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對秦朝統一文字和文化習俗的延續，只有將治國理念和教育思想也統一了，才能更好更輕鬆地統治這個國家。

畢竟，從先秦時代來看，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等，都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影響著諸侯國的興衰成敗，威力過猛，如果任其發展，早晚脫離控制，成為帝國的隱患。

但是，對於中國文化的繁榮和創新，是一種難以估量的損失，很多流派因為得不到補給和支援，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如墨家等等。

即使對於儒家來說，此時的所謂的正統儒家思想已被閹割和偷樑換柱，參雜了大量的法家理念，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提都不提。

到了宋朝的程朱理學更是變本加厲，把儒家思想搞成了變態的治國手段，將原本豪邁奔放的漢民族壓制成了隨遇而安只求私利的被欺凌的物件。結果，明末大夏將傾，滿朝大臣不是想著挽救社稷，而是如何保全個人財富和地位。

實在可悲，所以，如今中庸的儒家思想可以摒除了。

這隻能說是帝王的統治之術！百家爭鳴雖然可以體現時代的進步，跟人文文化的興盛，但同樣的，不同信仰跟學識會造成不同流派的衝突跟矛盾，這些都是無可避免的！那麼，既然知道會有衝突跟矛盾存在，那麼提前將所有可能發生的一切扼殺在搖籃裡不是很好嗎？儒家思想一直都是走的中庸之道，沒有偏駁的，所以比較適合當時的統治！

1，儒家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董仲舒演化之後加入“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對於社會秩序的形成有幫助，這是其一。其二，儒家是對讀書人的要求，而不是對國家的要求，武帝之後，法家還主體，兵家衛國，縱橫家出西域，墨家也沒絕跡，農家，雜家都延續，但是讀書人要求以儒家獨尊，有利秩序維護，不然國內縱橫家挑撥是非容易矛盾擴大化，兵家盛行容易產生地方軍閥，墨家更是以俠鬥武容易引起仇恨廝殺，法家主導容易刁鑽耍滑，只有儒家以和為貴修身齊家把矛盾緩解。漢武帝是對國內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匈奴等西域兵家，縱橫家，墨家雜之。這是其二。3，漢武帝一朝及後，兵家衛青、霍去病，李廣都很出眾，縱橫家班超等，法家更是小官吏主體，西漢末豪強流匪墨家更甚，總體上是平衡的，只是朝庭導向是儒家，強調秩秩，有利國內統治，後期演變已經脫離了儒家，以訛傳訛了。這是其三。4，朝庭選官吏，不等於清朝文字獄高壓統治，漢朝你學什麼沒有人讓你下獄，只是官家以儒家為首選，這有很大區別。比如現在鄉申論策論，不是說你學其它學派要投入監獄，只是提供量化標準，而且只是行政選拔的型別，容易混淆概念。其四

獨尊儒術：儒家是口號，實質上是法家。

在漢代，漢武帝之前的用的統治思想是黃老思想，這是一種妥協型的思想，對內對外採取的是姑息的態度，國事基本是妥協處理，時間長了就積累了非常多的問題。

農業方面出現了農民脫籍，逃稅的問題。

地方勢力膨脹，而中央的控制力減弱，即將失去對全國的控制力。

外族入侵，特別是匈奴的擴張，對漢朝產生了生死存亡的威脅。原因，並非是因為漢朝本身不強大，而是黃老思想下的漢朝，力量無法集中。

這個時候，變法就勢在必行。

眾所周知的是，法家才是當時最適應漢朝的統治思想。可是當時的人們因為顧忌秦朝法家的慘烈失敗，所以又不敢輕易的提出法家。

於是丞相衛綰上書凡是提出法家思想治國的統統以擾亂國政治罪。這樣在名義上就禁止了法家出現。

然後，又對儒家進行改造，使得這時候的儒家是名號，但是內在卻是法家。提倡的是【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增加了【天命】、【尊卑之制】、【貴賤之差】、【三綱五常】等主張，從而加強了君權的統治。

同時，又用秦代的嚴酷法律。擔任全國執法官和丞相的分別是張湯和公孫弘。他們都是擅長運用刑法，儒家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點綴而已。

所以，漢武帝時期，迫於國家形式的改變，急需要變法。但是秦法的惡名，使人們不敢用法家。

於是獨尊儒術，其實本質上是法家。儒家只是一個外殼而已。

儒家確實有很多優秀的地方，但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思想在百家思想中是奴性最重的一個。所有思想都涉及到了階層問題，唯獨儒家對階層固化保持了很定態度，並且對打破階層間隔持有否定態度。作為統治者是最需要這種東西的。

