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感嘆政治抱負不如意，因為在封建社會"官本位"思想影響下，透過科舉制度下″學而優仕"走向了仕途道路。在封建社會，這裡可是一個險惡的地方。一旦當了一官半職的官，就跌入了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留須拍馬、爾虞我詐的陷阱。所謂感嘆政治抱負不如意，一般指的是為民請願的″清官"，當其政治主張不但得不到採納，反而被貶了官甚至丟了烏紗帽，於是感嘆了，不如意了。

那要你看什麼事才華了，詩詞歌賦是才華，但阿諛逢迎也一定程度也是才華，會提詩做詞的人不一定會處理公務，阿諛逢迎的人也不一定都是酒難飯袋。

嚴格來說，我更相信阿諛逢迎的人能做的更好，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為，社會本來就是人合作的產物，相比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有才華的人，阿諛逢迎的人更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記得民國時有一位官員曾經說過：你只要摸透了裡面的裡面的門路，沒有比當官更容易的了，如果你這個人連官都不會做，那麼在社會上你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當商人，一是要有本錢，二是有陪有賺伴隨著風險，當工人需要技術，當農民要吃大苦挨大累，記的清未出過兩本書，一是目睹二十年之怪現象，二是官場現形記，把官場的齷齪，卑鄙揭露的淋漓盡致，甚至歸納成兩句話：要想當官除非兩個途徑，一是黃門，一是紅門，說白了就是財色二字，有的乾脆就捐妻獻女，可見這當官對人的誘惑力有多大，禮義廉恥都是說給平頭百姓們聽的，吮癰舔痔，溜鬚拍馬，脅肩諂笑，阿諛奉承，無所不用其極，人前道貌岸然，裝腔作勢，實際上肚子全是大糞。當然以上所說的全是清未，及民國時的官員。至於那些文人仕途上不得意，感嘆一些什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政治上實現不了自己所謂抱負，一是有的還守著自己那份請廉，不屑於如何如何，有的是未窺其門境，尚不知其套路，及汙濁之深，感嘆什麼懷才不遇，世上少伯樂，其實百無一用是書生，文不能治國理政，武不能上馬掄刀，腐儒一個，再請看一下儒林外史，吳敬梓筆下的那些文人，這回掄到我們平頭百姓感嘆，這都是一群什麼東西，我們大中華就由這些蠅營苟狗之流來治理，能不出現八路聯軍及甲午戰爭之敗嗎，毛主席曾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歷朝歷代都把整頓吏治當成第一要務，這些碩鼠蛀蟲會把整個國家給搞垮了呀，離題了，謝謝。

呵呵，笑幾聲先。

孔夫子曰：“學而優則仕”，“仕”，做官為宦。《正字通·人部》：“仕，宦也。”《禮記·曲禮上》：“四十曰強，而仕。”陳澔注：“仕者，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孔子之時，仕者多為世族，“未學而仕者”並不鮮見，故有“仕而優則學”之語。“學而優則仕”，在孔子時代，只是儒家的一個政治口號，或曰政治號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漢以後，隨著儒家思想成為正統之官方思想，特別 是隨著隋、唐之後科舉制度的實行，此一政治號召之具體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並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科舉制發端於隋，成形於唐，其基本特點是公開考試，擇優授任。比起漢代之察舉制、魏晉時代之九品中正制，科舉制打破了官吏職務的世襲制，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與科舉制度相伴隨，“學而優則仕”的含義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學”不再是學做人，不再是為立身而學，而是為“仕”而學，為“幹祿”而學，為功名利祿而學。

“學而優則仕”，在孔子以至先秦儒家思想體系裡，是“內聖外王”精神之體現，而在科舉制度下，則成為士人登入仕途、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門徑。

橫渠四句言：為天地立心，為民立命，為繼往聖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把讀書人出仕做官寫成了一種情懷。

在西方古代，有為知識而知識者，有為真理而獻身者，有為理想、信念而奮鬥不息者，中國沒有。封建的專制政治殘害了這一切，封建的思想觀念閹割了這一切。在中國，知識分子之出路與歸宿似乎只有一條，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於仕途。“學而優則仕”，不仕又何“優”？優與不優的標準就是是否入仕、能否入仕，就是職務的升遷與品位的高下。社會如是看，知識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謂懷才不遇，所謂生不逢時，只不過是仕途不順、官場失意之代名詞。中國古代詩歌之一重要主題，即是政治失意之抒發。就連李白亦不滿足於做詩人，而要竭力施展自己之政治才能，奉詔入京，即吟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儒家對現實社會一直抱有深情的關懷。認為個人應該積極地參與社會事務，應當干預政事。那麼，是不是學富五車就可以真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智慧了呢？從李白的生活經歷上，咱們都看以看出，他的詩才確實壓倒了他的政治智慧。

