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適合外在，心學適合內在。物理世界的規則是固定不變的，以理性來對待當然是正確的。而人之心靈是變化不定的，宋朝的理學家以研究外物的方法來看待心靈，形成一些固定的善惡標準，久而久之自然會禁錮心靈。後來的人意識到這一點，想要突破禁錮，就發展出心學了。

事實上宋朝的理學多有涉及物理世界，宋朝如果不滅亡，中國的自然科學理論必然會高度發展起來。而明朝如果不滅亡，鄙人以前有一設想：

赤子選舉——試想一下，假如明朝沒有滅亡，或者取代明朝的是一個開明的漢人王朝，陽明心學取代朱子理學，成為官方正統，科舉會發生什麼變化？——未來可能的選官制度:

①初選，筆試以察其能，考試內容為物理學，即關於外在物理世界的認識，包括數學物理天文地理生物化學等（語文歷史法律經濟類待定）。不涉及意識形態。②複選察其心，選三個月以內的眼睛明亮透徹的嬰孩與考生相對視，能得到最多嬰孩注目的考生即為最佳（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又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再察其德，選九十或百歲以上身心建康，子孫亦建康善良孝順，家庭和睦的老人，對考生一一辨識，評選最合其心意者，則必有德。 這個過程不用言語，亦不涉及意識形態。（全程電視直播，以防其弊。）（以上只是設想，較為粗略，其真實性及可操作性還得反覆實驗驗證之。）

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實際上二者之間不是一種完全對立的關係，而是應該在承繼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單純的講陸王心學在明朝中後期取代程朱理學是一種不完整的說法，而是陸王心學在明朝中後期佔據了主流，而程朱理學則退居次要地位，當然對於二者的研究和闡發是一直持續到當今的，並不是說在明朝中後期程朱理學就消失了。

那麼，為什麼在明朝中後期陸王心學會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呢？

時勢使然：

首先，明朝中後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化的時代，中國內在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中外交流在明朝中後期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明朝中後期，隨著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及中國本土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中國的物質財富得到了空前增長，相對應的，社會風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奢侈之風逐漸盛行，人們為了追逐物質利益，無所不用其極，因而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到了正人心的時候，單純的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已經不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基於此，王陽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希望透過對人們的人心與實踐進行修正，從而達到正人心的最佳狀態。

學術的內在理路：

其次，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也是導致陸王心學取代程朱理學成為一時主流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屬於尊德性的範疇，二者只是取向不同，程朱理學主張向外求理，陸王心學主張內向而求理。在程朱理學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後，人們必然會從外向求理轉向內向求理。

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王陽明及陽明弟子對於陸王心學的傳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只是在晚明時期，陸王心學被異化，成為了自私自利、追求個人慾望的代名詞，以致於明朝滅亡後，明朝的遺老遺少們紛紛把明朝滅亡的責任歸咎於陽明之學。

無論程朱理學，亦或陸王心學，都屬於宋明理學這個大範疇。近現代研究者通常把宋明時期的理學稱為儒學思想發展的第三種形態，與先秦、兩漢相併峙。

我不喜歡說一些對幫助理解事情沒有多少直接作用的，大而化之地談什麼時代背景之類慣常的老話，先說一個宋明理學產生的主要動因：應對佛教的挑戰。佛教東傳，與中國文化血緣觀、宗族典章制度有相當深的衝突，唐朝覆滅，宋人的總結是統治者過於崇尚佛與道。宋人尚文，自信中國文化有能力，以文明迴應文明，以思想回應思想。為什麼宋明理學的形態與先秦兩漢如此的不同，道理在此。無論是程朱，亦或陸王，骨子裡都防範自己墮入佛教的思想行藏中，成為“聖學異端”。即使在心學最唯心最具“禪相”，最不怕被認為“援佛入儒”之際，其主流亦斷不敢說孔聖之學力有不逮，要借個釋教來完善，王陽明再牛，他也只敢說“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可見，不能與佛家混為一談，是宋明理學從頭到尾一個顧忌。

