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西晉時在墓葬中被發現，是先秦唯一未經秦皇焚書之火而留存下來的官方史料。具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竹書紀年》與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所記也及相近，可信度較高。

現存《竹書紀年》分為“古本”和“今本”兩個體系。以君主紀年為綱目，從黃帝時期開始到戰國末年，上下記載了89位帝王、1847年的歷史。

3:然而堯舜禹時期畢竟離戰國末期也很遠，所以《竹書紀年》雖然相對來說理論上是比《史記》關於堯舜禹的記載要更具可信度，然而其真實性還是有待考證。

真確與否，先看它們的來源。

司馬遷的《史記》創作於公元前兩世紀。《竹書紀年》挖掘出的考古時間是在戰國中期的魏國。兩本書之間相差了近200年。這20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思想從百家爭鳴慢慢過渡到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因此他們的一些學說，就在司馬遷的思想意識當中慢慢沉澱下來。並且左右了司馬遷的一些認識。

中國的堯舜禹時代是階級開始分化的時代。原始時代的現實是充滿殘酷和血腥的。一個部族和一個部族發生戰爭，往往是失敗的部族有滅族的危險。只有這樣權利才會慢慢集中，財富也會慢慢集中，這樣階級就開始分化。因此我們認為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述的上古聖賢只是在儒家思想的包裝之下的一些人，而真實的情況是他們都是各部族爭鬥的產物。然而不得不說，上古的聖賢雖然血腥地去鎮壓叛亂，從客觀上來說，也是促進了各部族之間的交往的。

司馬遷創作史記時，受漢武帝時代因素的影響較大，而《竹書紀年》產生的時間段正好是中國大分裂的時期，思想束縛較少，因此《竹書紀年》的可信度較高。

@麇子文史 @五經博士 @歲七夸父

公元279年（或280、281）的一天深夜，河南新鄉衛輝的盜墓賊不準（fou biao）盜掘了汲郡（河南汲縣）戰國魏襄王的大墓，沒想到不準因為這次盜墓留名青史。

不準在墓葬之中找到自己認為珍貴的陪葬品，將裡面成捆的竹簡扔的到處都是，散落在墓地周圍。當地民眾因此報告到官府，當地官員一看這麼多竹簡古籍，很快一級一級上報到晉武帝司馬炎哪裡，司馬炎非常重視，將所有的竹簡運送到洛陽都城，進行考古竹簡的辨別。

當時晉朝所有一流的文學家幾乎都參加了這次竹簡的整理工作，竹簡上的文字有10萬多字，被整理後稱《竹書》、《紀年》、《汲冢書》、《竹書紀年》等稱呼。

《竹書紀年》成書之後，在晉朝形成了一股研究歷史的熱潮。因為《竹書紀年》的記載，有很多地方和《史記》大相徑庭。（大禹治水圖，很多古代歷史被人為的美化了）

一、盤庚遷殷之後商朝帝王世系到底誰準確。

《竹書紀年》中說，盤庚遷殷之後，歷經12帝，273年，被周朝滅亡。而《史記》中說，盤庚遷殷之後，歷經12帝，773年，周滅商。這是一段比較典型的公案，按照《史記》的說法，有的商朝帝王壽命達到了100多歲，很多帝王都是長壽的，這事根本不太可能。

現代人透過甲骨文文獻考證和出土文物的考證認為，《竹書紀年》的記載是準確的，而《史記》多了整整500年。（盤庚遷殷圖，《竹書紀年》準確）

二、伊尹到底是名相還是竊國大盜？

《史記》之中，伊尹是夏朝開國名臣，輔佐商湯攻滅夏桀，類似於周朝的姜子牙地位。伊尹在《史記》中是忠心耿耿的，從未背叛商朝。

而《竹書紀年》中記載，伊尹驅逐了商王太甲，自立為王7年，後被太甲偷偷潛回，將其斬殺，恢復王位。（伊尹圖，可能是竊國大盜）

三、夏啟殺伯益（爭議）。

《史記》中記載，大禹將帝位傳給伯益，伯益堅決不願意，這才有了夏啟建立夏朝。

《竹書紀年》在記載，夏啟為了帝位，利用自己優勢的部落力量將伯益殺害，奪得帝位。

四、文丁殺季歷（爭議）。

季歷是周文王的父親，被上網文丁任命為季歷擔任討伐的職務，因戰功顯赫被文丁忌憚，而被文丁囚禁殺害。這也是為什麼周文王、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原因了。