還有宋朝的柳永，一次醉遊煙花巷陌後寫下《鶴沖天·黃金榜上》：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當真宗讀到時就隨口說：“且去填詞。”也正因為真宗說過這句話，所以柳三變此後參加數次科舉都無人敢推薦，直到改名為柳永，直到宋仁宗親政恩科。真宗的政治智慧一定比柳三變厲害吧，他為什麼讓柳永去填詞，因為他看到了柳永作為一個詩人的才華。

由這倆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仙人般的詩才，能說他們的才華和政治智慧想比肩麼？顯然不會。

最後總結：讀書做學問是一種才華，出仕治世是另外一門學問，尤其是官場叢林，一般性情中人很難適應，政治和學術不是一條道，讀書人固然學習能力較強，但面對驟然變化的官場風雲，他們也許就只能抒抒情了，而政治是不需要抒情的。

才華不等同於政治智慧，比如漢末時的楊修，楊修是楊震的玄孫，楊彪的兒子，出身世代簪纓之家。為人好學， 有俊才，建安年間被舉孝廉，除郎中，後擔任丞相曹操的主簿。當時曹操軍國多事，楊他的才華曹操亦曾自嘆不如。楊修一生著作頗豐，今共存作品數篇，其中有《答臨淄候箋》、《節遊賦》、《神女賦》、《孔雀賦》、《許昌宮賦》等。楊修死的罪名已經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較複雜，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政治上的大因素：楊修犯了古代皇室權力之爭中的大忌，參與了奪嫡之爭。可見一個人的文采和政治智慧是不成正比的。

略論幾句，與大家分享一下。

古時文人墨客與具有鮮明個性與智慧的政治人物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這兩種角色人物還是有著嚴格的界定標準和顯著區別的。

文人，通常泛指以教書育人，舞文弄墨，吟詩作畫，替人代書等等為營生的人士。這些人的才華主要體現在坐談經文、研習文章上，把玩的是文字遊戲，撫弄的是人情世事、山水日月之風雅。文人講究文章表述，注重於言行舉止。文人墨客透過學習考取功名做得一官半職，也僅僅只是個人理想與報負。這與政治無關。

而政治智慧則屬於上層建築意識，並具有階級屬性。這種智慧與文化修養、深淺、多少等無太大關係；遠大的政治智慧可安邦定國，縱橫四海，治國理政；具體的政治智慧是國家或團體的方針與路線。戰爭時期是大局策略與謀劃；太平時期是國家對內對外製定的政策與發展規劃。這兩者怎能相同而喻。

但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一些既有遠大政治報負，又有滿腹才華的英雄豪傑。譬如；三國的曹操就寫得一手好詩篇（短歌．醉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時苦多…）。更不用說，我們全華人民最敬愛，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更是滿腹詩書、文釆飛揚，指點江山。

政治和文學，完全是不同的兩個領域。在文壇裡面混的風生水起的人不一定能在政壇裡面混出名堂，而在政壇裡風光無限的人不一定有過人的文采。古代文人為什麼會多失意呢，其實是有其原因的。

熟讀歷史的人知道我們中國古代所採用的選官制度經歷過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其中有隋唐的九品中正制，有漢一代的察舉制，有明清推崇的科舉制度，這些選官制度一步步發展，卻將文人的思想禁錮到八股文和程朱理學的框架裡，所以文人終其一生都在應付科考，其精神和實踐活動可謂是落了下乘。這一點和西方的文官制度大有不同，西方文官制度所選出來的基本都能滿足政治基本需求。

那很多人會說了，那些名氣很大的文壇大家呢？他們詩學歌賦，閃耀宇宙，當官也很厲害吧？其實不然，越是文學成就高的人還真不一定當的了官，比如說李白，初次接到朝廷任命的時候，他開心極了，高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結果呢？雖然有力士脫靴、貴妃捧杯的殊榮時刻，可最終還是被賜金放還。李白的文學成就沒有人可以反對，可是他的政治智慧，或許還真的比不上那些權臣。