理學與心學是因應時代精神面貌的不同，有意無意地從不同的側面，完善推進儒家思想的群體性創造。本質上，後起的陸王並沒有完全視程朱為敵，在弘化聖學，匡正乾坤上，它們是師友、盟友、同道的關係。宋明理學大體包括些什麼呢？由朱熹、呂祖謙共同編撰的《近錄思》可作一大觀上的解答。《近思錄》共分十四卷，每卷一個主題， 1）道體；2）為學大要；3）格物窮理；4）存養；5）改過遷善；6）齊家之道；7）出處進退辭受之義；8）治國、平天下之道；9）制度；10）君子處理之方；11）教學之道；12）改過及人心疵病；13）異端之害；14）聖賢氣象。這些主題均為宋明學共同關心和回答，要在生命中處理的問題。不論程朱還是陸王，都奉行《尚書》中提出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聖學宗旨。所不同的是，明人與宋人的精神氣格，追求的解讀，造出來的成果，很有些不同。

明代前期是精神管制嚴厲的時期，不僅對知識人，對社會各界亦是，目的是要恢復儒家主導下的意識形態、人倫秩序。但是統治者手法粗暴，冷酷無情，動輒殺戮刑驅，逼人就範。明代前期，儒學小心翼翼地沿用了程朱一路，但是孔門之學的流佈，已稀疏零碎。從明初到萬曆朝後期之前，這段很長的時間內，“十三經注疏”除福建版外，沒有第二部，梁啟超說“固陋到了這種程度，實令人吃驚”。所以，明人在文化取向有幾個大的特點，對心學特質的形成與流傳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不喜讀書，好作俚俗。顧炎武《日知錄》中提到“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這種現象，在明人自己的作品中就有證據，呂坤《呻吟語》中記當年江北（淮河以北）地區，不學者居多，每遇路人輒雲“我不是識字”；而南方，特別是江南，雖文藪在此，然時名雖有，作為稀鬆。明代的學問與文字，數量質量，都難置於歷代前列，明人的才華用於即時的快感，好搏即時的社會聲名，借民間“才子佳人”的故事傳說獲得肯定和傳播，這樣做，“夠接地氣”即可。是的，明代文學最大的一個特點是通俗性特別強，仿如現時代一樣，所以我也慢慢理解了，為什麼現在明粉如此的多。的確，氣格心腸，相當接近！

不好讀書的風氣，萬曆之後有轉變。至晚明，學問重新成仕子的生活重心。而隨之而來的，是對陸王心學的深入批評。

二、自負好議，以時評為快。朱舜水就曾言“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為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朝終結，如大家提到的東林黨即是一個典型。再如，崇禎朝後期，面對清兵逼近北京，國家用兵全在應付李自成，關上告急，朝議之時有人提出與滿清議和。一聽議和二字，那班理學臣子就當廷破口大罵，拿出天道忠節、華夷大防的大道理來說，帶頭之人是黃道周。在此國家危亡之際，不面對實際，而論道統，實在迂腐。不僅如此，某程度上，崇禎是被“君死社稷”的輿論定位逼死的。整個社會，浮躁分裂，動輒道德人心，忠烈節義，全不顧國家實際，讓國家如何平穩渡過危機。

三、好靜坐、談機鋒，不務正業。李恕谷說：“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這其中還伴隨著明朝文士喜歡所謂魏晉風度的取向和表現。

四、縱樂從俗，放誕不羈。明朝突出的文化氣格都帶濃厚的“俗氣”，在衣食功利、享受人生之中尋求話題。前期謹慎些，後期則放縱無度，憑性放誕。明朝中晚期，商業發達，人口流動頻繁，惡農棄耕者眾。聲色犬馬遍地開花，奇貨玩物，淫巧方術，潮流紛披，海波盪漾，有錢的沒錢的，都慕羨奢華生活，富足世家，十足的縱樂皇朝。士人對此，要麼樂在其中，要麼另謀樂趣，所謂入世與逍遙，逍遙者亦只在俗世中求個自家內心的清靜閒適。其中主流“在年才俱盛之時，往往以遊冶放佚為倜儻，揮金挾妓，使酒罵人，自謂‘無損於其名也’”（引自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這種縱樂放誕，在明人的小說筆記中有充足的呈現，成為中國歷史上寫情與欲，放蕩無忌的冠軍。

