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作為絕大多數人而言可謂是早已耳濡目染。作為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國實行的變法，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為秦的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而其改革之所以能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秦孝公的鼎力支援以及在變法過程中所實行的這些措施外，還有一個是在這些措施背後、並與其息息相聯的、起到核心作用的政治主張——愚民思想。

拋開其它的各種具體措施而言，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商鞅變法之所以能成功的關鍵除了秦孝公的背後大力支援外，那就是他的愚民思想一直在起主導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代，與時代的政治形勢相適應，這時在學術上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針對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各國的政治弊端，當時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等問題提出了許多主張和看法，其中法家的“愚民”這一政治觀點就是其中之一。

歷史上較早提出“愚民”觀點的是老莊和齊國的管仲。老子在其《道德經》中說到：

“古之善為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老子公開倡言要用愚民政策來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痺人民的鬥志，極力反對開發民智，要求從精神上、物質上杜絕一切能夠激發民智和引起爭端的措施。

而莊子的觀點相比較老子的的觀點而言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他將老子的觀點更加的絕對化，他主張取消一切制度、規範和文化，認為只有“絕聖棄智”社會才能安寧。

其後，許多學派，尤其是在法家學派中，這種愚民的學術主張更是比較普遍。這其中尤以法家中的代表人物的之一的商鞅的愚民主張是最明確、最有系統的，對後世的影響也是最大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諸子愚民思潮中處於承上啟下之地位，其特殊的意義則不言而喻。

那麼，為何要極力主張愚民之治呢？難道不愚民就不能進行麼？就不會成功麼？

我們知道，商鞅在未入秦以前就已經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其入秦的目的在於想透過自己的政治、經濟等主張來幫助秦國富國強兵、完成統一大業。這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潮流的，也是符合當時秦國廣大百姓的願望的。

但是，我們要明確一點，那就是法家一直認為人性惡，強調透過“法治”來實現對人的一種改變和統治， 在當時那個時期，國家機器是被統治階級所掌握的，通常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勞動人民的工具的。因此，從根本上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存在較大程度上的對立。這一點，商鞅自己也充分認識到了，因此在他的變法法治化道路上，他所認為可行之路那就是隻有“重刑輕賞”。國家要想富強，那就就必須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減人民的抗異實力。這也就是所謂的“民強國弱，民弱國強”之理。

那怎麼才能削弱人民的力量呢？那就是如《商君書·弱民》中寫到的那樣：“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則是使民愚。也就是：“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只有使得廣大人民變得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了，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也就老老實實地聽從統治階級的任意擺佈，對於統治階級而言，這樣國家就會容易治理，自己的的地位也就會更加牢固。

再一方面，就是商鞅所處的時代以及秦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國家的頭等大事就在於農業的生產和對外的戰爭，農業的發展是國家立本、富強之根本，對外戰爭的勝利則是戰勝敵國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商鞅變法的各項內容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獎勵耕戰，而變法其它方面的內容和措施也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一內容展開的，為它服務的。

因而，能否使廣大人民重視耕戰，也就成為了商鞅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如《商君書·墾令》中寫道的那樣：“聖人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

為了使人民能夠集中精力專心耕戰，而專心耕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能否使人民愚昧無知。在他看來：“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疾務農。”

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們就不會崇尚學問，不會被其智巧所迷惑，就會專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從事農戰。因此，商鞅才會提出這個思想，而所提出的這個愚民思想也是與其最重要的變法內容——獎勵耕戰緊緊地聯絡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要人民擯棄雜念、歸心於農戰。

由此我們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張，無非就是為了使君主能夠更好地統治和驅使人民，使人民專心從事農戰，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無敵於天下的目的。這也是他積極推行愚民之治的核心和真諦所在。

在明確了變法的動機和目的之後，接下來商鞅所要進行的變法步驟其實就很簡單了，那就是以“獎勵耕戰為核心，愚民思想為方法”去具體落實各種變法措施而已了。簡單的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點：

