文的他只能在楚地放牛，秦穆公聽說了百里奚的才能後，以五張牛皮贖回了百里奚。並且拜百里奚為國相，地位在秦國貴族之上，任相國七年，反對征討鄭國，三次擁立晉國的君主，一次出兵解救楚國之禍，在境內施行教化，施仁政於諸侯，八方少數民族都來朝拜。秦國百姓都稱頌他。不僅如此，百里奚作為相國，經常是輕車簡從，從來不帶護衛，烈日下不打傘，勞累了也不坐車，有功名也不拿出來顯耀，德行廣傳天下，以至於百里奚死的時候秦國的男女老少感於其德行，都痛哭流涕，就連兒童都不唱歌了，這就是百里奚的德政。”緊接著，拿商鞅和百里奚做對比，你出任相國治理國家，卻對百姓漠不關心，不為百姓謀利益，只顧著建造豪華宮殿，不斷對外征戰，這是功勞嗎？不是！而且你以嚴明法律為藉口，對太子的老師施以墨刑，用嚴刑酷法對待百姓。對支援你的尚且拒之千里之外，秦孝公活著的時候，宗室尚且不敢把你咋樣，秦孝公死後呢？商鞅面對這番話沒有聽進去，依然我行我素。

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即位。宗族開始發難，秦惠文王的親叔叔上書說商鞅欲反。秦惠文王為了坐穩王位，於是，便選擇誅殺商鞅。自古凡是變法，都要觸動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這一部分人肯定會相當牴觸，而變法者希望這一部分人順從，很容易採取霸道手段，最終導致變法者成為權臣，為新國君所忌。總體來說，商鞅的變法得以繼續為秦國實行，也是對商鞅的一種肯定。

變法成功後的商鞅，既得罪了一大批權貴，自身位置對秦國公室又形成了威脅，已經陷入了死局，想善終是不可能的了。

擺在商鞅面前的，無外乎三條路：繼續掌權，辭官歸隱，逃往國外。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這三條路都行不通：

秦孝公晚年，商鞅變法已大體完成，透過對中原霸主魏國的幾次戰爭，已經證明了變法的有效性。

變法期間，商鞅執法凌厲，在秦國上下形成了足夠的震懾力，沒有人敢輕易違反他的話。在變法沒有成功之前，秦孝公是樂於見到這種效果的：嚴肅執法，有利於法治的貫徹實施；萬一失敗了，將責任推給商鞅，自己出來唱紅臉，收拾殘局。

商鞅的死局就在於：這種震懾力，只能夠屬於國君一個人！一個國家倘若有兩個人說了算，勢必會分裂，再不濟也會分割國君的權力，這種事，又有哪個國君受得了？

最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是一條死路。

在朝當官必死無疑，那麼辭官歸隱、到封地去當一個普通百姓，可以嗎？如果真這樣做了，下場好不到哪裡去。

商鞅主持變法期間，得罪了很多人：

上層社會有甘龍、公子虔、公孫賈等守舊派。這些人要想修理一個退休的商鞅，方法實在太多了：在新君耳邊對吹風，說說商鞅的壞話，一次不行就兩次，扳不倒他才怪（明朝有很多高官，退休後被追舊賬，就是倒在這一條上）；或者是暗示地方官，不管的騷擾他，逼迫他造反；再不濟，這些家大業大的主兒，收買幾個刺客，暗中做了他。

下層社會有大批的百姓：商鞅曾經在渭河河畔行刑，血流成河；有百姓頌揚新法，商鞅將他們發配到了邊疆。商鞅在位時，這些人只能仰視，敢怒不敢言，倘若他歸隱了，不找他算賬才怪！

事實上，商鞅出事前幾個月，就有朋友建議他歸隱，商鞅想來想去，沒敢辭官。

在秦國待不下去了，到其他國家怎麼樣？後來的張儀就回到了魏國，繼續當相國。張儀那樣做可以，在商鞅這裡行不通。

首先，秦國不會放他走。商鞅是大才，絕世天才，能將秦國從貧弱變得強大，自然也能夠將其他國家變得強大，這不是跟秦國樹立強敵嗎？張儀之所以能逃到魏國，那是因為秦武王只相信拳頭，對嘴皮子功夫看不上眼，他才能離開秦國。

其次，沒有哪個國家願意收留他。和秦國相鄰的大國有楚國、魏國，楚國不會收留他，一方面秦楚是姻親關係，另一方面楚國貴族不歡迎他——他們不希望迎來第二個吳起；魏國也不會收留他，河西之戰時，商鞅暗算了公子卬，魏惠王對他十分不爽，恨不得他早死。至於像南韓那樣的小國，根本就不敢惹秦國。