一點淺見僅供大家參考。秦漢之際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之一大變局，出現了以往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新的歷史現實，帶來了新的現實的統治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作為一個“六王畢，四海一”的大帝國，它為什麼能夠存在？而作為這個大帝國的最高統治階層，皇帝及其臣僚又為什麼能夠行使其統治權力？為了讓這個大帝國繼續存在下去又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原則？

在先秦時代，政權主要依據血緣宗法實行貴族政治。西周初年分封諸侯七十多個，有五十幾個都是姬姓，其餘也大多與周王室有著姻親關係。因此，那個時代政治權力來源於血緣宗法，也即所謂的世卿世祿是也。

秦漢時代，貴族政治被破壞殆盡，世卿世祿被掃進歷史塵埃，出現了漢初的布衣天子、布衣卿相的現象。這個時候再以血緣宗法來解釋政權合法性，解釋權力來源就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了，此時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論來為這個新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作出理論的解釋。

這個解釋本來應該是法家來完成的，但是從歷史的結果來看法家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其僅僅是為這個新生國家建構了一套最適合的政權組織結構，提供了一套政治組織原則，用現在的話來說它解決了政體的問題，卻沒能夠解決更為重要的國體及國家意識形態問題。因此，法家最終被歷史拋棄了，而這個問題終於在漢代被董仲舒的新儒家所解決。

董仲舒向漢武帝上《天人三策》，作《春秋繁露》，將現實的政治與自然的變化聯絡起來，借用陰陽五行學說提出來“君權天授”和“五德轉移”的觀點，構建起一套完整的旨在論證漢政權合法性和統治階層權力來源合理性的理論體系，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對於秦漢國家政治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了上層建築中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容，即是治國之道，它為國家培養的是合格的政治家，確保了政治正確。

儒家透過對政治的完整解釋，在漢代獲得了獨尊地位，但法家也並沒有真正拋棄，西漢宣帝曾對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奈何純用儒術耶”。儒學提供國家意識形態和施政總原則，培養政治正確的政治家，法家提供國家政治組織原則，建構國家政治架構，國體與政體本就是政治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這就是中國自秦開始的全部的國家政治原則。

秦朝與王莽的新朝，可以說就是這一原則的兩種極端，秦行法治，新用純儒。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那兩種極端都不可能使大一統國家保持長久穩定，最終都被歷史所拋棄。扣其兩端而執其中，中庸之道的政治原則有效性得到歷史的證明。秦漢為中國政治文化之一大變局，是因為，秦漢已經將那個時代所能提供的國家最高層次的政治原則實踐完畢，並從中找到了最有效的原則，故此後世可沿襲而千年不易。

我是【小霜文史論述】，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提起董仲舒和漢武帝這兩個人物，當年提出這一學說的時候，漢武帝還沒有完全掌握朝政大權。

宮中一切事物都以竇太后的意志為主，公元前135年，當竇太后去世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才真正提上日程。

要想深刻理解這八個字得深層意思，我們就要從當時的時政來分析:

首先，漢武帝初登皇位，急需擺脫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

稍微知道點漢朝得歷史的，都明白武帝初期不能掌握大權的最大阻礙就是竇太后。

漢朝從立國之初就奉行道家的無為而治，歷經五朝，這種思想一直深入人心，滿朝文武按部就班，安享太平，不願改變當前的狀態。竇太后就是他們背後最大的支持者。

而漢武帝呢？初生牛犢不怕虎，少年英雄，血氣方剛，一心想要有一番作為，他的這種有為而治的思想和竇太后的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不可避免的發生碰撞。

這個時候，董仲舒出現了，他向漢武帝提出了不在交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思想，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雛形。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君權神授，大一統的思想。

而要實現自己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輿論，而輿論的創造者就是人，人類著書立說，因勢利導，所以天下人的輿論往往是跟著書生的筆桿子走的。而儒家的書生佔的比重最大，筆桿子最多。所以漢武帝就把儒家放在眾多學術的最頂端，其最終得目的就是把道家排除在外。只要把道家思想排除在外，其餘的都好說。如果當時有別的學派人數超過儒家，我想漢武帝也會毫不猶豫的把他推到眾多學術的最前方。

但是我們從後來漢武帝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真的做到獨尊儒術了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自然不會如此。

