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年始稱《史記》。《史記》是中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端，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家之絕唱”是說其歷史學成就。司馬遷參酌古今，創造出史書撰寫的新體例。自此例一出，歷代史書，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範圍。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舉凡治亂興衰、典章制度，均分門別類，條分縷析。通史、紀傳、通典、通考，紀事本末，大都導源於此。《史記》確實是集先秦及漢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內容之富，結構之嚴，體制之備，均可謂空前。班固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實錄”精神,又堪稱絕後。

“無韻之《離騷》”是說其文學成就。司馬遷著史絕非侷限於文獻的收集、整理、考證，也不是以一種冷漠的態度從外部客觀地觀察歷史，他是帶著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筆下人物的奮鬥和成敗，所以筆端常飽含著悲憤。尤其對布衣閭巷之人、巖穴幽隱之士和才高被抑、無可申訴者，更是寫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馬遷在敘事中敢寫事實，以致於“顯暴君過”，本來已經與屈原相似；其“肆於心而為文”，也和《離騷》一致。所不同者，《離騷》是直抒胸臆，《史記》則寄於筆下的人物。《史記》近於《離騷》的那種悲憤，不一定是得之於學，恐怕主要是因為司馬遷的感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說，因為司馬遷生於漢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間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憤者比屈原還要深廣。

《史記》具有開放思想，表現進步的民族觀 ，進步的經濟思想 ，強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貫穿全書的豪邁的人生觀，生死觀，價值觀嚴謹實錄。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 　　

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客觀公正，司馬遷堅持“實錄”精神，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

這個問題蒼茫大地來回答。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它既是一部名傳千古的歷史鉅作，又是一部流芳百世的文學鉅著，難怪現代最傑出的文學大師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記載的是中國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大約三千多年的歷史。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全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作者司馬遷，今陝西韓城人。約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遷父司馬談任太史令，專職史官。遷早年遍遊大江南北，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後子承父業，遵父親遺屬撰寫《史記》，因替殺敵遠超自己所統五千之數，被迫投降匈奴的漢名將李陵辯解，觸怒武帝，下獄又無錢贖生，被宮刑。出獄後他忍辱負重繼續寫稿，直到公元前91年才完成任務，沒過幾年太史公就逝世。太史公因《史記》和司馬相如一起，成為西漢文壇的雙子星座，留下了“文章西漢兩司馬"的美名。

司馬遷寫《史記》的本意是“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一、他的著作不同於流俗，常常見識卓絕，標新立意。如將項羽列入本紀，將孔子、陳涉列入世家，既驚世駭俗，又客觀公正。

二、獨創的體裁，不拘於史法。

司馬遷因《史記》成為紀傳體的鼻祖，與《左傳》的編年體分庭抗禮，《史記》紀傳體最大特點是以人物為中心鋪演歷史，而不像後世的一些列傳側重於歷史事件，它描寫的人物有血有肉，更為豐滿。如同為帝王，劉邦項羽性格大為不同;如同為狗頭軍師，張良與陳平各有風度;同樣是刺客，豫讓和專諸開口就迥異;同為大將之才，李廣和程不識帶兵方式又明顯不同…

三、《史記》喜歡讓細節說話，表現人物的性格、事件的原委，文采生動，扣人心絃，極具文學價值。如《項羽本紀》中記載: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項羽)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兩個細節也形成對比!項劉均非池中之物，這是共同點，項更魯莽、大膽!如《李將軍列傳》中寫李廣: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詐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馬，射殺追騎，以故得脫。這一細節寫盡了李廣的機智、勇敢!留下了形象!說的是病傷交加的李廣做了匈奴騎隊的俘虜，李廣被用麻績網兜盛起，躺臥在馬背上，夾在兩馬之間慢行。走了十餘里，李廣裝死。斜眼看到匈奴小夥騎良馬，李廣冷不防一躍而起，跳上胡兒烏有，順手還奪了小夥子手中的弓，把小夥子推下馬，快馬加鞭飛馳數十里，找到殘部，一同回到塞內。匈奴騎隊數百人自後猛追，又病又受重傷的李廣用奪到的弓，射殺追騎，得以逃脫。牛人的形象凸顯出來啦!

