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自商周時代起，有文字記載的疫情頻頻發生，其中大疫至少有500次。在條件有限的古代，古人是怎麼對抗疫情的呢？

首先是疫情檢查報告。時期已有一套疫情檢查和患者隔離措施。如《雲夢書簡》中說到疫情申報制度，鄉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鄉長）有責任調查、報告，然後上面派醫生來檢查，如果屬實，即進行隔離治療。

其次是隔離治療。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用來隔離收治患病之人。唐朝時，佛教寺院設立的“病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南宋政府在各地建立“安濟坊”，病人依病情輕重異室居住，“以防漸染”，醫生要製作病情記錄，作為年終考評的依據。

在治療疾疫用藥方面，專業醫書記載有藥方，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元人筆記《輟耕錄》中也有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西漢時期發生過嚴重的旱災，接著就是蝗蟲爆發，瘟疫橫行。據《漢書》記載，當時朝廷為了控制瘟疫蔓延，免費為患病的災民提供藥物，進行救治，並且還專門安排了空房子給患病的人住。到了宋代，對疾疫的治療較之以往各代都更為重視。每當疾疫流行，宋廷多詔命太醫局及翰林醫官前往救治，藥費多由朝廷無償撥付。

而在防疫工作中，古代政府對城市公共衛生管理和設施建設也很重視。在河北易縣出土的戰國時代燕國下都的陶質陰溝管道，即為中國早期的地下排水裝置。在宋代溫革著的《瑣碎錄》中提出：“溝渠通屋宇潔淨無穢氣，不生瘟疫病”。

如今，面對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的科學技術和醫療水平等各方面都已經非常先進，相信很快就能渡過難關，團結一心，眾志成城，武漢一定能行！

據鄧拓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統計，中國在兩週時期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記載。秦漢時期13次，三國兩晉時期17次，南北朝時期17次，隋唐五代時期17次，兩宋金元時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國6次。以上僅為見於正史的全國性大瘟疫的記載，區域性性的疫情，多不見史載。

《後漢書·靈帝紀》載：“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晉代規定：“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

史料記載，在疫病發生時，國家會直接派醫官巡診為患流行病的病人醫治。

最早的巡診制度見於先秦。至東漢光武帝時，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巡行疾病”。

瘟疫是人類歷史上繞不開的一種疾病，無論當今還是過去，瘟疫都以傳染性強、爆發速度快和致死率高給人民帶來深厚的苦難。

古代科學技術落後，古人對瘟疫的認識和應對方法遠不如今天。但是隻要是在災難面前，一個正常的社會都會竭盡全力的應對並且求存。

中國祖先經過長期的經驗總結和傳承，在應對瘟疫上有一整套自己的方法。這種方法傳承到現在，不管科技如何，其核心實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整個社會都會團結一致，以求儘快自救成功。

我們就以萬曆十六年到十七年發生在徽州瘟疫來做例子，講述一個就有組織能力和自救能力的地方社會如何展開自救，和瘟疫做鬥爭的。

根據《徽州府志》記載，萬曆十六年和十七年（公元1588年到1589年），徽州爆發瘟疫，徽州下轄的六個縣份無一倖免。

這一場瘟疫其實是從六年前就在全國爆發，不過當時的社會組織水平沒有辦法在源頭上遏制住瘟疫傳播。所以這這一場瘟疫演變成全國性的，徽州也不可避免捲入其中。

瘟疫傳播到徽州時，徽州百姓一時之間極度恐懼。疫情死亡人數太多了，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一般的旱澇饑荒。極度的恐懼又容易使得百姓求助於封建活動，這也導致有一些不負責任的人利用疫情製造混亂，謀取錢財，社會秩序一時之間陷入混亂。

中國曆代王朝在治理旱澇饑荒等自然災害上擁有豐富的經驗。遇到重大災情，地方官員需要第一時間上報，獲得許可後立即開倉放糧，救濟災民，儘量減少流民，保證當地秩序。災情結束後，一般情況都會下令減少賦稅，令當地民眾有自我喘息的空間和時間。

但在治理疫情上，“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可見當時治理瘟疫的難度有多大。

徽州地方官員除了積極上書朝廷，需要得到朝廷和萬曆皇帝的資源支援外，積極展開自救。

一、杏林醫者以悲憫之心全力救治

誠然，中醫在預防疫情這個方面不如在疫情治理上。中醫其實在治理瘟疫上，很佔優勢。

在當時的背景下，那些深受儒學影響的杏林高手常常無償公佈治理瘟疫的藥方，而且儘量採用普通之家都可以承擔得起的藥材。徽州府這次爆發疫情，就有不少杏林世家無償看病抓方子，提供給百姓。