一、去禮樂，強調法治

自西周建立至春秋戰國以降，雖然天子的權威和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和改變，但禮樂可以說還是各諸侯國立國、治國的根本，尤其是在儒家學派眼裡。因而也才有孔子的“為國以禮”的“禮治”；即便是到 了戰國時期的荀子雖重視“法治”，但他還是沒有完全拋棄禮，反而是把禮的地位抬得更高了，提出了：“治之經，禮與刑”，也既重禮又重法的主張。

但是反觀商鞅，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禮法觀念。在他的禮法觀中，他認為純粹的“禮治”並不能達到使人們歸心於農戰的目的，相反的只會使人們更加巧偽、輕視法制，因此禮樂與法治是絕對對立的，因此想靠禮治或者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因此必須要要有一種更加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而這種方式就是——法制，只有透過法制，加重對人民的刑罰，透過刑法去民之巧偽和智諛。

而為了使君主和上層統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這一主張，他還從歷史的觀點闡述了去禮樂、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於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商鞅還在秦的朝堂之上同秦國的貴族代表等就要不要“變法”、“更禮”等問題展開過一場辯論。

當時的世族領袖的軸心人物甘龍認為：“聖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甘龍認為只有遵循先代舊制才能是人民安定，而商鞅則認為，人類和社會是在不斷髮展變化的，因此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也應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加以改變，既不能復古，但也不能保守。他繼而說到，如今世道是一個“強國事兼併，弱國務力守”的世道。

在這種形勢下，各諸侯國君要想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取得霸權的地位，就必須要壯大自己國家的力量，那怎麼壯大呢？那就只有實行“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樣的“王道”，不能以禮樂治國，而應以法制來治國。

二、禁《詩》《書》典籍，賤學問

變法中，商鞅認為《詩》《書》等書籍對於治理國家而言百害而無一益，這些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擾亂、蠱惑民心，增長了人們的那種智巧和虛偽的力量，破壞國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將《詩》《書》等書列於國家“六蝨”之首，認為其是是“亡國之俗”。

在他的眼裡，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或者普通平民階層，如果好用這些書，他們往往就會花大把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學習《詩》《書》上，而這最終必定會導致“上無使戰，必貧至削”局面；相反則會起到“民澤畢農，則國富”的效果。

因此商鞅變法禁了《詩》《書》、廢學問，只有這樣，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異力量，增強國家的實力，最終達到強國的效果。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僅靠國家明令強制燔燒《詩》《書》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採取一些相應的策略和手段，讓人們自覺地、心甘情願地鄙視學問。為此他提出：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的主張，

同時變法中還禁止儒生、大臣、諸大夫遊學、遊仕，閉塞人們獲得知識和資訊的途徑，盡最大可能讓人民愚昧無知、不好學問，使他們專心務農。最終實現愚民強國的目的。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所在春秋戰國時期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張，而這種政治主張正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願望的，它是新興地主階級必須建立統一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就如和變法這一歷史事件本身一樣，它不僅對於此後的秦國，而且對於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特別是秦漢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產生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自商鞅之後，這種愚民的法治思想經過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韓非子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後，完全成為了秦的指導思想。在後續秦統一中國後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著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

比如，秦始皇三十四年所頒佈的“挾書令”（禁止私人藏書議書的法令）和禁止私學就明顯是對商鞅所實行的愚民政策中的“一言、一教”主張的直接繼承，另外，諸如“焚書坑儒”、“以吏為師”等，也基本都是對商鞅變法中的一些措施的進一步發展。

在商鞅的邏輯裡，專制君主就是施虐狂，民眾就是受虐狂。君主對民眾罰重獎輕, 剛好可以證明君主是愛護民眾的，民眾也願意為君王去戰死沙場；反過來，如果君主對民眾賞多罰輕， 卻正好說明國君是不愛護民眾的， 民眾也不願意為君主去死。

殘酷的刑法和暴政將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極端。我們不可否認，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戰國時期的秦國確實起到了打擊阻撓變法的貴族、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使秦國統一天下等積極作用，但是，當秦國的封建政權徹底確立以後，它的這種愚民思想和措施給整個社會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就越來越明顯地凸現出來，主要表現為：它鉗制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社會生產的進步。