五、共伯和干政（爭議）。

《史記》中說，周厲王逃跑之後，周召公、召穆公共同執政。

《竹書紀年》則稱共國的“共伯和”擔任攝政王，代行王權。

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竹書紀年》記載的歷史要比司馬遷的《史記》要準確，尤其是戰國之前的歷史。

《竹書紀年》大約始於夏朝開始，結束於公元前296年，魏安釐王去世。《竹書紀年》完全按照另外一個價值觀點記錄魏安釐王之前的歷史，很多比《史記》準確。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蒐集六國史書，全部銷燬，只留下《秦記》，以供後人參考。

《竹書紀年》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古本，到宋朝時期已經散失了，根據其他典籍的記載，這本書主要記載的是夏朝及其之後的歷史，對三皇五帝的記載是沒有的，這個尚待考證。

今本則是相傳明朝萬曆年間所編纂的，記載是從黃帝開始的，記載這樣的記錄：

1、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

2、舜囚堯， 復偃塞丹朱，使不能與父相見。

3、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竹書紀年》今本）

簡單一句話，堯被舜囚禁殺了，舜被禹殺了，伯益被夏啟殺了，禪讓這一件事都是假的。那些禪讓都是後人美好的嚮往而已。王莽是“禪讓”的帝位、曹丕是“禪讓”的帝位、李世民是“禪讓”得帝位，已經有明確歷史記載的禪讓有很多是假的，是被迫的，連續三代異姓君主禪讓那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都過不了個人的心理關口啊！

一般認為，《竹書紀年》今本中堯舜禹的禪讓故事是偽做，是後人新增的。不過西晉也有學者認為，《竹書紀年》開始於黃帝時期，但不被認可。

竊以為，漢武帝時期已經擺出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已經成為文化上的霸主，佔據霸主地位的儒家學者，對出土的《竹書紀年》中的一些記載大加批判，稱其為“偽歷史”。為何？《竹書紀年》中的一些記載明顯的打臉《史記》的記載和孔子的一些學說，透過批判、禁止流行閱讀等方式將這一古書——《竹書紀年》進行文化侵略，讓“異端文化”記載漸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

都不可信，夏朝不存在，前史更不用說，理由:

夏何存，實乃周人神話。文字乃遠古時代之人傳至商矣，《尚書》乃為儒家之編，不足信，連《武成》篇(《古文尚書》[只因殺傷流血過多])都使失傳，只因兵家《逸周書》保留下來而己。周人神話自封國完善，杞國乃蠻夷部落，被周封國而已，自然夏不足信。《古本竹書紀年》沒用，都是戰國魏人編之神話與史料結合之物，並參考周人神話，更不用說《今本竹書紀年》吧。二里頭遺址分明為商物(公元前1768年殷商建立)，喇家洪水遺址(大洪水肆虐時期)自然為殷商之人治理，五星聚合只為古蠻人、商人觀星相之物，後予周人所拾，便編進周之書內(《尚書》、《竹書紀年》)。同周人有夏神話便編入其中整理。周乃西羌，編夏自為西羌，夏朝不存在，三皇五帝何有？中國起源於鄭州。

而透過最早的文字記載，商朝沒有對夏朝的記載，但西周認為虞夏商是五帝的一部分，西周認為五帝是:"黃帝、堯、舜、禹、湯"(摘自《五帝之戒問》西周 姜尚)。但在今已有文獻中卻不一樣，哪裡會有西周的人不知道，而今的人知道比其多呢？這是一個定點。春秋與西周的神話近乎沒有改變，但在戰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連篡改史料的孔子都不知道的"顓頊、帝嚳、帝摯、少昊"，竟然出現在荀子等戰華人手裡，此不為天下之大稽邪？所以今五帝傳說中二帝已是虛無。

而在《中國上古史導論》等書中，都證明了商前歷史皆神話所演，例如:鯀即共工等……雖在夏朝證偽方面，我不與其苟同之，但我以今之物證證其偽也。

而商朝之前應有一大部落，《史記》言:商滅葛伯，何為"伯"？古以霸為言以伯，所以商前朝無國，而當時最強之聚落可能為葛國。而周人貶其而加入神話，以襯神話夏矣。

噫!

