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東林黨落敗的原因

大明朝之亡，除了慣常說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原因之外，還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亡於一個字，便是那個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頒佈理學之《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開始“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到明中葉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斷地推波助瀾，幾乎完全屏棄了中國自秦漢以來“內聖外王”的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不分，純以道德文章為唯一衡量標準，只重節操不重才幹，造就了一大批只會與“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評與自我批評，餘則一竅不通的道德憲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狀況江河日下。

明成祖

　崇禎帝縊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這個“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黨爭中，東林黨人就一直孜孜於這個“正”字，並以為這是天下之本。

　　話是沒錯。

　　可惜的是，這“正”也得看怎麼個“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東林一脈，就未必個個身上乾淨有骨氣;而閹黨中人、貪官汙吏，卻又未必一定無氣節。這個“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實在很是耐人尋味。

　　好比東林魁首錢謙益、黃宗羲，還有歷來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馬士英、阮大鋮，乃至著名的南明死節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蹟，就都有著極強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牽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謂“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劉宗周、黃道周等，他們雖然也很“正”，但他們那種“正”法和表現，卻頗令人齒冷，甚至於叫人心寒不已。有關劉宗周和黃道周，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節專門論述，茲摘錄於下：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為念臺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被視為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銅山的黃道周(號石齋)備受東林—復社人士的景仰。由於他的弟子黃宗羲等人對他推崇備至，流風所及，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只要劉、黃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國就有中興之望。其實，劉宗周和黃道周都不是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就迂腐和褊狹而言，宗周更甚於道周。他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由於這種“完美”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往往顯得矯情做作。劉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為了表現自己進退有“廉恥”，他連“君有命，不俟駕”的儒家信條也丟在腦後，從被任命為四品官太僕寺少卿起“必三四辭而後受事”。

劉宗周

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使者穿梭於道，因循經年他才雍容有度地進京任職。這正如俗語所說“急驚風遇著慢郎中”，想依靠這種人挽救危局無異是緣木求魚。弘光政權建立以後，他的行為也極其詭異。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時他既不用舊官銜，也不用新官銜，而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說，淮撫路振飛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斬也”;高傑、劉澤清率軍南逃“可斬也”。在明末江淮諸臣中，路振飛敢於同南下的大順軍抗衡，對明朝而言可謂忠心耿耿。劉宗周卻以總憲的名義上疏建議處斬;高傑、劉澤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擁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沒有可殺之勢。夏完淳說：“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

　　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姜)曰廣繼之……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據歸莊說：劉宗周“後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飛)之誤”。劉宗周的慷慨陳詞，主觀上是顯示自己的凜凜正氣，客觀上卻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當劉澤清等勳臣以他自稱“草莽孤臣”和建議弘光帝進駐中都鳳陽是犯上作亂的大陰謀(鳳陽沒有城牆，有高牆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極力辯駁，聲稱自己“不受殺”。特別奇怪的是，黃道周被召為禮部侍郎，他寫信加以阻止，說什麼“際此亂朝，義不當出”。黃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又結怨於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道周奉使紹興祭禹陵，這裡正是宗周的家鄉，多次請見，等了一個多月，他不僅避而不見，還在扇面上寫詩一首叫黃道周滾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時，他派人到處找黃道周，道周已經隨唐王朱聿鍵赴閩。

　　他才後悔“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門生勸他道：“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餘老矣，力不能勝。”宗周當時已六十八歲，起義抗清確有一定困難，可是，他的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的訊息傳來，他說：“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可見他的所謂“正命”不在年老。絕食幾天後，他談自己的感受道：“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慾也。”滄海橫流，黎民塗炭，社稷危如懸發，劉宗周卻輕描淡寫地說成“原無一事”。

　　第二天，傳來了金華舉義兵抗清的訊息，門生勸他忍死以待。他說：“語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竟也。”最後終於餓死。劉宗周作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

關於被顧先生稱為行為詭異的劉宗周在起復後對弘光自稱“草莽孤臣”及對道周所說之奇談怪論等，餘以為無非都是不認同弘光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禎殉國時其為布衣的身份，並以弘光朝為“亂朝”，此種行為，實在令人無法評說。

　　說回正題。

　　我們還是先就與馬士英、阮大鋮這兩位大“奸臣”有關係的一些事例鋪展開來，看看明季東林黨人的這個“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麼作用。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明史》將其與溫體仁、周延儒、阮大鋮等一起列入奸臣傳。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任山西陽和道副使，後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到此時，馬士英的仕途都是頗順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撫後僅一月，就開始動用公款賄賂朝貴，結果為鎮守太監王坤揭發，被罰遣戍，隨之流寓南京。

