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的"文人相輕"的就不說了拿近的來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比較突出的"文人相輕"者:魯迅與梁實秋間的相擦對峙可謂是人人皆知；劉文典(國學大師，原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與沈從文，尤其是劉文典處處瞧不起自學成才的沈從文，對沈從文是多有刁難；黃侃(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與胡適，尤以黃侃調侃胡適為最多，就連胡適的名字都不放過諷刺挖苦的機會。

互輕的例子，隨手可以列出的包括：

史蒂文森吐槽惠特曼；

尼采吐槽但丁；

納博科夫吐槽陀大爺；

斯泰因吐槽龐德；

威爾斯吐槽蕭伯納；

勞倫斯吐槽麥爾維爾和勞倫斯；

福克納和海明威互相吐槽；

福克納還吐槽馬克·吐溫，然後馬克·吐溫和愛默生一起吐槽奧斯丁。

斯泰因吐槽所有人；

錢德勒吐槽海明威；

福樓拜吐槽一度推崇的雨果（“不夠科學”）。

納博科夫邊吐槽陀大爺和《堂吉訶德》邊推崇奧斯丁；

門德爾松說歌德不喜歡貝多芬（當然小門也暗示歌爺爺晚年端莊的靈魂被貝少爺的昂揚給激了）；瓦格納說維也納集體熱愛羅西尼這事“簡直讓人作嘔”；

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不對付；

馬蒂斯剛看見畢加索時也沒給什麼好話，“這不他媽一堆方塊嗎？！”

柏遼茲吐槽莫扎特。

門德爾松說柏遼茲根本不會做曲。

亨德爾說格魯克對對位法的瞭解“還不如我的廚子”。

勃拉姆斯很自豪自己得罪了所有人。

魯賓斯坦說老柴的東西都沒法彈。

其實，互粉的例子也很多：

毛姆好多地方會念叨陀、託、巴三位大爺，而且經常欲揚先抑“雖然此三位文筆在他們的語言裡不算如何如何，但小說家需要的是如何如何”，等等。

福樓拜被許多人唸叨過，納博科夫深愛之。他和奧斯丁是納博科夫經常拿來舉例子的。杜拉斯也愛福樓拜。

麥爾維爾和霍桑看來簡直有姦情；

福樓拜對莫柏桑極其親屬團的態度；

納博科夫和杜拉斯還都愛念叨普魯斯特。

陀大爺被《彼得堡的大師》當主角應該算庫切一次猛烈的粉絲行為。

馬爾克斯常唸叨海明威和盧爾福和科塔薩。

看拉美諸家人筆記，科塔薩在拉美比他小一輩那幫人心目裡疑似就是一燈塔。

博爾赫斯唸叨過好多人，但基本是老人兒，比較近代的大概是愛默生。

愛默生、狄金森、惠特曼、愛倫坡這幾位在美國好像是專業被引用的教材模板。

略薩、帕斯都會念博爾赫斯。

略薩這名字，我是打莫言一小說裡知道的。

同理，厄普代克這名字，最初我也是從村上春樹那知道的。

雨果那輩人都會念夏多布里昂，這不奧斯特《Phantom書》也念了一遭。

愛倫坡和麥爾維爾當初都窮過，但過了一世紀都大紅。大江健三郎雖然喜歡薩特，但小說裡也念叨過愛倫坡的若干句詩。

莫奈說容金德的用色法給他上了“眼睛課”。

莫奈、馬奈、德加都說巴齊耶是那一代最大的天才之一。

塞尚說畢沙羅和西斯萊教了他許多東西。

畢加索說，“塞尚是我們這輩人的爹！”

為什麼顯得文人相輕嚴重呢？因為：

其實大師互粉並不比文人相輕少，之所以顯得文人相輕嚴重，是因為大多數人包括我，都理想著大師們應該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經常出一些馬爾克斯對海明威、盧爾福對福克納、馬爾克斯對福克納、大江健三郎對盧爾福那些惺惺相惜崇慕的調調。所以，看著文人相輕，特別不順眼。

如前所述，大師之為大師，通常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奇怪的、執拗的、近於偏執的傾向。實際上，即便是大師也有不同傾向。納博科夫討厭陀大爺，他和陀大爺的風格也背道而馳，但他們都在彼此的領域做到巔峰。同理，海明威嫌福克納瑣碎，福克納恨海明威造作，但他們倆分別在簡潔短篇和宏偉長篇的領域做到了極致。柏遼茲認為莫扎特會為了音樂而犧牲歌劇詞的壯闊，門德爾松卻認為柏遼茲過於重視文字歌詞反而不懂作曲。

