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既得天下，常思定國安民之策，閒來閱史，悉心鑑於往事，以求資於治道。

一日，太祖朱皇帝突然對侍臣暢談讀史感受：

“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明史》卷74）

朱皇帝對活動在最高權力中心的宦官持有一種天然的警惕，“有內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因定製，內侍毋許識字。”朱皇帝心想，如果宦官不識字，那就好控制了，也不會干預政事了。不過他還覺得不太放心，如果有子孫不聽老子的話，怎麼辦？

最後他想到了一個不錯的辦法。洪武十七年，朱元璋下令鑄一個鐵牌，上書文曰：“內官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朱皇帝心想，這樣就可以安心了吧。

然而，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宦官的存在還是有其存在的價值的，皇帝日理萬機，身邊最貼心的人也許就是宦官了，日久而生信任。朱皇帝心想，這麼聽話又懂規矩的宦官，出去幫我乾點傳達命令的小活，沒啥問題的吧。

於是朱皇帝親自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規矩。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命聶慶童往河州敕諭茶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有了第一次，之後就愈發不可收拾。

《明史》記載：

成祖亦嘗雲：“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有私役應天工匠者，立命錦衣逮治。顧中官四出，實始永樂時。元年，李興等齎敕勞暹羅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三年命鄭和等率兵二萬，行賞西洋古裡、滿剌諸國，此將兵之始也。八年敕王安等監都督譚青等軍，馬靖巡視甘肅，此監軍、巡視之始也。及洪熙元年，以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鎮守甘肅，而各省鎮皆設鎮守矣。

宣德四年特設內書堂，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而太祖不許識字讀書之制，由此而廢。賜王瑾、金英印記，則與諸密勿大臣同。賜金英、範弘等免死詔，則又無異勳臣之鐵券也。英之王振，憲之汪直，武之劉瑾，熹之魏忠賢，太阿倒握，威福下移。神宗礦稅之使，無一方不罹厥害。其他怙勢薰灼，不可勝紀。而蔭弟、蔭侄、封伯、封公，則撓官制之大者。莊烈帝初翦大憝，中外頌聖。既而鎮守、出征、督餉、坐營等事，無一不命中官為之，而明亦遂亡矣。

這就是明代宦官一步步從幕後默默無聞的小角色走向歷史這齣戲劇之頂峰的過程。朱元璋若在天有靈，看到自己立下的鐵牌，在不到五十年後即被宦官譭棄，繼而出現宦官弄權，上敗朝綱，下禍百姓，大明社稷日漸殆危之景，不知心中做何感受。

制定一項規則容易，想要堅持執行卻不易。對於一項看起來很合理的規定來說，不怕突然的改變，最怕日積月累的緩慢扭曲。千里之堤，毀於蟻穴，再小的改變，長期積累也會讓一個規則的執行變得無力，甚至是扭曲。明代的宦官專權即是如此。

對於皇帝來說，大臣是自己的敵人。如果大臣的權力太大的話，勢必會威脅到自己的統治。那麼就需要另一股力量來制衡大臣。皇帝身邊除了大臣就是皇族、舅家和宦官了。皇族肯定是不能依靠的，最是無情帝王家，萬一權力大了篡位都沒處哭去。那隻能依靠舅家和身邊的宦官，所以外戚和宦官干政在中國封建時期屢見不鮮。明朝為了避免外戚干政，皇帝討老婆都是找的小戶人家的，倒是避免了外戚干政。至於宦官干政沒找到什麼好辦法

作為最高權力中心，皇帝的視角不可能像百姓一樣，作為皇家子弟，明朝除個別皇帝外都是懂書懂史的，他們明明知道歷史上這麼多宦官專政的事為什麼還要重用宦官呢？無他，唯制衡耳。歷史教材上總寫明清君主專制達到頂峰，其實和清朝相比，明代皇帝權力遠遠不及清代皇帝。有明一代，文臣罵皇帝，封駁皇帝旨意的情況屢屢發生，更為重要的是，相當部分文官的節操是碎的，粘都粘不起來的那種，史書也是他們寫的，誰知道掩蓋了多少骯髒事？所以在皇帝眼裡，宦官不是單個的個體，而且一個勢力，能制衡文官的勢力，任何皇帝都不會容忍一個統一的勢力，當朝堂上一片和氣的時候，就意味著皇帝的權力不穩了，這時候，皇帝就必須引入外援，扶植宦官勢力，與文官角力，從而保證自己的地位，這就是明代宦官專政的由來。至於為什麼會有閹禍，那你有沒想過哪個專權的太監有好下場的？都在皇帝的掌控中好吧

