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沾染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名將亦如漫天星辰，無論是抵禦外敵，保家衛國，還是肅清奸佞，撥亂反正，都有著大把的“好手”。

可大漢帝國正如一艘航行在歷史長河中的巨輪，泰坦尼克號也有觸角沉船之時，即使屹立四百年不到卻也難逃“沉船”的命運。

到了東漢末年，漢朝已經如同一位行將就木的“巨人”，雖然表面上還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可卻早已是內憂外患。

到了東漢的後期，因為開國皇帝劉秀靠著豪強支援起家才能統一天下的原因，東漢的豪強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是隨著豪強愈發崛起，也漸漸成為了漢帝國的一顆毒瘤。

而另外一方面，則是赫赫有名的黨錮之禍。起因也正是因為外戚與宦官，繼而引發計程車族與宦官之間糾葛。

東漢大多的皇帝都是年齡尚小，便已登基。顯然一個只有幾歲的小朋友根本不可能管理好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那麼能幫助皇帝管理好國家的，那就只有太后來幫忙監國。而一旦太后監國的事情發生，那麼太后的這些親戚，也就是外戚，自然而然也會受到重用，而且皇帝就算成年也會頗多掣肘。

西漢時期自呂后開始，太后壓制干擾皇帝決策之事便已屢見不鮮。即使文帝、景帝也不敢獨斷專行，違逆太后旨意。直到漢武帝劉徹已一場巫蠱之禍解決了衛太后，再臨死前殺死鉤弋夫人，這才解決了太后限制皇權的問題。

然而到了東漢，外戚力量卻又再次崛起。梁冀專權時期，更是直接毒殺質帝，另立新帝。想必後來的董卓進了洛陽之後廢少帝劉辯，另立獻帝劉協也是學了梁冀的做派。

然而大將軍梁冀在朝堂上能夠呼風喚雨二十年，卻還是不可能一輩子不翻車。最終到了漢桓帝時期，惡貫滿盈的梁冀被漢桓帝下令包圍了梁冀府邸，逼著梁冀極其妻子自殺，接著又將梁冀一家給滿門抄斬，這才罷休。

漢桓帝解決掉梁冀這個毒瘤，將皇權重新收回掌中之後，這才思考起怎麼解決外戚的問題。漢桓帝思前想後，為了限制住外戚這股力量，只能大肆重用宦官，讓外戚與宦官互相制衡，這樣才能達到權力的平衡，皇帝才能穩坐釣魚臺。

漢桓帝想的很美好，然而事情卻沒有往漢桓帝想的那個方向發展。本應成為皇帝手中制裁外戚的利刃的宦官，在掌權之後雖然也限制了外戚，但也同時在朝堂裡搞起了黨同伐異，弄得整個大漢朝廷烏煙瘴氣，引發了士人強烈的不滿。

而士人之中自然也有熱血青年。一些激進分子看不過去，便來一出類似“包青天鍘陳世美”的橋段，不畏“權貴”重處了一部分犯法的宦官。

這樣一來自然引得宦官去漢桓帝那裡告狀。而漢桓帝卻只聽信一面之詞，直接處罰了這一批熱血青年，更加重了士人對於宦官的不滿。

以至於到了後來上至當朝三公，下至平民百姓，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可是換來的結果卻是這些上書的黨人紛紛被抓捕入獄，直接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讓天下士族失望透頂。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所以還流行起一股坐牢風。能吃牢飯說明你是聖賢，反之你就是閹黨的走狗，要被世人看不起。當時被譽為“涼州三明”之一度遼將軍皇甫規也就是我們主人公皇甫嵩的叔叔，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

然而這種病態的風氣在卻遠遠不止這一代。在桓帝走了之後，繼任的靈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宦官的權勢更勝桓帝時期，而且直接搞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可算傷透了天下黨人的心。

而正是因為這兩次黨錮之禍，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才有“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之言。

雖然黨錮之禍因為黃巾之亂而結束，可造成的影響卻遠遠無法消除。東漢士族的力量舉足輕重。例如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袁家，在漢末便出了袁紹、袁術兄弟，一度主宰天下局勢。若不是兄弟二人互相攻伐，而是齊心協力，說不定中原霸主未必有曹操什麼事了。