其次，與匈奴對戰又重視法家思想。

漢朝初年，朝廷為保北方安穩，一直採用和親的政策，漢武帝的姐姐也被嫁往匈奴。被大一統思想影響的漢武帝一直想無匈奴一戰。雪洗漢朝百年恥辱。

打戰就必定要勞民傷財，這個時候的儒家又和漢武帝站在對立面，認為一旦開戰，天下生靈塗炭，百姓流離失所，如果按照儒家學說，那麼漢朝勢必要繼續向匈奴進貢，遠嫁和親公主，這不符合漢武帝的國政所以獨尊儒術在此時就要靠後，天下任何事物都不能影響漢武帝推行國政，這是最根本的原則。

戰場上局勢瞬息萬變，不能採用儒家的思想，忘圖用言行影響戰場上計程車兵，那必然要有規矩，而制定規矩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法，以法治國，以法治人。

這樣，放在戰場上遇到不可控的局面的時候，主將一句退後者斬。就能起到很好的震懾作用，這個時候你總不能讓儒生們去戰場上給士兵講大道理吧。只怕這些人跑的比士兵還快。

正去後世漢宣帝劉洵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總結

從以上敘述可以得知，罷黜百家非百家，而是要把道家排除在外，獨尊儒術非獨尊，則要看漢武帝的國政需求，我需要你，你就是第一，我不需要，那你就要靠後站。

漢武帝晚年，因為國家連年征戰，民生凋敝，經濟蕭條，此時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又被提上日程。所以任何的學術，都要以漢朝的發展為主，都要順應國家局勢變化。所以獨尊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以上就是我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理解，你贊同嗎？

“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是因為儒家壟斷了教育資源。所謂的“獨尊儒術”就是儒家思想傑出代表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捆綁在了國家的選官制度之上。

儒家學說，從先秦到秦漢時代，它壟斷了幾乎所有的教育資源，它利用古典文化進行文化教育，獨霸了西周以來所有的舊傳統。正因為它掌控了教育資源，所以歷朝歷代君主想建設一個文化政府，就必須跟它合作。即使現在，我們所用的課本都大部分都是儒學思想的代表。

從戰國到秦漢，存在的最特殊的群體，就是儒生。回顧戰國時代傑出思想家，雖然文化領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我們審視儒家思想時，就會發現，除了孔子，孟子，自思，曾子這些外，它們的背後，往往能看到一個儒學集團的存在，例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就有記載“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就可以看出，光孔子的弟子就三百多人，《孟子》記載，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也就是說孟子出行的時候，後面跟著數十輛車，幾百人。所以，我們看到，儒家從來不是以個人為單位戰鬥，而是以團隊為單位在戰鬥。

儒家還有一群儒生，它們就是專門從事教育的儒學集團，例如在戰國時期，人們在談論國家大事的時候，不管是不是儒家學說，都能吟兩句《詩》《書》，反映民間的也有《國風》，所以儒家思想，不管從官方，還是民間都收到集大成的發展。儒家經典《尚書》主要記載古代帝王和王公貴族的重要講話，命令，文誥。所以《詩經》《尚書》反映了西周以來，政治生活和民間推崇儒學的重要表現。

秦漢之際，秦透過“焚書坑儒”消滅了儒家的教育傳統，它必須建立自己的教育系統，，那就是以“寫字”為認字的課本教育系統，很可惜的是，焚書坑儒後沒多久，秦朝就滅亡了。它以“寫字”為理念的教育方法就未在貫徹下去。儒家思想就死灰復燃了。還有一個就是儒家思想雖然被統治者利用，但是儒生不問政事，而且儒家思想推崇“和”“非攻”，這就使得統治者有充分的統治基礎，使得儒學擁有了常足發展的基礎。

所以說，儒學的成就不是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那我一蹴而就，而且儒學在民間沉潛了數百年之後向皇帝的一次叫板，而皇帝最後決定和這一批只是精英合作，而這一批知識精英就是儒學的集大成者。之後歷朝歷代官方都推崇儒家思想，直致儒家思想集大成發展，逐步取代其它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派思想家紛紛出現，他們各有自己的主張和觀點，各國君主所奉行的治國思想也各不相同。

秦始皇滅六國後，奉行法家思想，嚴苛治國。漢朝建立以後，基本都是採用道家思想，尊崇“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使人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養生息。這一思想在劉邦打入咸陽，廢除秦朝的各類苛刻刑罰，只約法三章時就有體現。但此時的漢朝也並不是只施行黃老學說，其它流派的學說也是欣欣向榮，一定程度恢復了春秋時百家爭鳴的景象。