一

後來朱元璋在講話精神學習讀本中詳細解說道：“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鑑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為亂，知〔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

用現代話解釋，就是朱元璋說，宦官不能勾結大臣是非常重要的禁令。前朝多發生宦官勾結大臣甚至領兵大臣，並引發政局動盪的事，凡大明朱姓皇帝，一定要引以為戒，不可不慎。

從中國歷史上出現第一個皇權專制國家秦開始就飽受宦官專權之苦，趙高亂秦就是第一例，並最終導致秦亡國。到了東漢，以至唐朝，宦官有時竟成了不稱皇帝的掌權皇帝，名義上的皇帝只是傀儡，甚至可以行廢立之事，處死皇帝的也不在少數。

因此到了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定出了祖訓：太監不能幹政。

二

和朱元璋的其它祖訓一樣，太監不能幹政很快就成了一句廢話。

朱元璋是出身草根的皇帝，一生中經過無數苦難，見過各色人情冷暖，加上精力充沛，完全可以一個人搞定政務。

後世子孫就不一樣了，到了朱棣年間，他就作用一批太監為自己服務，最著名就是鄭和，鄭和在靖難時為朱棣立下不少戰功，後來又七下西洋，成為中國航海史上不朽之盛事，千年之傳奇。

再往下走，到了朱棣的孫子朱瞻基做皇帝時，身子骨就不太結實，開始把大量的奏摺交由太監幫助處理。為了讓太監能更好的處理政務，還舉辦了太監掃盲文化培訓班，還開展一系列高階課程。

太監不可怕，就怕太監有文化。從此有了文化的太監也就多了一個東西，叫夢想和理想，就想做大事。夢想總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王振、汪直、劉瑾、張永、魏忠賢這些死太監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走上歷史前臺的，並真正做到了：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

三

其實太監干政在皇權專制社會是必然產生的，朱元璋也阻擋不了這一趨勢。

在皇權專制社會中，皇帝是國家唯一的主人，擁有國家的一切。皇帝的權力之大，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權力是春藥，只要吃了就容易上癮，就容易得幻想迫害症。慢慢發展下去，就看誰都不順眼，都不可以相信，尤其是那些官僚集團的成員。

這時皇帝就需要一股沒有後臺的勢力來平衡官員們的權力，在這方面，後戚和太監是最理想的二股勢力。但在漢朝的政治實踐中，後戚被證明是嚴重影響皇帝權威的一股的勢力，甚至比太監還可怕。於是從東漢起，太監成了皇帝平衡官僚集團的勢力，畢竟陪皇帝一起長大的，好多都是皇帝的發小，比那些不認識不熟悉的大臣們要可信的多。

太監們其實手中也往往沒有什麼大權，他們本身只是皇權的延伸和意志的體現。他們做的大部分事都是皇帝授意或安排的，本質上說並不是太監有多壞，而是皇帝有多壞。

也正因為如此，除掉太監集團是非常容易的事，不管是劉瑾，還是魏忠賢，皇帝信任時可以胡作非為，皇帝一旦不信任了馬上就可以連根剷除。

一部法律或政策制定得再好，得不到執行終究是一紙空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然將“禁止宦官干政”刻在了鐵牌上，但他並沒有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如何制止宦官干政。中國歷史上宦官為什麼容易干政？因為宦官是離皇帝身邊最近的人，在專制社會權力失去監督的情況下一旦碰上個昏君身上又有個野心勃勃的太監干政這種情況就極其容易出現！

朱元璋定下“禁止宦官干政”，並刻在了鐵牌上，但是縱觀整個明代，宦官專權現象極為嚴重，其實這和他自己有莫大關係。

朱元璋定下“禁止宦官干政”原因就不多述，前朝多發生宦官干政，甚至勾結大臣，引發政局動盪，於是定下此祖訓。

朱元璋坐上龍椅之後，實行中央集權制，“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身體好，有精力、有能力，也有想法管理好國家，同時他的權力慾望也很重，把丞相這一職位廢除了。所以他把權利都收回來，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處理，當然他也很勤奮。在明朝歷代皇帝中，朱元璋應該算是很勤奮的了。但是如果不勤奮他也處理不完那麼多事情。

此時，因為過度集權，就算他再勤奮，也難以完成那麼多工的，加之對臣宿將，甚至自己的親戚都猜疑，朱元璋這時候已經不得將宦官作為心腹。不過朱元璋很牛逼，那些太監都是為他做事的，不敢怎麼樣。但這也為後面的皇帝作了借鑑——那就是不讓宦官干政，但是可以讓宦官幫自己去做些事情。如人們玩笑所說，上面來的領導，“見官大三級”，朱元璋能控制得住這些太監，不代表後面他的子孫能控制得住這些“大三級”的領導。所以前面說這和他自己有很大關係。