而桓、靈二帝的這兩次黨錮之禍，已經讓天下黨人徹底失去了對於漢室的信心，士族既然對於君主失去了信心，那心中肯定會想著換一個君主。而繼任的君主（漢靈帝）卻依舊打壓黨人，直接斷了黨人的晉升通道，讓這些黨人永無出頭之日。那這些士族，就會開始思考，既然一連兩個皇帝都是這般，那麼改朝換代，是不是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

說完了內憂，再來說外患。

東漢外部的憂患顯然就是西部的羌族部落，和北方崛起的鮮卑部落。至於北匈奴，早在漢和帝時就被大將軍竇憲給滅了，南匈奴則實力弱小，最多算是漢朝的小馬仔。

關鍵還是西羌，到了漢中後期，羌族因為東漢的制度內遷進入了涼州，想要漢化這些異族之人。可是涼州的羌人有沒有被漢化不知道，涼州的漢人倒是被羌化了。從後來涼州之地的漢人韓遂、馬超等人的作風來看，顯然這些涼州漢人早已沒有了中原漢人禮義廉恥的觀念。

而因為涼州這種胡漢雜居，難以管理，再加上羌族人民風剽悍，所以東漢中後期，羌族叛亂之事，屢見不鮮。

而且羌族不僅在東漢時期一直叛亂，到了三國時期也是魏蜀兩邊倒，不停搞事情。甚至到了後期晉朝一統天下，涼州還出來個鮮卑族的禿髮樹機能，先後大破晉的封疆大吏胡烈、蘇愉、牽弘、楊欣，攻陷涼州，威震天下。打得晉武帝司馬炎直嚇得喊出：“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之言來。

戰爭打的就是錢財，東漢邊境兵連禍結，財政自然也會緊張。

“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並、涼二州，遂至虛耗。”出自《後漢書》。

然而在如此內憂外患下，繼任的漢靈帝劉宏卻還沒有一點危機意識。要說漢帝國也是名將輩出，就算是到了諸葛亮口中傾頹的桓、靈二帝，東漢依舊有著號稱涼州三明的段熲、皇甫規，張奐。這三人便如同救火隊長一般，一旦羌族和鮮卑族有叛亂，立即就被調去邊疆抵禦、鎮壓。而只要這三個人一出馬，便是戰無不勝，故此東漢末期雖說已經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也還能維持著表面上的強大。

然而在表面的強大下卻已經是暗流湧動，皇帝看士族不順眼，士族看宦官不順眼，繼而看皇帝，看整個朝廷不順眼。羌胡看漢人不順眼，漢人也與羌胡矛盾重重。然而打了幾十年卻也只是打得府庫空虛，依舊解決不了問題。在連年的消耗下，整個大漢帝國已是危如累卵，現在只需要那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漢朝分為西漢和東漢，亦有以西漢與東漢的首都代指，合稱兩京。是繼秦朝之後強盛的大一統帝國。為華夏民族兩千年的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為中華文明的延續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貢獻。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帶給後世足夠的榮耀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徑，但是漢朝也擺脫不了衰敗的命運。

外戚是漢朝動盪的一個原因，漢高祖劉邦得天下之後,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劉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姓篡奪劉家的天下。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親和飛揚跋扈,著名的呂后自不用說——她一面誅殺功臣和劉氏宗親,一面安排孃家人掌權,“秉政前後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遜色,他的兒子、侄子、女婿及其他親屬位居高官,權傾朝野。漢宣帝在與霍光同乘一輛車時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為他知道,連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給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廢掉。

同時宦官的專政導致朝廷上下烏煙瘴氣，太監擅權雖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團的聯合反對,但太監是皇帝、太后的“身邊人”,這種親近關係使他們能方便地影響皇帝和太后。更關鍵的是,太監專權後能輕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員失去申辯的機會。所以,在此後的桓、靈二帝時期,東漢的大權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後引發了董卓之亂。

最主要的原因是漢朝娃娃皇帝太多，尤其是東漢後期的七八朝皇帝，即位時都是娃娃。和帝即位時年十歲，安帝即位時年十三歲，順帝即位時十一歲。順帝死後衝帝即位時只兩歲，到三歲時死了，繼位的質帝只八歲，到九歲死了，繼位的桓帝也只十五歲。桓帝之後的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仍是個娃娃。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臨朝，外戚掌權，作威作福。

