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大大消耗了唐帝國的元氣，各地群雄並起。唐朝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平定安史之亂依靠的地方軍閥不聽從中央的號令。，相互之間發生大大小小的兼併戰爭。由於長江天險，南方和北方出線了幾個較大的軍閥。

唐朝的安史之亂，大家應該都不陌生。這是在唐朝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公元755年--公元763年），發生的叛亂戰爭，叛亂者就是唐朝將領安祿山和史思明。很多人都認為，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就一蹶不振了，其實不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又繼續存在了一百多年。

但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確實出現了重大的地緣政治格局的轉變，甚至影響了如今我們的南北格局。在安史之亂以後，雖然唐朝的政治中心還在關中，但是經濟中心就變成了江淮地區（指的是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區），關中和江淮的地理位置，就不是東西關係了，而是南北格局。雖然這跟如今政治中心在北京，經濟中心在江南的南北格局還有些不一樣，但唐朝後期確立的南北格局，經過長期演化，才變成了今天的這個樣子。所以說，推動這種格局轉變的原因，是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亂的。下面就來給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轉變。安史之亂前期，唐朝的東西格局

唐朝建國之後，都城設在長安（如今西安），全國也是實行“關中本位”的政策，將關中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當時的經濟中心是哪裡呢？主要就是華北平原。關中地區雖然號稱千里沃野，當年秦國就是從這裡起家，然後統一天下的，但是這裡經歷了多年戰亂，人口密集導致土地過度開發，關中地區已經不能供養日益膨脹的人口了，而要靠華北平原向關中運送糧食。

唐朝的都城雖然在長安，但如果遇上關中地區農作物歉收，皇帝就會帶著文武百官跑到洛陽去辦公。武則天在位時期，甚至直接把都城遷到了洛陽，並把洛陽改名為“神都”。後來武則天退位以後，都城才遷回了長安。唐朝時期，國都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反覆遷移，根本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出現了脫節。唐朝是靠關中地區起家的，功臣貴族都居住在這裡，皇帝需要爭取他們的支援。但國家的經濟中心卻在華北平原，國家財政又需要這一地區的賦稅才能運轉。長安和洛陽這兩座城市，其實就是當時地緣政治格局的縮影。

在唐玄宗天寶十年，有一個叫李華的人寫了一篇文章，叫作《安陽縣令廳壁記》。先給大家解釋一下這個題目的意思，“廳壁記”其實是唐朝很流行的一種文體，指的是寫在官府牆壁上的散文，主要目的是記事。《安陽縣令廳壁記》就是寫在安陽縣衙門牆壁上的一篇文章，上面寫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以河北貢篚徵稅，半乎九州”。意思說的是河北地區徵收上來的賦稅，佔到了全國的一半。所以，在安史之亂之前，還是以東西格局為主。安史之亂對唐朝南北格局的影響

安史之亂的本質，就是藩鎮造反。唐玄宗為了對外擴張的需要，在邊境地區設定了好幾個軍區，這些軍區就是所謂的“藩鎮”。唐玄宗覺得胡人勇猛善戰，熟悉當地情況，就任用胡人做藩鎮的統帥。安祿山是亞慄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精通六門語言，還有一定軍事才能，所以就被任命為統領北方邊境三個藩鎮的節度使了。​但邊境藩鎮的兵力過於多了，甚至超過了中央政府的兵力，這也給唐朝帶來了大麻煩。導致了後來的安祿山叛亂，甚至國都長安都被叛軍攻佔，唐玄宗本人都逃亡四川避難。

唐朝迎來轉機是靠名將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奮力抵抗，這個大家都不陌生。但還要給大家說一個比較陌生的人，就是：張巡。很多人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但毫不誇張地說，他對唐朝能轉敗為勝，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在一個叫睢陽的地方，堅守了十個月之久，牽制了幾十萬叛軍。唐朝軍隊在這段寶貴的時間裡，得以恢復並準備反攻。