總之，《史記》是當之無愧的史學鉅著，司馬遷是貨真價實的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

望斧正!

史記的歷史地位不容質疑，記載的歷史事件也絕大部分真實可信。這讓後輩佩服的五體投地，不敢發表評論。但司馬遷是史官，他只能記載事件的過程結果，內幕因果他肯定不知道，當政者在做決定的內心想法，謀事的計謀，策略肯定不能找他研究，所以有些事可能還是有出入的，研究史記時我感覺還是站在當時的決策者的位置上看待發生的事件，比如秦始皇的身材長像。徐福東渡就值得推敲。大不敬的說了一點，太史公老祖宗對不起了。

史記記載的是真實歷史；例如，它排列了商朝從湯、太丁 － 帝乙、紂，30個王的繼位順序，2000多年後，從安陽出土的甲骨文上，證明了司馬遷的排列順序是正確的。史記裡的故事是生動可信的；例如，講述了劉邦年青時遊手好閒，常去哥哥家蹭飯吃，嫂子惱怒常用勺子刮鍋底以示抗議。劉邦稱帝后仍對此事耿耿於懷，遲遲不給侄兒加封，嫂子厚起臉皮求了劉邦，劉邦才給侄兒封了戞羹侯，（刮鍋侯的諧音），別人很奇怪問是什麼意思？劉邦答：“這是他母親最擅長的！”這個故事是對劉邦所謂“寬容大度”的諷刺。史記是中國最偉大的史書，沒有之一；史記又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文學作品，並且故事真實非虛構。史記是中國文化最珍貴遺產之一.。司馬遷犯諱記載漢高祖的醜事，還冒犯漢武帝被施以宮刑，這種情況下，史記能保全並傳世，是及其幸運的。

司馬遷先生寫的《史記》是東方文化從夏啟王朝到漢最重要的歷史書籍。

雪山精靈要我講的是人類自6000萬年前誕生以來一直到大禹傳位子啟，東方進入黑暗奴隸社會為止的史詩敘述。

《史記》是西漢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寫的一部史書。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兩三千年的史事。書分十表，八書，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史記》文字優美，形象生動既是一部文學作品也是一部史書對後世文學作品和史書寫作方式影響極大。魯迅先生說過《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寫作態度嚴謹，記載準確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史記》中記載商王氏糸和安陽出土的甲骨文記載的商王名字基本一至。更加印證此書的準確性。此外《史記》還記載了夏王十七後，四百七十一年的史事也應該是正確的，夏朝是真實存在的。《史記》是中國笫一部記傳體史書。

曾經用一週的時間讀完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約200頁的內容。

而史記全集一共有六卷，光第一卷就有900多頁，厚如字典，還是大開本。當時想我一年估計也看不完

不得不說，在圖書館看和在手機上看感覺完全不同：在圖書館看，可以靜下心來，也不會受到外界的紛擾（尤其是古籍）；在宿舍看古文真的是看著看著就逍遙遊了……

不多說，還是來談談正書的內容吧。

首先關於我為什麼要讀這本書――有人曾說說“沒讀過《史記》還敢說你是學中文的？”論語選讀老師說：“《史記》是元典。”而相較其他枯燥晦澀的古籍，《史記》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它裡面有很多歷史故事，而且是從上古時期講起的，而且大一文學史課上還學過《李將軍列傳》，它的文風很好，簡潔又生動，堪稱經典之選。

雖然司馬遷在書裡沒有明確寫自己的感情傾向，只客觀陳述歷史事實或借他人之口評價，但是……他喜歡誰不喜歡誰，你是能感受得出來的啊！比如寫比干的那段：【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別人勸了好多次紂王都不聽，於是他們失望地離開了，這就和比干的堅持進諫形成了對比，更加凸顯比干的忠心耿耿。而他的話也是剛正不阿、大義凜然的“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他不願意看到他的君主這樣昏庸下去啊！同時他也不願意背叛自己的君王，寧可冒著被處死的風險進諫。一個“強”字，足可見他態度之堅決！