　　而馬士英之後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勢與一方坐大，與當時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鋮，有極大關係。馬士英與阮大鋮兩人正是在這個時候熟識起來的，但也從此時開始，他們被東林黨人及大多史家指為閹黨和大奸大惡的人物。

　　可實際上，阮大鋮的名掛逆案與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認真追究起來，這兩人與被指的這些罪名，都頗有些不搭邊。

　　先說馬士英這個“奸臣”的冠名。

　　馬士英被流放南京後，為阮大鋮推薦，由周延儒所起復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而周延儒原本就是東林一脈，做首輔時所拔之士頗多東林，後來因錢謙益一案為東林所指，雙方關係遂告破裂，但其於崇禎十四年二月重入內閣，卻是在東林一脈的復社領袖張溥遊說下復歸東林體系，然後由東林黨——復社一脈聯合了最被他們所鄙視的魏忠賢“逆案”中人阮大鋮、馮銓等人，採取賄賂內監、後宮等不正當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認真說起來，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馬士英也可以說屬東林體系的。而馬士英本人的政治態度，當時來說本就傾向東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當部分東林黨人和後世史家在論及南明局勢時，卻大都指責因馬士英當政掌握大權，又起用“閹黨”阮大鋮任用“逆案”中人禍國殃民，排斥東林黨，並將史可法排擠在外，曰“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朱一是：《為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以至南都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錢謙益等東林黨人掌權，大明社稷就不至於淪亡，甚至可以起復東南之意。

　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這等說法還大大地有移禍東江的嫌疑。

　　因為這麼一來，就等於將弘光朝傾覆之責輕輕一推，全都壓到了馬士英與阮大鋮的身上，卻把東林黨人洗了個清白乾淨。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東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損，甚至無中生有，尤其於對立方及中間人士，乃至一些黨內異己者的記敘，殊難取信於人。

　　首先要說清楚的一點是，馬士英得勢當政、史可法失勢出京督師，並非全出自馬士英之陰謀和手腕，甚至可以說馬士英當時是半主動、半被動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觀上，形成這一局面的推動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錢謙益為首的一大批東林黨人。

萬曆皇帝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可是在他御宇的四十多年裡，大半時間是和文官集團處於對抗階段的，他不出席任何帝國禮儀，不制定參與決策，不提拔官員，但是整個大明帝國，並未因此而出現混亂，帝國仍然運轉如前。這是專制制度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連皇帝也不過是制度的需要而已，而且沒有皇帝帝國照樣正常運轉。到明代後期由朱元璋開創的內閣制度已經發展成熟，他發展到一種限制皇帝的制度，文官集團愈來愈需要的是一個合乎利益的守成之君，如弘治皇帝，越是順從文官，文官越是認為你賢明。明代後期的皇帝是生活在一種被限定的道德規範之中。

那麼限制皇帝的道德來自於哪呢？來自於文官集團。帝國內的一切事都有道德來安排，帝國的一切問題在爭論到最後都可以轉化成道德問題，百姓，官員，皇帝多生活在一定的道德規範之中，而所有道德問題終極裁決都是皇帝來做。但是人是有私慾的，大家都是在道德規範之下，謀求私利，表面一套，私底下有一套，張居正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他的死後查明他的家產數十萬兩。而萬曆皇帝從小卻是被他教育要恪守道德，當這一切看透的時候，萬曆皇帝表現出一種對道德的反感。

官員的私慾又會分成相互不同的派別，而不可能團結，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則發現其中的癥結，所以極力調和文官集團，又促使皇帝與文官之間的合作，而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皇帝要做出道德表率，如前參加各種儀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比文官集團更加痛苦，因為他被要求不能有什麼私慾，就算有私慾也一定要在一定的規範之下，它的位處帶整個帝國的最上層，所作所為都受全國的注目，特別是文官集團。這是一種不對稱的結構，權力最高者卻最不自由，萬曆皇帝是一個具有超越意識和叛逆精神的君主，因為他看到文官皆有其私，對一切道德規範都持有一種蔑視的態度，認為這不過是一種虛假的表象而已，所以他會認為御史鄒元標的直言犯上是“訕君賣直”。然而他又不像他的叔祖正德皇帝那樣完全不在乎文官集團，只好生活在其中有采取不願意與文官合作的態度。

其實這種道德規範還是很有作用的，有些文官的確受此長期的薰陶能夠在其需要的時候奉獻自己，比如東林黨人。然而萬曆皇帝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因為自己作為皇帝還要受到這種道德規範的限制，他與文官長期不合作。其實我們想一想每個人都有私慾，為什麼卻不允許作為一國之君的皇帝毫無私慾，作為皇帝是萬分痛苦的，更何況萬曆皇帝又看透了這種規範的虛假。