秦國不放他，其他國家又不收，商鞅只能待在秦國。

綜上所述，變法成功後的商鞅，徹底陷入了死局——走不了，只能慢慢熬，等著死神的降臨。

商鞅沒有辦法化解危機並善終！

商鞅變法的目的是為改變秦國，欲使秦國由貧弱走向富強，由此能夠稱霸列國，甚至完成統一大業！

但商鞅的新法是一把雙刃劍，即成就了秦國，傷害了自己。

上面說過商鞅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因為新法傷害了老氏族的利益，商鞅必受其害。二是如果商鞅自廢新法，那也會落下禍國殃民的口實。

所以，就商鞅是否能夠善終而言，商鞅新法，開弓已沒有了回頭箭！

商鞅雖然無法善終，但他變法對後世秦國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可以說沒有商鞅的新法，就沒有後來完成大系統的秦朝！

商鞅幾乎沒有辦法化解危機，使得自己善終。從商鞅變法的影響來看，無疑它是古代最徹底最具影響的一場跨時代變革，基本奠定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

商鞅，一個偉大的變革家，卻遭到車裂之刑並且全家連坐。秦國的大功臣，為何最終落得如此下場？是政治報復，還是“飛鳥盡，良弓藏”？

商鞅的變法得罪了一大票子舊貴族。土地私有制攔截舊貴族的錢袋子；軍功爵制削了貴族的權力；嚴苛的連坐制度還想要了這些貴族的命。比如在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辦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上字。

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商鞅得以順利變法，並且還被封為商君，這取決於秦朝特殊的情況君王權力的集中。

那為何在秦孝公死亡之後，舊貴族卻站出來報復商鞅，秦惠王為何卻眼睜睜的看著商鞅被車裂而亡，之後卻繼續延續著商鞅的腳步繼續變法?

事情聽起來有一絲詭異，卻合乎情理，因為商鞅的變法是好，但是商鞅威脅很大。

商鞅變法在政治上最重要一點就是加強君主制度，中央集權，當秦惠王上臺，商鞅成為了君主制最大的威脅，而作為變法支持者的秦惠王不可能直接處死商鞅，而憤怒的舊貴族就成了秦惠文王手上的一把刀。

如果秦孝公多活幾年，商鞅或許可以善終，但是如果商鞅可以未雨綢繆，未必會落得全家身死的地步。只能說一切來的太快，以至於商鞅反應不過來，逃亡卻發現因為自己連坐之法逃無可逃，成也商鞅，敗也商鞅。

先來看商鞅被殺的原因。

商鞅被殺，有兩個原因，第一是：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也就是貴族怨他，平民百姓也不待見他

第二我想沒有那麼複雜，就是秦惠文王自己看不順眼商鞅。畢竟君權再怎麼壓制貴族勢力，君王依靠後者進行統治、在堅持某些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平衡君臣關係都是君主必修課。但是，商鞅變法割太子老師的鼻子，無論有意無意，客觀上都是對太子或者說未來君王的挑釁。

換言之，殺商鞅，是秦惠文王向臣民展示權威，鞏固自己形象和地位的舉措。

所以，失去了當權者支援的商鞅想避免被殺，理論上只有這幾個辦法：

1.逃離秦國，在其他國家隱姓埋名；

2.逃離秦國，受其他國家庇護甚至啟用，然後該國必與秦國交惡；

3.反叛；

4.廢除一切變法舉措，爭取民眾支援，迫使貴族攝於眾人聲威或政治穩定，暫時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商鞅逃不出秦國，1和2作廢；如果逃出秦國，2作廢——因為這個國家要麼會弄死商鞅（魏國），要麼需要打贏迫切立威的秦惠文王領導的秦國，難度係數太大。

1存在理論上的可能。

3商鞅已經做了，打不過政府軍；4如果做了，一來前功盡棄，二來支援商鞅的秦孝公已經死去，商鞅沒有宣佈繼續或廢除變法的資格和機會，三來即便廢除變法，商鞅還是沒有保護自己能力，惠文王仍然可能因私人原因殺掉他。

綜上，失去了秦孝公這個最大的靠山，跑路是最可行的——前提是他跑得了。關鍵是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他跑不了，才組織武裝抵抗政府軍。

沒有的，變法，就像是一場設計好的變強之路，做完之後，就隨著成果一起埋葬。

商鞅和秦孝公這種搭檔，僅此一例。

商鞅變法，堅定支持者是秦孝公。商君始行新法非常嚴岢，連儲君的老師也不放過，他的新法雖然能為秦強兵聚力，但嚴重傷害了舊勳大佬們的利益，他們時刻想報復，在孝公去逝後，新君容不下他，他孤立無援，只有死。