睢陽這個地方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位於今天河南商丘一帶，因為這個地方扼守著隋煬帝修建的大運河。當時唐朝前線軍隊全靠江淮地區的錢糧才得以支撐，而這些錢糧的輸送又要依靠大運河來運輸。

張巡的個人事蹟當然值得歌頌，但這件事背後的地緣政治格局才是重點，就是因為他守住了大運河這條生命線。安史之亂對北方經濟繁榮的華北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所以唐朝中央政府只有依靠南方的江淮地區提供軍需。這個時候中國政治地緣的南北格局，就隱隱露出了水面。安史之亂後，促使唐朝南北格局的形成​

在安史之亂期間，東西格局失效，南北格局慢慢開始出現。但經過幾年的戰爭，叛軍後來被消滅，朝廷軍隊收復了國都長安和東都洛陽。那戰爭結束之後，華北地區慢慢恢復了元氣，原來的東西格局是不是又會重現呢？但事實卻恰恰相反，東西格局從此一去不復返了。這背後的原因，跟安史之亂後唐朝對藩鎮問題的處理有關係。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藩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這是因為在戰爭期間，唐朝皇帝為了激勵戰功卓越的將領，安撫投降的叛軍，又在內地設定了新的藩鎮，讓這些藩鎮去討伐叛軍。所以，戰爭結束後，藩鎮不減反增。戰後如何處理這些藩鎮，就讓唐朝中央政府很頭疼。

有些已經投降的叛軍將領還手握兵權，如果把他們的軍隊就地遣散，搞不好又弄出個兵變來；如果把他們都遷到內地看管，又怕這些人半路起兵造反。所以思前想後，還是把這些叛軍將領就地安置，直接封為節度使。在這其中，有三個節度使在唐朝後期勢力很大，就是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廬山節度使李懷仙。我們常說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真正長期割據的就是這三個，這三人的地盤還是在安史之亂的發源地河北地區。​而且這三個藩鎮可以截留稅收，不向朝廷交稅。​前面說到，河北地區的賦稅幾乎佔到全國的一半左右。這三個藩鎮現在不交稅了，那朝廷的稅收從哪來呢？

​那就是南方的江淮地區了，唐朝曾經有個大臣說過這樣一番話“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這話的意思是，江淮農田只要一豐收，好幾個道的老百姓都不會捱餓。所以維持國家正常運轉，要靠東南的江淮地區。這裡“好幾道”中的“道”是唐朝的行政單位，面積相當於今天的省。這麼大的面積都要靠江淮地區養活，可想而知，江淮已經關係到唐朝的生死存亡了。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地緣中心就已經開始從東西格局漸漸轉變為南北格局了。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對政治格局進行了重新規劃，奠定了以北方為政治中心，南方為經濟中心的格局。這個格局後來又被後世繼承了下來，經過長期不斷的演變，才形成了如今區別於唐朝的，新的南北格局。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因為發起反唐叛亂的指揮官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二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對中國後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係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安史之亂對唐朝的創傷是極大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一、造成了社會的空前混亂

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八年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山東、河南大部分土地一片荒涼之色。房屋凋敝，人員凋零，莊稼荒蕪，甚至經常出現百里無人煙的悲慘局面。

二、極大的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權，藩鎮割據形勢更加嚴重

安史之亂，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良好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後安史餘黨在河朔形成藩鎮割據。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河北三鎮的割據，使政權出現了實際意義上的割裂，河北地方的財稅不再上交朝廷，朝廷的命令在河北也不大好使。最終造成朝廷的糧食稅收向江南征集，南方的經濟地位越來越強。

三、內憂外患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將邊疆的兵力抽調回來用來平定叛亂，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控制丟失了。安祿山造反開始後，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唐王朝搖搖欲墜。

四、經濟重心南移

隨著南方人口的不斷增加，溼潤肥沃的土地更適合耕種，糧食出產量越來越大，在安史之亂後，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致使經濟中心逐步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遷。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朝廷的糧食稅收主要來自南方，最終形成了南方經濟、北方政治的格局。