根據《橙陽散志》卷四《人物誌・義行傳》，一位叫做江若清的徽州大夫給人看病，提供藥材，經他救治的病人存活下來的很多；一個叫做餘淳的大夫，他提供的藥方，救人無數。

二、全民捐錢捐資，共渡難關

在各個電視劇中，我們常常見到那些具有俠義心腸的男女主角積極參與施粥。這並不是什麼虛假情節。每當災難來臨時，施粥是治理瘟疫中最為常見而且最為有效的辦法。

這是為了當人們儘量儲存體力，避免因為飢餓造成自身免疫力全盤下降，增加存活下來的機率。

每當災難來臨時，傳統社會的鄉紳都會盡可能的出錢出力。這也成為當地官府自身力量不足時，他們重要的力量依賴。當時鄉紳可能平時吝嗇，但是面對大災一般都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和官府一起商定如何設定粥棚，力保貧窮地災民不被餓死。

為什麼當地鄉紳一般僅僅施粥，而不是提供更好的菜石呢？這也是一種長期抗擊災害的方式。施粥成本相對較低，在官府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減輕施粥之人的負擔，同時又能夠惠及到更多人。我們不能為了賑災，讓那些本來有資源的人因此陷入更大的壓力之中，甚至因此陷入貧窮的狀態。

除了施粥，有些時候還會有人捐資埋葬死者。古人從來事死如事生，何況死於疫情的人，如果不加以妥善掩埋，對遏制疫情傳播百害而無一利。因此，除了組織醫藥和食物，官府在情況完全沒有大崩潰的情況下，都會鼓勵當地人積極埋葬死者，這也符合古人的人道主義精神。

對大力支援抗擊疫情的人家，政府都會給予相應的表揚，有些時候還有稅賦和勞役減免。這是朝廷給予激勵和肯定的一種方式。這對於提高鄉紳在當地的聲望很有幫助。對於百姓、朝廷和大戶來說，是一種三贏的方式。

三、力保治安

疫情面前，各種人性都會輪番上演。

有傾盡全力救治的人，就有無賴小人趁機作亂，謀取好處。

尤其是在重大疫情面前，昔日繁盛的城鎮和村落，有可能人煙斷絕，社會秩序進一步空白，盜賊橫行，利用百姓的恐懼和愚昧心理，讓當地社會亂上加亂。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組織能力的官府和當地士紳會聯合起來，組織人手，排兵佈陣，一方打擊盜賊，一方面維護社會秩序，尤其是在施粥現場，一定要避免任何動亂的產生。

四、朝廷的應對之策

不得不說，古代時期應對災難的速度上，遠遠沒有做到及時高效。

比如在開倉放糧上，許可權直屬於朝廷和皇帝。官員上書上報災情後，朝廷需要加以核實和決策。古代通訊條件和交通條件又很慢，一來一往，可能災情已經從可以遏制到進入惡化期。

同時，中央缺乏系統全面的救治辦法，更加造成了救災工作的滯後性。面對旱澇饑荒這些災難尚且如此，那麼面對疫情發展兇猛的瘟疫，應對能力就更不要提了。

萬曆十八年，就有大臣上書萬曆皇帝，建議“有遇重大災疫，許令各府州縣，作速申文，合於府按，既許便宜動支社倉積穀，及本部事例義輸等銀。”

意思就是以後碰到疫情，允許地方負責人上報後，就可以自己做主，動用糧倉和銀兩等，儘快開展救治工作。

這個建議應該是意識到獲取朝廷授權對於治理疫情的不利之處。可惜這樣的建議，搜遍史料，我們發現，再無下文。

這其實和封建王朝集權的本質相沖突。封建帝王自然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糧食和錢銀的王朝統治的根本要素之一，來什麼“向下授權”，自然為朝廷所不喜。

五、總結《防範・憫時疫》中記錄了古人總結面對災難的六個要點：1. 垂死貧民急施粥；2. 疾病貧民急醫藥；3. 疾起貧民疾湯米；4. 既死貧民急墓葬；5. 遺棄小兒急收養；6. 輕重繫囚急寬恤。

說完了明朝後期徽州如何應對這一場瘟疫，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出，古人在應對瘟疫上，大致上是沿著以上的方式在應對。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人在面對瘟疫時，自救意識和自救能力特別強悍。而且在災情過後，整個地方社會有些很強的自我恢復能力，這背後都有一股別的文化社會中無法理解和做到的能力——內部的團結能力。