到了漢武帝時，由於各家學術思想在全國各地盛行，導致中央集權的理論基礎受到威脅。其實武帝之前漢景帝時期的爆發的七王之亂，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統一的治國思想，各種思想流派盛行造成的。漢武帝即位後，反思前朝危難，認為需要從思想上做出統一。當時的朝廷，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學說的競爭。儒家的代表是一批新生代官員，而道家的代表則是武帝的奶奶竇太后。竇老太太德高望重，實權在握，所以道家學說當時佔上風。竇太后去世後，武帝全面掌握了國家權力，於是決定廣招天下賢士，重新確立統治思想。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得到武帝的賞識，武帝對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大加讚賞，並確定了儒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長達數千年的主流思想。

不過，漢武帝之後的儒家思想已經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明陽家等各家互相抄襲，或者美其名曰借鑑之後的大雜燴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利用儒家學說作為他的統治思想，兼併天下百家，使中國思想文化失去自由，完全置於統治階層的掌控之下。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廢黜百家”的思想都是獨裁專制的暴君思維。至於“獨尊儒術”還是“獨尊某術”，那並不重要。因為無論專制的獨裁者所要尊的“某術”是否正確，都需要在百家爭鳴中得出結論並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任何獨裁統治者都不是真理的化身，都沒有對真理的壟斷權。專制獨裁統治者靠權力強推他所自以為是的主張，那是對其他人個人有限自主權的嚴重侵犯。這種侵犯會嚴重阻礙社會發展。所以人類社會的制度在人性的驅動下會朝著消滅獨裁專制統治的方向上發展。

在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中，“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基本上沒有市場。那裡有的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所以，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都不值得我們歌頌。2000多年的“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獨裁專制思想的統治，導致了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中國沒能早日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我們並不要求漢武帝這個大專制獨裁者有什麼不謀一己私利的寬闊的胸襟。但我們今天不能把“廢除百家，獨尊儒術”奉為至寶，而應當讓那種獨裁專制的思想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國才有希望。

儒家思想有利於社會和諧,也有利於統治者順化民眾。這點從滿清遵儒崇孔治國思想上就可看出,滴血的屠刀只用來征服,但固守江山就得用漢民族認可的東西了。

農耕時代，要想維護大一統國家的存在，獨裁專制是唯一可行的治理方式，而思想上的統一是前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是這種迎合這種需求的產物！

應該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思想是中國2100多年前古代漢武帝劉徹為了鞏固其封建專制獨裁統治，而在思想上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儒學教育在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平了道路。

進而在中國長達2000多年來漫長曆史長河中讓儒家思想牢牢統治和佔領了人們的精神領域，提倡奴化教育，實行愚民政策，其實質就是欺騙和奴役人民思想，扼殺獨立思維，傳承封建保守；反對創新精神，不思進取。它嚴重束縛住了人們的手腳，甘心於做“井底之蛙”，遠離了世界先進文化和先進文明，造成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遠遠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的先進思維方式，總是格格不入，難以入圍。

宋澤龍投稿

摘要：《漢書·董仲舒傳》載：“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同時《漢書·武帝紀贊》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千百年來，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了學術界的定式，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直到近十幾年，學術界對此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我在學習了李凌翔老師教授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課程後，對這一傳統觀點也產生了一定的懷疑。個人對此對策的提出者，以及漢武帝對此計策的態度，當時的思想局面產生了懷疑。我覺得並沒有把百家“罷黜”，對儒家“獨尊”，而僅僅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適應性的區域性改進以及側重，其他思想還是佔據了一席之地。

關鍵詞：董仲舒 竇太后 史實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史記 漢書

在學習了李凌翔老師的《中國古代思想史》這門課程後，我對中國史前到明清的思想發展變化有了大致的瞭解。在學到漢代思想時，對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產生了懷疑。先來看看董仲舒的生平，《史記·儒林列傳》中載:“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救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注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從這篇記載中可以看出，董仲舒一生並未擔任重要顯赫的官職，並且沒有關於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記載。“司馬遷隨家遷於京城，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可以知道，司馬遷曾問學於董仲舒，再加上司馬遷在二十多歲後就跟隨漢武帝多次出遊，並曾參與“太陽曆”的制定等，還曾以皇帝使者身份出使。以司馬遷對董仲舒的熟悉程度以及其在朝廷中的職責與資歷，不可能不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開創儒家正統地位先河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記錄。但事實上沒有，司馬遷與董仲舒作為同時代的歷史人物並且董仲舒先於司馬遷而去，竟然沒有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進行記載，顯得有些匪夷所思。這是我持懷疑態度的原因之一。