南北格局的最終形成。安史之亂加劇了北人南遷，從而促進了南方生產力的發展，使廣袤無垠又適合耕種的土地出產了大量的糧食，南方的糧食、稅收、財富規模越來越大，從而促進了南方成為唐朝的經濟中心。也促進了唐朝對政治格局的重新劃分，奠定了以北方為政治中心，南方為經濟中心的格局。這個格局後來被後世繼承下來並不斷髮展，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強大。

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在唐朝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公元755年--公元763年）發生的叛亂戰爭。叛亂者就是唐朝將領安祿山和史思明。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這場內戰使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出現了重大的地緣政治格局的轉變，甚至影響如今的南北格局。

唐朝建國之後，都城設在長安（如今西安），全國也是實行“關中本位”的政策，將關中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而當時的經濟中心主要就是華北平原。關中地區雖然號稱千里沃野，但這裡經歷了多年戰亂，人口密集導致土地過度開發，關中地區已經不能供養日益膨脹的人口了，而要靠華北平原向關中運送糧食。

唐朝的都城雖然在長安，但如果遇上關中地區農作物歉收，皇帝就會帶著文武百官跑到洛陽去辦公。

武則天在位時期，甚至直接把都城遷到了洛陽，並把洛陽改名為“神都”。後來武則天退位以後，都城才遷回了長安。唐朝時期，國都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反覆遷移，根本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出現脫節。

國家的經濟中心卻在華北平原，國家財政又需要這一地區的賦稅才能運轉。所以，在安史之亂之前，還是以東西格局為主。

安史之亂的本質，就是藩鎮造反。唐玄宗為了對外擴張需要，在邊境地區設定“藩鎮”。唐玄宗覺得胡人勇猛善戰，熟悉當地情況，就任用胡人做藩鎮的統帥。因此安祿山就被任命為統領北方邊境三個藩鎮的節度使。

但邊境藩鎮的兵力過於多，甚至超過了中央政府的兵力，就造就了安史之亂，國都長安都被叛軍攻佔，唐玄宗本人都逃亡四川。唐朝名將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奮力抵抗，才平定了安史之亂。

但還有一個人對唐朝能轉敗為勝，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一個叫睢陽的地方，堅守了十個月之久，牽制了幾十萬叛軍。唐朝軍隊在這段寶貴的時間裡，得以恢復並準備反攻。他就是張巡。

睢陽這個地方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位於今天河南商丘一帶，因這個地方扼守著隋煬帝修建的大運河。當時唐朝前線軍隊全靠江淮地區的錢糧才得以支撐，而這些錢糧的輸送又要依靠大運河來運輸。就是因為他守住了大運河這條生命線。

安史之亂對北方經濟繁榮的華北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所以唐朝中央政府只有依靠南方的江淮地區提供軍需。這個時候中國政治地緣的南北格局，就隱隱露出了。安史之亂後，促使唐朝南北格局的形成。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藩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這是因為在戰爭期間，唐朝皇帝為了激勵戰功卓越的將領，安撫投降的叛軍，又在內地設定了新的藩鎮，讓這些藩鎮去討伐叛軍。

而且大部分藩鎮可以不向朝廷交稅。而河北地區的賦稅幾乎佔到全國的一半左右。這些藩鎮現在不交稅了，那朝廷的稅收從哪來呢？那就是南方的江淮地區了。

唐朝曾經有個大臣說過這樣一番話“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這話的意思是，江淮農田只要一豐收，好幾個道的老百姓都不會捱餓。

所以維持國家正常運轉，要靠東南的江淮地區。“道”是唐朝的行政單位，面積相當於今天的省。這麼大的面積都要靠江淮地區養活，可想而知，江淮已經關係到唐朝的生死存亡了。

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地緣中心就已經開始從東西格局漸漸轉變為南北格局了。奠定了以北方為政治中心，南方江淮地區（指的是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區）為經濟中心的格局。

