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自中世紀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終在團體與個人個人與團體，一高一低一輕一重之間，翻覆不已。這是他們思想上最大問題之一（亦好比唯心唯物問題一樣）。什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全體主義”，……如是種種熱鬧非常，議論紛紜。但在舊日中國人對此，簡直不能瞭解，因他們根本缺乏這個問題，團體和個人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他所有者，恰好是中間一回事——那就是家庭倫理。

以近代西洋與舊日中國對照來看。西洋以個人直接隸國家，每個人有他一份公民權以過問國事，同時國家法律保障他的身體財產種種自由。在中國則有“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之說；法制上明認“家”為組織之單位(1)。財產為家庭共有；父母在世別居異財，為法所不許。而西洋則父子異財。夫妻異財。西洋視婚姻為個人之事，恆由男女自主之；中國則由親長作主，視為家族之事。個人失業，國家任其救恤，為西洋通例。中國則求恤之事，首在宗族，次則戚黨而已。其他類此，不煩列舉。研究中國法制史者說：

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夙習。……是以家族本位為中國社會特色之一。（陳顧遠《中國法制史》第六三頁）

這大體是對底。我從前曾為此作了兩個圖(2)；其第一圖如下：

中國西洋第一對照圖

圖例：以字型大小表示其單位置之輕重，以箭形線一往一復表示其互為直接關係，虛線則表示其關係不甚明確。

【註釋】

(1)商務印書館出版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六八—一七四頁。

(2)圖見《鄉村建設理論》第五四頁。

（1）首先，雅典人創造了一種政府形式，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主權屬於所有公民，這與一個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不同。與古代東方專制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也是雅典文化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

（2）斯巴達雖然在民主制度上不如雅典，但也有一些優點。首先，斯巴達對斯巴達法律的絕對服從可能有點過時，但它體現了對國家的忠誠和強烈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其次，斯巴達教育實踐中的民族性、實踐性和職業性教育模式是世界教育史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3）同時，斯巴達的公民是民主的，公民委員會擁有最高的決議權，儘管投票權由30名長老會成員控制。軍事運動訓練貫穿於個人生活中，斯巴達人可以長期取得優異的奧運成績。同時，斯巴達人重視道德修養，使青年人長期服從祖國。最後，在斯巴達，實現高尚生活的高標準已經成為所有公民的責任，這在斯巴達德育中可以看到。

在所有的希臘城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它們同樣都是建立在奴隸制的經濟和政治的基礎上，但各自代表著一種型別。一個形成了直接的民主制度，而另一個則是貴族共和體制，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雅典走向了繁榮的民主時代，而斯巴達最終覆滅 於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從此走向衰亡。

一、 雅典文化

由於山地丘陵廣佈，國土面積小，使得雅典難以形成大規模的種植區。為了發展本國經濟，雅典憑藉其瀕臨愛琴海，海上交通便利，優越的地理環境，發展出了繁榮的海外對外貿易。海外貿易迅速地成為了雅典國民經濟的主要來源。海外貿易推動了雅典的工商業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本國地域面積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希臘城邦開始在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建立殖民地，開始了對對殖民地的長期掠奪。這種海外殖民活動，不僅帶動雅典城邦經濟的發展，將生產的工業品和油酒之類的商品銷往殖民地，促進了雙方的發展，更對雅典政治形成了衝擊。

正所謂經濟的繁榮勢必催生政治的改革。平民與貴族矛盾的激化、工商業奴隸主與貴族專權之間的矛盾產生，嚴重影響了雅典經濟的發展，制約了城邦 的繁榮。再加上鄰邦實力趕上和超過雅典以及梅加臘佔領薩拉米斯島事件的發生，是的雅典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因此一種新型的政治制度應運而生。雅典實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雅典居民分為三個階級：貴 族、農民、手工業者。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點是人民主權和輪番而治。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民眾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徵的充分體現。

正如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經濟所決定，雅典的經濟和政治日益欣欣向榮，使得古希臘文學也迎來了的黃金時代，湧現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哲學方面有 阿那克薩哥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 歷史學方面有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文學藝術方面則有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底庇德斯、阿里斯多芬、開狄亞斯。雅典的公民擁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戲劇家們能 夠自由地進行創作，利用悲劇或戲劇的體裁，歌頌、諷刺和抨擊；哲學家能夠廣 泛地開展對自然和社會各種問題的研究、辯論、宣傳各自的觀點，互相爭鳴。劇場、音樂廳、競技場以及雕塑建築等一大批規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的興建，為公民提供了交流、學習的場地。雅典文明開放，甚至有幾分浮華奢華，愛美成性，優雅生活瀰漫著自由精神和寬容氣氛。

二、 斯巴達文化

斯巴達是一個內陸國家， 境內三面環山，中間為平原，缺乏良港 。受地形因素影響，在奴隸制經濟上，斯巴達以農業為主，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例較大，是希臘農業較為發達的城邦之一。“斯巴達”原來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種的 平原”。與此同時，斯巴達的工商業比較落後，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較小，是工商業經濟最落後的國家。較為封建的奴隸制經濟使得斯巴達的政治也具有特色。