那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因為帝國依靠道德來上下維繫，皇帝作為帝國的象徵，必須要有崇高的道德，做一個有德之君，才為萬民所敬仰，才能維持帝國的正統性。帝國的一切制度安排都以道德為核心。而萬曆皇帝如此消極怠工，是萬民失去道德支撐，文官似乎感覺自己為國家盡忠是毫無意義的事，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到皇帝的任何一點積極迴應，皇帝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虛假的去成就其私而已，由是百官之風日漸萎靡。皇帝作為帝國道德的終極判斷，對一切置之不理，不置可否，那麼文官又如何不亂呢？

在皇帝不對事物作出道德終極判斷時，官分必然大壞，因此文官結黨營私相互攻訐必愈來愈激烈，因為沒有一個對錯標準，大家不用擔心會出現失敗。所以明實錄上寫到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也。萬曆皇帝不履行自己的作為皇帝的職責，而是文官集團陷入一種無法挽回的分裂局面。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南明小朝廷，因為後來的皇帝更不如前更無能力解決如此大的矛盾，崇禎皇帝雖然力圖重振，但他疑心太重。

東林黨人是一群深受傳統道德影響，他們以道德自詡，力圖挽回這種風氣，然而這種作為如果沒有皇帝的參與必定是要失敗的。他們是一群不幸的人，楊漣、左光斗若有皇帝的支援，挽回世風還有希望。但是他們以自己的道德標準去攻擊其他官員謀求私利，可是在其他官員看來（萬曆也一定如此看）他們又何嘗不是在謀求其私利呢？在終極道德缺失的情況下，他們有怎麼說自己是正確的呢？

東林黨人的失敗，說明這個朝代已經出現了道德危機，而在以後的又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挽回，加之以內憂外患，明朝的統治根基由此動搖。

明末太風光，滿清來了，讓他們寫史，這幫人立馬跪舔，抹黑明朝出了大力氣。但就像乾隆說的，養文人和養倡優沒區別，給點小利，想拿權就是找死。

天啟皇帝皇帝，借用魏忠賢太監勢力打壓東林黨，對東林黨進行屠殺，使東林黨精英盡失。

崇禎繼位後剪除魏忠賢及其太監勢力。致使東林黨一家獨大，失去制約。東林黨代表江南地主富商利益，部分東林黨人本身從事商業活動，逼迫崇禎取消礦稅商稅。把財政壓力全部轉嫁到農民身上，加重農民負擔。加上天災，致使明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

為黨派利益犧牲國家利益，言官站在道德制高點攻擊在外作戰大臣，對於戰局敗壞有巨大責任。

利用封駁權掣肘皇帝，利用道德綁架皇帝，把明朝推行萬劫不復之地。

隨著明朝滅亡，東林黨投降的投降被殺的被殺殉國的殉國，而消失在歷史塵埃中。

從歷史上看，東林黨並不是一個政治團體，更不是一個“黨”，所謂“東林黨”實際上是政敵把它誣為“朋黨”之後的一種稱呼。歷代朝廷大臣權貴，凡是要攻擊政見不同者，往往攻擊為“朋黨”，由此引起黨爭、釀成黨禍的事情是很多的：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之爭，北宋的新舊兩黨，以及本文要說的明代東林黨爭，都是比較重大的黨爭黨禍。

明代黨爭出現於宦官專權之後。洪武初年，朱元璋為防止宦官專權而令“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英宗朝以後，宦官勢力的膨脹，干預政治的能力遂滋長。比如英宗朝王振、憲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劉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賢等，都曾干預朝政、打擊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殘酷的當數熹宗朝魏忠賢集團與東林黨人之爭。

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書院講學的八人，被稱為“東林八君子”。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為匡正時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既有鮮明的學術思想見解，又有積極的政治主張。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競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而加以無端攻擊詆譭。這就是“東林黨”的來歷。明末黨爭中，東林黨的主要對手是齊楚浙黨。雙方從爭國本開始，以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為餘波，相持不下。天啟年間，東林黨由於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運出現了轉機，當時的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記述此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按理說，這是他們治理國政的最佳時機。然而此時，東林黨人與閹黨集團之間因朝政爭論相互攻擊達到公開不可調和地步。閹黨是以魏忠賢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團。熹宗不喜歡管理朝政，只喜歡木工，經常沉溺於此，不覺厭倦，而魏忠賢總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時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來讓熹宗批閱，而熹宗這時總是不耐煩地讓魏忠賢去處理，時間長了，朝中大小事務都由要先請示魏忠賢，魏忠賢也就執掌了朝政大權，被東林排斥的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形成了強大的力量。魏忠賢排斥異己、收羅爪牙、建立了便布各地的特務網路，說了魏忠賢壞話，很容易就招致殺身之禍。朝中巴結魏忠賢的人也越來越多，魏忠賢也被人稱為“九千歲”。閹黨的行為引起了正直官員的痛恨。楊漣上書陳述魏忠賢的二十四條罪狀，但是反而被罷官，從此，魏忠賢就對東林人恨之入骨。天啟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賢對東林黨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他借熊廷弼事件，誣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後來這5人加上自殺的顧大章被稱為 “前6君子”）有貪贓之罪，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7人，（史稱“後七君子”）東林書院被限期全部拆毀，講學亦告中止。