這是個很大的命題，因為安史之亂的對唐廷的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故，筆者在此就簡略地敘述一下自己的觀點，若有不恰當的地方，還望大家能夠指出來。

首先，長達七年的“安史之亂，其主戰場在北方、河南、河東、關中四道，這些地區在“安史之亂中是叛軍與唐軍反覆爭奪的地區，因此也是人口耗減、經濟破壞最為嚴重，尤其是河南地區”人言斷絕，千里蕭條。

安史之亂剛剛結束，吐蕃人就入侵了，唐代宗逃到了陝州，後來不想在長安待，打算去東都洛陽，後來還是郭子儀勸阻：“夫以東周之地， 久陷賊中 ，宮實焚燒 ，十不存一 ，百曹荒廢 ，曾無 尺椽 ，中間畿內 ， 不滿千戶”。由此可見，當時的河南是多麼的慘烈。

整個北方地區，南至唐州、鄧州東至徐州、泗州、北至幽州、冀州、農業經濟一片殘破，大片地區已經到了荒無人煙的地步。戰亂使得北方地區人民大量流亡，農業經濟慘遭破壞。

然而，在北方經濟遭受極大破壞的同時，相對穩定的南方地區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第一，在“安史之亂”中，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史籍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於初”。

這樣的記載在唐代文獻找那個還有很多。人口在農業社會是社會生產發展的重要因素，相對於當時還有待於進一步開發的江南地區，大量的人口遷入無疑對農業生產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二，安史之亂後，北方地區受到藩鎮格局與經濟衰落的影響。而相對南方地區卻是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安史之亂前，唐廷財賦中心在北方，尤其倚重河北、河南、河東三道。《新唐書》卷五十三《食貨志三》載：開元時，裴耀卿主漕事，“凡三歲，漕七百石”，皆取自晉 、絳 、魏 、濮 、邢 、貝、濟 、博諸州。

安史之亂後，河北全部、河南大部、河東一部，全部被藩鎮割據。唐政府的財賦隨之南移江淮地區、近代學者在這一方面已多有論述。安史之亂使得唐政府的賦稅收入由安史之亂前的倚重北方地區變為戰後的倚重南方地區。

另外一方面，江南地區成為貢賦的主要來源地，這無疑又使唐政府為了充盈賦稅和調運糧草，不斷加強對江南地區的開發與管理。在唐代中後期，為了便於糧草北運，大修漕運與水利設施。水利設施的發動推動了江南大規模的荒地耕地開墾，改善農田的灌溉條件，對建設穩產高產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此，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北方被甩在了後面。

眾所周知，安史之亂爆發後，唐廷為了平叛，不得不允許地方建立藩鎮，以藩鎮對抗叛軍，使得安史之亂平定後，唐王朝的藩鎮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了出來，以致於後來出現了藩鎮格局的局面。

但其實，唐朝後期的藩鎮格局，只是一個大致的概念，描述的一種傾向，不是說真的全都割據了。唐朝後期四十多個藩鎮中，真正比較穩定地維持著格局狀態的，只有河北地區的三個藩鎮，就是設於今天北京的盧龍節度使、設於今天河北正定的成德節度使，以及設於今天河北大名的魏博節度使。

這三個藩鎮原本就是安史之亂的大本營，位置比較接近，而且比較抱團，遇到事情能夠協調配合，因此唐廷中央拿他們真沒有什麼辦法。這三個藩鎮在唐朝後期累計共有54位節度使，其中真正出自朝廷任命的只有4個。

除了河北意外，唐朝後期設於北部、西部和中原的藩鎮，基本只能算半割據。朝廷對他們，有時能控制，有時無法控制，因時因人而異。個別藩鎮出現過幾代連續割據的狀況，但都不能一直割據。

而南方的藩鎮，就不是割據了。它們不但不割據，而且絕大部分時間裡都很聽中央的話，源源不斷地向朝廷供給糧食財務，唐朝後期的中央財政就靠南方支撐著，才沒有滅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