而這也正是後來在愚民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秦朝為什麼能迅速被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所推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寫在最後：

商鞅的愚民思想從變法開始就貫穿在他的各項變法措施之中，它不僅是其變法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變法能否順利貫徹施行的一個重要保證。它對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所產生過的巨大影響。

商鞅的變法調動了秦國廣大底層階級的民眾利益和情緒，與封建皇家效力。其他二者的變法，成為了朝堂對立的工具，加速了皇權的落敗。

動物世界裡的權力遊戲而已，權力的遊戲會貫穿整個動物世界的歷史，變法只是權力執行過程中的插曲，插曲好便唱的久一些，插曲不好便唱不下去，而且未來還會有更美妙的插曲等著我們或後人去聽。

所謂商鞅的改革成功，受到歷代帝皇的效仿和應用，除了因為有商君書的馭民五術，能使權力發揮到極致，僅這就足以吸引痴迷於權的歷代帝皇，以致當今現代人還把有權就有一切的強權觀念作為唯一的選擇。這就是為何說只有商鞅的改革能成功的原因。

其實這種成功是建立在強權暴政的基楚上的，而強權暴政的手段是違反人性的，所以人人都反對的，但是，權力撐控者看不到這是違反人性的手段！所以，人類歷史以來，顯示權力的能量始終放在首位！以致戰爭手段的不斷升級也屬其中原因之一。

當今世界為什麼不太平，顯示權力能量的手段，對人類來講，產生的結果一定是（對抗）！

如果按儒家仁義，或仁愛立中國產生的結果一定是（吸引）或者說是（凝聚）！

（對抗）是人為能量產生的結果！

（吸引）和（凝聚）是自然能量產生的結果！。所以，商鞅的改革，對於統治者來講是一種成功，但是對於人類來講是一種災難。

所有的古人都死去了，如果看誰活的久就算成功的話，那王八最成功。從變法的角度看，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失敗了。人死了，變法停止了。而商鞅變法成功了。因為雖然商鞅死了，可是他變法卻受到秦國後世君王的肯定。因為他變法的深徹性，秦國再也回不到變法以前。只能沿著他設計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了幾千年。因為他解決了統治者集權的問題。這也使得中國這樣廣大地區的人的統治得到可能。還有就是商鞅變法沒有反對階層，而宋明兩朝有一個儒家計程車大夫階層在起著決定作用，所以反彈就大。所以很快就被清算。

主要原因如下：

一、

商鞅的變法是改革，他改變了秦國從貴族到庶民的政治權利結構與經濟利益分配。如：政治上，廢除貴族世襲制，實行軍功授爵制，打通上下流通。經濟上，廢除井田制，實行地主土地制度，可自由買賣土地。

商鞅的這些改變都是脫胎換骨的，是在創造一個新世界。

王安石與張居正二臣的變法是改良，基本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改改，人事變換激烈，體制變動不驚，且基本屬於經濟政策的文字遊戲，沒有根本觸動影響經濟執行的政治權利架構。

二、

商鞅所處是戰國時代。落後就要捱打，甚至滅亡，成了非常現實的鐵律。秦國要想不滅亡，就要強大。何以強大？唯有變法。只要能讓秦國強大，成為霸主，怎麼改都可以。因此，對於身處強敵環伺，隨時都有滅亡可能的秦國，改革是發自內心的剛需。

王安石和張居正所處是和平年代，且當時，一國獨大，民富軍強。雖然問題也不少，甚至有些還很嚴重，但都沒有到亡國亡家的程度。

當然，碰到有抱負有責任的明君，不想渾渾噩噩度日，就會考慮解決些問題，讓國家更強大。就是說，王、張二臣的改革，不是國家的剛需，只是有作為皇帝的需要，是屬於錦上添花的。