《漢書·董仲舒傳》載：“《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易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又載“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書》對這一段歷史的記載較為詳細，但也僅僅是說“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我個人認為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之間有和的意思，是並列的。有的學者也認為這一句表明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但是我認為，如果真如其所想，那麼“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豈不重複，與古文力求言簡意賅所衝突，這是我從句型上的理解。再來看看“六藝之科”，我認為之所以產生不同的引申觀點，就在於對古籍記載的關鍵詞句的理解上。“六藝之科”是《六經》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迄今為止，學術界公認的流傳到孔子時代的古典文獻，主要就是《六經》，它們是中國學術源頭的主要典籍。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家思想都與《六經》有多多少少，這樣那樣的聯絡。綜上所述，“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並不只是指儒家思想，當時距春秋戰國時代未遠，並且其他學說並未遭到像“焚書坑儒”式的打擊，儲存較為完好。加上漢初黃老之學盛行，皇親貴族及朝中大臣許多信奉黃老之學，所以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顯而易見的，此處所記載的：“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如果說“六藝之科”、“孔子之術”指的都是儒家、儒術，那麼這裡的“邪辟之說”指的就是除儒家之外的“百家”，當然包括黃老之學，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被漢武帝尊為太皇太后的竇氏信奉黃老之學，難道大漢王朝的太皇太后以及眾多皇親貴戚朝臣所信奉的都是“邪辟之說”？在當時，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認為《漢書·董仲舒傳》所記載的這段史料並不能成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佐證。

無論是對古籍的分析，還是對思想的對比，都需要史實的佐證。武帝在位期間，“儒術”以外的其他學術比如神仙方術，術數等等，不僅照舊存在和發展著，而且比先秦發展的還快。另外，直到漢末，天文、地理、水利、數學、農學、醫學、紡織、建築、冶煉、釀造、交通等等，也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湧現了許多建樹卓越的專家、學者。比如說在天文學方面，有眾所周知的洛下閎、賈逵、張衡、劉洪。洛下閎改創赤道式儀器，定下了赤道式渾儀的基本結構，“轉渾天於地中”，闡明“渾天說”，將“四分法”的《顓頊歷》改造為《太初曆》的“八十一分法”，與唐都、司馬遷、鮮于妄人等共訂《太初曆》，將一年分四季，二十四節氣，正月初一為始，臘月三十為終，從此使華人得享“只看日曆不看天”、不誤農時五穀豐登的便宜；劉洪則第一次從各方面提出精確的月球運動理論，解決了大量關於月球運動的難題，奠定了中國“月球運動”學說的基礎，使曆法進一步走向精密，被譽為“當世無偶”的天文學家和歷算家。在農學方面，有對耕作技術和農業管理作出貢獻的農學家趙過（漢武帝時期，具體生卒年待考）和氾勝之（約晚於趙過60年，具體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勝之（約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紀）所著《氾勝之書》十八篇，是現存最早的一部農書。它不僅提出了耕作的總原理和具體的耕作技術，還列舉了十幾種農作物的具體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國傳統農學作物栽培總論和各論的基礎，而且其寫作體例也成了中國傳統綜合性農書的重要範本。以後從《齊民要術》到《農桑輯要》、《王禎農書》，再到《農政全書》、《授時通考》均以此為範本。在醫學方面，有熔理、法、方、藥於一爐，著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等書，被譽為“醫聖”的張仲景（公元150-219年）。《傷寒雜病論》集先秦以來醫藥理論和臨床醫術之大成，並廣泛應用於醫療實踐，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也是中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面的鉅著。《傷寒雜病論》在繼承、發展並確立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法則和體系，對於治則和方藥的統籌，對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吹耳等治療方法上，均貢獻突出。同時還收集了許多如對自縊、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從而奠定了張仲景在中醫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算學方面，產生了《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在地理、水利、紡織、建築、冶煉、釀造和交通學等等實學方面，也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至於術數之類的學術文化，在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的影響下，則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據《史記·日者列傳》，當時的術數學界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歷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術士）等。足見漢代術數學範圍較大。

在這個問題上南京孫景壇教授有著獨到而深厚的見解，他認為把“罷申商韓蘇張”當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點無理論和事實依據；“勵孝”、“禮神”、“議立明堂”、“置五經博士”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田蚡“絀抑黃老尊崇儒學”說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確；董仲舒的對策假定為真，亦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公孫弘“置學官”是真，但仍缺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

