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為孔子張目，說孔子作《春秋》，其實他根據魯國的史書修定，從魯隱公到魯定公，寫了一共200多年的歷史。篇幅很短，後人拍馬屁，頌其為經，稱其微言大義，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其實哪有那麼大威力。因春秋惜字如金，很多人看不明白，於是左丘明、榖梁赤、公羊高三人，相繼為其寫傳，各有千秋。東晉的範寧評價這三傳雲：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可謂一語中的。

如果中國的普羅大眾，時至今日，還要從2000多年前的“五經四書”典籍中尋找營養。就是文化精神上徹頭徹尾的”啃老族“。供奉廟堂之上，供後人膜拜，這已經足夠了，沒見到哪個民族，還都普遍瞭解2000多年前的書籍。中國人應該是太累了。

春秋，這部書就位列五經。詩書易禮春秋。

　《春秋》是古代中國的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據傳是由孔子修訂的。書中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由於《春秋》的記事過於簡略，因而後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詳細記錄的“傳”，較為有名的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左傳》，《公羊》，《轂梁》皆為《春秋》別稱，春秋者至東周起，各諸侯之編年史，周失其鼎，列國鼎勢以記年，是為春秋，失一統無四季爾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有豐富文化典籍的國家。又是一個史學很早發達的國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了比較系統的史學著作。《春秋》就是目前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著作。它是春秋時期魯國史官編寫的，是一部斷代的編年史。因為是按年來編寫，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兩字來命名，叫做《春秋》。相傳這種斷代的編年史，在西周“共和行政”時期就有了。在《墨子》這部書裡，就提到過有周、燕、齊、宋等國的《春秋》。可見在當時的一些大國中都編寫了歷史書——《春秋》。但是，除了魯國這部《春秋》外，其他的都沒有儲存下來。

這部魯國的《春秋》，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它雖然是按魯國的歷史年代來記事，但是，涉及到我國這段歷史時期中的許多事件，許多諸侯國家的歷史。所以後來人們就稱這時期為“春秋時期”。

相傳在春秋時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曾經對魯國《春秋》作過一次修訂。並且用它來做歷史課本教學生，成為儒家學派的經典之一。因此又稱為《春秋經》。不過，這部史書雖然有明確的年月記載，但文字太簡單，記載的史實也只是一個大綱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記載的很不詳細。於是後來就有人給它將史實補充敘述和進行評論。這些敘述和評論就叫做《傳》。

給《春秋》作過《傳》的共有三家。有戰國時期的齊國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傳》，簡稱《公羊傳》；有魯國人穀梁赤作的，叫《春秋穀梁傳》，簡稱《穀梁傳》；有春秋末期魯國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三種《傳》合稱《春秋三傳》。《公羊傳》和《穀梁傳》主要是對《春秋》中的史實加以評論，沒有多少史實補充，比較空洞。這兩部書開始是以口授，一代一代相傳，約到西漢初期才寫成書。

《左傳》開始也是口授相傳。據近代學者的研究結果，認為《左傳》並不是魯國史官左丘明一人所作，而是不同時期一些史官們的集體創作。左丘明是根據史官們的作品，加工整理成文的人。這書最後寫成約在戰國初年。

《左傳》是一部用歷史事實來解釋《春秋》的史書。在它的內容裡，儲存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在我國史學史上，是部很寶貴的史書。同時，又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文章結構嚴密、文字簡練。敘事有繁有筒，生動活潑。在我國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我國先秦時代的社會史或文學史，《左傳》都是不可缺少的書籍。

《左傳》記事的最大特點，是在春秋時期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根據主要的歷史事件，描寫出各諸侯國之間的鬥爭，如外交上的會盟、軍事上的戰役。既描寫了國與國之間的鬥爭，也描寫了各國內部的鬥爭。尤其是對一些主要戰役的描寫，如晉楚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吳楚郢都之戰等等。

現在的春秋沒有單行本。想看的話買本中華書局出的楊伯峻編的《春秋左傳注》。正文中的經，指的就是春秋；傳，就是左丘明的做得傳。中間還有晉代杜預作的註釋。可以說是幾種古籍合而為一。類似的情況，還有南宋洪興祖的《楚辭補註》，當中包含了鄭玄的注。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吧，畢竟寫過一套名為《我們一直活在春秋戰國》的小書，對春秋也算是略有研究。