明後期政治黑暗。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由張居正當國，政治比較清明，內閣也有威權，能夠駕馭吏部及眾多言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但自張居正死後，內閣再無有作為的人物，內閣、吏部、言官各為一派，互相鬥爭。而皇帝本人又怠於政事，凡三十餘年不上朝，幾與大臣隔絕，一切章奏皆不答批，謂之留中。尤其晚年，怠荒更甚，官缺也多不補，以致內閣、部院各衙門多空無人，地方官也缺十之六、七。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罷官，從北京回到家鄉無錫。無錫原有東林書院，為宋代楊時講學之處。顧憲成倡議修復，遂與好友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並在講習之餘，批評朝政，議論人物。當時不僅那些“抱道忤時”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而且在朝的一般正派官員也遙相應和。於是東林的名聲大著，而忌者也多。東林黨人的傾向是要求改良政治，反對宦官專權肆惡，反對礦監稅使掠奪城市工商業者，反對宗室貴戚無限佔田。如神宗要賜給福王莊田四萬頃，東林黨人禮部侍郎孫慎行即起而諫阻，說祖宗朝賜田沒有過千頃者，並“拼一死”力爭。又如東林黨人鳳陽巡撫李三才一再上疏，責備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害民，言詞非常激烈，說道：陛下愛珠玉，小民也慕溫飽；陛下愛孫子，小民也戀妻子。為何陛下欲聚財貨，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

天啟初年，東林黨人佈列滿朝，分據內閣、吏部、都察院及科（六科）、

道（十三道）各部門，一時勢力大盛。但是局面不久便翻了過來，變作閹黨的天下。宦官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結，二人甚得熹宗信任，客氏被封為奉聖夫人，魏忠賢則為司禮秉筆太監，並且提督東廠，魏忠賢的爪牙田爾耕掌錦衣衛事，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獄。熹宗深居宮中，政事一聽魏忠賢所為。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即對東林黨人進行殘酷打擊。

天啟四年（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首先上疏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一時群僚響應，交章論魏忠賢不法。天啟五年，魏忠賢大舉反撲，逮東林黨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下獄，乃借邊事加以陷害，誣其曾受楊鎬、熊廷弼賄。六人均死於獄中，時稱為六君子。天啟六年，魏忠賢又興大獄，逮東林黨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高攀龍投水死，其餘六人死獄中，時稱為後七君子。魏忠賢黨羽又撰《縉紳便覽》、《點將錄》、《同志錄》，提供東林黨人名單，按名捕殺斥逐。魏忠賢又命人編纂《三朝要典》，顛倒三案是非，定東林黨人王之寀、孫慎行、楊漣為三案罪首。至此，東林黨人被殺逐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莫不遍置死黨。朝中官僚為其走狗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號。凡內外章奏無敢稱魏忠賢名者，均稱為“廠臣”。即內閣票旨，也必稱“朕與廠臣”。諸官皆稱魏忠賢為九千歲，甚至稱為九千九百歲。又浙江巡撫潘汝楨首先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於西湖。由是四方效尤，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又監生陸萬齡請以魏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時魏忠賢毒焰之烈可以想見。

崇禎帝繼位後，始除掉客氏及魏忠賢，並清洗閹黨，但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仍未停止，直到明朝滅亡。

最不可思議的是到現在還把東林黨看做是政黨是好人。東林黨不是什麼政黨他是個宗教團體，準確的說是個邪教，是理學邪教在明朝的馬甲。這就要說下這個邪教從司馬光創立所遵循的教義是什麼，和在這個歷史時期邪教必須要做的又是什麼了。