說穿了，許多意見相左，只是傾向不同。而因為他們對自己本行的熱愛——不熱愛的人很少能成為大師——所以就顯得格外偏見激烈了。偏偏文藝這行，不像理工科是可以靠公式資料決勝負的。文無第一，所以就掐上了。

大師們的內心是很奇怪的。有些人情感如此強烈，所以討厭起人來的理由也很古怪。美國有個人開過句玩笑說，納博科夫所以討厭老陀，是有點俄羅斯人精神弒父的意思（從小被老陀的陰影逼著了）；門德爾松認為歌德討厭貝多芬是因為貝多芬催喚起他年少時的一些不安情緒，一些狂飆突進的過去。諸如此類。大師們的內心也會有虛怯，有緊張，有自我暗示，所以就更容易變成奇怪的投影。

實際上，許多大師們的彼此不滿意不一定是作為“文人”的身份，而是別的。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一半是性格不合（一個火焰熾烈一個博學淡漠），一半是滿佛羅倫薩把他們當對手來塑造。斯泰因討厭舍伍德·安德森的理由完全是私人習慣方面不合。另一方面，19世紀歐洲許多大師是彼此嫉妒彼此踩的，以至於後來有種說法，即李斯特是“19世紀唯一不靠踩同行上位的大師”。畢竟如瓦格納、巴爾扎克之類，在人品上說卑劣都不為過。這就決定了他們也無意做一個端正的聖人。他們可能因為別人比較有錢、別人比較浮誇、別人比自己路走得順、一些謠傳（比如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海明威說每天都有人跟他造謠說喬伊斯、龐德其實特討厭他）而彼此恨上的。

總括下就是，夫文人，尤其是大師，比尋常行業的人，性格通常更敏感挑剔，內心又複雜，情感又更外在些，而且評論機會也多，而文藝這個行業又是方向、路數、風格、派別分歧最狂野的方面，不像理工科可以靠公式決勝負高下，所以彼此相輕起來，就顯得格外狂莽了。

1.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隻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里俗話說："家中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2.在中國文學史上，南北朝時期的溫子升、邢邵和魏收被稱為北地三才，他們都是當時有名的文學家。但三人互相看不起，常常指責對方。尤其是邢邵和魏收。邢邵仰慕沈約而輕視任昉，魏收剛好 反其道而行之。於是邢邵公然說：“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 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大不受用，反唇相譏：“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3.歷朝歷代，文人們不論貴賤，大凡都跳不出相輕的怪圈。貴者如文豪班固，賤者如魯迅筆下的文丐孔乙己，在窮愁潦倒性命難保之際，還不忘以自己知道“茴”字的四種寫法而小看別人。古往今來，文界由於互相輕視而引發的紛爭多如牛毛，有的甚至釀成悲劇——如宋代的司馬光、王安石和蘇東坡就互相傾軋了大半輩子，而秦代的李斯甚至囚禁並逼死了老同學韓非。晚唐詩歌大家杜牧曾詆譭白居易元稹，李清照也曾攻擊過蘇軾等等。

杜甫在安史之亂後辭掉左拾遺之職西行，公元766年坐船從雲安去夔州，一天晚上他寫了一首詩："江月人去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鳥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詩人透過寫夜泊時的所見所聞，透露出詩人對平靜、安寧生活的嚮往，體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精神，大凡讀過這首詩的人都為詩人關心國家、摯愛人民而動容！但王夫之卻是一個例外，他瞧不起杜甫，認為他是無恥的宵小之輩，痛批杜甫 "裝"。

杜甫與李白齊名，他的作品有穿越時空的巨大力量，其影響力不僅僅在文學方面，也涉及到社會，至今不衰。反觀王夫之，雖然他也是一代思想家，但他為時代和知識所限，絕少能把歷代思想發揚光大，終及身而絕，沒有傳人。