朱棣搶奪建文帝的皇位，民間有很多人有異議，加上一直尋找建文帝下落，故此他設定東廠，讓鄭和下西洋尋找。其實這時候東廠也有很大權利了，但是朱棣也是一個很牛逼的人，所以他可以牢牢控制住整個場面，還好鄭是個好太監，沒做壞事。

再到後面的皇帝，貪玩、事業心不強，要不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前面說過，朱元璋、朱棣都集權，但是事情總是要人做，天天和皇帝滾打在一起的太監們，不像士大夫那麼清高，又會溜鬚拍馬，皇帝更喜歡他們，慢慢地，他們開始掌權。同時士大夫看不起太監，太監因為自身生理缺陷也有自卑心理，於是也慢慢聯合起來搞士大夫。（當然把士大夫整下去了他們也內鬥）。

而在這些太監之中，第一個起來的就是朱祁鎮時候的王振，當王振權力越來越大時，怎麼看“禁止宦官干政”越看越不順眼，太祖高皇帝御製的鐵牌，讓他很不爽，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假傳聖旨將鐵牌毀了。

後來，王振又慫恿朱祁鎮御駕親征瓦剌，王振帶著幾十萬大軍，看到也先就跑，逃跑也要裝逼，還想回家鄉炫耀，臨時想起來這麼多人馬到家鄉，會把自己家的莊稼踩踏了，又掉頭，結果大敗，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鎮被俘虜，王振被殺。

之後，于謙在北京臨時組建軍隊抵抗，故有“北京保衛戰”，保住了明朝，朱祁鎮弟弟朱祁鈺即為，後來朱祁鎮居然回國了復位，聽從徐有貞等人之意殺害了于謙。

雖然朱祁鎮當過幾年俘虜二度復位後，晚年做了點利國利民的事。但正是朱祁鎮，讓太監權傾朝野，砸掉了“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害自己被俘，殺害了“北京保衛戰”的于謙。

關鍵問題，是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專制，取消了宰相制度，但為以一人治天下，朱元璋加強了自己的秘書班子。沿襲到中後世，皇帝的秘書班子，漸漸脫離秘書的角色，形成內閣。內閣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個諮詢機構，或者秘書機構，與宰相制度的不同是他們沒有行政權。內閣透過引導和左右文官集團的意見擬定執行意見，提交皇帝批紅透過，形成所謂票擬製度。如果僅止於此，那跟清朝的軍機處有點類似。可明朝不，皇帝要天天審批內閣程序的意見，太累！還有好多個人興趣活動待開展呢。於是就近找信得過的太監代為批紅，司禮監批紅太監應運而生，皇帝只要在內閣和司禮監之間做好平衡就行，省事多了（但不一定省心）。很大程度上，司禮監太監才是真正代表皇帝的，但遇到厲害的太監，他就可以牽著皇帝的鼻子走了。內閣和司禮監的力量此消彼長，因時因人而異。

明代自朱元璋之後，多次發生宮廷政變和宮廷事件，燕王朱棣造反，奪走朱允文的皇帝寶座，曾發生毒殺皇子事件，宮女集體絞殺皇帝事件，宮廷內鬥更是層出不窮，皇帝沒有可以信賴的人，連自己的子女和母親都不能完全信任，因此皇帝自稱孤家寡人。也只有自己身邊的貼身太監可以依賴了，如果對太監太苛刻了，恐怕皇帝在性命都難保！

帝王之術，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到，就是平衡之術，利用一股勢力，制衡另一股勢力。利用宦官制衡朝廷大臣，扶植宦官勢力維護後宮安定和安全，如是，明代設立了“東廠”、“西廠”機構。但由皇帝對宦官過於倚重，缺乏有效制約，過於放縱和專權，造成宦官勢力過於龐大，無法制衡，禍國殃民，危及朝廷政權！

朱元璋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立下鐵律，禁止宦官干政，然而歷史的走向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永樂年間，朱棣設立東廠，行使監察和情報刺探，為宦官干政開了一個一扇窗。明宣宗時期，由於文官的監督和對政務的力不從心，宣宗設立了專門讓宦官讀書的學堂，將奏章的批紅全授予宦官，開了太監干政的先河。終明一代，變成了宦官，皇帝和文官集團的鬥爭，宦官挾天子以令諸侯，權利越來越大，到了後期，一度凌駕於普通官員只上。