理學邪教是儒學的付骨之蛆，打著儒學的牌子行的是邪教的實質，宗教和學派最核心的區別是一個自創立之初就無法修改一個需要吸收新鮮知識從而充實和發展自我。理學邪教把儒學經典上的治國理念搬到自己的教義裡，定義成了不可更改的聖經，誰要改那他就是異端，是異教徒，要口誅筆伐，要他死無葬身之地！請參考中期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李鴻章。這些人還是體制內的而且他們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癢式的改革都被罵成狗，體制外的萬曆改革，魏忠賢改革更是嗤之以鼻。那這個不容觸碰的核心教義是什麼？我認為是井田制，國家把人口和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勞動成果，從而形成稅收。這也是中國能夠分久必合，迅速恢復生產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個制度只適應於人少地多的國家建立初期，隨著和平的到來，人口爆炸，明朝從2到3千萬人口到中期已經到了1個多快兩億。而土地的供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同樣的一個家庭從建國初期的十幾二十畝地在不斷的分家過程中(那時沒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也就幾畝地了。維持溫飽都可能有問題，更別說稅收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該怎麼辦，萬曆給了正確答案，透過關稅，商業稅和礦稅彌補。但是這東林黨是邪教，他怎麼可以讓你做出違背教義的事呢！萬曆一死全都擰回來。但是國家還是沒錢啊，怎麼辦？教義不能動那就只有殺人了，把華人口重新降到2到3千萬，他們就可以再次透過行之有效的井田制蠱惑老百姓信他們。這就有了300年來一下的合久必分！辦法有了，如何執行，殺人無非就是瘟疫，天災，戰爭。前兩個不好控制，只有戰爭好控制。自己不動手那就讓外族來殺。這也就是滿清入主中原。他們只要攪混水，殘害忠良，把自己偽裝好就行了。

看到這些回答感到很悲哀，難道明朝的滅亡不應該由朱家來承擔嗎?朱家皇帝只信任太監，不信任大臣，天下財富都被他們佔了，可他們還不好好治國，奇葩皇帝層出不窮，窮奢極欲，無恥無能。明朝能延續276年已經是奇蹟了，能延續這麼多年只能說明我們華人太溫順，太善良，太麻木了。

明朝末年，經濟雖然得到了發展，但政治卻日益黑暗，明神宗在位48年，卻長達28年不上朝，絲毫不理朝政。可謂“兩耳不聞妃外事”明神宗執政前期，由於其年幼，張居正作起“代理皇帝”。在這期間，朝政相對穩定。張居正死後，明神宗“徹底解放”，破壞並廢除了之前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剛剛有一點“枯木逢春”的明朝又開始走下坡路了。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十月，顧憲成、史孟麟等人制定《東林會約》，發起東林大會，主張革新政治，挽救明朝統治。記著在教科書中:東林黨是一名“老好人”，為了挽救明朝盡心盡力，結果遭到陷害。閹黨則是一名“大壞蛋”，殘害忠良，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其實不然 ，東林黨雖然初衷是好的，但東林黨有自己的私心，“濫用職權之心，人人有之”。東林黨的創始人可謂“臭知識分子” ，希望自己能權徹朝野。再加上東林黨有些觀念比較偏激，所以不受重用，經過時間的推移，東林黨等不住了，也曾打壓閹黨

天啟朝開始，東林黨和閹黨開始上演“狗咬狗”之戰，天啟皇帝不理朝政，東林黨楊漣，左光斗等人遭魏忠賢彈劾逮捕，東林黨核心人物被“殺得殺，關得關”。崇禎朝時，崇禎皇帝清洗閹黨，重新起用東林黨。東林黨對於起義軍和北方的滿清採取"硬攻”戰略，講究“骨氣”，反對南遷，認為應“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謖”（似於現代“左傾激進+缺心眼主義）。可以說，東林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現在有一種說法，假設閹黨當政，雖然閹黨殘暴獨裁，但閹黨在治國方面比東林黨更有經驗，如果你崇禎帝聽從閹黨的建議，南遷南京，"南北對峙”至少維持100年。

明朝滅亡之後，殘餘勢力組建“南明”，南明首位皇帝是由閹黨扶持。東林黨害怕閹黨秋後算賬，競令推出皇帝，造成南明內戰分裂局面，致使南明迅速衰敗，不久滅亡。

談論明朝滅亡的本質原因，永遠都繞不開兩個字：黨爭。

而說起明朝黨爭，又永遠繞不開“東林黨”。

其實現在來看，東林黨只是明朝黨爭的一方面，不管是以士大夫為主體的東林黨，還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亦或是齊黨浙黨，整天內鬥的烏煙瘴氣，你方唱罷我登臺，人人各執一詞，如東林黨對齊黨浙黨等異己進行大肆批判，延續明成祖推崇理學以後的意識形態，以道德為政治工具，將對立的黨派放在道德的對立面狠狠鞭撻。

現在很多人都說東林黨裡盡是腐儒，這些人抨擊朝臣，完全從道德角度出發，自詡“君子朋黨”，高舉道德大旗，但長此以往，很多人卻將道德轉變為謀取私利的武器，更進一步將政治黨爭升級，最終導致朝堂上下充斥不良風氣，人人只認道德，才學卻要屈居第二，所謂“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如果一群大臣整天只知道黨同伐異，又值大明朝國力衰退，內憂外患之際，那麼整個東林黨的落敗，也就是情理之中的結局。