五、偏激浮躁，陽奉陰違，操行無信。明人的精神氣格頗有點焦慮分裂症，慾望之門廣開，又自感不能過於獸行；社稷實務不感興趣，又想自己無愧於家國。於是乎，社會輿論高度畸形，趨尚忠烈節義，一邊大講忠良肝膽，一邊結黨營私卑鄙好利，兩者互為補充，互相慰藉。於是，到明亡時，廷臣迎李闖者眾，隨思宗大行者寡。明之好口頭大義過於任何朝代，尤其對“以身殉節”歌頌得無以復加，對有過節的犯夫死囚，統統視為禽獸不如，死不足惜，滿腔義憤譴責。仁義道德叫得越響，好象自己越高尚，越有道理。這是中晚明時期，全國到處可見的社會風氣。而且不客氣地說一句，尤以江北至京畿為甚！

明朝心學的出現正正是這種風尚的產物，同時也在仕人官宦、社會名流處催化了這種風尚的蔓延，兩者互相依靠。

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的區別在哪裡呢？大概有那麼一些：

一、朱熹提出宇宙萬有的邏輯結構是“理—氣—物—理”，“理”是萬有的本源和統攝，“氣”是陽陰二氣，是活的變化的，“物”又叫“事”，是萬有具體的存在，既包括物界的，也包括人類社會與精神的創作。“理”生“氣”，“氣”運而成“物”，“物”於“氣”中最終返回“理”。形成一個閉合迴圈。

而陸王卻提出“心—物—心”的邏輯環路，打破朱熹，這是心學與理學最大的區別之一。“心”為所有，理在心中，物也在心中，“物”因有“心”而成“物”，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於吾一體也”（王陽明《答聶文蔚》），所謂“月印萬川”的著名比喻本於此也。

心學一詞最早由邵雍提出，然而王陽明之前儒家都沒有稱孔聖學問為心學。王陽明在《象山文集序》中首倡聖學即心學，其雲：“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他肯定了陸九淵一系的學問是心學，與自己一樣是聖學之倡續，心即理。陸王反對朱熹“理”“氣”“物”的自在性，陸氏提過一個比喻：宇宙內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宇宙的事，不要把我與宇宙萬有分開，要人循一個外在的“理”體察世界。

二、“格物致知”論的相反立說。這是理學與心學最為人知的一個分歧。程朱理學既然認定“理”與“物”是這樣一種關係，人如何能得理而立己立人？程門首先提出“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把物之為物的道理透過研究去窮其原相，所謂“格物窮理”。朱熹完全接受了二程的主張而加以擴充套件，他提出“讀”（讀書）“窮”“格”幾個環節，格物的目的不是為了機械地瞭解具體某個事物，而是要通過了解事物，知曉天理人心，知人倫之所在。好了，格物這一步做足了，積累夠了，就達到“致知”的境界了。“致知”就是“推知”，推演擴充套件我“在一物一事上的窮知”的所知至達“全知”的境界。

陸王心學的進路剛好相反，既然心外無物，那格物就用不著了，讀書就用不著了。返回內心，透過內省即可體認本心，即可通宇宙，即可澄明透切，物我俱全而兩忘矣。如果說程朱的“格物”是為了“窮理”，那麼陸王的“格物”旨在“正心”，萬物皆備於我，“意之所在便是物”，我明即萬物明。那實際上，等於取消了“格物”這一環了。