明代太監實力崛起從朱瞻基設立內書房開始！因為明代從朱棣之後，皇帝普遍懶惰！因為明代是嚴格嫡長子繼承製，所以，皇位傳承相對穩定，少有皇子奪位！因而，皇子大多沒有上進心！導致繼位後大多皇帝無能！又因對大臣的不信任而依靠宦官，導致宦官權利壯大！直接參與朝廷決策！但是，明代宦官成為禍亂，但從沒有影響的皇權的穩固，反而是宦官必須依靠皇權才有其勢力！如果，皇帝要處置宦官，也是易如反掌！

明太祖朱元璋提三尺劍平定天下，有鑑於漢唐宦官專權之禍，在皇宮門口樹立了一塊三尺高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用這條鐵打的規矩來警戒後世。

而為什麼明代還是出現了閹禍？

其實是明朝制度引起的，明太祖，天縱奇才，作為太祖，希望將國家之理好，將大權收歸中央，廢除宰相制度，就朱元璋本身而言，這沒有什麼過錯，但是他的子孫卻沒有他這麼勤勞，出現很多奇葩皇帝不幹皇帝的事情，比如木匠。

而當皇帝懈怠於朝政，處理朝政大事，便刺激起了宦官的權利。我們來看看當時明朝宦官的最高層，是一個權力三角形：司禮監——御馬監——東廠。

再看看這幾個職位的職能

司禮監負責批閱奏摺蓋章；御馬監負責統帥大內兵權，外帶還有監軍任務；東廠更是大名鼎鼎，搞情報，做特務，監察百官。

當有能力的宦官、閹人碰上懈怠的皇帝之時，閹禍自然而然就產生了。

而砸碎了朱元璋的“禁止宦官干政”鐵牌的就是第一人宦官干政的王振。王振在朱祁鎮登基後迅速青雲直上，榮升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勢喧囂一時。隨著張太皇太后的過世，王振更加大權獨攬。他甚至幹出了一件更加逆天的事，把朱元璋生前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叫人秘密砸碎。這一記重拳，也就宣告了一個政治訊號：大明第一個宦官專權的時代開始了。

不過，明朝的宦官專權與唐朝事期的不同，前面的宦官專權是依託與外戚，真正凌駕於皇帝之上，而明朝的宦官專權，是依託於皇帝，屬於“寄生蟲”式的。皇帝可以一紙剝奪宦官的權利。

朱元璋將禁止宦官干政的規矩刻在鐵牌上，明朝還是出現了很多有名的太監，看來老朱定的規矩如同放屁，根本沒有起作用。

真的嗎？

明朝有很多有名的的太監，鄭和，劉瑾，魏忠賢，王振等等，拜電視劇電影所賜，對明朝的很多太監我們都耳熟能詳。

而很多太監在明朝也盛極一時，不可一世，比方說王振全盛時被朝臣尊稱為翁父，魏忠賢更是被很多官員認為乾爹，全國建生祠，百官稱其為九千歲，和皇帝老兒就差一千歲。

看來明朝的太監真的權勢薰陶，老祖宗朱元璋定的限制太監的規矩沒有起效。

但是事實呢？

和皇帝只差一千歲的魏忠賢被新上任的崇禎分分鐘乾死，毫無還手之力。

而崇禎只是一個毫無任何根基的外來藩王，魏忠賢在朝廷經營了許多年，黨羽遍天下乾兒滿朝廷依舊被崇禎像捏臭蟲一樣捏死了。

說好的權勢熏天呢？

看看人唐朝的宦官雖然不像明朝太監有什麼八虎，九千歲等虛頭巴腦的名頭，人家可是真的牛啊，毒殺皇上，屠戮大臣，讓皇帝管自己叫爹，唐朝的太監才真正當得為禍這倆字。

李世民的後代在太監手下吃足了苦頭。

明朝太監呢，看似威風，不過是皇帝家的一條看門狗而已，皇帝要收稅，皇帝要制衡外臣都會把這條狗拉出來，吠兩聲，以壯聲勢。因為好用。

如果皇帝忽然覺得這條狗有點討厭了，隨時可以把他一腳踢開，或者宰殺，都是一句話的事兒。

這一切其實都是因為朱元璋訂的規矩死死限制了太監的權力，看似威風凜凜的明朝公公們只是狐假虎威的紙老虎而已。

我們先從太祖鐵牌說起，儘管題幹提到，並且很多人的回答都說了太祖鐵牌，但是諸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太祖鐵牌真的存在麼，有何依據說太祖鐵牌存在？