正因此，在明朝國力持續衰退的關鍵時期，東林黨也被後人普遍認為是“重整道德”，而非“重視改革”計程車大夫團體。

自從明成祖推崇理學，如《五經》《四書》以後，整個明朝崇儒，幾乎到了一種狂熱的地步，再到萬曆以後，一些士大夫秉承“儒家原則”與“古賢祖訓”這兩樣法寶，跟明神宗朱翊鈞就“國本之位”的終極問題博弈幾十年，而東林黨也在雙方博弈中應運而生。

可以說東林黨的崛起，威脅到原本明朝一以貫之的一元統治架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皇權專制，皇帝說什麼就是什麼，容不得反對意見，但東林黨想效仿宋朝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的理想化政治模式，因此只要皇帝提出什麼，他們就反對什麼，這就進一步導致皇帝與東林黨之間關係的惡化。

東林黨的思想其實總結起來也簡單，如果誰的言論或者行為，破壞了儒家原則，那麼就會被認定是“異己”，就應該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透過儒家原則進行批判，或者將與自身持不同意見，尤其是支援皇帝的人，認定是“依附皇權”，是“邪黨”，這實際上已經背離了中國自古以來“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之道，而是完全把“道德”二字，當成了討伐異己的工具。

本質上看，似乎是東林黨在維護“道德”，但其實在東林黨一家獨大的時期，卻演變成為一種違背封建政治體系的意識形態，士大夫的根本目的，是在於打破皇權的統治地位，形成能夠限制，乃至牽制皇權的政治力量，然後再推行自身的改革舉措。

然而等到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很有意思的一幕出現了。

這裡要簡單介紹一下，由於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時，士大夫們極力推保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也就是當年被明神宗“偶然臨幸”的王恭妃所生的兒子，因為這樣做，符合儒家推崇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立儲原則，而朱翊鈞呢，不想立當年和宮女生的這個兒子為太子，他想冊立與鄭貴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為太子，結果就跟士大夫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國本之爭”，最終還是沒能拗過一幫老臣，讓朱常洛順利當上了皇帝，正是明光宗。

（明神宗·朱翊鈞）

可是朱常洛當了一個月皇帝就死了，也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月天子”，士大夫團體認為是被鄭貴妃給毒死的，畢竟鄭貴妃的兒子沒能當上皇帝，說她肯定懷恨在心，因此才會在暗中毒死朱常洛，但這都不是關鍵，關鍵是朱常洛一駕崩，他的兒子朱由校便即位，是為明熹宗，年號天啟。

於是力保兩代皇帝登基的東林黨，那可謂得道昇天，在朝堂內外一家獨大，因為當年朱常洛被冊立太子，就是一幫士大夫老臣力保，現在朱常洛的兒子能當上皇帝，肯定也要感謝這幫老臣，然而並沒有，隨著天啟帝的長大，他對東林黨卻愈發反感。

正是因為天啟皇帝發現，不管自己說什麼，總是會蹦出幾個東林黨人反對，而且每次都是拿著儒家原則和祖訓那一套來懟自己，長此以往，這種反感越來越深，最終導致成年後的天啟帝做出反擊，來解除這些東林黨人對自身皇權的牽制。

而這一舉動，正是扶植起魏忠賢，於是閹黨一朝得道，逐漸形成能與東林黨人抗衡的宦官團體。

其實明朝的宦官團體一直很厲害，像八虎之首的劉瑾等人，但魏忠賢的野心卻比其他閹黨大的多，勢力也更為龐大。

魏忠賢領導的閹黨集團得勢以後，東林黨自然不會坐以待斃，便日夜上奏彈劾魏忠賢，但因為魏忠賢的靠山是朱由校，因此魏忠賢不但沒倒，反而以此為由，對東林黨人進行大肆清算。

於是原本轟轟烈烈的黨派之爭，又因閹黨的勢起而趨向於白惡化。

隨著葉向高罷相，楊漣與左光斗等人的接連入獄，原本就對東林黨頗為不滿的其他黨派成員，紛紛選擇加入魏忠賢，以此希望借閹黨之手，將東林黨趕盡殺絕。

然而後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魏忠賢的確狠狠打壓了東林黨，但朱由校完全沒想到自己是養虎為患，藉著打壓東林黨的東風，魏忠賢卻逐步取代了東林黨的位置，也成為了威脅皇權的存在，甚至一度被民間戲稱為，”世人不知明皇帝，只知京城九千歲“。