如果改革成功，會讓國家少些問題，皇帝臉上也有光，可以青史留名；如果失敗，皇帝也不會失業，更不會丟命亡國，大不了少收點稅賦而已。

三、

商鞅雖然和秦國的國君是君臣關係，但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契約式的合作關係。道相同，繼續幹，道不同，不相謀，拍屁股走人，再去其他國家找工作。這樣一種寬鬆自由的制度，讓商鞅同志沒有什麼顧慮和負擔。所以，只要願意，儘可以放心大膽幹。

王、張二臣則不同，在大一統的王土，沒有其它選擇，與皇帝的關係屬於基本屬於主子與奴才式的關係，尤其明朝更甚，得罪皇帝，廷杖伺候，加之特務淫威，讓當官的如履薄冰。想必張居正同志自然做起事來，沒有商鞅那樣從容和大度，更要顧及和仰看皇帝的臉色，這讓改革的深度、寬度和執行度，都大打折扣。想必，王安石也好不到哪裡去。

變法成功與否的關鍵：是否能夠得到皇帝、官員、百姓的支援。

商鞅變法是成功的，因為首先秦孝公就主張改革，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援，變法措施執行堅決，改革措施全面徹底。再加上商鞅透過舌戰群儒，封住了其他所謂守舊勢力大臣的嘴，奠定了變法的思想理論基礎，掃除了變法的阻力。還透過“立木為信”得到了百姓的信任，充分的輿論宣傳，使變法內容深入人心。重農抑商的法治改革把百姓溫飽問題解決，得到了人民的擁戴，所以變法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合乎秦國國情，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這是變法成功的根本所在。

首先說一下王安石變法的背景，北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冗官、冗兵，消耗了大部分國家財政收入，國家慢慢變得貧弱。宋神宗登基後，重用王安石，並讓他主持變法。

王安石變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均輸法、青苗法和保甲法。均輸法和青苗法主要是為了增加收入，保甲法則是為了改革軍事制度。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貪官汙吏利用新法盤剝百姓，中飽私囊，敗壞了新法的聲譽。守舊派人士利用百姓的不滿趁機大肆攻擊王安石和新法，最終王安石被貶官，新法除了置將法之外被全部廢除，最終以失敗告終。

張居正變法與王安石變法所處的背景是相似的，都是處於國家正在走向衰亡的時期。當時張居正的變法搞得還是比較成功的，在軍事、政治、水利、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實施了改革，使百姓生活的安居樂業。但是他得罪了皇帝——當時張居正是萬曆皇帝的老師，在萬曆皇帝小的時候對他十分嚴厲，動不動就讓太后對他嚴加管教，所以皇帝從小就在心裡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

有一次萬曆皇帝讀了《霍光傳》，讀完之後他更加認為張居正對自己有很大的威脅。霍光是西漢時期的一位能臣，當時新繼位的皇帝是劉賀。劉賀因品行不好，在路上到處搶劫，霍光知道後就廢了劉賀。

這時候，萬曆皇帝就想：張居正權力也很大，哪天萬一把我廢了怎麼辦。於是，等張居正病逝之後，萬曆皇帝就剝奪了他的爵位，並停止了變法。這可以說是萬曆皇帝的一大失誤之一。

秦朝的商鞅變法，在商鞅死後，還繼續施行著變法，使秦朝的國力得到了猛然的提升。但是萬曆皇帝廢除了張居正的新法之後，國力迅速下降，使本還有一絲轉機的大明王朝被這一個小小的舉動給毀滅了。

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援，雖然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但秦孝公下定決心要改變秦國積貧積弱的局面，任其他人怎麼詆譭商鞅仍然相信他，君臣二人風雨同舟。後來秦惠文王雖然殺掉了商鞅但沒有廢除商鞅之法。

王安石變法得目的是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但同樣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反對之聲很大，剛開始宋神宗還能堅決支援，但時間長了以後宋神宗的決心動搖了。變法急功求力，急於求成。政策的執行也不行，內部意見也不統一……等等原因造成了變法得失敗。

張居正的改革觸犯了統治階層的根本利益。明朝的財政已經積貧積弱很久了。當新政初見成效時，明神宗迫於對權貴階層低頭，中斷了張居正改革，最終改革失敗。

改革成不成功關鍵在於有沒有動搖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統治階級是否能夠全心全力的支援，變法不是一朝一夕，需要長時間的去貫徹執行

