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各抒己見，並沒有所謂的忠臣或者奸臣。他和蘇軾等人只是政見上出現了分歧，歸根究底還是想要為宋朝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

後來看了相關的書籍，這才發現王安石根本與北宋王朝格格不入。因為他的思想超前，《讀孟嘗君傳》中，寥寥數筆就與如今大公司納新的要求一致，高標準人才才能吸引更多有才人的齊聚一堂，“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可以說，王安石的很多思想都是為民辦事實的，可惜手底下的班底太弱了，頂頭又沒有長久的保護傘，這才使得他的變法失敗。不然，北宋也不會那樣狼狽了。

南懷瑾老師在解讀《論語》中提到的“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時，提到的“安石可憐做相公”就是說王安石做個宰相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北宋文壇上，王安石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並且也因為北宋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而得益。得以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朝宰相，實現自己“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但王安石將自己的一腔抱負施行於國家大政方針時，卻遇到了“治大國”與“烹小鮮”的矛盾。原來治理的只是一個小小的州縣，船小好調頭，可以很快發現並糾正施政方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等他根據他的實踐經驗制定了一系列變法新政後，由於過於操切以及一再被偷樑換柱，導致改革實踐與改革初衷嚴重背離。最終落得個“誤國誤民”的壞名聲。其實王安石還是比較正直清廉有一定執政能力的。

對於王安石而言，不應以忠奸來分。從當時歷史背景下來說，他是一名激進改革家，並進行了變法。我們還學過什麼保甲法，方田均稅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只可惜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保守派反對，變法最終失敗。

兩人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團隊，互相鬥爭實屬正常，後人不能以忠奸來簡單區分。但兩人文學造詣可以說是一時瑜亮，難分伯仲。王安石能位列“唐宋八大家”，文學成就自不必說。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鑑》也被魯迅先生稱讚“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等今人多多學習，就沒必要去探討是非曲直，誰忠誰奸了。

前幾天回答了一個有關好人和壞人的問題，其實忠臣和姦臣也有類似的特點，這種忠奸之分其實是來自評話演藝，為了通俗易懂，膾炙人口，把很多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了。

其實除了真正的大忠大奸，大多數人的人性是很複雜的，無法簡單的用好壞忠奸來區分。若非要分不可，那隻能從人的品格上來看了。

王安石除了詩情過人，最出名的還是因為他的改革變法，因為過於激進，所以無論是上層官吏 還是底層百姓，沒有幾個滿意的，這也最終造成了他的下臺。但是這個人的品行還是不錯的。

比如王安石下臺後，正逢他的老對手蘇軾遇赦北歸，兩人在……好像是南京……記不太清了，還有過一次非常友好的相見，兩人暢談古今，吟詩作賦，直到興盡，才依依惜別。當然這也印證了蘇軾的人品。

最後再囉嗦一句，其實真正的聰明的大奸大惡之徒，比忠臣看上去更愛國，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只不過是一條寄生在國家身上的蛀蟲，國家完了，他們也就完了。

歷史上沒有絕對的忠奸，有的只是政見不合，出發點不一樣。他不是秦檜那樣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來換取自己的生存。

一、王安石的文化素養很高

在文學上王安石造詣很高，寫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觀點鮮明，邏輯嚴密，被後世學者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從這點看王安石就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人物，否則又怎麼成為文壇領袖。

二、王安石主持變化，促進北宋的經濟繁榮

王安石為了改變北宋的疲軟，他向神宗建議推行新政，改革制度。

宋神宗也是一個有著大作為的君主，他想要幹一番事業，於是他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次年王安石又被任命為門下平章事，這個職位在北宋可是相當於宰相。

可以遇見宋神宗決心很大。

王安石為了振興經濟，他主張推行青苗法，市交易法。

他為了提升北宋的軍事實力，他主張推行保甲法，置將法，保馬法。

這一整套的改革措施讓北宋的經濟確實有了好轉。

三、保守黨的反對

王安石的改革觸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動了他們的蛋糕，於是以皇太后為首的保守黨聯合向神宗施壓，迫於壓力，神宗將王安石貶出京城，廢除了新法。

王安石，世稱王文公，曾被列寧譽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被稱為為“熙寧變法”。

蘇軾曾稱讚王安石：

“不知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所處的年代，正是北宋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他出生於仕宦家庭，從小便天資聰穎，才氣縱橫，博覽群書而過目不忘。少時，他隨父親宦遊南北，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深刻了解民間疾苦，並逐漸產生為民報國、有矯世變俗的遠大志向。