那麼究其根本，還是東林黨人的意識形態問題，明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就是皇權專政，但有自己想法計程車大夫們，想恢復當年宋朝時士大夫們的榮光，並且想以儒家原則來遏制，甚至是約束皇權，達到宋朝時“皇權”與“相權”共同治國的理想化政治格局，這就跟皇權本身的核心利益相沖突，可能這種互相約束又互相督促的權力架構，在明朝早期能起到意料之外的積極作用，但東林黨開始崛起的年代，明朝卻已經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局面，這時候需要的是更穩固的政體，而非從國家根本上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那樣做只會越來越亂，既然破壞了皇權的核心利益，皇帝本人眼裡，自然是容不得東林黨的存在，於是培養魏忠賢，以此打壓東林黨使其覆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再者，由於魏忠賢把持朝政時期，東林黨人倍受迫害，因此等極度痛恨魏忠賢的崇禎皇帝即位，東林黨人可謂一夜翻身，又開始凝聚起來剷除閹黨，而魏忠賢失勢，再沒能遏制東林黨的勢力存在，導致東林黨再次抬頭，可此時遼東邊患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即使東林黨再次崛起，卻繼續陷於黨爭，不去悉心解決外患，而是再次高舉道德大旗，剷除閹黨，彈劾異己，可謂狠狠出了一口惡氣。

然而東林黨人除了討伐異己，還有另外的主張，因為東林黨本身就是代表江南地區商人與地主的利益，而他們主張國家不收工商稅，這樣一來原本支撐國家財政的多元稅收體系，又因為東林黨的主張而漸漸畏縮，最終到了明朝末年，財政收入來源比之前則更為單一，整個大明朝的稅收竟然主要依賴於耕田的農民，既然想增加財政收入，勢必就只能提高稅收，進一步就壓榨農民，再加上當時戰亂不斷，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在明末年間出現了大量的農民起義。

然而還是那句老話，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一味陷於黨爭之中，而忽視了國家的良性發展，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為，也最終導致東林黨自身的滅亡，可以說大明朝的滅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來自於國本之爭以後形成的黨爭，至於東林黨的落敗根本原因，一個就是過度堅持儒家原則，不順時局而變，二就是隻擅長黨爭，能治國齊家的人才少之又少，遇到問題更擅長道德綁架，如果要給東林黨的落敗蓋棺定論，我只能說，東林黨誤了整整三代皇帝，萬曆，天啟，崇禎，每一個皇帝都苦於朝堂黨爭，最終隨著大明朝的覆滅，東林黨也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

　　

大明朝之亡，除了慣常說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原因之外，還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亡於一個字，便是那個正人君子的“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黨爭中，東林黨人就一直孜孜於這個“正”字，並以為這是天下之本。

　　自明成祖作序頒佈理學之《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開始“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到明中葉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斷地推波助瀾，幾乎完全屏棄了中國自秦漢以來“內聖外王”的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不分，純以道德文章為唯一衡量標準，只重節操不重才幹，造就了一大批只會與“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評與自我批評，餘則一竅不通的道德憲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狀況江河日下。

　　崇禎帝縊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這個“正”字。在明清之季的黨爭中，東林黨人就一直孜孜於這個“正”字，並以為這是天下之本。話是沒錯。

可惜的是，這“正”也得看怎麼個“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東林一脈，就未必個個身上乾淨有骨氣;而閹黨中人、貪官汙吏，卻又未必一定無氣節。這個“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實在很是耐人尋味。

　　好比東林魁首錢謙益、黃宗羲，還有歷來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馬士英、阮大鋮，乃至著名的南明死節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蹟，就都有著極強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牽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謂“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劉宗周、黃道周等，他們雖然很“正”，但他們那種“正”法和表現，卻頗令人齒冷，甚至於叫人心寒不已。有關劉宗周和黃道周，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節專門論述，茲摘錄於下：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為念臺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被視為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銅山的黃道周(號石齋)備受東林—復社人士的景仰。由於他的弟子黃宗羲等人對他推崇備至，流風所及，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只要劉、黃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國就有中興之望。其實，劉宗周和黃道周都不是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就迂腐和褊狹而言，宗周更甚於道周。他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由於這種“完美”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往往顯得矯情做作。劉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為了表現自己進退有“廉恥”，他連“君有命，不俟駕”的儒家信條也丟在腦後，從被任命為四品官太僕寺少卿起“必三四辭而後受事”。