自古以來，從未有一個王朝因為軍事力量的強大，而能夠避免滅亡的。相反，因為迷信武力而窮兵黷武，最終導致滅亡者，卻不在少數。

漢朝一直保有強大的武裝力量，直到東漢末年，他們掃除百萬黃巾軍，也沒費多少力氣。可見，軍事力量並非是漢朝滅亡的原因。 漢朝之亡，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外戚與宦官交替掌權導致的混亂。漢朝後期，從漢和帝開始，娃娃皇帝層出不窮，漢和帝10歲，漢安帝13歲，漢順帝11歲... 皇帝年幼時，必然由太后臨朝，太后用自己的孃家人掌權，就會造成外戚專權。

而皇帝長大後，為了擺脫外戚的控制，就要求助於宦官，透過擴大宦官的勢力，消滅外戚勢力。 可下一個小皇帝繼位後，外戚勢力就會再度膨脹，反過來又要消滅宦官。等到皇帝長大，又要用宦官消滅外戚。如此迴圈往復，漢帝國就在兩大勢力你死我活的拼殺中徹底衰落了。

直到一個人的出現，結束了這種局面。他就是袁紹。東漢末年，大將軍何進誅殺宦官不成，反被宦官所殺。而何進的部下袁紹則進宮殺盡了宦官，引起天下大亂。 東漢王朝最重要的兩支力量外戚、宦官都沒了，因此，天下就成為了軍閥們的天下。

而像董卓、曹操這樣的軍閥做大，大到可以隨意廢立皇帝的時候，就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歷史上王朝的更替，基本上都是因為國力衰弱，最終被外敵或內部起義力量給滅了；唯獨漢朝比較特殊，大漢帝國的滅亡並非因為國力衰弱，那麼強大的大漢帝國又因何而亡？

何為“強”？這裡的“強”指的是對敵對勢力來說，大漢帝國的國力可以說是非常強勁的，甚至說無敵的存在。歷朝歷代當中原王朝走向衰弱的時候，往往隨之而來的是外族的入侵，如：晉、唐、宋、明等等。但是大漢帝國就截然相反，即使在國家內亂不止、四分五裂的前提下，仍可以吊打周邊的外族敵對勢力，兩漢四百餘年，這期間名將輩出在軍事上一直保持強勢的地位，在此期間外族沒有一丁點機會可以染指中原。

大漢帝國自漢武帝起，在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上，就一直對周邊大大小小的國家和部落保持著碾壓性的優勢，雖被王莽篡漢使得大漢帝國中斷了一小段時間，但漢光武帝劉秀重塑大漢後，全新的大漢帝國依舊強勢無比。可以說大漢帝國的強大並非一朝一夕、曇花一現，而是是經久不衰的。

我們翻閱歷史辭典，我們不難發現大漢帝國以國力的強大和對外擴張與經久不衰的強盛聞名於世。大漢帝國就算到了最衰弱的時候，都對周邊的外族保持著碾壓式的軍事實力壓制，不管是西羌、匈奴、烏桓、還是鮮卑等外族勢力，都不是大漢帝國的對手。

既然對於大漢帝國而言，周邊的外族敵對的遊牧民族勢力都無法對大漢帝國構成威脅，那麼盛極強大的大漢帝國又是為何而亡？“無外患之憂，則禍起於蕭牆之內”，權臣王莽篡了西漢的權、權臣曹丕奪了東漢的位。

大漢帝國之亡，並非國弱積貧！畢竟從其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來說，大漢帝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大漢帝國實亡於權臣之手，這也是“漢以強亡”的真相。

王朝的覆滅是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漢與唐的覆滅有很大的相似度。皇權衰微，地方豪強並起，國家動盪不安。皇權為何會衰落，地方分裂勢力為何會崛起？小農經濟的侷限性—無法阻止土地兼併，天災人禍又加劇兼併。兼併導致中央財稅日益減少，外加官吏盤剝，黎民百姓更願抱團寄豪，如有賢君明相還能阻滯兼併發展，改善財政。昏君佞臣就又雪上加霜。我們要注意的是北方遊牧民族與華夏有個巨大劣勢。鑄造器械的資源嚴重不足，生活資料非常短缺。經過兩漢的反覆征伐，長城以北的遊牧部落已經相當凋敝了。敵我都是非常虛弱。但華夏勝於人眾器利。

首先我先更正一下，大漢王朝並非一直吊打匈奴，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主動示好防禦狀態。在劉邦建國起，到之後的五六十年內，漢朝一直處於匈奴的欺凌之下。劉邦更是在建國之初討伐匈奴的過程中，在白登山被圍了七天七夜差點被包餃子。呂后當朝期間，匈奴單于寫信侮辱呂后，呂后也是一點脾氣都沒有。在此後的幾十年裡，漢朝再也沒有主動出擊匈奴，並採取了和親政策。