所以，自古文人不得意，一方面是文人自身帶有傲骨和酸腐氣，拒絕同流合汙或許低聲下氣，越是名氣大的越是明顯，這樣的人進入政壇肯定不受待見，多被貶黜。另外一方面，精神上面的麻木使得文人多是不懂變通，其又都具有浪漫主義情懷，這些都不是政壇所能接受的。

有才華，不一定有政治智慧，反之亦然，但二者兼備者亦有。

比如，李後主和他的兒子就是一個典型代表。父子二人都才華橫溢，是有名的詞人，所留詞句千古流傳、萬人傳頌，卻落得一個亡國送命的下場，可悲可嘆！真是“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再如宋徽宗，自創“瘦金體”，畫的一手好畫，更是與高俅時常去踢蹴鞠，球技也應該不錯。當了皇帝后，去治國平天下，硬是上演了“靖康恥，猶未雪”的戲碼。“徽欽二宗”真正詮釋了有難父子共擔當啊！可恨，後來搭上了一個英雄岳飛，“踏破賀蘭山缺”後，卻被他那兒子和秦檜以“莫須有”罪名陷害死了，真是冤啊！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慘痛教訓，如今看來歷歷史目，時刻警醒著世人。

當然，在野、位卑未敢忘憂國者，也大有人在，其才能、政治智慧也是光芒萬世，猶如燈塔。如在野者辛棄疾、陸放翁等，居廟堂者，王陽明也。這些人，有的體現了“處江湖之遠憂其君”、有的體現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細品“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何等的放不下，憂國憂民之心昭然若揭！！！

所謂的才華，多是一種文學才華加一定的道德人設。但這只是敲門磚。所以，文人才華與政治智慧是兩碼事。那些感嘆政治抱負不如意的，一部分是因為敲門磚不夠硬；一部分是是因為始終沒有入局。

01.重要的是誰來施展政治抱負

曾經沿著京廣鐵路南下，火車外疾馳而過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和鄉村。這些城市和鄉村之中，到底會有多少世外高人和武林高手？他們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沒有機會，所以做了巖穴之士。

因為排位總是稀缺。所以，要施展所謂的政治抱負，不是先看你的政治智慧有多厲害，而是先看你有沒有一塊夠硬的敲門磚。如果沒有，那麼你連登堂入室都做不到，也就不要再說什麼施展政治抱負、展現政治智慧了。

所以，政治智慧之前，需要進行一番排位競爭。而排位競爭的標準是什麼？簡單就是說大家比什麼？秦漢之前比投胎，你家是貴族，自然就能排位靠前。秦漢之後，比文學、比口碑。而且，這個逐漸被制度化，到了隋唐也就成了科舉制。

但是，標準從來都是複雜的，不可能有純粹的單一標準。李白、杜甫的文學才華肯定比李林甫、楊國忠強。但是，出身不行，人家一個是皇族、一個是豪族。你這就沒法比了。

02.感嘆懷才不遇的多是因為沒有入局

有了敲門磚，然後就可以登堂入室了。但是，還要開展排位競爭。文學才華只能讓你登堂入室，但你能不能入局以及在這個局裡遊刃有餘、左右逢源，則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很多有文學才華的人，往往就在這個環節被咔嚓下去了，比如李白和杜甫。

他們不是沒有文學才華，而是沒有入局的本事。什麼是入局的本事？簡單說就是搞關係，跟領導搞關係、跟同事搞關係、跟下屬搞關係。關係就是一種政治，所以能不能搞好關係也在考驗政治智慧。

所謂的社會人，都是一種關係達人。搞關係就搞關係，為什麼說是入局呢？因為搞關係總要遭遇種種不得已。世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醉就是一個局；而我獨醒就說明沒入局。

入局的人總會說一些自己不想說的話、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舉個例子，你要提高局內的排位，就得向領導發訊號：我有才華而且我還忠誠。那怎麼發訊號？往往都得玩吹捧，這件事對於文學青年就太難了，比殺了他們還難。除此之外，你還得限制小聰明、故意裝糊塗，因為得跟局裡的人玩到一起去。做不到這些，就一定會被踢出局。

03.獲得高階排位才能施展所謂的政治抱負

有志青年空談大勢、捭闔天下，但是一句話就給敲死了：你先當了封疆大吏再說。要當封疆大吏，得先有一塊夠硬的敲門磚，登堂入室；再有就是能夠躬身入局，排位上升。到了這個時候，你可就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