然後你可以想象當時紂王憤怒的冷笑：你這個老傢伙，老是來礙我的事，留你有何用？你不是自詡清高嗎？好啊，那就如你所願！你要死，便去死吧！

多麼荒謬殘暴的君主，多麼悲哀絕望的忠臣！

我想比干死的時候，大概在苦笑吧。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論如何，他也算是盡到了為人臣的最後一點義務，無愧於一個“忠”字。只可惜！只可惜他的君王是那樣荒唐！

天亡我大商朝……！

讀史書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作者從來都不矯情，他們是很冷靜的。你看那些寫詩文的，動不動就感情氾濫：哇，我好憂傷啊；哇，我好悲憤啊！而史書不同。

他們刻意隱藏著自己的情緒，但那種欲抑而難抑的情緒，更耐人尋味。

同時也給了你很多想象的空間，就像上面寫到的那樣。

……其實那些上古朝代的歷史都比較無聊，因為……你看吧，寫堯舜禹都是把他們寫得跟聖人一樣，幾乎沒有缺點沒有個性，根本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有的君王乾脆就只出現了一個名字，不存在什麼形象（腦補的空間都沒有）；而寫偏後的歷史，人物形象就很豐滿，像是紂王，聰明至極卻又殘暴至極，給人的印象很深刻。

看到殷本紀我才開始覺得有點意思：終於有個生動點的人了！有個帝武乙就特別有意思，不作死就不會死的典型。這君王也是個悲劇，被史書這麼一寫，淪為千古笑柄。不知道有多少人讀到這段都要在心底暗罵一句傻逼，哈哈――

史記就是一本，讓人喜歡的作品啊～它讓你跨越千年的時光，和那些靈魂溝通，讓你感受到，那些人，他們是曾真真實實存在著的，他的悲喜，他的人生，不是一紙定論能說清的，真正好的史書，就是這樣吧我想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該著作前後經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1][2][3][4][5][6][7][8]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萬五千餘字，比《呂氏春秋》多二十八萬八千餘字。《史記》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採用這種體裁撰寫。[3][9]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9]，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 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劉向、揚雄說：“然自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西晉華嶠：“遷文直而事核。”

張輔：“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史記》是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前一世紀之際誕生的一部中文鉅著。它的作者，是西漢時期傑出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

司馬遷的生平，已經有太多的介紹。不過好像很少有人探討，他的名字，為什麼叫「遷」？

據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考證，司馬遷之所以名「遷」，應該是源自《詩經·小雅》的《伐木》篇。《伐木》這首詩的第一章裡，有「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四句，意思是求朋友幫助，使自己能像飛鳥一樣，由低谷遷往大樹。聯絡漢代以來《史記》之外的文獻，多記載司馬遷字「子長」（其中的「子」，是「兒子」的「子」，那是男子尊稱；「長」，是「成長」的「長」），而華人一般名、字相配，意義具有相關性，朱先生的這一解釋，無疑是合乎實際的。

有意思的是，司馬遷一生的行跡，也和他家庭的一次重要遷徙有關。

司馬遷的故鄉，據他自己說，是龍門，就是黃河邊、俗傳「鯉魚跳龍門」的那個龍門。那大概是他誇張的說法。實際上，他生於離龍門有相當路程的夏陽（今天的陝西韓城南部）。不過大概還在少年時代，他就隨父親、著名天文學家司馬談，遷居到了距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大約七十里的茂陵，並從茂陵開始了他的為官生涯。

司馬遷像.三才圖會.明. 王圻.王思義撰輯.明萬曆三十七年原刊本

茂陵是個怎樣的地方呢？那是漢武帝劉徹生前為自己修建陵園，而特設的一個新城。自小就有茂陵邑的戶口，預示著著司馬遷與最高領袖之間，已經繫上了一個難解難分的結。

這倒不是妄猜。當司馬遷二十歲左右浪跡天涯、遊歷南北後，不久就得到一個充任漢武帝低階侍衛的任命，並奉命到西南地區出公差。而他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仕途升遷，是在漢武帝的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接替去世不久的父親司馬談，擔任太史令，主管天文曆法，兼涉文書檔案。那年他可能不過二十八歲，而工資已經和州刺史（相當於現在的省紀委領導）同級了。這樣的超常規待遇，理由大概只能有一個：背景強大。