儘管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沒有問，或者說沒有對於太祖鐵牌是否真實存在表示過懷疑，不過有位古人卻懷疑過，這個人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這位被指為昏君多年不上朝的皇帝其實一點不糊塗，就他的懷疑精神和講證據的思維習慣至今都值得大家學習。順便說一下，我參觀的田義墓，墓主人田義就是為萬曆服務的，而田義的事蹟也基本可以用兒童語言定義為好人或者叫好太監，也因此田義墓還是中國最大的宦官博物館，但非常諷刺的是所謂最大其實一點不大反而小到寒酸，這座明明很小卻成為全國最大的博物館恰恰映射了人們對於宦官群體缺乏瞭解充斥想象卻又自以為很瞭解的現狀。迴歸正題，萬曆年間，御史譚希思，將太祖鐵牌被王振竊毀一事引入奏疏，看了奏疏後，萬曆“詔詰所從來”而譚希思“茫莫置對”，簡單給不太明白文言的朋友翻一下，就是萬曆問奏疏作者，你這麼說有何依據，從那本書看到，而作者本人答不上來，你們可不要以為上面提到的譚希思是個無名小輩，人家著有《明大政纂要》，對掌故熟的很，也別覺得他就是怕了不敢說，他都敢上疏，問個參考文獻就不敢說了，根本就是沒有證據。看來，信謠傳謠並非今人專利，事實上很多古代計程車大夫為了打擊報復政治對手造謠也很常見，畢竟風聞言事就等於誹謗合法。萬曆的這件事至少給我們兩個資訊，一，至少在萬曆年間這個太祖鐵牌的謠言就有了，二，並沒有人能拿出事實依據來。

那麼，這個謠言的全貌是啥，據《明史·職官三》記載：“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而讓鐵牌出名的根本不是太祖置鐵牌而是王振竊毀鐵牌，但是王振竊毀鐵牌職官志裡沒有寫，宦官傳裡王振的部分也沒記，其實鐵牌本身是一個非常穿幫的問題，眾位都知道明太祖登基在南京死後葬在南京，雖然動過遷都的念頭絕沒有想遷都北京，那麼假設有太祖鐵牌，這牌子也該在南京，但是明成祖的時候，皇宮就從南京搬到北京了，可是王振活動在北京，他知不知道南京的牌子都不一定，就算知道真的犯得著不遠千里跑南京去毀塊牌子麼，就算會，是秘密的毀還是明目張膽的毀，大張旗鼓的毀是怕英宗不知道有這麼個祖訓麼，悄悄的毀，記錄者又如何得知關鍵是如何確定就是王振乾的？

明實錄對於太祖鑄鐵牌戒諭后妃、功臣均有祥記，但是唯獨沒有戒諭內臣不得干政的記載，這也正是另一個問題只所在，先不說王振的級別夠不夠格有沒有權力看實錄，就算他看了，可是實錄都沒說，他怎麼知道的？

其實明太祖幾乎沒有單獨鑄鐵牌的必要，因為明朝有近乎於憲法地位的祖訓，這祖訓還是公開出版物，相比於藏於深宮的鐵牌，祖訓是盡人皆知必須遵守的法律明文，如果太祖確實要禁宦官干政，完全可以寫到祖訓裡，可是祖訓囉裡囉嗦，唯獨沒有這條。

就目前來看，太祖鐵牌根本查無實據，而且面對質疑，造謠者完全無力反駁。那麼問題來了，如此簡單的謠言為啥就沒有人懷疑呢？因為他和於人們太祖嚴馭宦官的想象，請注意太祖嚴馭宦官的想象，這事完全是想象，就像太祖鐵牌一樣。

來咱們上證據，《明史》李文忠傳中記載了這麼一件事，唐唐曹國公李文忠，朱元璋的親外甥，勸舅舅裁省宦官，朱元璋反應激烈，直接就被嚇死了。這麼看朱元璋怎麼可能是堅定的宦官限制者。

那朱元璋對於宦官是啥態度，我們不妨來看一則常被用來說明太祖禁宦官干政的敕令“敕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其實這則敕令還有記載在明實錄裡的朱元璋自己的說明，就是：

“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鑑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為亂，知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

這段話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態度說的非常明確了，他不是要禁止宦官干政，而是要禁止宦官和文官勾結，如果我們對洪武朝政治與朱元璋馭臣之道有個大致瞭解的話，就會發現防止一切對皇權構成威脅的權力做大是他為政之旨，而手段就是互相制衡，再結合上面的話，就不難理解，禁內官與外官勾連，根本的出發點是制衡文官集團，而不是防止宦官做大，甚至在特定條件下只有宦官做大才有足夠力量和文臣抗衡。