才華只是標準，也就是一把尺子。要入局的人太多，先用這把尺子把不合格的人全給打下去。那大家一起進來、一起競爭不好嗎？不行，因為成本太高，考生太多了，考官肯定不夠用。如果也可以行，那隻能是亂世，大家就玩純粹的優勝劣汰，這個成本更高。

政治智慧有兩個，一個是入局的本事；一個是治世的本事。二者不分高下，但分先後，因為往往得先入局再治世。有沒有不入局就直接治世的？當然有。貴族時代不論，只說文學才華為標準的時代。唐朝的李泌就是一個。

入局的本事雖然沒有，但敲門磚太硬：自己是真有才華，玄宗皇帝是真賞識，更要命的是還跟肅宗一起讀書，那其他一切都簡單了。漢朝的賈誼算半個，不世出的大才子，漢文帝都要把他愛死了，所以直接施展政治智慧。但賈誼不容功臣集團，還是沒入局，所以才華只能施展一半。

講到這裡，也就知道才華是不是等於政治智慧了。這二者完全不能劃等號。

阿逸認為才華並不等於政治智慧。

要區別這兩者，就要了解這兩者的含義。

才華的釋義：表現出來的才能，主要是指有文采。政治智慧就是理解、掌握、運用一切有利於維護統治的能力。簡單說,政治智慧就是與人鬥爭的藝術。

有才華是指有文采，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而這些多是後天學習，再加上些許天賦，大概都會懂一些。而政治智慧不同，要遠比才華複雜千倍，不光要會察言觀色，懂得分清敵對，還要懂取捨，交換，甚至利益為上，沒有真正的敵人和朋友等等，要更考驗一個人的經驗的天賦。

有才華的人並不等於有政治智慧的人。

北宋大文學家，大詩人蘇軾，可是公認的有才華的人吧，二十歲進士及第，年少便已詩詞聞名天下，是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

神宗時，蘇軾守孝歸來，在變法已成定居，其諸多好友包括恩師歐陽修都已經被王安石趕出朝堂的時候，還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然後也被趕出朝堂，難道這個時候不該沉默下來，以圖後事嗎？

至於後來的“烏臺詩案”，好好的上個謝表吧，還帶那麼多私人感情，又被新黨抓住把柄，牽連十幾個人，連自己差點交代了。

以前的事也就算了，神宗駕崩後，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身為舊黨，也得到重新啟用，這個時候你上書抨擊舊黨，結果新舊黨都不容你，又被外調。

此後又是來來回回，被舊黨打擊，被新黨打擊，流落儋州，身逝常州。

縱觀，蘇軾一生的政治生涯，總在不該錯的地方錯，比其傲人才華，政治智慧差的不是一點。好在蘇軾性格豁達，沒有被接二連三的政治失意打倒，反而作出了無數佳作，而且在地方上有所建樹。

所以，個人認為，才華並不等於政治智慧。

古代的文人，多有恃才自傲、隨性清高的性格。對自己才華的施展和理想的實現，都有過高的期望。而希望越高，有時失望也會越大，於是就常看到有文人發出“人生之事不如意、人間世事多艱難”的感嘆。以唐初王勃為例。

“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幼時聰敏好學，十六歲時，應幽素科試及第，授職朝散郎、任沛王李賢府上侍讀。當時，王侯貴族間盛行鬥雞之風，一次，適逢沛王李賢與英王李哲鬥雞，年輕的王勃開玩笑地戲作了《檄英王雞》，討伐英王李哲的鬥雞。而《檄文》是古代征伐、討逆戰爭時公開發布的號召性文章，有很高的政治性和嚴肅性。

高宗李治得知此事，大為震怒。認為王勃作為王子的待讀自當勸諫李賢虛心向學，勤於政事。如今不能如此，反而為王子之間的鬥雞玩樂而戲作《檄文》。此舉也有挑拔王子兄弟關係的嫌疑。由此，將王勃免職，貶出長安。

王勃二次出仕，任虢州參軍。這次，王勃私自收留了逃亡的官奴曹達，後因官府捉拿緊急，王勃恐牽連自己，竟將曹達殺死。事發，王勃又被罷官入獄。後來，王勃去交趾去看望受他牽連貶官的父親，路過洪州（今南昌）寫下了傳頌千古的《滕王閣序》，發出了：“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感嘆，抒發自己的懷才不遇。

由此可見，王勃雖然才華橫溢，但在政治智慧上近乎是個“小白”。最終，王勃仕途坎坷、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