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元氣本體論屬於心物一元論，陰陽為精神本原，理從陰陽來；4.元氣與陰陽在宇宙原點同時誕生，精神範疇的陰陽依託於物質範疇的元氣，由元氣來承載，與元氣渾然一體；5.從宇宙原點開始，宇宙本原及其所生成的宇宙萬物，全部都是理氣一體的。

不是的。從中國引入佛教以後，中國的傳統文化就由直入中心變成了不入中心而信佛教，信佛主，信佛教經典。朱熹理學恰恰是為了校正信佛思想而設理學，引導中國文化進入中心，修煉中心。理是根源，根本。和我練的中是一個意`思。至於說理是朱熹自創一說，我是不贊同的。王在我研究中國文化中就是中心的意思。裡有進入的意思。朱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和擁護者，是優秀的傳統文化繼承者和發揚者。

對朱熹的理學研究的不是很深刻。但對他的“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很瞭解。正是這一主張徹底背離了中華文明的核心。首先中華文化的核心是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本質是自然的東西，道法自然。人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自然要由人心來認識。人心認識到的那個自然規律就是理。但理是由自然界產生的。所以才道法自然。孔子傳承了老子而有所創造。但孔子那一套也是根據社會實際而總結出來的。所以孔子明白這一點。所以孔子很尊崇自然之道。到了孟子就有些惟心主義了。說萬物皆備於我。開始傾向於惟心主義。到了朱熹，就把孔子總結的那一套規定固定下來。並說理在氣先，存天理，滅人慾。也徹底把老子的自然之道反過來了。從而徹底背離了中華道文化的核心。是中華教條文化的始祖。從而窒息了道文化，窒息了儒家文化。埋沒了中華的人才。喪失了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所以應該大批特批。對於他的具體思想的錯誤之處，我們就不細說了。反正他的這個天理就不可能有什麼標準，只是他說了算，或者統治階級說了算的東西。才是真正愚弄人民，愚弄知識分子的東西。一愚就是幾百年。因為天理是什麼，就是天也不知道。所以老子才說，道法自然。

朱熹為什麼要改造儒家並且能推廣。一方面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中國由唐入宋，繼承了唐朝的政治結構。唐朝的思想主流並非儒家，北宋之後儒家才開始復興。所以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儒家其自身的存在合法性還是存在諸多質疑的。或者說在宋之前的天命觀已經被打破，需要有一種新的觀念讓百姓接受。

所以就有了天理觀。統治者因符合天理而獲得統治的合法性。而天理觀也是融合了當時的物理學和儒家為一體的觀點。重新的解釋了一下道家和儒家的關係。不過，以古代中國這些人的物理水平，以朱熹等人的宇宙觀，要解釋和論證天理，我只能表示，他的確把自己給騙了。

至於背離中華文明核心價值，朱熹至少也發現了一點問題，古儒學完全以約束自我心性作為社會治理的手段，這種方法是存在諸多漏洞的。需要有個第三方的仲裁出現，他認為是“天理”。

幹年來人們把道家思想與道教文化，儒家思想與儒教文化混為一談，而二者有本質不同。由於不能區分是非曲直，贊成者常把糟粕視為精華，反對者常把精華視為糟粕。此二者表面上表現為對立的二個極端，其本質都是形而上學，都是不能科學、正確地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

應該說是的。朱熹把儒家之學引到一個衚衕裡了，讓中國人變得很狹隘。朱熹本人人格也有問題，算不得什麼聖人。大學中提到修齊治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可是沒說什麼是格物，怎麼去格物。而陽明心學卻作了說明。所以我們今天要學儒學，就得要從源頭學起，讀四書，學心學，拋棄理學。儒家思想是中華幾千年不倒的根本，是為人之學，是君子之學。懂得了儒家思想，即使在再平凡的位置上，也可以做得很出彩，終不會久居人下。

