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0歲以前，是裕王子與隆慶朝皇太子時期。從10歲開始登基到58歲駕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小皇帝時期，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後，親政時期，他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後期，雖然並不上朝，但並不代表不管事，親自主持萬曆三大徵，就是明證。

萬曆皇帝后期因和文官集團的矛盾而罷朝近30年。當時，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全國和經濟總量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文官集團的黨爭使得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原因。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說法，神宗怠於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鬥爭。而學明武宗暗操國家政權，實際上，萬曆皇帝一生沒有把權力讓給他人！但是，某些學者們也以為，神宗之怠於臨朝，還因為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比如萬曆皇帝愛好抽鴉片煙和過度飲酒和沉迷於後宮過度的結果。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

因此，雖然沒有直接亡國，但 種下了明朝滅亡的原因：“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萬曆皇帝朱翊鈞，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10歲登記，在位48年，可以說明朝的亡國始於萬曆！其在政治上基本你有建書，萬曆皇帝可以說是怠政的代名詞！

萬曆皇帝創下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記錄，如此怠政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不僅不上朝，不祭祀天地，不批閱奏摺，不接見大臣，當時有一個宰相，三年沒見過萬曆皇帝一面，這樣的帝王，任何的政治手腕都是白搭，況且，萬曆帝的性格也是剛愎自用的，不客氣的說，如果努爾哈赤早生幾十年，明朝在萬曆的時候估計就亡國了！

萬曆皇帝也是歷史上最貪財的皇帝，按理說，皇帝貪財也正常，歷代帝王都缺錢，用錢的地方太多！可萬曆帝貪財是給自己貪，他給自己封賞土地，給自己設內庫，收斂的錢財都裝入自己的內庫，這還不夠，他開始派太監到處搜刮，什麼礦監、鹽監、稅監都通通派出去，給自己搜刮錢財，做為皇帝，整個天下都是自己的，實在不明白，萬曆皇帝這樣做，是多麼的愛財！薩爾滸大戰之前，朝廷糧餉不夠，建議萬曆用內庫的錢，萬曆皇帝是打死也不同意，最後增加三中賦稅，遼餉、剿餉、練餉，這樣的奇葩，也是空前絕後！

萬曆朝有很多人才，萬曆初期，張居正做為宰輔，處理朝政，用李成梁鎮守遼東，國家穩定，邊關無患，可以說有盛世的氣象，等到張居正死後，萬曆開始放飛自我！到後來，宰相只有一個人了，工作沒法幹，就報病在家不出門了，六部除了戶部有主官以外，其他五個部都沒有主官，戶部是因為要管錢糧的！

萬曆帝說實話，要說有什麼政治手段，真的說不出來，以提到萬曆，最先想到的就是怠政和貪財！萬曆前期，李成梁把北元打殘了，把海西女真打服了，所以在萬曆後期。邊關之患才嚴重了起來。但也為時已晚了！

有權任性，大明實於他手上

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公元1572年，年僅10歲的朱翊鈞走上明朝皇帝這個最高的領導崗位。年幼的萬曆皇帝親賢臣、遠小人，君臣協力、勵精圖治，一舉開創了“萬曆中興”，大明王朝煥發了生機活力，擁有了美好的前景。但厄運就在這個時候突然降臨了。

1.帝師去世，萬曆“脫困”。萬曆皇帝上任的時候還是一個頑童，隆慶帝為了把兒子扶上馬再送一程，給他留下了三個輔政的內閣大學士，其中張居正是最著名的一個。張居正不僅很快成為了內閣首輔，而且還是皇帝的老師。在這樣的雙重身份下，他深受萬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根據歷史的記載，萬曆皇帝“大權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是言聽計從。同時，張居正也成為套在萬曆皇帝頭上的一個枷鎖，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表率，也是要尊師重道的，因此皇帝對張居正從來都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稱“先生”。這樣的君臣與師徒關係一直維持了十年。作為擁有至高權力的皇帝，相信他隨著年齡的增長，肯定是心存芥蒂的。這在張居正死後發生的事那裡可以得到印證。張居正死後，不僅所有的封贈全被剝奪，而且還被抄了家。所以當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皇帝終於擺脫了所有的束縛，可以為所欲為了。

2.國本之爭，久拖不決。20歲的萬曆親政之初是立志有所作為的。憑著之前十年張居正改革取得的豐碩成果，萬曆皇帝先後對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三個方向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史稱“萬曆三大徵”，這三大戰役全部取得了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國內計程車氣，確保了明朝邊疆的穩定。有了這個底氣，萬曆皇帝更加不可一世。到了萬曆十四年，深受寵愛的鄭貴妃為他生下了小皇子，得意忘形的萬曆皇帝居然私自承諾要將這個兒子立為太子。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在封建王朝，立太子是關係到國家根本的大事。於是大臣們一擁而上，紛紛進言要立皇長子為太子。眼見得群情激憤，萬曆帝只得使出了“脫”字訣，但大臣們卻始終糾纏不放，這一折騰就是十五年。