還要特別說明一點，無論今古，在面對疫情災害時，捨棄自我甚至舍家舍業衝在第一線的人都是杏林醫者。在這個特殊時期，尤其如此，對眾多抗疫的醫務工作者，表示編者的敬意。

無法控制。任何傳染病或疫情大爆發，都有一個自然規律，一般都是自己消失的。有的瘟疫時間長，有的時間短。每次瘟疫的流行，都有大量人群死亡，有時整個村莊都消失了。那時的流行不會像現代這樣大面積，全國或全世界流行，因為那時人群流動非常小，在一定的範圍內人群都被感染，可能有很少的人靠自己的免疫力活下來，但大多數或所有患病，感染的人都死了，病原就沒有了，瘟疫傳播就停止了。在古代時期，有記載的史實，如果在有建制的，能被官員監管到的地方，州，縣，村莊，大多數是發現瘟疫後，就立即封鎖該地區，所有發病地人都不許出來。也就是控制了傳染源。

這裡是小學者，一個90後。

古代醫療水平落後，衛生很差，發生瘟疫的時候，其實也很慘的。

以下，乾貨不多，隨便品品。

一，古代人口不多，在擁有3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時候，主要的聚集區，人口達到幾十萬的城市，內陸一個省，沒幾個。發達省份總人口達到一千萬，已經是全國最大人力的幾個省份之一。

舉個例子，秦國坑了趙國大約四十萬青壯年，趙國相對於除了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就直接廢了，趙國至此以後進入老齡化。

所以，古代的人口密度，低。

低人口的密度，加上封建高度集權的制度，相對來說很容易控制。

二，古代的交通不發達。

古代和我們現在最大的差別就是交通工具與資訊傳遞方式。

如果古代偏遠地區出現瘟疫，說不定上面的指令未到，瘟疫就已經殺光了當地人或者被周圍得知訊息的城池進行了隔離，阻攔。

當然，如果是大城市人口密集區發生，古代幾乎就是隻能採取隔離的措施，沒有立刻可以用“人”來組織的手段阻止蔓延。還是靠的地理因素，自然條件和不太好的交通來阻止。

這跟人員流通手段的缺乏，有一定的聯絡。

從秦，漢開始，奠定了一個法制框架和人文文化認同的主要基調。

唐朝達到鼎盛的同時，也把相對來說更先進的，經過融合後的文化傳播。那麼建設基礎設施的需求就有了。如果要看大唐的道路交通建設的理論達到什麼情況，只需要在西安看看，你就明白了。

西安為何叫長安，本人覺得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那一條十分寬闊的長安街，由於確實寬闊，長，廣。

也是這個時候，大唐每一次哪個地方有自然災害，瘟疫出現，造成的人員損失都特別大。

總結就是古代的防止瘟疫擴散速度與今天的區別就是，“交通工具，基礎設施”的差異。

在古代由於戰亂頻發以及衛生條件不好，瘟疫、天花等傳染病頻發，雖然每一次都給人類帶了巨大的災難，但是古人依然堅挺，這一切都得益於古人的智慧。古人為了預防與應對傳染病主要有以下四種方法。

一是掩埋或焚燒屍體，避免瘟疫的爆發。在古代，戰亂和大災之後，往往會發生大的瘟疫，奪走千萬人的生命。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在發生多次之後，古人發現了這個規律，找到了戰亂以及大災後的屍體是瘟疫的罪魁禍首。在多次的嘗試後，古人發現及時掩埋或者焚燒屍體是避免瘟疫的一個有效方法。於是乎，在大戰之後，獲勝方為了避免瘟疫會及時掩埋己方或敵方的屍體。同時，在大災發生後，古代地官府不僅會及時掩埋遇難者的屍體，還會用石灰粉進行消毒。

二是有較完善的預警與處理辦法。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裡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五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丙者，皆難與丙飲食。丙而不把毒，毋它坐。"

這段話記載的是秦朝應對瘟疫的方法，大意是說：“某裡有二十人把同裡計程車伍丙送到官府，說丙口舌有“毒言”，大家不能和他一起飲食。後來官員審問了丙的年齡、籍貫、姓名、經歷等狀況，丙說自己外祖母當年有“毒言”，後來還論罪處理了。但是審定之後，官府認定丙並沒有“毒言”以及其他過犯。”

透過這段記述，我們發現秦人對傳染病已經形成了預防、確認、隔離等一套成熟的體系。文中的丙被鄰居認為有傳染病，被舉報到官府，要求不與丙一起吃飯，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有了預防與隔離的理念。而官府得到舉報後，經過詢問，發現只是丙的外祖母曾有“毒言”這種傳染病，而丙並沒有此病，就解除了對丙的隔離。此件事可知，當時，秦人已經有了非常強的預防傳染病的理念以及完善的機制。

三是隔離病人，積極治療，及時處理死者的遺體。在古代瘟疫發生後，官府會介入，進行封村，甚至封城，與今天的做法很相似。隨後，官府會派遣醫生對患者進行治療。同時，安排人員焚燒感染者的遺體，已達到扼制瘟疫的目的。直到此地的瘟疫結束，才會解禁。