如果結合太祖朝的空印案以及數次強力反貪就能看出太祖對於文官是極不信任和防範，但是太祖再強悍也不過一個人，以一己之力彈壓整個文官集團既不可能也不現實，太祖必須扶植起和自己一條心的羽翼來制衡文官，監視文官，試問你會允許你的狗和你家來的賊串通勾連麼？而為了震懾那些想要進家的賊，你們不好好餵你的狗，並鼓勵他大聲狂吠麼？在皇家眼裡，宦官天生就是來干政，要不怎麼制衡文官。明白了宦官存在的意義，也就好理解為啥會出現宦官干政。

說到這裡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什麼叫干政，在古代的話語體系中，凡事不該取得權力的人取得權力就是干政，所以很容易得出外戚干政，後宮干政，以及宦官干政。不過，你有沒有想過，這些人都是不該得到權力的人，那麼誰才是權力天然而合法的擁有者，當然是以宰相為首的文官集團，可是，文官掌握權力的合法性的依據和來源又是哪裡，宦官外戚後宮又為何不具備擁有權力的合法性？事實上這壓根就是一個沒人論證的問題，正是因為文官掌握著話語權，自然而然的認為自己是權力的合法擁有者，而其他人不是，其他人享有權力就一定是干政，而文官又自以為自己擁有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君主授權，我們先拋開君主享有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不談，不妨假設君主就天然的是權力所有者，那麼君主可以透過授權賦予文官享有權力，為啥君主就無權賦予他人權力？其實所謂干政，不過是文官罵人的一句髒話而已，是文官集團像狗叼著骨頭不肯撒嘴一樣死盯著權力不放使然，如果進一步追問，干政或者說文官集團失去權力與其他人分享權力就一定不好麼？干政如何定義本身事關題義，但是過度展開又有離題之現，咱就先說這麼多，諸君可以自己思考，到底啥叫干政，如果幹政就是文官認為不該擁有權力的人擁有權力，那麼所謂的宦官干政其實和小媳婦失寵後的無理哭鬧並無分別。

還是回到干政，上面說了，宦官干政以制衡文官是這套制度設計者的既定方略，其實還有一點，就是政策制定者的無奈，這就要說到朱元璋廢相，事實上朱元璋可以消滅宰相這個職位，但是他沒法消滅權力運作中不可或缺的相權，宰相消失了，相權則必定被權力體系的其他組成部分分的，這部分一些歸了閣臣 一些歸了皇帝，一些則只能歸宦官，也正是如此才出現了所謂的明代宦官衙門化，這實屬必然，又超出老朱意料。

好了，我們總結下，首先，並不存在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事實，那麼宦官野蠻生長也沒啥奇怪的，按著既定軌道發展而已；其次，制度設計者本來就把宦官作為權力的一極，希望他干政制衡文官權力，那麼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最後，相位廢止，相權的真空必然由其他權力填補，正好造就了宦官崛起，順理成章。

總結完之後，我覺得還有必要再回答下為什麼花這麼大力氣來考究一個小鐵牌，因為這個小鐵牌是文官們常講的故事，而所以要常講，恰恰是因為他們需要炮製一條祖制來作為抵制和反抗宦官的武器。但在對手眼裡，敵人怎麼可能正義呢？

以上。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鑑於漢、唐宦官專權的教訓，明確規定宦官只供灑掃侍奉，“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並鑄鐵牌置於宮內：“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卷三0四《宦官傳》序》）。

/英宗朱祁鎮時，王振專權，以致朱祁鎮被蒙古俘虜，差點斷送了大明江山。

明成祖奪位時，宮中的宦官為他提供情報，身邊的宦官隨他作戰，立有戰功。即位後，對宦官更是多所委任，不僅設立由司禮監的太監執掌的東廠，還派宦官出使、監軍、分鎮、專征，並參與各種活動。

到宣德年間，明宣宗更是正式設立內書堂，“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明通鑑》卷一九，宣德元年七月）。為了避免皇權的旁落，明宣宗還起用宦官代行批紅權，命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自己對內閣的票擬進行硃批，“凡每日（章）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間有偏旁偶訛者，亦不妨改正”（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

宣宗沒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兒子英宗朱祁鎮時，王振專權，以致朱祁鎮被蒙古俘虜，差點斷送了大明江山。

王振是蔚州人，本來是讀書人，但是中舉人、考進士這條榮身之路成功機率太小。於是便自閹入宮，成為明朝第一代專權太監。王振入宮後，因為讀書識字，宣宗皇帝很喜歡他，讓他服侍皇太子。英宗即位後，掌司禮監，英宗稱他為先生。