3.心灰意冷，任性怠政。國本之爭，最終以萬曆帝妥協而告終。在此期間，深受打擊的萬曆皇帝不僅逐漸對朝政失去了興趣，而且還開始使起了小性，既然朝政我說了不算，那我就不處理了。這個時候，明朝有著極為重要地位的言官開始粉墨登場，紛紛上書批評皇帝。其中有一個叫雒於仁言辭尤其激烈。他上書的名稱叫《酒色財氣四箴疏》，在這個奏疏裡，萬曆皇帝被他罵得是一無是處，但明朝言官是殺不得的，因為制度就是這樣規定的，這個人最終被皇帝免職。而明朝的言官受“程朱理學”影響至深，是出了名的硬骨頭。之後，言官們是前赴後繼地對萬曆皇帝進行了全方位、無差別式的言論攻擊。萬曆皇帝那小性使得叫個徹底，於是他乾脆來了個“六不”，連續罷了三十年工，“躲進深宮成一統，任爾東西南北風”，導致有的臣子居然一直連皇帝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因為沒見過。

縱觀萬曆一朝，由於他的任性不作為，導致政治腐敗、黨爭激烈、發展停滯，給女真興起提供了可趁之機。所以《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所以，有權千萬不能任性。

萬曆活在了文官集團的脅迫下生存，受生前張居正的影響，文管集團把萬曆看做了一個權利機構而並非有血有肉的人，萬曆的任何決定都得不到文管集團的迴應，因此採用了“無為而治”的方法，從此不問朝政，卻沒有正德皇帝的手段，因此萬曆的手段並不高明。

神宗顯皇帝是一個對權力很慎重的人，以至於後來慎重過了頭，連官都不願意封，甚至錦衣衛掌印、東廠提督這種職位都會空缺。他小時候學過拳棒工夫（和宦官玩），喜歡軍事，卻自願長期待在宮裡，連謁陵都不去。他讀了很多書，但宅在宮裡，見到的人和事卻很有限。他認為大臣干預他太多，可是反過來，恐怕他自己也把“立儲是我家事”之類的信念看得太重了，而又不為之而“奮鬥”。或許，神宗也一直覺得自己在“讓步”，而官員們卻感受不到吧。畢竟他是皇帝，很多事情都沒得選，同時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投入，而他卻自己退縮成了一個富家翁。明朝皇帝不專心理政的人很多，憲宗畫畫，世宗玄修，穆宗委政閣臣盡情玩樂（……），武宗則遍遊南北，神宗……好像除了看書都沒做成別的事。

要說他真想立福王，還是有些陰謀詭計可以搞搞的，但是他沒有。讓一個賣柴的拿著木棒進宮刺殺太子這種陰謀……恐怕只有炒作者才會去“相信”。其它的事情也是一樣。想任用的官員要辭職他就不準，真走人了也不愛補任。帝王“隨心所欲”畫面的背後，必然是帝王心術的小心運用。世宗為了議禮、攬權費盡心機，扶植親信、政治清洗、梃杖、大案等等手段無所不用。神宗卻只是在幼稚的拖延、抵賴。設礦、稅監算是神宗比較花心思推行的一個制度，然而這種簡單粗暴的辦法，不得不說並不合理。當年張居正做翰林的時候，也沒有機會去外面考察，但他每見到一個從外地回來的官員，都會拿出酒菜，仔細詢問外面的事情。顯皇帝也並不是一個毫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但即使以明朝中後期的標準來說，也沒有真正盡到一個皇帝的職責，天順朝的英宗、憲宗和劉瑾死後的武宗，甚至穆宗，都要好一些。至少他們在位的時候國家政務處理是比較流暢的，就算是廢話也會回個郵件，“嗯”“好”“知道了”，沒有變成大臣失望、小臣躍躍欲試刷聲望的地步。（其實武宗也經常“不報”，但他是個堅決的行動者）

我覺得，萬曆皇帝是沒有什麼政治手段的。

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所作的《召對錄》中，重點記述了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萬曆皇帝召見內閣大臣們的場景。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雒於仁上了一封奏疏，叫《酒色財氣四箴疏》。