這就是時代不同和君王不同的原因了。

商鞅變法之前，秦國並不是戰國七雄裡最強大的國家。齊楚趙國的實力都比此時的秦國強大。然而秦國曆代國君都有統一七國，成就無上偉業的巨大的野心。那麼提升國力，勢在必行。而且秦孝公也是一個開明的君王，他知道商鞅的變法可以極大的提高秦國的國力，所以讓商鞅放手施為。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北宋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而且當時的北宋已經階級固化。王安石變法，侵犯了舊勢力的利益。雖然宋神宗同意王安石變法，但是北宋舊黨實力太強，不是王安石自己可以對付的了的，即使有宋神宗支援，也不可能變法成功。

至於嘉靖年間張居正變法，更不可能成功了。原因和王安石差不多。嘉靖時期，明朝已經腐敗透了，不是張居正能夠改變的了的。

改革的成功，需要當權者的鼎力支援、實施者的合理佈局、繼承者的堅定執行，商鞅變法滿足了這三項標準，最終成功了；王安石變法一項標準也不滿足，張居正變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很多政策沒有得到有效執行。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成功，來自於以下幾個因素：

一、秦孝公鼎力支援

秦孝公對秦國的落後面貌很不滿意，有奮發圖強的決心和堅定的意志。商鞅變法過程中，觸動了很多老世族的利益，秦孝公都在背後默默地支援，從不拆臺；就算是太子犯法，商鞅要處罰太子的老師、秦孝公的哥哥，秦孝公也毫不含糊。

商鞅的法令能最終執行到底，秦孝公為他擋住了很多的明槍暗箭，秦孝公是商鞅的堅定靠山。

二、商鞅佈局、實施的到位

商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不僅僅表現在法令制訂的切合實際，關鍵還在於法令的貫徹實施與監督。根據史書記載，商鞅可不是整天待在書房、衙門裡的官員，而是要不間斷的到民間明察暗訪，檢視、監督法律的實施情況。

三、秦惠文王只殺商鞅，不滅其法

秦孝公去世後，出於種種說得出口、說不出口的原因，秦惠文王處死了商鞅，但秦惠文王與其他昏君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只殺其人不滅其法。

為什麼秦惠文王不廢除商鞅的法令？

1、秦惠文王深知商鞅法令對國家有利。秦孝公時期，國家實力大增就是最好的明證。

2、商鞅法令實施多年，百姓已經適應的秦法，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如果廢除的話，反彈力量過大。

3、秦孝公去世前有交代。

總之，秦惠文王的堅持，是商鞅變法成功的重要一環。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步子邁的有點兒大，執行不到位；王安石有點兒文人情懷，不像商鞅那樣殺伐果斷。另一個原因就是朝內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力量很強大，高層內部變法思想沒有得到有效統一。

張居正在位時，萬曆皇帝年歲尚小，張居正與馮寶密切配合，實際上扮演了支持者與實施者的角色，執行的效果很不錯。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抄了張居正的家，後任首輔申時行部分修改了張居正的法令，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總結：改革是一件事關重大的事情，往往會觸動舊有勢力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這時候，就是考驗現任君主、變法者、繼任君主智慧的時候了，如果有一個環節出現問題，變法很可能就會功虧一簣。非常幸運的是，商鞅變法具備了這三個條件，變法最終成功了。

王安石簡直就是胡搞！！！

商鞅、王安石、張居正並稱為中國歷史上三大改革家。

但是從歷史的結果中，我們也能看到商鞅的變法是最成功的。

商鞅變法是秦國從一個弱小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國度兵強的國家。

張居正的改革可以說也是成功的，縱然有些地方是不完美的。

只有王安石的變革是失敗的，為什麼歷史上王安石的變法是以失敗告終的?