斯巴達社會分為三個階層。斯巴達人是斯巴達國家的統治階層；之後是“邊民”，如柏裡伊賽人，他們在本地有自治權，但是沒有斯巴達城邦的公民 權；最後是黑勞士，即屬於斯巴達城邦所有的農業奴隸，如以及希洛人。為了鎮壓希洛人的起義，呂庫古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斯巴達城邦規定一切機構和行為按軍事化管理軍事化管理。同時實行的還有嚴格的教育制度。斯巴達人一度輕視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文化極度貧乏。斯巴達城裡曾 經幾乎看不到一座宏偉的建築物，斯巴達人也沒有製作出一件精緻的藝術品傳到後世。但是，在其文化繁榮時期，大量的詩人和音樂界匯聚斯巴達，其中就 有著名的詩人泰奧斯。受完全的軍事化生活影響，斯巴達人也形成了尚武，粗俗淳樸，文化粗鄙愚鈍，對經營技藝、斂聚錢財不削一顧的民族性格。

三、二者異同比較

相同點：斯巴達和雅典都是最強大的古希臘奴隸制城邦，都實行奴隸主專政，軍事力量都很強大 。

不同點：地理環境不同：雅典是個近海國家，多島嶼，多山地，平原面積小；斯巴達是個內陸國家，東北和西面為群山圍繞，平原面積較大，“斯巴達”原 來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種的平原”。

政治制度不同：斯巴達是貴族寡頭專政的軍事大國，奉行君主制，將統治權集中在國王手中，被統治者沒有任何自由和權利，缺少自由度。同時， 斯巴達的高層統治者是由兩個家族世襲的，而非公民選舉。同樣的公民大會，公民只有表決權，缺乏民主性。而雅典 實行民主政治 ，平民上層擁有 參政機會，且不斷擴大 。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透過抽籤投票，雅典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經濟不同：雅典經濟以工商業為主，漁業以及海外貿易發展繁榮，商品經濟活躍，出現金銀貨幣。與海外國家交往頻繁，實施積極的對外政策。斯巴達經濟以農業為主，由少數奴隸主貴族專政的斯巴達人不許從事工商業，不用金銀做貨幣，而用價值低廉的鐵幣。斯巴達人除了軍事外，不得從事 其它生計。斯巴達同時奉行以武力為主導、和解為輔助的霸權主義政策。

教育不同：在斯巴達，教育是國家事業，完全由國家控制。尚武精神，是實用性的國家導向的軍事教育，教育成為斯巴達治國和維持統治的主要工具。而雅典教育重視理性主義，身心和諧發展教育理念和自由教育，它追求身體美與心靈美的結合，反對專業和職業化的訓練。雅典的教育是一種身心統一的和諧發展的教育。雅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身心和諧，既美且善的公民，而斯巴達則是以國家目的為教育目的，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為奴隸主階級服務。

文化不同：斯巴達人保守愚昧、生活簡樸無華、視金銀珠寶如糞土、嚴峻 而艱苦的生活、集體主義，軍事化教育導致文化成就缺乏。而雅典開放文明、愛美成性、尊崇高雅生活、熱愛自由生活、獨特個性，是馳名世界的 文化古城，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化，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嬗傳至今，構成 世界文化寶庫的一部分。雅典在數學、哲學、文學、建築、雕刻等方面都曾取得過巨大成就。

對待女性態度不同：斯巴達對女子也採取同樣的軍事和體育訓練方式，如競走、擲鐵餅、投標槍、格鬥等等，斯巴達的婦女也具有堅毅的性格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雅典人不重視女子教育， 7 歲以後，女孩繼續在家中由母親負責教育，學習紡織、縫紉等技能，地位低下，為將來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做準備。

四、結論

透過以上分析比較，不難看出，身處於同一個時期、地域的兩個不同國家的不同點與相同點。但是僅僅是知道兩者的異同點並不是本論文的創作目的，在我看來，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才是最為重要的。

雅典人創立了一個公民自由平等、主權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形式。雅典民主政，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 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同樣也是 造就雅典文化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斯巴達雖然在民主制度上遜於雅典，但是也有可取之處。首先，斯巴達 人對斯巴達法律絕對服從，或許有點泥古不化，卻體現了對國家的忠誠與強烈 歸屬和認同。其次，斯巴達教育實踐中的國家導向性和實用性、專業性教育的模式代表了世界教育史的一種重要的發展方向。同時， 斯巴達的公民內部是民主的，公民大會擁有最高的決議權力，儘管提交表決的權力，由 30 人長老會 掌握。而軍事體育訓練貫穿於一個人的一生，因此斯巴達人能長期取得奧林匹 克的優異成績。同時，斯巴達人很注重道德訓練，目的在於使青少年服從長上， 忠於祖國。最後，在斯巴達，實現一種高標準的高貴生活成為了全體公民的一 項責任，斯巴達的美德教育可見一斑。