這封奏疏裡絲毫不提萬曆治國水平、理事能力，直接罵他喝酒好色、貪財重氣。算是赤裸裸的人身攻擊了。

按例，年初一群臣必須進宮朝賀。

年輕的皇帝被這封奏疏氣得直接免除了朝賀。

召見閣臣，點名雒於仁的《酒色財氣四箴疏》，說自己本來肝火旺，還沒調理好，現在又就被這奏疏氣到復發。

他親手把這本子遞給申時行，一條一條地解釋，接連丟擲四個反問，我咋貪杯了？我咋好色了？我咋貪財了？我咋尚氣了？

申時行就說這人只是貪圖名聲，故意誇張搏出位而已，皇上你要是真跟他較勁把他重處了，豈不是成全了他。

皇帝這就被說動了，覺得不能折了自己身段。

拱手讓申時行再仔細讀讀，結果估計自己還是沒想通，連連說：“朕氣他不過，必須重處”。

申時行只能圓場，皇上要是真處置了他，大家便以為他說的都是真的。而且啊，我們這些個臣子們，平時就說皇上你大度寬容，一定是要名流千古的，可不能為了這事損壞您堯舜之君的形象。

雖然把萬曆當孩子哄，不過皇帝看來沒被說動，又是：“如何設法處他？只是氣他不過”。

一番苦苦勸解，才終於平息下來。

見這勢頭，申時行趕緊轉移話題，問皇帝有沒有好好吃藥啊，龍體要緊呀。

皇帝被一頓關懷搞著不僅氣都消了，還挺開心。臨別前還把自己皇長子叫出來給閣臣們看看，一副很得意的樣子。

最後雒於仁也沒有得到什麼處罰，作為明朝罵皇帝第二人（第一個是海瑞），繼續享受了尊貴的待遇。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萬曆皇帝雖然脾氣確實暴躁，但是他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

他的這種直腸子性格，導致自己堅持的事情，就很難說服。對於百官來說，如果皇帝是對的，那當然沒問題，但是偏偏萬曆帝想的那一套又和百官相反。比如萬曆想立皇三子為太子，卻被百官看作“非禮”，從而開始了數十年的國本之爭。萬曆多次派遣太監去地方開礦，對地方民生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也為眾多官員所抵制。

申時行退休之後，萬曆皇帝與百官的衝突越來越大，內閣中又沒有再像申時行那樣從中調和的人。

萬曆也對文官們越來越失望，促使他數十年不上朝，並對官員任免不聞不問，導致萬曆後期官員嚴重不足，國家幾乎不能正常運轉。

這種消極的逃避，恰恰說明萬曆對官員們是束手無策的，他只能像個鴕鳥一樣，眼不見心不煩就行。

但是至少，當皇帝還是要講究個帝王心術的。

萬曆的爺爺嘉靖看到海瑞奏疏裡的“家家皆淨”時，一樣氣得發抖，但是他用雷霆手段抓捕了海瑞，卻到死也沒有殺了海瑞。等到嘉靖去世，海瑞在牢裡都哭暈了過去。

兩相對比，萬曆比嘉靖差的，可不是一點半點。

勸君留一步，小影有話說。

萬曆皇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但他在其位卻不能謀其政，在位四十八年之久，三分之二的時間都用於不務正、磨洋工，最終留給後世的是一句“明亡於萬曆”的罵名。但從他登基之日算起，還是確確實實幹過一些穩固朝綱，緩解社會矛盾的實事的，雖然好多正經事是秘書張居正操持，他把關罷了。

迴歸到本題，小影覺得用“政治手段”給萬曆下定語還是不太準確的，要是把這個詞分開探究還能說的過去。萬曆有沒有政治，不能說沒有，他是皇帝，明朝的最高統治者，有統治就有政治，更何況經濟、軍事、甚至再高階點的馭人，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或者是政治的由來和延續；那麼他有手段麼？我們經常能聽到評價一位統治者，或者執政者有政治手腕，很少有用政治手段來形容的，因為手段有其貶義性。到了萬曆身上，他做皇帝是有其獨特的一套準繩來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要說手段，萬曆的做法實在低階的談不上手段，自然也就更談不上手腕，姑且算一種手法吧。所以，把政治和手段聯絡在一起去評價萬曆，實在有些彆扭。

評價萬曆，仿照之前一句很流行的網路用語來形容萬曆：你見或不見我，我就在那裡不急不躁；你怨或不怨我，我就在那裡不悲不喜；你催或不催我，我就在那裡不緊不慢······從歷史來看，萬曆的的確確就是這樣一名佛系皇帝。

從史書來看，他的前半身用功讀書（當然除了讀書他也沒有別的愛好）確確實實為後來的江山永固起打牢了基礎，很難有一位皇帝在後期不見朝官、不聞朝事還能運籌帷幄，在後宮指揮排程一個政治系統的運作的，雖然運作的並不是很好，但至少，萬曆讀書的愛好讓他在決策和執政中不被糊弄。人常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萬曆從一開始的不上朝只批奏摺，發展到後期的連奏摺也不批的境地，卻能保證大明朝在他手上平穩過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已經從濫讀的經史子書中悟出了一套治理國家的道理，雖然這套讀後感和總結科學性不強，而且他還系統看了《明實錄》，更是堅定了自己親政的自信心。從實際效果來看，許多事情在萬曆的作用下，確確實實發展的有點讓人瞠目結舌，舉幾個例子：