有朋友說，程朱理學是外求，陸王心學是向內求。這個說法我以為不太準確。程朱一樣向內求！格物本質上不是如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追問純然的物質之理之相，更不是倡導“做科學實驗”，而是以己之身心體驗萬物之在，最終達到合天理而同一，所謂“合內外之道”，天理是靠人去體味，事物是靠人去分別的，這個人包含了兩者的所有可能。此中關鍵功夫，程朱提出“誠”。“誠”者，無人慾之雜念，純依天理，此亦幾近“無我”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誠即是理，實有之理，體物言與物為體，有是物則有是誠”，就是說物與人一樣，因為無私無我，完全以本來面目呈現，此一呈現已盡天地之道的本相本源，萬物與人事就一個“誠”字，總括其性。同時，具體到萬有與人倫的關係，因一“誠”字，人倫即天理，人與物同理共在，無有異理。朱熹曾盛讚張載的《西銘》，以為《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而張載之外，程門提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內求”是宋明理學，包括程朱陸王均是如此的，只不過陸王一路，走得更加極端與徹底，完全取消了物的自在性。

是的，明朝人喜歡極端，喜歡淋漓痛快。原因上面談明朝文化氣格時已經說了。既然不喜歡讀書，既然覺得理學在明朝已經“僵化”（這個說法，我一直只信一半），那麼化繁就簡，以最快速度直搗黃龍，以聰明伶俐換窮經皓首，以時文燦爛，朝野追捧，換著作不朽、長立聖門，豈非很順理的事情麼？

明朝學問，前期經過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返回程朱的探索無創穫，成化年間陳獻章（人稱“白沙先生”）開始，以靜坐自得、心與道俱的形態，開明代心學的先河。之後，王陽明出，一時聲譽鵲起，前學盡廢，王學成為明朝中後期的主要思想形態。它讓明人的個性張揚、追求自由自我的形象，成為那個時代共同的精神底色。

陸王心學的高明通透處的確有自洽之功，王陽明是罕有大儒，這個沒有問題。問題在於陸王心學一旦鋪諸社會，除了糾偏程朱之外，自己能免走偏之弊？好議論忠烈節義，好表現自己特立獨行，把瀟灑出塵放在嘴邊，學靜坐、談機逢，議時政，而不知自己根底粗淺，一味求得個自己的快活。李恕谷言：

“宋後二氏學興（按：二氏，即陸王），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控股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箸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乎，誰生厲階哉！”

明亡之後，一大批痛失家國的遺民孤臣，反思得失，非常一致地把心學之熾，定性為亡國的原因之一。顧炎武《日知錄》道：“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敦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王夫之說得更赤裸，矛頭直指王陽明為首的心學，言“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這些說法，當然是氣憤之辭，明顯有偏過激，不足盡採。然其所指，陸王心學一路，發展下來，普遍呈現過於空疏無根，過分求高明人生，而不事具體事務之恰切，卻是事實。不錯，王陽明文武有功，為明一代之顛峰人傑，亦是聖門之傑乘一脈，然其學說與其於國家的行為貢獻並非處處對洽，思想自有思想的格局規則。王氏思想之簡剔玲瓏，已把儒家向主觀唯心一邊推上了極致程度，再變本加厲就麻煩，就於現實有失了。果不然，陽明後學很快墮入惡禪行。

最後簡說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評價。首先要特別注意一點，對現代人來說，無論程朱還是陸王，都不可能有“窮宇宙之理”的功用，這是現代科學、人文之昌盛，科學之功果，已經完全堵死了這種可能，不要在此自欺欺人！若一定要說兩家中哪一家更有一些與現代實證精神相接的，當然是程朱一路。複次，若論生命塑造，人倫道德，國家命運，兩家均有殊勝處和輕慢處。程朱一路，系統性強，各方安排總體妥貼，然容易僵化死板，如黑格爾的哲學體系；陸王一路，求內在自我的真實，一旦悟得，廓然澄明，意氣風發，束縛者少，然容易墮入惡俗無為，輕佻有餘，沉實不足。程朱與陸王，恰如佛門的玄奘與六祖。兩者之得失，至今仍是話題。

明末清初的“實學”一路。故於儒家，歷經宋明數百年，真正稱得上返本開新，與孔聖之道德接洽度較高的，是“實學”。生命於實然處，方會明白，所謂“成聖”多半不應成為學子的目標，老老實實地成為聖人的學生，合內外之道而有功於黎民社稷，其於聖人之道，不特有接乎？

（本文材料，引自韋政通主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張學智《明代哲學史》、楊國榮《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諸書。此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