結果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舉入侵，進攻大同。王振鼓動皇帝親征。英宗那時候年方二十三歲，不僅毫無作戰經驗，而且不曾出過京師的城門。結果在土木堡被包圍，王振陣亡，英宗本人被俘。

在那後來有權的大太監就更多了。

朱元璋為防止宦官專權，採取了很多措施，如鑄造“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的鐵牌、宦官不能識字等，但這些措施都被自己的子孫親手打破，而打破時間多在明中前期。所以，個人覺得，這樣的結果，或多或少是朱元璋自己種下苦果。朱元璋在位期間，曾大肆屠殺功臣，為下代繼承人掃平了障礙；分封藩王，並給予一定兵權，穩定政權；廢除丞相，解決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問題。但這些政策都在後來給宦官成長的空間。

朱元璋

因為分藩，新君登基後就不得不面臨削藩問題，而採取了不當的措施，所以就有了靖難之役，在這期間，無論是朱允炆身邊的宦官還是朱棣燕王宮的宦官，都在這場戰役中立有戰功，所以朱棣繼位之後，對部分宦官賜姓名等予以恩寵。

朱元璋大殺功臣，並建立了特務機構，君臣猜忌，而成祖又仿製設立東廠，由宦官提督，並在之後又有憲宗朝的西廠、武宗朝的內行廠等，均為宦官所控制，這就大大增加了宦官的權力。

朱元璋廢除丞相，確實集權於一身，但是加重了皇帝的負擔，如洪武年間，朱元璋平均每天要處理四百多件奏摺，而其後世子孫，就沒有那麼勤奮了，但他們又擔心大臣權力加大和外戚擅權，所以只能依靠宦官，如內閣的票擬製度，尤其是後期的內閣批紅，皇帝往往只批其中一兩件，其餘都依靠宦官（“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

所以，宦官的權力逐漸增大，不過，也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明代也出了很多有名的宦官，而且，明代的宦官並沒有像唐代那樣立新君等，反而是僅僅依靠皇權。

東漢、唐朝、明朝三朝是“宦官干政”比較嚴重的時期，畢竟明朝屬於三朝中的最後朝代，前兩朝的經驗教訓給了明朝一些好處：大明宦官勢力始終被皇帝控制，沒有出現漢唐那樣的大權旁落、性命受到威脅的危險局面。

朱元璋嚴防宦官，朱棣卻對宦官放權，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皇帝總希望一股獨大。

（1）朱棣和朱元璋都對“皇權一股獨大”有不切實際地迷戀

元朝宦官亂政的教訓使其有了前車之鑑的心理，再加上，朱元璋作為草根出身，對於宦官本身的“厭惡”也讓其看不上宦官。由此，嚴禁宦官干政。

朱元璋大殺天下，不僅僅只是開國功勳、文武官員，就是對不聽話的普通百姓也是如此。關於“鏟頭會”的記錄就是明證。朱元璋對於“一言堂”有著深切的迷戀。

但朱元璋殺了那麼多的人，最終只好採用普通百姓最信任的“血統”來維繫天下，不想卻步了西漢、西晉的後塵，導致“藩王勢大”。

朱棣靖難之變後，同樣有對皇權“一股獨大”的“迷戀”。朱棣對文武官員同樣不信任，由此放出宦官用以制衡文武官員。

（2）任何人只要是群居動物都需要制衡的，皇權也一樣，但對於權力擁有者往往忘記這一點，“自我膨脹”地朱棣將宦官拉了出來

朱元璋採用的方式比較野蠻——屠戮。

朱棣採用的則是“宦官制衡”，朱棣之所以沒有選擇屠戮，主要是朱棣手下的文武不像朱元璋手下那幫悍將一樣桀驁不馴，而是懂得進退。朱棣和朱元璋一樣也封了35人爵位：兩公、十六侯、十七伯。這些人在朱棣面前都比較老實。

朱棣同樣不放心，用“鎮守太監”監視武將，用錦衣衛監視文臣。結果，錦衣衛勢力過大，朱棣創立東廠再去制衡錦衣衛。

正是朱棣創立“廠衛制度”，日後宦官勢力越來越大，特別是宣宗皇帝繼位後，宦官勢力正式全面開花。

明朝先後出現了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四大宦官勢力，魏忠賢的閹禍更是直接導致明亡。