藉此我想延伸三個問題：一是文人的界定。一般定義文人是指會寫文章的讀書人，如嚴格起來，其定義就不單是讀過書、寫過一些文章這麼簡單了。如①光會寫不行，寫過一些也不行，應寫過不少的文章；②要有德，“文人，文德之人也” ，文人之德是溫良恭儉讓，有德者方可居之；③要文雅、溫和、有禮貌，溫文爾雅，講禮儀而不粗鄙，常說的高尚文雅、文人墨客、文人雅士是有出處的；④要有自己的操守，如不能將自己的情緒帶入到作品中；④其文章要富含思想，嚴肅對待人文情懷的社會科學；⑤追求獨立人格與獨立價值。二是文人相輕是有害的，或者說是有成本的，①在文人相輕的時候，其人格、品格、文格、名格，就有可能丟的無影無綜了；②會耗費時間和精力，而時間和精力不能再生；③最大危害還是在社會文化、經濟、理論研究，乃至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等方面，起到破壞作用。三是怎樣做人，①做人要把尊重他人作為基本準則；②不逆潮流而動，逆之則亡；③堅守職業道德，不能越過底線，謹記無德者失之。

同是文人，互相瞧不起的現象稱為文人相輕。“文人相輕”語出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可見文人相輕由來已久。

明代翰林學士解縉，從小聰穎超群，文思敏捷，十來歲便中了進士。一天，解縉參加同僚的宴會，有一大臣，權傾當朝，對解縉的才華十分妒忌，處心積慮地想奚落他一番，就提出讓解縉對句，陰陽怪氣地出了上聯：“二猿斷木深山中，瞧小猴子如何對鋸？”借用“鋸”與“句”的諧音，諷刺、挖苦解縉。解縉一聽，也不示弱，坦然面對對道：“一馬陷足汙泥內，看老畜生怎麼出蹄？”同樣是用雙關的修辭手法，借用“蹄”與“題”的諧音，用“老畜生”回敬“小猴子”，以牙還牙，對的工整，罵得在理，將老權臣辛辣得譏諷了一頓。

戰國楚大夫宋玉寫過一篇《登徒子好色賦》，其中有一句描寫女人無比美麗的名句流傳至今：“增之一分太長，減之一分太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相信多數人都覺得無懈可擊吧？可偏就有人大加抨擊：“增之一分太長，則原本固長；減之一分太短，則原本固短。豈不矛盾！”

當然也有反例，說起古詩無不想到李白，李白一生寫詩數千，流傳至今的也數不勝數。李白乘著酒意遊覽黃鶴樓，想吟詩一首。當他看到了之前崔顥留下的詩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後佩服有加，打消了寫詩的念頭。心想幸好沒寫，不然臉就丟大了，由衷的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林黛玉嗟嘆、抨擊維納斯不守婦道:“難道西洋人

不尊‘三從四德’”啊喔!?

——《嘆卿卿薄命》

北宋時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蘇東坡與王安石，因為在朝輔政意識形態及文學風格的迥然不同，導致個人是非恩怨不斷，所謂文人相輕，蘇王猶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緣於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而認識自身、明心見性。二人的生平經歷、思維起伏展現了封建社會典型的古代士子階層的悲壯風情。

憶昔蘇東坡剛參加制舉時，鋒芒畢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將其列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卻認為蘇東坡的許多觀點，與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萬言書意見相左，因而斥責蘇東坡之文為“全類戰國文章”，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鋒，也即新舊黨爭的延伸。

而蘇東坡任監官誥院時，主管官吏憑證文書的頒發，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行為非常不滿，在對劉敞的祭文中予以隱約譏刺，後來更是竭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惱怒，把蘇東坡視為強敵，必欲與他逐出朝廷而後快，蘇東坡因此備受變法派的打擊排擠。

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欣賞其主張，當天接見後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而王安石則竭力阻攔，併力薦呂惠卿擔當此任。 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東坡，神宗未聽，王安石就說對待東坡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

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亡之事為問，王安石更是大為不悅。

二人時常見面，相互挖苦、貶低成風。比如有一次，兩人來到一片碑林，見一處石碑有點傾斜，王安石便說：“此碑東坡想歪！”蘇東坡當即反唇相譏道：“當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讓，由此可見全盤。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慮到以前蘇東坡曾寫過《進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請他協助自己主張政見，王懷抱一線希望親自拜訪蘇東坡。當時，蘇在書房與幾名青年學者討論王的《字說》一書，王安石高興地說：“這是老夫為補救許許慎《說文解字》的不足而寫，如‘坡’、‘篤’兩字，明明是會意，許公竟解作形聲。吾以為認為‘坡’者，土之皮也；‘篤’者，以竹鞭馬也……”。