參考資料：

1. 趙林.《西方文化概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2 版

2. 徐慶平 .《光榮屬於希臘》 .湖南美術出版社 .1999 年 8 月。

3.世界文明史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4.沈堅.文明的歷程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斯巴達以其嚴酷紀律、獨裁統治和軍國主義而聞名。斯巴達的政體是寡頭政治。斯巴達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政治制度，整個社會過著軍事化的生活，孩子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軍事訓練。為了防止斯巴達人內部貧富分化，斯巴達人不許從事工商業，不用金銀做貨幣，而用價值低廉的鐵幣。斯巴達人除了軍事外，不得從事其它生計。斯巴達人崇尚武力精神，整個斯巴達社會等於是個管理嚴格的大軍營。斯巴達人輕視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會寫命令和便條就可以了。斯巴達人要求他們的子弟語言簡明，直截了當，從小養成沉默寡言的習慣。他們說話就象軍事口令一樣。有一次，一個國王威脅斯巴達國王，要斯巴達聽從他的命令，否則把斯巴達夷為平地，斯巴達國王的回答是：“請！”這種簡潔的回答後來被稱做斯巴達式的回答。同樣，斯巴達人輕視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斯巴達城裡，幾乎看不到一座宏偉的建築物，斯巴達人也沒有製作出一件精緻的藝術品傳到後世。斯巴達人實行“二王制”。兩個國王只有在打仗時才擁有無限的權力，一個國王充任統帥，一個國王留守國內。平時，一切重大問題都由30個人組成的“長老會議”決定。有5個執政官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一切有關城邦的重大事務，均由長老會議作出決定。然而，名義上還要由公民大會透過，方可有效。 斯巴達是奴隸主貴族專政的國家。它的國家機構由國王、公民大會、長老會議和監察官組成。國王有二人，分別由兩個家族世襲，平時，主持國家祭祀和處理涉及家族法的案件。戰時，一個國王外出領兵作戰，權力較大。公民大會由年滿30歲的斯巴達男子組成。實際作用不大，對長老會議的提議無權討論，只有表決權，表決時以呼喊聲的高低決定，聲高即表示透過。長老會議成員和監察官由公民大會選出，選舉方式也是以呼喊聲的高低來對候選人表示意見。長老會議是最高權力機關，成員共30人，除去兩個國王外，其餘28人都是年逾60的貴族。任職終身，如有缺額，仍須從年逾60的貴族中補選。一切國家大事先由長老會議討論決定，然後交公民大會透過。如不能透過，長老有權宣佈休會。長老會議又是最高司法機關，一切民法案件、刑事案件和國事案件都由它來審理。監察官共有五人，由公民大會一年一選，年滿30歲的公民皆可當選。他們的職責是監督國王，審理國王不法行為，監察公民生活和鎮壓希洛人的反抗。從公元前5世紀，他們的權力不斷加大，代替國王取得了主持長老會議和公民大會的權力，原歸長老會議審理民法案件的權力也落到了他們手中。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體現雅典人這種公民主權觀念的，便是民眾大會權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在這裡，任何公民都可發言；一切法律在其頒佈之前都要在這裡討論透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吏者；要在這裡選舉產生，一切關於戰爭與和平及其它重大國務都要在這裡經過辯論、以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透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許多機會去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透過選舉產生的官吏，也能較好的體現和執行民意。其次，同公民主權密切相聯絡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發點。“大家認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其一為‘主權屬於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於‘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溯源於氏族社會的傳統，又被強化於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的生產方式。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領之一（體現於政治生活）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國家的一切公共職務（除十將軍之職外）向一切等級的公民開放，只有為保證任職者能正當、順利地履行職責的一些極少的、必要的條件限制。如規定，陪審法庭中的陪審官必須是年滿30歲以上的、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吏的選舉一般都以抽籤的方式進行，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相當多的。重要的官吏是以民眾大會舉手選舉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國家有一整套相當嚴密的制度，保證公民對國家官吏實施有效監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職前要接受資格審查。一般實施這種審查的權力機關是陪審法庭。但對於將於次年任職的議事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吏，則首先由500人議事會審查其資格，而後再由陪審法庭審查，最後決定權在於陪審法庭。由於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執政官還負有對國家官吏的監督責任，他們可就國家官吏包括議事會的主席的違法行為向民眾大會提出公訴。為防止國家官吏貪贓任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有十個會計員，“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帳目對他們報告。”這些會計員將核查結果提交陪審法庭，一旦發現貪汙、盜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法庭將以罰金或其它刑罰來處罰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國家機關中佔比較特殊地位的十將軍職務，儘管可連選連任，但也要在每年經受十次公民大會的信任投票。如果這種投票反對其中任何一個官吏，他便應在陪審法庭中受審，如有罪，則決定他1為刑罰或罰金”。此外，前所提及的“貝殼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監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國家的法制。伯裡克理斯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法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沒有人能處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也沒有淪入無法無天、“人人各行其願”的地步。“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服。”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政體較少發生內訌，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全。”這是因為，在象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裡，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鬥爭時，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式，於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的事很少見。雅典人極重視法律的穩定和權威，雖然允許修改法律，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事先都要經過議事會的審查。公民個人雖然可以在民眾大會上提出修改或廢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議案，但若這種提議得不到透過的話，則將被起訴為不法行為，提議人要受到罰金處分，甚至有生命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