因為老朱算錯了帳，他以為只有身體有殘疾的人才會辦出有損國家江山社稷的事，文官手無縛雞之力，是不用擔心的一波人。但是到了晚明我們真真切切的看到一批可以把無恥當光榮，卑鄙當飯吃的文人！問題就出在特權上，歷史告送我們你給誰特權越多到頭來把你送上絞刑架的一定就是這些特權階層。所謂特權指的是超越法律給予的權力。漢朝的宦官，唐朝的軍閥。自宋以來文官又是一批接受特權的階層。中國實際進入了文官專治時代，大家人為的所謂君主專治也只有在頭兩個皇帝那是這樣的，後面逐步被文官專治所替代。由於文官被賦予的特權有，不因言獲罪，可以風聞言事，事後還朝等奇葩制度的保護。他們幾乎成為了滿天神佛。不死不滅！而他們在做的事正是當年索元禮，來俊臣所做過的事情。這些超越法律的制度最終葬送了明王朝。

明朝同時杜絕外戚涉政，皇權沒有人維護，皇帝只有依賴一起長大的宦官，而明朝的君臣一直緊張，皇帝大多弱勢。事實上，魏在世時期是明後期財政最好的，官員貪得太狠，朝庭財政枯竭是明亡的主因之首。

那個貼牌叫英宗時期的大太監王振拆了。而且明中後期皇帝需要藉助官宦的力量斂財和對抗文官集團。嘉靖，萬曆就算是不上朝，官員也不能架空皇帝，就有這個原因。

明朝是中國曆代朝代中加強中央集權最集中的一個朝代，而朱元璋不僅僅是設鐵牌不準宦官干政，而且還廢除了宰相的職位，是讓中央集權得到了一個質的飛躍！而朱元璋加強集權的原因就是為了避免除了皇權以外的其他政治力量，而太監不過是皇家的家奴，還是會得到一些帝王的信任的，而宦官干政的情況恰恰就是中央集權的高度集中造成的！

中國古代在幾千年的歷史階段裡，形成了相權和皇權兩級並峙的現象。宰相是整個政府的首腦，朝中大小事情都由宰相來協調。以前宰相基本上只有一個，後來一個宰相管不過來了，變成了很多宰相。軍政管不過來了，又出現文武宰相。比如宋朝，有左右丞相，還有左右樞密使。而且還有叫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的副職。從某種意義上，這差不多是個集體領導。

朱元璋取消宰相職位後，就直接統管六部，六部直接向皇帝報告事情。

這樣一來，皇帝的權力就變得非常大，與此同時，皇帝的事情也就變得非常多，工作非常忙。

朱元璋這個人是放牛娃出生，吃得苦。而且很有政治頭腦，事情理得清。因此，朱元璋雖然非常忙，但是忙併快樂著。

但是到了後世，皇帝都是在錦衣玉食的皇家生長起來，根本不可能吃苦。所以從第二代皇帝開始，就改變了朱元璋的設想。

朱允炆一個人忙不過來，開始設定內閣制度。當然了，內閣和宰相有不一樣的。內閣一般只負責給皇帝提建議，相當於當皇帝的參謀。或者按照皇帝的指示辦事。

既然內閣只是起參謀和傳話的作用，這個作用也可以讓別人來做。而讓太監做這件事，其實比讓內閣做更好。因為內閣的人，還總會發表不同意見，而太監一般只會執行。因此，從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棣開始，又設定了司禮監，設定了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太監做的事情，其實與內閣是差不多的。

不過，雖然設定了司禮監，讓太監出來幹事情。畢竟受到朱元璋政令的約束，皇帝們也不好讓太監幹更多的事情。同時，朱棣，包括後來的明仁宗、明宣宗兩位皇帝都還比較勤政，因此，在仁宣之前，宦官都沒有翻起過什麼浪子。

但是到明英宗朱祁鈺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改變。朱祁鈺特別貪玩不想幹事，對隨自己長大的貼身太監王振特別信任，什麼事都交給王振去做，再加上朝廷內閣有威望的“三楊”等人相繼去世，因此，秉筆太監王振的權力，就變得空前的大。王振成為明朝第一個干政的太監。

王振為了讓他自己干政更加合理合法，乾脆把朱元璋立的鐵牌子給撤掉了。這樣一來，宦官更不受約束。

王振後來雖然在土木堡事變中，被憤怒的將領打死，王振的黨徒也被清理。但是，太監並沒有因此退出明朝的政治舞臺。後期的皇帝，包括正德皇帝、嘉靖皇帝、萬曆皇帝，以及做木匠的朱由校等人的怠政，或者貪玩好耍，或者幾十年不上朝，因此，太監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出現了劉瑾、汪直、魏忠賢等人，他們在明朝的政壇帶起一片濁流滾滾，給明朝的政治生態，帶來了很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