　　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使者穿梭於道，因循經年他才雍容有度地進京任職。這正如俗語所說“急驚風遇著慢郎中”，想依靠這種人挽救危局無異是緣木求魚。弘光政權建立以後，他的行為也極其詭異。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時他既不用舊官銜，也不用新官銜，而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說，淮撫路振飛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斬也”;高傑、劉澤清率軍南逃“可斬也”。在明末江淮諸臣中，路振飛敢於同南下的大順軍抗衡，對明朝而言可謂忠心耿耿。劉宗周卻以總憲的名義上疏建議處斬;高傑、劉澤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擁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沒有可殺之勢。夏完淳說：“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

　　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姜)曰廣繼之……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據歸莊說：劉宗周“後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飛)之誤”。

劉宗周的慷慨陳詞，主觀上是顯示自己的凜凜正氣，客觀上卻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當劉澤清等勳臣以他自稱“草莽孤臣”和建議弘光帝進駐中都鳳陽是犯上作亂的大陰謀(鳳陽沒有城牆，有高牆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極力辯駁，聲稱自己“不受殺”。

特別奇怪的是，黃道周被召為禮部侍郎，他寫信加以阻止，說什麼“際此亂朝，義不當出”。黃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又結怨於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道周奉使紹興祭禹陵，這裡正是宗周的家鄉，多次請見，等了一個多月，他不僅避而不見，還在扇面上寫詩一首叫黃道周滾蛋。

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時，他派人到處找黃道周，道周已經隨唐王朱聿鍵赴閩。

　　他才後悔“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門生勸他道：“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餘老矣，力不能勝。”宗周當時已六十八歲，起義抗清確有一定困難，可是，他的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的訊息傳來，他說：“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可見他的所謂“正命”不在年老。絕食幾天後，他談自己的感受道：“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慾也。”滄海橫流，黎民塗炭，社稷危如懸發，劉宗周卻輕描淡寫地說成“原無一事”。　　第二天，傳來了金華舉義兵抗清的訊息，門生勸他忍死以待。他說：“語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竟也。”最後終於餓死。劉宗周作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

關於被顧先生稱為行為詭異的劉宗周在起復後對弘光自稱“草莽孤臣”及對道周所說之奇談怪論等，餘以為無非都是不認同弘光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禎殉國時其為布衣的身份，並以弘光朝為“亂朝”，此種行為，實在令人無法評說。

說回正題。

　　我們還是先就與馬士英、阮大鋮這兩位大“奸臣”有關係的一些事例鋪展開來，看看明季東林黨人的這個“正”字，到底在明政局中起了些什麼作用。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明史》將其與溫體仁、周延儒、阮大鋮等一起列入奸臣傳。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任山西陽和道副使，後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到此時，馬士英的仕途都是頗順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撫後僅一月，就開始動用公款賄賂朝貴，結果為鎮守太監王坤揭發，被罰遣戍，隨之流寓南京。

　　而馬士英之後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勢與一方坐大，與當時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鋮，有極大關係。馬士英與阮大鋮兩人正是在這個時候熟識起來的，但也從此時開始，他們被東林黨人及大多史家指為閹黨和大奸大惡的人物。

　　可實際上，阮大鋮的名掛逆案與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認真追究起來，這兩人與被指的這些罪名，都頗有些不搭邊。

　　先說馬士英這個“奸臣”的冠名。

　　馬士英被流放南京後，為阮大鋮推薦，由周延儒所起復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而周延儒原本就是東林一脈，做首輔時所拔之士頗多東林，後來因錢謙益一案為東林所指，雙方關係遂告破裂，但其於崇禎十四年二月重入內閣，卻是在東林一脈的復社領袖張溥遊說下復歸東林體系，然後由東林黨——復社一脈聯合了最被他們所鄙視的魏忠賢“逆案”中人阮大鋮、馮銓等人，採取賄賂內監、後宮等不正當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認真說起來，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馬士英也可以說屬東林體系的。而馬士英本人的政治態度，當時來說本就傾向東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當部分東林黨人和後世史家在論及南明局勢時，卻大都指責因馬士英當政掌握大權，又起用“閹黨”阮大鋮任用“逆案”中人禍國殃民，排斥東林黨，並將史可法排擠在外，曰“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朱一是：《為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以至南都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錢謙益等東林黨人掌權，大明社稷就不至於淪亡，甚至可以起復東南之意。

　　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這等說法還大大地有移禍東江的嫌疑。

　　因為這麼一來，就等於將弘光朝傾覆之責輕輕一推，全都壓到了馬士英與阮大鋮的身上，卻把東林黨人洗了個清白乾淨。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東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損，甚至無中生有，尤其於對立方及中間人士，乃至一些黨內異己者的記敘，殊難取信於人。

　　首先要說清楚的一點是，馬士英得勢當政、史可法失勢出京督師，並非全出自馬士英之陰謀和手腕，甚至可以說馬士英當時是半主動、半被動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觀上，形成這一局面的推動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錢謙益為首的一大批東林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