蘇東坡反問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誰聽過水有精骨呢？還有‘笑’字，豈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嗎？”王安石聽後心中不快，只能勉強解釋道：“‘鯢’字從魚從兒，合為魚子。四馬為駟，天蟲為蠶。古人制字，並非沒有意義的。”

蘇東坡則說：“鳩字九鳥，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為真，欣然請教。蘇東坡得意道：“《詩經》上說：‘鳴鳩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問：“分明七隻鳥，怎能說是‘九鳥’呢？”蘇東坡不緊不慢地回答：“七隻小鳥加上它們的父母，不就是‘九鳥’嗎？”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尷尬，因蘇輕薄自己而拂袖離去。

從政見上的相互排斥發展到賣弄學問調侃對方，這是二個大文士的習慣。

又一次，蘇東坡去拜訪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覺，蘇東坡見書桌上有兩句王安石的《詠菊》詩：“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東坡認為菊花最終枯焦而不落瓣，便依韻續詩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後蘇東坡被貶黃州時，看到秋風中吹落的滿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未實證而想當然。

又有一次，蘇東坡被貶海南時，王安石為其餞行，王賦詩曰：“明月當空叫，五狗臥花心”，蘇東坡卻信手改成：“明月當空照，五狗臥花陰”。後來蘇東坡在海南儋州時方知當地有一種叫“明月”的鳥，和一種叫“五狗臥”的花，他才恍然大悟。

蘇東坡和王安石雖相互排斥、相互貶低，但畢竟以其文鬥為主。隨著時光的流逝，二人最終在政壇失意，清醒之後都認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爭鬥的主因。名利到頭隨煙而去，明心見性後雙方都有了懺悔當初而賞識對方才華之心。

在政見方面，王安石認為蘇東坡是蓋世英才，一代忠臣。當蘇東坡遭遇烏臺詩案被定罪候斬，性命危在旦夕，當時滿朝異姓官員無一為蘇東坡求情，王安石聽說後從江寧上書神宗道：“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文章、學問及超人見解、辦事果斷等，非常佩服，曾稱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對蘇東坡《表忠觀碑》一文大為讚賞，興致勃勃地次韻蘇東坡在密州所寫的“尖叉韻”雪詩。

而蘇東坡於元豐三年（1084年）途經江寧，深為《字說》一事當面譏笑王安石而感到內疚，專程拜訪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閡。已經下野閒居的王安石，聽說東坡到了江寧後，也是馬上披蓑衣戴斗笠，騎一頭瘦驢，風塵僕僕地趕到渡口去會蘇東坡。

交談中，蘇東坡對朝廷接連用兵和屢興大獄的措施表示不滿，認為“大兵大獄”是漢、唐滅亡的前兆，並勸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先說那是呂惠卿主政的結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預。

東坡接著說：“‘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這只是事君的常禮，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禮，你豈能以常禮來報答皇上？”王安石頓時激動地說：“我一定要面見皇上陳述！”並叮囑東坡不可洩漏此話，原來他對呂惠卿的傾軋心有餘悸。

隨後，兩人又談論詩文，蘇東坡手書近作相贈，王安石意猶未足，也自誦其詩，請蘇東坡書寫後留給自己作紀念。蘇東坡稱讚王安石的“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二句有《楚辭》句法，王安石欣然認可。

蘇東坡在江寧數日，兩人多次作詩唱和，蘇東坡遊蔣山的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為讚賞並感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及此之二句！”

王安石送走蘇東坡後對人說：“不知更年幾百，方有如此人物！”，此精典之述，實是二大文才風起雲擁之寫照也。

【文壇女傑冰心與林徽因針尖對麥芒】

冰心，1900年生於福建，著名的詩人、作家。

文人相輕的本意是文人之間互相看不起，這還是能夠接受的，起碼雙方你來我往，或文字或言語交鋒，權利是對等的，但還有一種“單向”地“輕”，就是後人妄自尊大，毫無道理地“輕”前人（請注意，這並不是說後人沒有權利評價前人，而是對前人極不客觀的無端輕視乃至謾罵），而前人往往已經離世，不能再從棺材裡爬出來為自己申辨，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這種“輕”相當於缺席審判，從某種角度來說無良甚至無恥。舉幾個例子吧：