首先，《春秋》是魯國的史書，記錄了自魯隱公到魯哀公之間長達二百四十年之久的歷史，春秋時期即因此書而得名。修史在中國曆來是大事。在春秋時期，從周王室到各諸侯國，都有官方編修的史書，也有專門的編修機構和負責人。各國的史書，名字不一。比如魯國的叫《春秋》，楚國的叫《檮杌》，晉國的叫《乘》。當然，還有其他國家的史書也有可能叫《春秋》，但是能夠較完整流傳下來的，便只有魯國的《春秋》了。

其次，關於《春秋》的作者。既然是史書，當然出自各個時期史官的手筆。但是，有一種在過去幾乎成為定論的說法，那就是孔子對《春秋》進行了全面的修編（這種說法後來逐漸遭到質疑，現代史學研究則基本予以否定）。因為有了孔子這位至聖先師加持，《春秋》的便不僅僅是一本史書那麼簡單了，而是作為儒家的經典著作，名列五經之中，成為歷代讀書人的必讀書目。換句話說，在科舉時代，不讀《春秋》是不可能考取功名的。不只是文人讀，武夫也讀。《三國演義》中關羽夜讀《春秋》這齣戲，表現的就是他時刻不忘學習、加強自我修養、自覺與不健康思想作鬥爭（兩位嫂嫂睡在屋裡，難免有浮想）的精神。

第三，《春秋》既是史書，也是政治教材。中國人注重以史為鑑，歷史便是最好的教材。《春秋》不僅僅是簡單地記載歷史，而且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用一種看似客觀的筆法，對歷史事件進行了價值論斷。這就是所謂“春秋筆法”。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魯隱公元年記載的“鄭伯克段於鄢”這件事。那一年，鄭莊公的弟弟段起來謀反，被鄭莊公發現並挫敗，段流亡衛國。“鄭伯克段於鄢”六個字裡體現的春秋筆法：一是“克”字，本來用於兩國相爭，現在被用於鄭國內亂，說明這個段搞得太不像話了，和哥哥平起平坐，如同兩國之君，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要大批特批。二是“鄭伯”這個人，本來應該尊稱其“鄭莊公”的。但是段謀反不是一個突發事件，而是很多年以來，鄭莊公故意縱容段，誘使段一步一步走向謀反的。說白了，這是引蛇出洞，然後迎頭痛擊。鄭莊公在這件事裡，擔當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所以故意只稱他為鄭伯，以示譴責。三是段失敗後，“出奔”到了衛國。但是《春秋》不作記載，是因為如果寫他“出奔”，那就意味著罪責全在段身上了，其實鄭莊公也是有責任的，只是不太好挑明罷了。六個字，看似平淡無奇，實則稜角分明，立場清晰，而且還維護了作為統治者的鄭莊公的面子。作為專制社會的政治教材，顯然是非常合格的。

第四，《春秋》不是一本孤立的書。因為《春秋》的語言過於簡練，後人看起來非常難以理解，以至於有“斷爛朝報”的戲稱，所以歷代都有人對《春秋》進行解釋。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先秦時期的《左傳》和漢朝的《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三傳之中，因為《左傳》成書時間較早，作者更貼近春秋時期，而且文筆優美，敘事清晰，歷來為史家所推崇。而《公羊傳》、《穀梁傳》成書於漢朝，不但時間上相隔久遠，而且作者明顯帶有當時皇權至上的政治傾向，很多解釋難免牽強附會，所以不如前者具有權威性。

《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的史書修改而成，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然而《春秋》因為文字過於簡練，後人不易理解，如《春秋》中記載：“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鄭伯克段於鄢的講的是鄭莊公和他弟弟共叔段兄弟闔牆的故事，在《左傳》用了六七百字進行敘述，而在《春秋》中就用了六個字來記載。如果單單看《春秋》的話，根本就無法瞭解當時發生了什麼，或者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所以為了闡述和解釋《春秋》，後人專門編寫著作來為《春秋》做傳。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在現今的版本里，《春秋》已經不單獨成書，《春秋》的文字內容均被編入《左傳》等書中，以“經”的方式展示給大家。給大家舉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以隱公五年為例：“【經】五年春，公矢魚於棠。夏四月，葬衛桓公……”“【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這裡“經”記載的內容就是《春秋》中的內容，而“傳”記載的內容就是《左傳》中敘述的內容。所以現在看不到《春秋》這本書，是因為已經把它書中的內容合併編寫到《左傳》等書中。