樹敵太多，群而攻之，正好贏駟借刀殺人，一是借老秦貴族之手殺掉商鞅，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總要乾點事，鞏固自己的王位！三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商鞅功高蓋主，官職大良造，商君如何升遷？

商鞅從開始變法的結局就已經註定。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得罪太多貴族，二是功勞太大。

得罪貴族太多

司馬談說過：“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做為法家的人，一生只能忠於君王，無私情，只能做君王手裡的工具。商鞅變法的最了秦國所有的貴族，包括太子和孝公哥哥贏虔。秦要富強必須變法，要變法必須傷害老貴族。老貴族和秦國公室關係千絲萬縷，這些貴族一直在等機會收拾商鞅，矛盾積累到一定不管哪個秦王最後為了平息貴族怒氣，都會殺商鞅的。就像漢景帝最後殺晁錯一樣的。

功勞太大

商鞅變法讓秦國強盛起來，老百姓日子好過了，同時獲得了秦國丟失的河西地，讓秦國可以安心東出，民間對商君的呼聲太高。戰國初期經過三家分晉和陳田代齊，所有君主對權臣都有一定恐懼，要削弱權臣。從商鞅變法開始，確定軍功爵位開始，秦國曆史上只有一個人既封侯，又封君的只有商鞅一個人，功高震主。《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昂。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化解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嬴渠梁多活幾年或者商鞅自己先於嬴渠梁去世，沒有其他的辦法，變法者想讓自己善終，從他選擇了變法這條路之後，就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了。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想置商鞅於死地的究竟是哪些人？有什麼辦法讓這些人不動手，或者先於他們動手之前，將他們剷除掉。首先是繼位的秦惠文王，這位秦王曾經被商鞅收拾的很慘，他的師傅長公子贏虔和公孫賈都被商鞅處以刑罰，他也被流放了，過了幾年想到沒想過的日子。對於商鞅，嬴駟心中不可能沒有恨意。但僅僅因為個人恩怨，就默許對商鞅的處置，不是一位成熟政治家的作為。嬴駟首先基於政治考慮，自己這個秦王繼位後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樹立威信，而商鞅的存在極大地撼動著秦王的威嚴，大家只知道有商君而不知有秦王。就這麼一個原因，就足夠秦王殺死商君了，不需要別的理由。在那個時代，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商鞅也曾想過反抗，於是回到封地起兵造反，但一切都是徒勞的，在秦軍的進攻下迅速被平定了。

能保住商鞅的人只有秦君，秦孝公嬴渠梁在時或許可以，但秦惠文王繼位後，商君就成了必須剷除的物件。正君位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商鞅所立的秦法觸怒了秦國舊貴族，他們一直伺機反擊，而他們最好的機會就是秦惠文王繼位後，這個時候的秦惠文王統治基礎並不牢固，前有父親建立的豐功偉績震懾朝堂，後有老貴族們蠢蠢欲動，面前還有個商鞅讓自己覺得處處受制。

至於贏虔、公孫賈等人就不更不必說，他們仇視秦法，仇視商鞅，仇視嬴渠梁，如果秦惠文王嬴駟不做出妥協和讓步，處置商鞅的話，恐怕他們就會發動老士族起兵作亂。

有人會提到景監和車英等人，認為他們會出來維護商鞅，但是他們沒有出來，因為他們不是商鞅的朋友而是秦王的忠臣，秦孝公在位時他們輔助商鞅，那是因為嬴渠梁的安排，而秦惠文王繼位後，他們當然要聽命於秦王，這也是遵從秦法的表現。

變法者從決定來改變這個社會，這個時代開始，就應該有必死的覺悟，想要獨善其身就不要去做出改變！

自古以來進行變法革新的沒一個能夠善終的，這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不夠，也不是因為他們的情商不高，而是因為現實情況不允許，要想變革只能是一往無前，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變法同樣是如此。

秦朝經過漫長的漫長時間的發展，早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利益分配機構，這些利益的擁有者即是秦朝發展壯大的根基，也是變法革新的障礙，而商鞅進行變法這些人必然是最大的阻礙。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眾人攘攘皆為利往』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因此對於他們的即得利益沒有人會放棄，而商鞅要變法分割他們的利益是勢在必得的，二者針鋒相對但是由於商鞅有君主的權利支援自然無往不利因此能夠將變法進行到底。

但是故主逝世後新君繼位，這個時候朝政不穩，而舊貴族在這個時候發難，新君只能為了大局考慮而誅滅已經完成變法的商鞅來平復眾怒。縱觀歷史發展歷朝歷代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