在太史令任上，司馬遷主持過修造新曆法的工作。但他最重視的，卻是一項他父親司馬談草創，而主要由他個人從事的非官方事業。那便是撰述一部大書，一部以司馬氏家族世守官職「太史公」為名、體裁全新的「一家」之書。這部大書的書名，當時叫《太史公書》，後來也叫《太史公記》，再後來縮簡為兩個字，就是《史記》。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史記》撰述到一半，發生了震驚朝野的李陵事件，司馬遷因替出擊匈奴、兵敗投降的將軍李陵辯護，被漢武帝欽定下獄，判處死刑，最後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為條件，才免除一死。

詭異的是，當司馬遷出獄後，那位親自將他投入大牢的漢武帝，又很快將他提拔為自己的機要秘書、當時叫「中書令」。這種從徹底的貶斥，突然反轉為超常的提拔，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漢武帝對司馬遷既恨又愛的極度矛盾心態。

而此時的司馬遷，之所以接受這份中書令的「美差」，恐怕更多地還是考慮他的個人事業：進一步接近權力中心，他將獲得近距離記錄最高領袖真實面目的良機。同時，《史記》這樣超大篇幅的著述，當時又是用竹簡或者木簡來書寫的，皇帝機要秘書的身份，也有利於為他提供足夠的資源和空間。

最後，大約在公元前 91 年，就在中書令的任上，司馬遷最終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史記》

雖然隔著千年乾枯的時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挾著熱氣騰騰的氣息，還原著驚心動魄的鏡頭，將我的思維帶入一個個歷史事件的現場。從故事到政事，從人物到命運，字裡行間無不翻湧、激盪著情感的波濤。

研究中國歷史，必以《史記》為宗。倒不是說《史記》裡的所有記載都準確可信，這是任何史書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為《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後來的史書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為他是最後一個真正的太史令。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龍門夏陽人，即今天的陝西韓城縣人，生於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考。他是中國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活動在漢武帝時期。他的父親司馬談為太史令，學識廣博，深通天文歷算，喜黃老之學，立志以繼《春秋》修史為己任，這些都給司馬遷以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十歲隨父到長安後，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並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訪尋古蹟，採集傳說，瞭解風土，接觸各方人物。

人生的轉折點，就在那場宮刑風波。

對於司馬遷遭受變故歷史上的說法是各有不同，但是比較普遍的還是因為李陵攻打匈奴，但是因為匈奴人數多於李陵所帶領的軍隊，在加上李陵多日作戰，雖斬殺了一萬匈奴，但是由於後備軍沒能及時趕來，糧草也急需補給，最後還是兵敗於此，成為匈奴的俘虜。

所有的大臣都在奉承皇帝，終日看著他的臉色，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將之前日日誇讚李陵的話改成虛偽小人。

漢武帝就問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肯定有他的想法，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

李廣利在戰場上的表現相當不盡如人意！他取得一些勝利後，就遭遇大敗，損失了六七成的軍隊。李廣利這樣的沉重損失，就顯得李陵更加英勇了！李陵是主動請戰偏師，而李廣利是漢武帝安排的主力，結果二人表現卻是截然相反的。越是把李廣利和李陵相提並論，就會越體現漢武帝的用人失當。而我們的太史令司馬遷就是在做這樣危險的事！

不久，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判處司馬遷以宮刑。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拋開個人身體折磨和精神壓力，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寫作之中。

那時候，判了死刑，未必就一定真會死。《漢書·武帝紀》有記載：太初四年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啥意思呢?就是說有錢就可以免死!而釋出這條命令，就是在司馬遷替李陵辯解之前的兩三年。

所以說，此時司馬遷完全可以遵循這道命令，交錢就可免死。

可惜的是，最終結果我們知道了，他受的是宮刑，交錢和交命根子，都可以免死。那麼司馬遷為何不交錢呢?我們只能認為，他家裡窮，根本沒有那麼多錢。

當時他在朝中的職位是太史令，主要職責就是負責起草文書，記載史實，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俸祿一年只有六百石。所以說，司馬遷再如何湊也是湊不出來這五十萬錢的。