在中國古代，春秋兩季是播種和收穫的季節，先民比較重視這兩季的祭祀，由此就生出了更多的含義。

春秋記錄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大體上這段從魯隱公到魯哀公的歷史比較客觀的反應歷史發展規律，所以後來的史學家便把春秋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

但是，春秋這本書引起很多的爭議，因為文字過於精煉，無法瞭解當時具體發生了什麼，或者說一句話是什麼意思。也有人說是吹捧才奉為經的。

個人觀點，請不要噴。我認為這是一部蘊含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著作。

《春秋經》 《春秋》，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史修成的。“《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以魯國為主，涉及各國之事；分年紀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計凡12公，242年。《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偏舉四字為書名，取“春”“秋”，已包含“夏”“冬”。當時，不論周王室或諸侯國，均有史官負責記載周王室或本國的歷史，但其書名並不一樣，如晉叫“乘”，楚名“檮杌”，秦稱為“記”，周、魯、燕、齊則稱為“春秋”。

《春秋》原是普通名詞，到孔子據魯史而修，《春秋》才成了《春秋經》的專有名詞。 但在春秋時期，魯國已不能盡遵周禮，所以孔子有“魯一變，至於道”的說法，他也不是全盤照搬周禮，而是有所斟酌損益的。編寫歷史與周禮聯絡起來，則是《春秋經》對舊貴族奴隸主傳統文化的依戀，是它保守的一面。《春秋經》對於人事，不僅注意所謂善惡，還認真記載其得失成敗。書中所記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為與人事有關的自然現象來處理的。它偶爾記述一些諸如“六鷁退飛過宋都”之類的奇異現象，只是“紀異而說不書”。在春秋時期，朝聘、會盟、征伐、城築等，本來多與宗教活動有聯絡，但《春秋經》卻從中游離開，只是從人事的角度去記載，把歷史與神話和宗教分離，這是進步的一面。《禮記·解經》說：“屬辭比事（指善於設辭舉例，判斷是非），《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這是《春秋經》的編撰方法。同是記載戰爭，有伐、侵、戰、圍、救、取、執、潰、敗等不同寫法；同是記載殺人，有殺、弒、盡殺、誘殺、殲等不同的寫法。《春秋經》把頭緒紛亂的史實，“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即把史實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並有所取捨詳略。

這樣表達出了較多的歷史情況，這就是《春秋經》在歷史編纂學上的貢獻，開闢了後來的編年史體例。《春秋經》總計約18000字，分條記事，不相連屬，文句簡約，多則47字，少則1字，並沒有寫出所記事件的原委。後人為了理解經義，隨後就出現了《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和《夾氏傳》五家。後來，《鄒氏傳》和《夾氏傳》佚失；《左氏傳》改為《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春秋經》的經文，現在都分別載於《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的各傳之前，已沒有單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經》與三傳，實為各自刊行，而且今古文字也不相同。《漢書·藝文志》中所謂的“古經十二篇”，就是古文字的《春秋經》，也就是《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所謂的“經十一卷”，就是今文字的《春秋經》，也就是《公羊傳》及《穀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春秋古經》與《左氏傳》的配合，大概始於晉之杜預。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說“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可為證據。至於今文的《春秋經》與《公羊傳》《穀梁傳》的配合，則不詳始於何人。《左氏傳》的經文，與《公羊傳》和《穀梁傳》經文的主要不同：《公羊傳》和《穀梁傳》的經終於哀公十四年的“西狩獲麟”；《左氏傳》的經終於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這種不同，表示了《公羊傳》《穀梁傳》對於《春秋經》的看法不一樣。