我個人認為隨著統治者對孔子的不斷加封、對孔子的祭拜以及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而越來越推崇儒學，主要是越來越“獨尊”儒術。在董仲舒時，我覺得“尊崇”比“獨尊”更為妥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徵與需求，但任何制度與政策的實施都會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對於為何會出現“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爭鳴，我覺得是因為華人心中的“祖宗之法”心結在起作用。縱觀儒學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儒學的地位總體來說是不斷提高的，越來越成為主流思想與統治思想，相應的，孔子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統治者也重視對孔子的祭拜。對於越來越成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當然希望它的主流地位在更早的時期被確定下來，成為神聖正確的“祖宗之法”，然後不停的往前追溯，至於出現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無論是否真的存在漢武帝實行董仲舒建議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我相信隨著更多史料的發現以及大家對此問題的探討爭鳴，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深入。

為何放棄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

每當提到漢初的政策路線，就會想到蕭規曹隨、文景之治，這都是建立在黃老學說的思想基礎之上的。這種思想下，漢朝恢復了生產力，積累了財富，卻也走進了死衚衕。

到漢武帝時期，社會矛盾已經開始激化了，貧富差距巨大，底層百姓生活困難，朝廷的放任更讓平民失去了對國家的向心力。顯然統治策略需要變化。這時候，吸收了法家、兵家、道家等其他學派優良思想的儒家思想就成為了漢武帝的最佳選擇了。

儒家思想的積極意義

在我看來，最大的功績就是保衛了中華文明的傳承。

相比於其他文明古國，中華文明能夠一直傳承，儒家思想功不可沒。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確保了中原王朝能始終有強大的統治力，百姓有強大的向心力。

而即便王朝因為某些原因覆滅了，後來者依然願意遵循這種思想，延續統治。

特別是當北方遊牧民族興起之時，中國能夠不像其他文明古國那樣，被野蠻所毀滅，儒家思想居功至偉。想想岳飛等人為什麼精忠報國？儒家思想就是根本。

更神奇的是，中國這種思想，不但能征服外族，甚至能同化他們，這種包容性更令人驚歎。

扼殺了法治

當然，凡事有利必有弊。儒家思想再強化君權的同時，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後世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只是修修補補，沒能從實質上改變其問題。更遺憾的是，一些思想家還對這種思想進行了閹割。

這就使儒家思想更具有排他性了。而這造成的最大的遺憾，就是古代中國最終沒能走上法治。

獨尊儒術？

兵家一直在，是不是很打臉呢？

槍桿子裡出政權，把兵家放到哪裡去了？

法家一直在，哪個王朝也都有法家的影子。

在國家需要秩序的時候是需要儒家，但很多家都在。

你以為儒家內部互毆的時候不用孫子兵法三韜五略三十六計嗎？

我告訴你儒家用這玩意整人，後果比兵家還狠。

從發展的角度看由於儒家崇古薄今的思想獨尊儒術後必然是不進步或倒退的，歷史也可以映證這一點，個人觀點漢武帝千古罪君

回答問題之前，我想提一個問題:中國歷史上功績最宏大、影響最深遠的君主有哪些？以”漢”命名的大漢朝算不算？漢朝最鼎盛時期，驅逐匈奴，平復邊患，開疆拓土的漢武大帝算不算一代雄主？如果漢武大帝算得上雄才大略、影響深遠的一代雄主，那我告訴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戰略就是他推行的！

圍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是非功過而產生的爭論由來已久了，很多言論認為，這是儒家壓制其它學術思想的錯誤之處，也是儒家的歷史汙點，我很不以為然！

一種思想信仰，一種知識體系，甚至一種科學技術，如果不為歷史所選擇，不為某個群體所運用所實踐，那它沒什麼特殊用處，也沒什麼現實價值。正如一個有才華的學富五車的人，不為人所賞識、所任用，那他和一個平凡普通的人沒區別。從古到今，懷才不遇者比比皆是，這沒什麼可唏噓的。有才學者，如果不能把自己很好地融入時代的洪流，則很可能避免不了湮沒於洪流的命運。似乎扯遠了，哈。