這些改革家的時代是愚昧的，那時能洞察國情民情並探討出一套強國方略者是國之幸。商秧(秦)王安石(北宋)張居正(明)被後人稱為中國歷史上三大改革家(變法)。

　　其中商秧最成功，使秦國力富足，軍事強大，秦朝的官員是最廉政的國家，管理也是最有條理的秦國能統一中國商秧是有功的。

張居正也不錯，但不完美，他死後他的接班人把他的治國理念推翻了。

為何商鞅變法能成功，而張居正和王安石都以失敗告終？

秦孝公贏渠梁，他對商鞅給予了絕對的權力，甚至提出了共享秦國。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改革家是具體的實施，而皇帝決定大局的，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援貫徹，再好的新政也是擺設。

商鞅變法，在歷史上的定位，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轉向封建社會的轉折點，這點很重要。

春秋時期，由於鐵質和青銅工具的大範圍使用，生產力得到了極大提升。

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包括後面的維新變法，雖然也取得了皇帝的支援。

但是這些皇帝要麼是意志不堅定或者思想模稜兩可。

王安石的變法，皇帝雖然欣賞，但反對抵制變法的勢力較大，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變法當然難以成功。

張居正的改革獲得了曇花一現的成功了，但張居正死後神宗皇帝對張居正進行了徹底否定，於是舊體制又捲土重來。

王安石則是完全失敗，原因很多，皇帝昏庸，觸及官僚利益受到抵制，就連他媽都哭天抹淚的哀求他別瞎折騰了。

王安石本身的想法是好的，也是秦商秧後最大最全面的改革，但缺乏對實際的認識和科學有預的落實措施，盲目冒進觸及到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而地方衙門乘機撈政績搞形象工程，利用改革壓榨欺騙老百姓。

如“青苗法”就是鬧饑荒時，國家給老百姓分糧食老百姓不用現錢等有糧了還上但要利息。

老百姓不識字也不會寫字，所以找書吏代寫收費再拿到地方衙門申請審批，國家規定收利二分結果竟漲到其35倍之多。

老百姓寧可從富人家借，也不去衙門借，於是衙門就下指標搞攤派僱傭社會人員強制借糧謀取暴利。

再如“市易法”本意是衙門收購老百姓賣不出去的糧食，減輕農民負擔結果。

地方衙門專收緊俏貨，低價收高價賣，結果衙門變成了買賣機構，各級衙門都從老百姓身上卡油。

百姓上訪者不斷，王安石家門口就被上訪民眾堵住，所以王安石他媽就哀求王安石但王安石不為所動。

而各級衙門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打所壓上訪百姓民怨沸騰。

　　王安石做過地方官，本應懂以民為本的重要，也知道百姓的利益受到損害，更清楚各級官僚腐敗變質，但王安石怎麼做的?

打壓“諫言者”不打腐敗，打壓提出不政見者，在京城設巡邏隊聽到有說壞話的上訪的抓判刑。

此時王安石有所感悟，決定第二次改革，推行新政同樣變了味，國富民窮社會動盪皇上失望了，官僚地主反對百姓民怨沸騰。

為平熄民怨只得撤王安石的職，並極力安撫民怨才平熄下來。

從王安石變法到北宋滅亡，只有五十年，由此可見王安石的改革並沒有給北宋一個好的結果。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受益者，是國家各級官僚，使變法變成了壓榨老百姓的工具，可稱為歷史上最糟糕的變法。

看到其他的回答大多都從主觀方面進行了分析，包括秦孝公作為君主的支援，自己實施變法者商君的佈局到位，以及商君和秦孝公死後，後代君主堅持把變法推行了下去等等。

這些因素當然是促成商君變法成功的一個方面，但我認為核心原因不在這裡。

變法改革，顧名思義，是統治階級透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達到緩解國內矛盾，增強國力的目的，其核心在於利益分配方式的改變，也就是怎麼分蛋糕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從來都不是皇帝一人，皇帝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而地主士大夫階層，才是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往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擁有一系列的特權。

在經濟上，他們搞土地兼併，把賦稅轉嫁到老百姓頭上。在政治上，他們侵蝕皇權，想要為自己的千秋萬代保駕護航。

歷來，一個王朝到需要改革的時候，往往意味著社會矛盾比較尖銳，財政危機比較嚴重，因此需要改革，變革分配方式來從特權階級身上抽一部分血，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秦國在當時的地位，其實比較低，處於西北邊陲，經常性的要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所以秦以軍事立國，這也就意味著君主的權力非常大，中央集權程度高。