《公羊傳》的作者舊題為戰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初僅口頭流傳，至漢景帝時，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及其弟子胡母生將其寫定成書。《穀梁傳》舊題為戰國時魯人穀梁赤撰，最初也是口傳，至西漢時，傳其學的人才把它寫定成書，體裁近似《公羊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了《春秋》書法，即所謂“微言大義”，對當時的統治極為有利，故均立於學官，但因其對史實的增補不多，因而史料價值不大。相傳《左傳》為左丘明作，但從其內容看來，它的作者不會是孔子所稱道的左丘明。顧炎武說“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頗可取。《左傳》成書，大體可以定在戰國時期，但並不排斥後人有所增補。現在我們看到的《左傳》，是經杜預改編過的。《左傳》一書，18萬言，上起魯隱公元年，下迄魯悼公四年，前後共計259年，比《春秋經》多了17年，而所記史事與《春秋經》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經》有而《左傳》中沒有的，有在《春秋經》無而《左傳》中有的。《左傳》不僅記載了魯國的歷史，而且還系統地敘述了當時幾個主要諸侯國的歷史。它的突出特點是：書內展開了社會矛盾的記載，長於記述戰爭，特別善於描寫大國爭霸戰爭，更善於描寫歷史人物。同時，書中記載不限於政治，也涉及社會其他各個方面，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也就被司馬遷納入了《史記》。《左傳》不但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編年體史書，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名著。 《國語》主要記載了春秋時期的歷史事實，也有部分記載了西周時期的史實。《國語》和《左傳》是春秋時期的主要史料，但這兩書的關係，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這兩部書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為了給《春秋》作傳，蒐集了許多史料，後來，一部分用上了，這一部分就成為《左傳》。沒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單獨成書，名為《國語》，所以也稱《春秋外傳》。另一種說法是，《左傳》並非左丘明作，《春秋》原來的傳是《公羊傳》和《穀梁傳》，本來沒有《左傳》，只有《國語》，它是春秋時期各國曆史的一個總集。到漢末，古文經學家劉歆為抵抗《公羊傳》，便把《國語》割裂開來，分出一部分，與《春秋》聯絡起來，託名於左丘明，稱為《左氏傳》，其餘的部分還叫《國語》。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也就是說，《國語》是左丘明原來著作的名稱，《左傳》可能是從《國語》中分出來的。《國語》的出現，可能在戰國早期。 春秋三傳和《國語》，都是戰國時期的產物。戰國時期可以說是先秦時代歷史著述比較發展的時期。

戰國時期，除了春秋三傳，還有多種歷史撰述。其中，有《竹書紀年》《世本》《山海經》，有《堯典》《禹貢》、禮書，有《戰國策》。還有跟歷史有關的影象和地圖。 《竹書紀年》，是西晉初年出土的一部史書。 《世本》，顧名思義，應該是主要記世系的書。 在戰國晚期，整個形勢趨向統一，已逐漸明白。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階段上，史家醞釀著對以往歷史的總結，這就成為《紀年》和《世本》這兩書產生的一種社會原因。

但歷史的發展在這時究竟還沒有走完一個階段，通史的寫作僅是在未成熟的醞釀中有了開始，它們還不能完成通史寫作的任務。 《山海經》是一部記載山川、道里、物產、風俗、帝王世系、歷史人物、奇禽異獸、神話、傳說的書。《山海經》跟《竹書紀年》和《世本》在具體的內容上，各有自己特殊的領域。但在資料上博取古今，在思想上要求統一的傾向，卻是一致的，這反映了戰國時期的歷史特點。 《堯典》和《禹貢》，是《尚書》裡的兩篇。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都有這兩篇。《堯典》的今文字，是把堯舜的事蹟合在一篇裡。《堯典》的古文字，是把舜的事蹟劃出來，別稱《舜典》，並在所謂《舜典》的開端，多出了28個字。現在我們所說的《堯典》，是指今文字。《堯典》和《禹貢》表達的是遼闊的地域，統一的氣氛，基本上擺脫了神話色彩，這是戰國時期歷史撰述的特點。

《堯典》記堯舜時期，是按時間順序寫的。 《禹貢》，傳統說法認為是禹的作品。這顯然是在傳說基礎上的附會。 禮書，反映儒家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及其有關的細節。儘管其中有儒家對於周禮的加工，仍然有豐富的社會史的內容，至少在典志書的發展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儀禮》和《周官》是戰國時期在這方面的主要撰述。《儀禮》17篇，分別記述冠、昏、鄉射、朝聘、覲見、喪、祭的禮。這些禮都關係到古代社會貴族生活中的重大活動。《周官》，一般稱為“周官”或“周禮”。《周官》《堯典》和《禹貢》，都在儒家思想影響或支配下反映趨向一統的思想，這是它們所共有的特點。《戰國策》，是寫戰國時期說客辯士的權謀和軍政大事的書。

春秋三傳。《左傳》《公羊》《穀梁》。左傳偏重於歷史故事。另兩種側重義理。

當然，可以把《春秋》的歷史記載單獨抽出。非常簡略。就像《竹書》一樣。應該是根據魯國和其他一些歷史記錄整理編纂的。而且，不全是孔子的手筆，也有後代竄入。

《春秋》簡略。於是有人開始做註解。最成功的就是上述三種。長期以來，所指的春秋就是春秋三傳。就像《禮》是指《禮記》《儀禮》《周禮》，有時還會把《大戴禮》算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