漢武帝劉徹並非與生俱來的太子，母親出身也並不高貴（甚至是改嫁的），朝中由竇老太后為主的竇氏一族把握，景帝孝順，處處唯母親竇太后之命是從。漢立國以後實施分封諸王的政策，劉姓諸藩王的勢力至漢景帝時已經十分強大，大部分的軍隊和財政收入基本上被藩王們把持，朝廷幾被架空，處處掣肘。漢景帝看到了其中弊病，於是任用老師晁錯推行”削藩”改革，藩王趁機以”清君側”之名集體造反，史稱”七王之亂”。由於對自己的實力估計不足，性格優柔寡斷，漢景帝無奈之下腰斬晁錯於市，以期平息藩王們的叛亂，豈料此舉更讓藩王們覺得景帝軟弱可欺，不肯善罷甘休，漢景帝痛定思痛，下決心舉全國之力平叛，遂啟用將軍周亞夫，並憑藉親兄弟梁王的鼎力配合，一舉平亂成功。然而漢景帝平叛削藩的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藩王們的權力只是受到了部分限制而已，暗中勾結蠢蠢欲動者為數不少。

漢武帝劉徹被選中為太子時，其太子之位也不甚穩固，能取而代之的也不乏其人，即使登基繼皇帝位後也是處處受限，不得展其志，作為一個有雄心有抱負的皇帝，這是難以容忍的事情。漢立國之初崇尚道家黃老之學，”文景之治”講求與民生息、輕徭薄賦、無為而治、對外也實行懷柔和親政策，雖然舉國富庶昇平，但隱含的內憂（藩王割據）外患（匈奴擾邊）並沒有根絕。作為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而言，漢武帝深知，不革除”無為而治”的消極理念，不剪除藩王割據的離心勢力，不打擊匈奴襲擾的囂張氣焰，他只會是一個庸庸碌碌的皇帝！而獲得新生力量的擁戴，整治朝綱，牢牢地把握政權，統一朝廷上下的戰略、思想、認識是重中之重——這些與儒家倡導的方略不謀而合，由此儒家就此登上了歷史舞臺，出演了一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大劇，並最終成為了主導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思想學說。

漢武帝只是借用儒家之名，完成了一系列的朝綱整治、中央集權而已。所謂的罷黜百家，也並非是剷除百家，迫害百家，只是偏重於儒家以達成君王的真實目的而已。一種思想被歷史所選擇並付諸實踐，對這種思想學說而言是一件幸事，沒有誰會去虛偽地拒絕被選擇，這也是儒家當仁不讓的充分理由。

事實上，在漢武帝氣勢恢宏的治國方略中，兵家的衛青、霍去病，道家的汲黯，其餘雜家的東方朔、公孫弘、主父偃、張湯、郅都等各類人才均被委以重任，並沒有因為各自的學術出身，學術身份的不同而受到排擠輕慢。儒家思想學說倡導”和而不同”、主張”博採眾家之長”，講求”包容”，由它統領百家思想學說，服務於政權，進而實現國家長遠的目標，最起碼，漢武帝時期的歷史事實證明——儒家並不缺乏這樣的擔當和底氣！

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有成就事業的先決條件，如果條件不具備，就去創造條件達成目標，這也是儒家積極進取、敢於擔當的核心價值理念之一。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想做大事、有一番作為，又希望面面俱到，人人稱頌，個個擁護，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歷史上任何一次深徹的社會變革都會觸動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讓不同利益訴求群體都滿意是一件不現實的事情。

時勢造英雄！很多的時候，個人的命運是由時代的潮流裹挾著向前挺進的，或許一旦離開了時代潮流，一個人有可能什麼都不是。一個人如此，一種思想觀點又何嘗不是如此，願且行且珍重！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王道思想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最燦爛的時代，彼時，百家爭鳴，齊國創稷下學宮讓文人才子競相辯論，正是因為百家爭鳴的緣故，中國的最偉大的聖人、哲學家、思想家大都出現在那個時期，並且那個時代的人是有尊嚴的，思想品德更是現在所不能比的。而儒家思想誠然是一種很偉大的思想學說，也適合帝王的統治，但是確實使得中國的文化少了一些百花競放的味道，這也造就了中國幾千年來對讀書做官的深信不疑，畢竟“學而優則仕”是論語中提到的。所以，士農工商的階級持續了幾千年，這種思想讓中國在很多方面缺失了很多發展的機會。如墨家之類的百家其實有很多學說思想都是非常有助於國家的，然而卻因為擺出百家而最終沒落。所以，中國古代有幾千年領先於世界的時間，卻沒有率先誕生出更先進的思想和科技。試想，有如此輝煌的歷史，為何中國卻沒有西方工業革命之類的變革發生，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儒家思想太過於深入人心，忠君思想和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使得這些變革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直到最終整個世界領先了中國才轟然覺醒。