公元前91年，曠世名著《史記》經過司馬遷13年的艱苦寫作，終於全書完成。共有130篇，52萬餘字。《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史記》對歷史事件真實記錄，在稱讚漢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了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武帝對此勃然大怒，將《史記》手稿付之一炬。

因而，讀《史記》的那些日子裡，我常常開啟悲憤激昂的第五交響曲——《命運》。

總有一種感覺：司馬遷筆下的文字，和貝多芬指下黑白分明的琴鍵異曲同音，那情感、氣勢、力量，像奔湧的潮水，直抵肺腑。每每文終，我仍心潮澎湃，想起陳元帥筆下“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堅強與剛毅，想起空谷幽蘭嫋嫋不絕、孤芳自賞的王者之香。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以代表魯迅對《史記》的總體評價，也是最高評價。這兩句話，一指其史學地位，一言其文學價值，自是非常允當。然而，兩句話的關係究竟怎樣？歷來人們談論得卻不是很多，而在我看來，這倒恰恰是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史記》之所以成為“史家之絕唱”，就因為它是“無韻之《離騷》”，即因為它的文學性，也即因為它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透視。

眾所周知，史學以“事”為研究物件，文學以“人”為描繪中心，似乎是各有側重。然而，看看歷史，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無一例外。所以，必須把“人”寫透徹，才能把“事”說清楚，這才應該是優秀的史學著作所追求的境界。而把這一境界提升為一種自覺追求的史學家，就正是司馬遷。

考察在司馬遷之前的先秦史著，《春秋》《左傳》為編年體，《國語》《國策》為國別體，儘管在這些著作中都有一些寫人寫得不錯的篇章，但它們在總體上卻都是以歷史事件為中心所作的記錄，都沒有注重突出歷史事件中的人。而到了《史記》，中國史著的面貌方發生了迥異於以往的巨大變化，其“本紀”、“世家”、“列傳”皆是以人為中心結構而成，因而被稱為“紀傳體”。這一偉大的首創非司馬遷莫屬。

當然，《史記》的貢獻絕不僅僅表現在體例上，而且更表現在細部述說上。深入到每篇傳記內部，我們會清楚地看到，司馬遷注重於寫人物的性格、稟賦，往往是他用筆的著力之點、精彩之處。不用說大家熟知的《項羽本紀》《廉頗藺相如列傳》等等，在這裡還可以隨手舉出其他許多例證。例如《商君列傳》的開篇，寫商鞅在魏國時做魏相公叔座的幕僚，公叔座年老病重，便向國君魏惠王推薦商鞅接自己的班，魏惠王當時沒有表態，公叔座就說：“鞅有奇才——大王若不想任用他，就該把他殺掉，千萬不要讓他為別國所用！”過後，公叔座又把自己與魏惠王的談話內容告訴了商鞅，並勸說商鞅趕快離開魏國，以防不測。商鞅聽後只是一笑，說：“既然大王沒有聽信您的話來任用我，又怎麼可能聽信您的話來殺害我呢？”後來的事實證明商鞅的判斷是準確的。在這裡，司馬遷僅用一句話就寫出了商鞅的膽識和智慧，同時也寫出了他的自信與自負。又如《張儀列傳》的開篇，寫張儀學成縱橫之術後去楚國遊說，結果被懷疑為小偷遭到一頓痛打。他的妻子就對他說：“你要不是因為讀書遊說，怎麼能受到如此這般的侮辱？”張儀卻問妻子：“你看我的舌頭還在嘴裡嗎？”妻子笑了，說：“舌頭當然還在。”張儀也笑了：“只要我還有這條舌頭，足矣！足矣！”幾句對話，就把張儀作為縱橫家加亡命徒的嘴臉勾勒得躍然紙上。

類似上述的一些生活細節，本來都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司馬遷卻看得很重，這可以說明他關注歷史自有不同於別人的側重點。現在常說“細節決定成敗”，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關注就常常在於細節，不過不是無關緊要的細節，而是性格細節，這也是《史記》高出於“二十四史”中其他史著的地方之一。

我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其實，從某種意義說，性格也決定歷史。司馬遷的《史記》就告訴我們：歷史都是性格史。（圖源網路）

（原標題：《史記》中的性格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