而少康中興，《史記》有提嗎？沒有，這是唯一在西漢末年東漢初期的神話。西漢以前史料根本沒有。《史記》大部分嚴謹，但小部分隨便不已，只因其為儒家思想所害矣!可見夏朝又為不存證據。

而從黃帝成仙而去之言，即可證明其為神話，人怎可成仙？

而堯舜禹，則有二說。一曰:舜逼堯，禹逼舜。二曰：堯禪舜，舜禪禹。若為真史，不可出二之相反之說，千古何來此說？噫!定為神話矣。至此五帝夏之說則全破為周人神話!

而三皇盤古之說，更為荒唐。盤古今人何不知為神話邪？三皇，女媧造人與補天便知假矣，伏羲作八卦也為神話，八卦最早只在3400年前出現，與神話伏羲之年代差遠矣!神農嘗百草而不死，何能？燧人鑽木而為皇、有巢造屋而同上，上古何為皇，零星散步，怎只一首領？而天皇、地皇、人皇、泰皇，則曰活十萬餘年，有何能？可見不可信也。

禮治社會早被淘汰之久，但儒家盲目自守，而至先秦至明清間禍人矣，只正儒荀況、王陽明二人不為亂也。儒家將此神話發揚下去，只為實現禮治社會而已，可見儒家之愚昧矣。

如今，有人因為想要證明神話夏朝的存在，卻硬是套在古埃及的頭上，豈不荒謬!更有人認為夏為世界地跨歐亞非當時唯一帝國!這令人恥笑不已也!先不說神話中商湯伐夏中，商湯如果是中華文明之人，遠征之路上必傷亡，而今更無此跡!而且夏如為古埃及的話，更無中國朝代之說，只為西方文明之說。而且上推翻也!這麼大的戰爭，竟然沒有遺蹟，天下大話何至此!

有關於禪讓制的說法，說書人也是懷疑過，畢竟人性嘛，在面對權利的時候，誰不心動，縱觀歷史，有的人甚至為了權力，不惜殺父戮兄，由此可見，權力對人的誘惑有多大，若大家對所謂的禪讓制進一步瞭解的話，你會發現，這都是儒家的那幫人編寫的，美名傳賢不傳子之說，若我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上來看，你不免會發現，原來這個世界這麼美好，而儒家那些人往前一站，你會發現他們原來那麼高大，風光無限。

而翻開戰國墓出土的《竹書紀年》，看了其中的內容，你會發現，原來人性是黑暗，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當然若是你沒經歷過社會的現實，你不會知道人性的可怕，這些對於剛從學校出來的學子們可能體會不出來，等你到了30歲左右的時候，你就會覺的累。

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聖人，聖人的存在只是相對性的，沒有絕對性的，哪怕是抹去六根上的塵灰的佛道中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渡盡天下人唄，渡盡天下人幹什麼？成佛唄！

對於儒家的那些人，你若大量閱讀中國歷史，你就會發現，這幫人特別的虛偽，為了維持自己的份傲骨，啥事兒都乾的出來，說白了這都是為了那份信仰的過渡痴迷，雖然說儒家在中國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許這就是儒家學派的短板吧。

爭議之處

《竹書紀年》相傳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史官、魏國史官記載傳承有序的編年體史書。記載年代跨度上溯至軒轅黃帝，下至魏襄王時代2000餘年的歷史。原本，這部書歸從於魏襄王長埋於地下，不見天日；沒想到，到了西晉咸寧年間，這本記錄在竹簡上的史書重見天日，甫一出土，即因其記載舜殺堯、禹殺舜、啟殺益，伊尹殺商王太甲，太康失國，周公掌權等與《史記》相左的敏感問題，對主流儒家思想產生了強烈的衝擊。