直至漢武帝期間，漢朝經過初期的休養生息，國力空前強盛，再加之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又有衛青、霍去病等驍勇戰將。武帝在位的幾十年中，發動了數次規模巨大的對匈作戰，最終匈奴被徹底消滅於漠北地區，開啟了西遷之路，至此匈奴也在中國的歷史上消失了。然後幾十年的窮兵黷武，使得漢朝國力大大消耗。漢朝也就是在漢武帝后期，國力從巔峰開始衰落。

漢武帝之後，漢朝不再受匈奴威脅。但似乎還是沒有逃脫歷代王朝的榮衰更替走勢。漢朝後期皇帝平庸，官吏貪汙腐化，民變不斷，外戚干政。最終西漢國祚在外戚王莽的手中斷送。（現在主流的猜測王莽是位穿越者）

漢朝和幾乎同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兩漢時期奠定漢地範圍，極盛時東並朝鮮、南包越南、西逾蔥嶺、北達戈壁 ，國土面積約達609萬平方公里。公元2年，西漢全國人口達六千餘萬，佔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華夏族自漢朝以後逐漸被稱為漢族。無論西漢或者東漢都將北方遊牧民族擊敗，到東漢中後期各小數民族分別向南依附漢朝。

這樣無敵於東方的大帝國，在內部瓦解的。

西漢 經歷"文景之治“後，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漢武帝歷時四十四年，擊敗匈奴，取得漠北決戰勝利以後，從根本上解決了匈奴的南下騷擾問題。後又經歷”昭宣中興”，到宣帝后期，西漢帝國迎來最強盛時期，然而在強盛背後埋下隱憂。

漢宣帝的原配許平君為其生下兒子劉奭，劉奭而最寵愛的姬妾是司馬良娣，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司馬良娣一病而逝。劉奭傷痛欲絕，大病一場，病好以後也一直悶悶不樂。為了幫助兒子從痛苦中解脫，漢宣帝就命令王皇后挑選幾個出身良家、年輕貌美的宮女去服侍皇太子劉奭，最後劉奭選了王政君為妻，這就是後來的王太后，王莽就是其侄兒。

黃龍元年（前49年）十二月，漢宣帝駕崩，太子劉奭繼位，是為漢元帝。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向元帝建議不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但是蕭望最後比宦官逼死。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石顯勾結宦官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西漢開始走下坡。竟寧元年（前33年）五月，漢元帝在長安未央宮去世，終年四十二歲，其兒子劉驁即位，是為漢成帝。漢成帝即位後，荒於酒色，外戚擅政，大政幾乎全部為太后一族王氏掌握，太后王政君的七個兄弟都被封侯。由此西漢政權由外戚把持朝政，腐敗不堪。直至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漢建新，西漢亡。

東漢由劉秀經歷擊敗王莽大軍，後統一全國，建立東漢。自此，歷經新莽末年長達近十九年的紛爭混戰，中國再次歸於一統。

光武帝下令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同時清查土地，新定稅金，振興農業，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這段時期稱為“光武中興”。

此後，東漢又經歷了“明章之治”，秉承劉秀遺規，對外戚勳臣嚴加防範；屢下詔招撫流民，賑濟鰥寡孤獨和貧民前後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漢平帝以來河汴決壞；經營西域，再斷匈奴右臂，復置西域都護府和戊己校尉。 史載“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明章之治”後，即漢章帝死後，漢和帝劉肇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制。 竇太后倚仗親族，竇氏戚族開始專權。永元四年，漢和帝聯合宦官掃滅竇氏戚族，親政後從不荒怠政事，故有“勞謙有終”之稱，曾多次下詔賑濟災民、減免賦稅、安置流民、勿違農時、招納賢士，在法制上也主張寬刑，軍事外交上降服匈奴，並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諸國，致使東漢國力達到極盛，時人稱之為“永元之隆”。但是也是戚宦之爭的開始。

到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併發生黨錮之禍，使人心背向。

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腐朽的朝廷根本無力平叛，在黃巾軍衝擊下，岌岌可危的東漢王朝決定飲鴆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備，雖成功鎮壓了黃巾起義，但卻使地方州郡長官擁兵自重，形成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到220年，曹丕篡漢，東漢滅亡。

總結東、西漢滅亡有各自原因，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外戚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