王安石在治鄞縣時，銳意革新，進行了第一步改革嘗試，解決了水利和糧食問題，受到了百姓歡迎。後來他又擔任過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王安石每到一地，便將他的改革措施付諸實踐，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績。

王安石在地方為官期間的這些經驗，為他後來尋求變革之道、實施治國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實踐基礎。

王安石的思想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如同王莽的改革一樣，這導致他受到舊傳統與舊勢力的強烈反對。此外，王安石識人不清，用人不當，重用了呂惠卿、蔡京等小人，直接導致變法被這些人利用，這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王安石既是憂國憂民、矢志不改的大政治家，也是才華橫溢、文思精妙的大文學家，和韓愈、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 ”。他的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我們在中學時就學過一些，這為掃除宋初浮華的風氣作出了貢獻，其作品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這些都流傳下來。

北宋文壇盟主歐陽修曾高度讚美王安石的文學造詣說：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 （《贈王介甫》）

可見，王安石在北宋文壇上具有崇高的威望。

王安石既有君子的一面，又有走向執拗的一面。這是王安石的人生悲劇，恐怕也是王安石的獨特魅力。

列舉歷史上一些名大頭對王安石的評價，幾乎對王荊公人品都是肯定的，對變法的否定集中在南宋一朝和元朝官修《宋史》，南宋亡了民間學者基本上都是正面評價了。沒見過明清兩代官方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官方到了民國以後都是正面評價了。

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北宋·司馬光

司馬光是王安石政敵，但對王安石人品持肯定態度。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北宋·蘇洵《辨姦論》

蘇洵主要是說王安石邋遢，

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北宋·曾鞏《再與歐陽舍人書》

曾鞏肯定了王安石的文章和品格。

荊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者也。然餘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北宋·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

黃庭堅肯定了王安石的品行和文章。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南宋·朱熹

朱熹的說法是南宋時期佔主流的一種觀點，對王安石持負面評價，主要是覺得王安石之後朝廷太亂，是王安石當宰相時任用小人的緣故，導致靖康國難。宋朝黨爭、靖康國難這麼重大的歷史問題，以王安石的歷史地位，這個鍋他還不配背。

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南宋·陸九淵

陸九淵否定王安石變法，但是肯定了王安石的品格。

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云云。毅然翻久定之案，可謂桑梓情深矣。

—明·章袞《序王臨川集》

明嘉靖年間的學者、御史，王安石老鄉。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

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清·顏元

顏元這個評價是正面的，也是比較客觀的。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裡，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荊公年譜考略》是蔡上翔歷經27個春秋，參閱正史及百家雜說數千卷，經慎密考證，於嘉慶九年（1804）著成。應該說這個評價是比較權威的。

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

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梁啟超

梁啟超的評價雖然誇張，和那個救濟存亡的時代有關。但看看歷史，改革者的下場通常不會很好，而且成功的改革者下場比失敗的似乎還慘。看看商鞅、晁錯、桑弘羊、張居正，改革有巨大的人身安全風險，改革者評價兩極分化是常見現象。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託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毛澤東《致蕭子升信》

毛的觀點也比較客觀，肯定了文學貢獻，說了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不周知社會。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黃仁宇

黃仁宇指出了王安石變法在經濟、財政上的成功，這個是有史料作證的。

《文獻通考》記載：改革前的國家稅收，景德時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後的熙寧十年(1077年)劇增到52101029石，即使與治平時相比也增長了4倍。中央積蓄的錢粟，“數十百鉅萬”，作為戶部的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這個變化實在是巨大的。

王安石文學上的價值，古往今來那麼多同行都給了肯定，是無可爭議的。

王安石品行高潔，清廉樸素，性格執拗，儀表邋遢，天下為公，有出色行政才能。

後世否定王安石變法，肇始於南宋朝廷認為靖康國難是王安石變法禍結，和他執拗、增加百姓負擔、與民爭利關係倒不大。

首先，評價一個人要用辯證法的思想去評價，不能籠統的一味的進行評價。

主觀之外還有客觀，主客聯絡才能比較好的評價一個人。

來說說王安石，到底是忠還是奸？？？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歷史對王安石的評價還是好的，留在一個客觀的評價上面，主觀的評價較少。

王安石，年少才學知識見識什麼的都很高，曾出任宰相，在北宋朝廷中擔任著重要的職務。

文學修養飽讀詩書，被稱為“通儒”，著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先存於世。對他認識真正的轉變是在一場變法中，即“王安石變法”.