曾經被孔孟視為偶像、圖騰的堯舜禹、伊尹、周公彷彿換了一個面貌，成為了爭權奪利、不擇手段的陰謀家，如果這些記載屬實，那麼“克己復禮”“敬天法古”的理想，就成為一個大笑話了，對於皓首窮經的古代讀書人，思想、信仰的衝擊可想而知。

從年代上，《竹書紀年》最晚成書於魏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6年），《史記》成書於太初元年（公元104年），除了有近200年的時間優勢，竹書紀年還躲過了焚書坑儒時期的秦火，這也意味著《史記》的成書，缺乏秦朝之前的資料彙編，《竹書紀年》擁有更為充裕的參考佐證。

從立場上，《史記》成書的漢武帝時期，儒家已經開始逐步成為主流思想，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司馬遷，即便是看到了類似竹書紀年的記載，囿於思想障礙，也絕不會採信與主流價值觀相左的材料；《竹書紀年》則處於百家爭鳴的戰國及之前的時期，史官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期，沒有意識形態的影響，秉筆直書即可。

從成書上，《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介紹到“成一家之言”，史料的剪輯是最容易夾帶私貨的，同樣是春秋，讀《左傳》和《公羊傳》《穀梁傳》觀感自然不同；另一方面，《竹書紀年》成書的戰國年代，史官沒有“成一家之言”的包袱，也沒有“藏於深山”“傳之後世”的理想，只需做到忠實紀錄，以資晉王、魏王治政，可以說是頂級的秘密檔案，不存在個人情感的夾帶。

從佐證上，《竹書紀年》關於堯舜禹等方面的爭議記載，並非孤例，如果仔細翻閱《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籍，就會看到，堯舜禹等人之間的鬥爭還是非常激烈的，韓非子作為南韓貴族（三家分晉之一）、呂不韋作為秦國仲父，也有機緣看到這些類似檔案，或許在那個年代，關於堯舜禹的故事，在貴族上層是廣為人知的。

從人性上，潔白無瑕的聖人更多活在我們的心裡，“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常常會影響我們對人性的判斷，《竹書紀年》可以說給我們打開了一個視窗，形成了儒家描述之外的另一個世界。我們可以有夢，但不能成迷夢。誰比誰高尚，誰又比誰卑劣呢？

選擇相信哪一部書，也意味著你選擇何種價值觀。隨著讀史的程序，我們發現，《竹書紀年》和《史記》都是古人給我們的智慧饋贈，其實真相併不是最要緊的，因為處處都是羅生門，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記載猶如同人小說一般，讓我們“亂花漸欲迷人眼”，我們讀史到底要讀什麼？

“讀史使人明智”，這是哲學家培根的判斷。

愛讀君深以為然，在比對、思辨、可能性推理中，我們逐步遍歷了各類人生智慧，在現實生活中，胸中多了一些智慧判斷，更好地指導實踐，過好這一生。

也許，這就是我們最該捕捉的讀史營養吧。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西晉咸寧五年（279年，另說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竹書紀年》。該書亦稱《汲冢紀年》、《古文紀年》。 《竹書紀年》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但它在宋時歷經了佚散後又重新收集整理的過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史記》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

有上述可見，《竹書紀年》原本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的國史，其實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國家都有自己本國的國史，比如魯國的國史就是《春秋》，只不過戰國初期三家分晉《竹書紀年》自然一分為三，現今出土的版本就是魏國版《竹書紀年》；《史記》原本是司馬遷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竹書紀年》還沒被出土，自然瞭解不到書上內容，採集不到資訊。所以，以本人看來《竹書紀年》並非野史，書上堯舜禹的傳承不為假。歷經幾百年後，秦朝丞相李斯推崇儒學，漢代高祖皇帝以孝立國，《竹書紀年》中堯舜禹的傳承違背漢高祖時代孝治天下的根基，自然不會提倡，出於政治手段掩蓋也不無可能。

無論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堯舜禹的傳承在兩本書中都是作為神話傳說出現的，也就是說事件本身就是有可能不存在的，《竹書紀年》也不過是借用故事為政治服務，那《史記》中的記載也就無所謂真假了，都是符合政治需要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