此外，秦國經濟不如其他國家富庶，因此相對的秦國的特權階級就沒有那麼強大。

這兩項疊加，就導致了只要君主全力支援，那麼變法就比較容易推進下去。

然而就算這樣，當秦孝公死後，特權階級仍然對商君進行了反攻倒算，把變法推行者五馬分屍。

但由於上述因素，雖然利益受損的特權階級進行了反攻倒算，只要新的君主繼續支援，變法仍能得以推行下去，特別是隨著變法在前期的順利推行，透過變法產生的新興利益群體日益強大，舊有的特權階級想要反對也無能為力了。

而反觀當時的其他國家，如同時期楚國的吳起變法，當楚悼王死後，舊貴族當即進行反攻倒算，吳起想拿楚悼王屍體保護自己，都被砍死了。

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都是在特權階級已經非常鞏固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從一開始就面臨巨大的反對勢力，而王安石面對的皇帝，又不夠強勢，當時的皇權差開國初期很遠，這樣的情況下，失敗只能說是必然。張居正改革還是比較小心翼翼，然而即使這樣，仍舊很難推行下去，等到他死後，皇帝都帶頭對他進行反攻倒算，那怎麼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因此，綜合來看，變法成功的首要因素在於客觀條件，一方面，舊的特權勢力還沒壯大，另一方面，支援變法的皇權足以在一段時間內壓服舊貴族。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變法改革的節奏不出現大的問題，才有可能成功。

題外話，秦國變法成功確實得益於舊貴族勢力比較弱，當秦統一六國後，隨著修長城、馳道帶來的巨大財政危機，六國舊貴族迅速的反攻倒算，把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推翻了。

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三個改革家。用最偉大評價他們，現在的人應該沒有爭議。因為，這三個人，為了國家民族的公利，犧牲了個人的私利。商鞅被車裂，張居正被抄家，王安石被流放。

三個改革家，既為國家民族利益奮鬥，又為何會遭遇殺害、抄家或流放？道理很簡單，統治階級內部的絕大多數，不願意謀取國家和民族利益。他們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兩個字，就是私利。

我們來先看商鞅。他的改革，其實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停止欺騙人民，言而有信，兌現向人民做出的承諾。二是加官進爵的依據，不是先輩的地位和官職，而是個人在戰爭中殺了多少敵人，在農業生產中收穫了多少糧食。這就侵犯了貴族和富人的利益，他們忍無可忍，就威脅新君主，殺害了商鞅。

王安石的所謂改革，是把放高利貸的生意，從官員、商人和士紳那裡搶奪過來，由政府來經營，按照文人們話說，就是與民爭利。

張居正發起的政治風暴，其實不是改革。他只是要求，官員、文人和大商人，就是所有的有權有錢有知識的人，應該和其它人一樣，按時足量繳納法律規定的稅賦。張居正剝奪了精英逃稅的權力，死後遭遇權貴反撲，也是很正常的事。

一個政權，如果國家機器，成了個人謀取私利的工具，這個政權就會沒有懸念滴走向崩潰。宋明如此，民國如此，蘇聯也是如此。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從政治學上談一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

首先談談人類政治發展的終極大趨勢：人類社會由全人類共同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終極目標和大趨勢，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實現：以法治代替君主貴族的人治和以言代法、擴大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精英階層人群或人數、文官政治以至於發展成民主政治，如民主政治的陪審團制實際上是以所有公民作為司法的創新維護人，符合人類社會由全人類共同治理的趨勢的。

春秋時代，約公元前500年，鄭國子產，公佈刑鼎，是中國民主史和法治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它以成文法規定什麼是犯罪如何處理，取代了貴族的以言代法和人治，從此中國社會進入了法制社會。