明太祖朱元璋用極其苛刻的政治手腕和監察體系來控制官員，卻最終發展成了官員大批被殺、做官成了高危行業的境地，這種激進的手段所形成的結果被其後世子孫萬曆用一種近乎柔和的手法做到了，效果一樣，但辦法卻是兩個極端。萬曆前期採用考成法對官員辦事效率進行打分，委婉的繞過朱元璋那套對待官員是清或貪的粗暴界定，把目光更多的投入到改良官員績效工資的手法上來；後期萬曆怠政不任免官員，形成的結果和朱元璋時期是一樣的，朱元璋放寬科舉政策，讓底層知識分子有了入仕的捷徑，又大肆屠戮打壓官吏，壓縮官吏這個社會成分的生存空間，而萬曆卻用了一個近乎簡略的手法——不錄用，再輔以侷限官學錄取的途徑、降低官學招生的辦法一下子就從源頭把官員的數量降了下來，萬曆作為一名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卻幹出了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手法，顯然做官的人少了，工資費用也少了，每個官員乾的活和管的事卻增多了，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

萬曆在處理政務中，看似混亂，任朝官百步，縱然黨爭不管不問，但他的批覆和側重點是相當明確的，所以小影認為，後世史書對其昏庸的評價是需要打一個問好的。小影在這裡也學習一下萬曆簡單粗暴的執政原則，劃一條橫線：軍事戰爭、其子福王的栽培、金帑耗用以上三條必回，居於橫線以上；補缺官員、立儲必不回，居於橫線以下；而官員請辭、罷官和其他與朝綱禮紀相關的奏摺，視心情回覆不定，在橫線上下波動。

這裡需要註釋幾點，先說必回項。萬曆分別對貴州、寧夏、援朝抗倭的戰役以及對後金的作戰事情是極其重視的，而他對軍事人事任免、戰爭部署、糧餉也必然親自操持；萬曆對福王比較溺愛，所以有關福王日常用度和花銷也必然強調著重辦理；而對於國庫（當然國庫出納由萬曆親自擔任）開銷比較謹慎，甚至有點太吝嗇的境地，除卻軍餉（忍痛撥付）、福王花銷（樂於撥付）以外，萬曆是很少願意拿出國庫金帑任戶部排程的，這樣一來，看似明朝的庫銀歸戶部管理，但萬曆自己卻做起了帳房先生，算盤打得啪啪響，和戶部搞起價來。再說必不回項。也許有人會問，萬曆貴為皇帝，他不同意的奏疏明確駁回就是了，為何還有不回覆之說，的確是有的。不誇張的說，明朝官員是歷朝官員中腰桿最硬的，雖然大家都是打工的，但時不時的有人敢炒老闆魷魚，而這時候老闆還得受著，明朝官員這種辭官還鄉的做法，一不為漲工資而不為升職位，純屬信仰，其中的關係要害之複雜，小影不做贅述。但至少，萬曆是瞭解了言官制度的威力的，所以他乾脆耍起了無賴——不回覆，即《明神宗實錄》中頻繁出現的”留中“、”不報“的辦法。讀到這裡，我想朋友們應該明白小影剛開始的那段手段論述了吧，因為萬曆作為一個執政者，皇帝，大權在握，又熟讀經書，深諳治理朝政的一套辦法和規矩，卻用近乎耍無賴的方法去分揀奏疏，實在不合手段之意。

但不管怎麼說，萬曆統治的時期，大明王朝還是有一個社會矛盾緩解、朝綱整肅的小中興的。當然，雖然他後期不理朝政，但沒有宦官和外戚專權；因為遲遲不立太子，雖然黨派林立但不影響江山社稷；後金成立，明朝統治雖然出現了威脅，但至少，經濟和文化在萬曆時期是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的，這都得歸功於其”怠政“之舉上。萬曆所推行的，他有沒有文治、有沒有武功，都有。萬曆在對朝臣言官上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巋然不動的做派，這種率性而為和無為而治也許就是最大的政治手段吧。

我認為萬曆政治手段是十分高明的。不然也不會出現萬曆三大徵。也就是說他雖然不上朝，但整個朝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就像他爺爺嘉靖一樣。

中國除了開國的幾個皇帝，大部分長於婦人之手，藏於深宮之內，對於人性之理不能參透，雖有好的老師，但是九五之尊無法接近民眾，因此施政不能上行下達，我覺得明武宗，是個人才可惜史書大多貶之，又壽短，無法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