第四種就牛了，在明清的時候，為了預防天花，開始了大規模的種牛痘運動，很好地起到了預防天花的目的，救了無數人的性命。

實踐出真知，古人經過了無數血的教訓，才總結了以上一套較完整的應對傳染病的方法，才使得我們人類在歷次的疫情面前，屹立不倒，取得最後的勝利。古人的應對之法，與我們今天的方法是何曾相似，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歷史證明了華人一定能夠戰勝災難，取得最後的勝利。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在，都會有疫病發生，主要就是因為寄生蟲/病毒等引起的疾病。據史料，歷史上都是十年一個大疫，三年一個小疫，雖然每次都會奪走很多人的生命，但是也沒阻擋了中華民族的繁榮。這麼久的歷史表明，如論病魔多危險，人類總是可以戰勝，那麼古代沒有先進的技術，是如何控制瘟疫的呢？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醫者挺身而出。在抗疫中，醫者都在最前線，治病救人，還會給窮人免費治療。有很多名醫的故事都是關於瘟疫的，例如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等等，都為了治療疫病做出了很多的貢獻。當時發現的安宮牛黃丸等等現在還在臨床上使用。

第二，接種疫苗。中國醫學在公元980年就有了接種術，就是用天花病人痘裡面的成分去接觸沒有得過的人。因為這種毒力比新鮮的要弱，所以人體只會產生輕微的天花，因此能夠產生防疫，可以預防天花的發生。

第三，君王主動請罪，出錢抗疫。古代的時候，一旦發生了大的疫病，帝王們都會坦誠自己失職，承擔責任，安撫百姓。官方還會組織活動，在歷史上有很大的作用。曾經漢元帝，漢文帝等都下過自責的詔書，還下令讓官員減少享樂，用於救災。宋朝，醫生看診都是免費的，藥費也會由政府支付。

第四，設立隔離防區，防止繼續傳播。古代的醫生們很早就意識到了傳染性，還發現隔離可以有效的降低傳染。天花是在戰爭的時候帶到中國的，後來因為有傳染性，在中國慢慢傳開。唐朝，設立了專區，專門用來隔離麻風病人，有人會給他們治病，就像現在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也有這樣專門的隔離區，由政府出人來照顧。

第五，設邊境檢查站，開始防疫管理。宋太祖時，就派人到邊塞去，帶著醫生負責管理路過人的健康和防疫工作。清朝甚至專門設立了官職，來管理防疫檢查。

第六，注意飲食，保持衛生。飲食和衛生是會引起疫病的發生的，這個從古代就發現了。記載中古人會用草藥來洗澡，預防疾病。提倡不吃變質的飯菜。另外古人還知道鼠類是不能吃的，生冷的食物也不能吃。元代的醫生還建議要保持口腔衛生等等。

第七，官方減稅，施財賑災。疫情不僅會影響人們的健康，還會給經濟和生產帶來影響。歷代帝王們都會給百姓減稅，同時發放福利。疫病過後，官員還會來巡視，安撫百姓，派醫生來這裡善後。

第八，安葬亡者，救濟孤兒。每次疫病都會奪取很多人的性命，如果沒有很好的處理屍體，可能會危害到別人的健康。唐朝對此就非常重視，只要發現屍體迅速掩埋。另外如果有孤兒，不滿12歲，必須要親屬撫養，官府會提供口糧來救濟。不僅幫助了百姓，還安撫了民心。

以上就是古代控制疫情的一些方法，雖然沒有很先進的醫療裝置，但是大家的觀念還是很實用的，也確實為後代控制疫情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在中國古代，醫學家很早就認識到了一些疾病的傳染性，並主張透過隔離的方式來阻隔疫情的傳播。在《漢書》中，就有用“隔離”來防控疫情的記載。比如，在疫情發生時，會建立專門的“病遷坊”，用來隔離患病的人。在唐朝時，在發生麻風疫情時，透過建立“病人坊”來阻隔疫情。

歷史上的瘟疫都是在冬至前後發生，第二年春季過後消失，不知道什麼原因發生，也不是用某種藥物治好的，只是某種藥物和方法可以抑制一下，最終還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按照五運六氣分析是天地陰陽不和，控制的最好辦法就是區域隔離，限制人的流動，古代交通不發達，一般都是小範圍發生，也是封閉區域隔離！

主要是中醫的陰陽平衡理論，非常超前。

與今天講的能量守衡，是一回事。

病毒因為陰陽不平衡而產生作用，出現。

就一定會因為陰陽再平衡而產生反作用，消亡。

中藥的調製，又不需要什麼先進機械。

古代抗瘟疫，只要思路對，一樣可以成功。

根本無法控制，基本上如果發現哪個城市出現疫病，控制不住時，就只能封城，和現在的封城不一樣的是，那個時候封城就是等一個城市死完最後一個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