晉國是第二個進入法治社會的強國。

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發展，鄭晉魏韓趙齊的發展為法律實施提供了實踐的土地，商鞅所學正是用立功代替貴族公侯族世襲的權力，以三晉鄭的法治代替君主貴族的人治，利用全社會和精英階層的力量和智慧，本身具有正面的進步的意義。

歷史上成功的變法大家有鄭子產，魏楚吳起，秦商鞅，漢蕭何，隋楊堅，宋趙普等一批政治家。他們的改革措施是符合人類社會共同治理的大道的。

但是，有些當政人物，以改革變法為名，實施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倒行逆施，行君主專制和個人專政的獨裁政治。這些人中有劉徹、王安石和張居正等人。

批駁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文獻多了，特別是青苗法，公然國家高利貸，半年利率百分二十或三十，還有當代人吹捧說利率不高。特別是以此考核官吏升降，國有資產保值升值，搞成強制執行式貸款，將國家當成一個高利貸公司一樣管理經營，忽略對最窮苦人民救濟功能，餓死人盈道。

這裡再談談學習王安石變法的張居正。

張居正被當代一些小說家和網路紅人吹捧為明代第一政治家，在正史上，張居正名聲十分差，“寬於律己，嚴於律人”，貪腐列明代官員第一位。

他死後抄家時有黃金一萬多兩，白銀十萬多金，土地八萬多頃，張居正才是明朝第一貪官。他鋪張浪費，生活奢靡而且非常好色，貪權戀官，父死奪情不弔，明代皇帝和官員都不喜歡他。

一條鞭法，是大家不要服勞役改為交銀子，農業稅不放糧改交銀兩，需要交稅以前是交糧食統一交銀子。這個方法官家方便了，也減少運輸到京城的費用。表面上看是十分正確的，在江南等地實施效果很好。但是窮苦地方如北方的甘肅陝西流通銀子少，銀兩集中到官府市場上就少了，本來一兩銀子一擔小麥，改一條鞭法後糧食貶值要一擔半才能換一兩銀子交稅，豐年糧食更便宜，只有官家旱澇保收。以前接排隊順序服勞役，改為交銀兩至於勞役用了多少銀兩當官說了算，擴大地方官府自由量裁，加重了農民負擔，形成地方腐敗。

再看考成法，要求收定額銀兩九成以上才算基本合格，將壓力轉化到下層官吏讓小官想辦法收稅，這個開很壞的頭，如果發生天災以前可以減免，現在官吏也是表面同情，但是不好意思該交的銀兩還得交。

張居正還和東廠混一起打擊政敵，如高拱被逼下臺。他當政時二個兒子考取進士，以至於明代後來規定，入內閣近親不得考取進士。

張居正政治的錯誤還有一家專政打擊言官，他擁有絕對權力一手遮天，以至於狂妄侵吞死亡朱氏王爺的寡婦田產。張居正一死，王妃上告經查屬實，以至於所幹多種醜亊全翻出來了。

皇帝是皇天后土在人間的代表，張居正的所作所為最壞的是敗壞了官場風氣。只唯上，只唯財，只顧自己升官發財不管最窮的最苦的老百姓死活。整個官場只聽上面的，只顧自己貪腐升官，不談人間正義。

張居正學王安石，專制獨裁搞法西斯強權政治，必須被皇帝清算和消毒，他的被淸算說明人間還有正義公平和公正的存在，說明皇帝還是正義在人間的化身，也是說明明朝政權還有自潔的能力。

申時行在行政上廢除了一條鞭法和考成法，改一條鞭強制為志願交銀兩或糧食。皇帝在政治上的對官員唯上和個人專制進行了多年的消毒，並且規定了相關的制度防止個人專權，以及關於政權的救濟功能的規定。

政治的進步是漸近的，很少有飛躍性的。以為一個人的能力，比社會上精英階層能力強，多數情況下是不正確的，共和制度就是充分利用各階層的力量，特別是利用反對派的力量和智慧，為社會發展的進步作貢獻。一個改革和措施實施前，參考反對意見，是它能正確執行減少錯誤的機會。

君主專制和個人專政，強權政治下所謂變法改革，幾乎全部是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的原因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