所以，如果單獨評價儒家思想，我會給非常高的評價。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確實對中國文化、思想、科技等各方面都帶來了不好的影響。

這個提法是漢武帝時為統治人們思想，提出的，但他實際上施行的是一種雜霸學說，釆納了儒學的綱常體系，同時吸收了道學，銘學，墨學及所有有利於統治的新的儒學，是一種非常適合統治的綜合體，這種學說被後代曲解為“獨尊”儒學，的一種極端方式，對於後來哲學的發展非常有害，也是中國春秋之後，再無有獨到創意的哲學體系發生。

中國的哲學發展史可以上溯到上古時代，在後來的考古中我們發現有關日月的描述，如甲骨文中就有日和月，代表陰陽，有類似於西方巫師的爻卦出現。到商未，傳說周文王在獄中演變易學又有龜背卦象出現他創造了六十四卦，這種傳承是易學的基礎。其它流派，如儒學的傳承基礎是以等級開始，到周成王時周公旦根據商及周的社會實踐，制定了周禮。法銘學原自於商朝把法律用文字形式鑄在敬天的鼎上，以示這是上天錫於的律條，需人人遵守，實則是統治階級為使於統治人民的一種手段。而墨學的人夲思想則來源於傳說中的神農氏，以大自然為研究物件，傳承自然規律決定事物夲質。其它學派也都從傳承得來。是人類社會在與大自然鬥爭中創造的精神財富。在漫長的奴隸社會中，以緩慢的方式，在各自的候國內傳承。

到了奴隸社會未期的春秋時期，奴隸制中，諸候興起，作為天下共主的天子衰弱，各諸候國競爭激烈，爭奪權力和人才，知識分子也稱士，普遍懷著學好精神產品，貨賣帝王家，為自己謀私利，於是各種學派才活躍起來，當時各國士子成幫結派，在各國遊走，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齊國的稷下學宮，魏國，秦國等都有學館，以供這些士子食宿，而各國貴族為了擴大自己影響，更是招倈食客，使他們進行討論，以便有學識的人提出治國方略，為諸候統治提供幫助，如齊國的孟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時稱四公子，大養食客，號稱各公子養士三千人，這是一種什麼規摸？在當時人口並不多的戰國年代，學子占人口的比例也是驚人的。因此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一點也不為過。

在戰國時期，競爭激烈，各種流派相互攻訐，相互並融是常有的事，因此，戰國未期秦國相呂不韋組織人創作了各大學派的綜合著作《呂氏春秋》當時書成之後，曾貼上告示說誰能更改這部書，併為主編呂不韋認可，賞他一千金，這也是一字千金的來由。秦始皇時宰相李期，為了加強秦始皇地位，對呂不韋的學徒進行打擊，以便統一思想，樹立以法治國策略，這就是當時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來由。李期並沒有將全國學子全部殺掉，也沒有將所有的書都焚燬，而是釆取收繳民間雜書，以存學宮，將有害統治的書予以焚燬。但透過這場收書焚書打擊儒士的運動也確實毀了一些有益的精神產品，這也是一直為後人詬病之處。

秦始皇之後的漢朝，一反秦國

嚴酷統治的辦法，採取黃老之術（道家）給民以休息，但制度上的倒退卻釀成苦果，結果出現了七國之亂，漢景帝也認識到無為而治的敞端，所以在他平定七國之亂後，痛定思痛，起用儒家學說中的學以致用，建立綱常，削弱諸候，加強中央集權，之後的漢武帝更是牢牢地把握與論導向，這才提出，以儒學為正統，兼有百家之長，罷黜，而不是廢除，即以儒家綱常學說統治各學派，也就是雜霸學說。這樣一來，統治階級只要把握住主流階級文化就可控制天下了。《漢武大帝》電視劇中人物說的非常有道理，天下人的思想是跟著文人走，天下文人跟著幾個筆桿子走，控制了這幾個筆桿子，就控制了天下。所以漢武帝尊敬儒家但不重用儒人。儒家的天人感應，漢武帝是反對的，他不會再為自己製造一個太上皇，用世俗的制度來統治天下，而不會選擇用宗教來統治天下，這種傳統一直傳到今天，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本意是，以儒家的儒術為正統吸收其它學派的優秀文化來統治世界。即以儒家為綱，其它學派為目，綱舉目張，一網打盡天下學子。這才是正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