宋人洪邁在其《容齋隨筆》卷七中提到了晚唐詩人薛能，原文如下：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雲：‘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餘，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 ‘青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溼，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為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 ‘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敘曰：‘此曲盛傳，為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 ‘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溼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 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雲：‘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雲：‘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雲：‘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概，豈能所可彷彿哉！”

薛能詩的優劣，我們暫不討論，明眼人自有定評。有意思的是他那種 “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我們且將他的幾段話譯成白話，來看一下他是如何“高自位置”的。他在《海棠詩序》中說：“四川的海棠有名，可是寫海棠的詩卻沒有什麼名作。當年杜甫在四川時，也沒有即景的描寫，現今他早已去世，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上天賦予我詩才，使我不敢謙讓，風雅集中在蜀地，大概是要體現在我身上吧。”在《荔枝詩序》中，他又說：“杜甫晚年住在蜀中，不寫關於荔枝的詩，難道是有意寫作而沒有顧得上嗎？白居易曾經有過寫荔枝的作品，格調過於迂腐，和沒有詩並無兩樣。於是我就為荔枝作詩，自信沒有愧對、辜負這種佳果，將來的寫作者，把這首詩作為最早寫荔枝的作品，恐怕差不多了。”他在《柳枝詞》註釋中說：“劉禹錫、白居易二位尚書，曾經相繼擔任過蘇州刺史一職，都作有《楊柳枝詞》，社會上廣為傳唱，其中雖有奇句，但所用文字太冷僻，音律也不規範。”也就是說，除了老杜還稍微受他推崇外，劉禹錫、白居易等詩人一概未入其法眼，確實有點“妄自尊大”。

無獨有偶，南齊諸暨令袁嘏，也是一位著名的“自大型”文人，其詩平平，卻自謂超群，常說：“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我的詩中有勃勃活力，得讓人逮著，否則便飛走了）”，然而到現在他的詩一個字也沒留下來，也許是真的活力充沛，“變成蝴蝶飛走了”，若非因他說了這句大話而名登《南齊書》、《南史·文學傳》，恐怕我們都不知道有袁嘏這個人。

離我們更近的一個例子是李敖的高自位置及其魯迅文字水平的評價。李敖曾說過這樣的話：“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華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初次聽到這句話，我忽然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此公初逢牛布衣時便吹噓自己選編的八股時文達九十五部，每部銷量至少一萬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即河北）的讀書人，對其極為崇敬，“都在桌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位’。”李大師說被供在心中，匡“先儒”說被供在香案上，真個相映成趣！

李敖在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欄目，對魯迅大肆掊擊，並引魯迅《戰士和蒼蠅》一文來說明魯迅的文筆不通：“‘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請問這是什麼話啊？……‘營營地叫著’蒼蠅是營營描寫的嗎？……你看，‘去吧，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看到沒有，又來了，……你們不覺得這個句子念起來非常地不舒服嗎？這是什麼中文啊？你告訴我什麼中文？用營營來描寫蒼蠅，蒼蠅用營營來描寫嗎？大家看《紅樓夢》好了，《紅樓夢》裡面，看到沒有，薛蟠，薛蟠，最後‘兩個蒼蠅嗡嗡嗡’，為什麼不用‘嗡嗡嗡叫’描寫蒼蠅呢，為什麼用‘營營’來描寫蒼蠅呢？《紅樓夢》這個例子擺在那裡，為什麼我們不學習呢？”

李敖拈出紅樓夢“薛大傻子”的“嗡嗡嗡”， 以為抓住了魯迅的 “硬傷”，自鳴得意，恰好證明了他自己讀書太少。豈不知用“營營”來描寫蒼蠅，並非魯迅首創，早在《詩經·小雅·青蠅》中便已用“營營”來描寫蒼蠅了：

“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於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朱熹對“營營”的註疏是“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如此看來，魯迅用“營營”來描寫蒼蠅，有何不可？反倒是李敖露了怯，原來這位“大師”連最基本的國學典籍《詩經》也沒讀過，甚至連中文裡面有“蠅營狗苟”這個成語也惘若未聞！

單純的揚已還不算十分可笑，自戀而已，自大而已，可是如果自大的同時伴以“輕人”，那就只能用韓愈那句詩來形容此類文人了，即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