好多人都知道或是瞭解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中也是比較重要的一次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雖然改變並不大，但是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都得到了發展。談談王安石變法，

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對不同的階級都有不同的見長。

但是，歷史不應該因為一次改革的失敗從而判定一個人的好壞或者是忠奸。

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充分考慮了當時北宋的社會現狀和邊疆問題，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富國強兵”，就是王安石變法最重要的一條。對“三冗”問題也進行了詳細的解決規劃。

可是，“王安石變法”具有超前性，也就是當時的社會並不能滿足變法的條件，具有很大的阻力，來自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和社會條件的限制，最後以失敗告終。

但是總的來說，王安石還是好的，沒有忠奸之分。

何為忠？對君王百依百順？何為奸？總是忤逆君王？都不對。評價王安石亦如此，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大宋的事。政敵司馬光都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對王安石人品持肯定態度。不應該是忠奸之分。那單作為一個臣子來說，繞不過的就是“熙寧變法”，我們就來看看。

比如說他的青苗法。他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地方貸款傷民（下等戶），國家出面來協調，由地方政府放貸，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讓民眾的損失減到可承受的範圍內，並且還能保證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農業生產。但出發點和終點往往不是一條直線走到底。青苗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的歪曲、走樣：強制借貸、地方不作為等等等等，最後連百姓自己都反對了。

比如他的免役法。其實宋代不乏有識之士，從許多史料我們都能得知，差役歷來便是官員論證時常常提起的“積弊”。司馬光、歐陽修都曾經大力反對差役法，可為何到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反對差役的時候，他們就走到了他的對立面了呢？

因為，王安石的免役法確實也有他的“流弊”。那就是“納錢”。剛開始的時候，免役法還只是要求上等三戶納錢，不久之後便明確為所有居戶，不論戶等。這樣一來，免役法也就完全淪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了。

又比如，他的某些極端思想。

很著名的一個故事。熙寧元年，神宗問政延和殿。所討論的是朝廷冗費太多，加上暴遇天災，是否應減少大臣的齎賞。司馬光對的是，該減。雖然所費不會太多，節約出來的也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但減與不減是人格上面的事。何況，要是隻要涉及減少待遇，大臣們就發出“有損政體，有損國威”的聲音，那麼將永無減少之時？就這麼直面的來看，司馬光的說的是不是很對？而且有沒有感覺，這些思想應該是王安石的臺詞？王安石可是兩袖清風的清廉宰相啊！王安石對的是，不用減，“未足富國，徒傷大體”！……這和大家心目中的“執拗宰相”王安石是不是也有很大出入呢？

總的來說，王安石變法有他明顯的侷限性（吏治上基本未能觸及），他的變法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形成他理想中的“均貧富”，並沒有改變“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有的反而增加了貧者的負擔，但變法確實非常有效的改變了北宋過去“百年積存，維餘空簿”的國家財政赤字問題，為之後河煌開邊打下了基礎。

所以對於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王安石，北宋的政治改革家，銳意革新，初衷確為朝廷著眼，但礙於強大的守舊派的頑固，不能變通，以致改革失敗，但作為臣子，王無愧於天地，何來奸臣一說，再說改革中王沒有私心私利，為己謀利，縱使失敗，也不能成奸臣一說，所謂奸臣，要麼損國利己，要麼賣國求榮，要麼殘害忠良，試問，王安石作到哪條？

既然你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這“八大家”都具有非常正面的褒獎含義，那麼他應是“忠”還是“奸”呢？要知道宋朝時還有不少書畫文采俱佳的奸臣(蔡京秦檜之類)，他們是不可能被人歸入“大家”之列的。

對於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有的只是利益衝突、文化理念衝突產生的不同評價，即便是攻擊他的人(蘇軾、司馬光等都跟他不和)也不會從“忠奸”角度去論述其人。看看商鞅的變法就知道，當時除了秦孝公，朝中多數老臣都是巨大的反對力量，反對他的那些人也未必就是“壞人、奸臣”。王安石變法同樣是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援，反對者扳不動皇帝，於是只好從太后那裡著手，這當時的曲折是非也是不好簡單地用好壞區分的。

如果單純從文學角度去論述，“唐宋八大家”文風中都蘊含著各自的抱負和理念，對世人的正面影響還是很大的，一位“奸臣”怎可能如此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