道之規律，陰陽為象，互動為用。道家，儒家，釋家，對生命及生命現象（社會及社會現象，自然及自然現象）闡述得側重點不同而已。由三家思想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醫家最能看出它們博大，精深，智慧。

忘了說件事，莊子夢中成蝶。醒後問人是我成蝶，還是蝴蝶成我莊子。

我說只有糊塗到人與動物不合的唯心境界，才分不清是莊子成蝶蝴，還是蝴蝶成莊子。

人與動物(蝴蝶是動物)都分清的莊子什麼糊塗學問?對不。誰敢信莊子。

(信莊子者，人與蝶不分。恕:袁鵬飛是非猿，朱熹非豕，人豕不分;人猿不分。到動物園有問題後.是人問人.動物的問題，還是動物問人的問題，這麼說清楚，簡單嗎?

獨尊儒家本身就是禁錮了自己的思想。如果有目的的推崇一種文化思想難免會有所失實，用美言修飾他的觀點使人喪失自己的觀點。不能改變和提出不同觀點意見的思想等同於家長制，這樣經過改造的思想適合統治階級利益但壓制了人們的創造思維和批判精神。

所有借問問題徑直自說自話都是違反基本規則的！

既然有這樣的觀點，不妨自己撰文寫書公告私聊以各種形式表達，無論是否正確，都儘可以充分表達，假模假式的問問題然後夾帶私貨，在規則上不足為法，在風度上缺少雅量。

中華文明核心價值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問題，可以立論，可以探討，可以爭鳴，唯獨不需要毫無理據的斷言和妄語。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蚌殼擺塑一龍，頭北面東，昂首弓背，前爪扒，後腿蹬，尾作擺動狀，似遨遊蒼海，被俗稱為“中華第一龍”）

首先，《易傳》說：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在此中包含著中華民族認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天地變化”以及人與萬物的“化生”都是實在的，因為“天地變化”是實在的，所以才效法“天行健”“地勢坤”，也才有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精神；質言之，中華民族就是要在這個實在的生活世界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努力實現一個道德和諧世界的社會理想，而不是要在另一個彼岸世界去尋求解脫。

這是中華文明和兩希文明和印度文明重要的區別和分野。

（孔子杏壇講學圖）

其次，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尚書·堯典》中記載帝堯“克明俊德”，這相當於《大學》所講的“明明德”，而“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就相當於《大學》所講的“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終目的是“黎民於變時雍”，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儒家的終級關懷，也就是崇尚道德，透過“修、齊、治、平”，最終要在這個世界實現至善的和諧。在《尚書》的《周書》部分也特別強調要“敬德保民”，“明德慎罰”，講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在春秋時期有“三不朽”之說，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就是最高，在現實生活中就是以崇尚道德為最高的價值取向。在春秋時期還有“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之說，這其實也是把道德放在首位。

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範疇，而“仁者愛人”就成為儒家的第一義。儒家雖然講尊天、敬天、畏天，但是並沒有講“愛天”，其原因就在於講尊天、敬天、畏天都是為了“愛人”，崇尚道德和仁愛是儒家的最高價值取向。

提問者既然提到張載，並刻意將其作為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朱熹相對照，不妨藉此闡發：

事實上，朱熹正是直接繼承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

（張載畫像及季羨林先生手書張載名言“橫渠四句”）

張載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認為人性的善惡是稟氣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對此說十分讚賞，認為這個思想“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發明千古聖人之意，甚為有功。”（《語類》）。

二程繼張載後，對“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作了區別。在張、程思想的基礎上，朱熹又全面論證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人性二元論。

牟宗三等《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提到：

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亦一直活在研究者的瞭解，憑弔，懷念的心靈中。這個道理，本是不難承認的極平凡的道理。亦沒有一個研究人類過去歷史文化的人，不自認自己是活人，不自認其所著的書，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貫注的書，不自認其生命心血之貫注處；一切過去的東西，如在目前。但是一個自以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對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手邊只有這些文物，於是總易忘了此過去之歷史文化之本身，亦是無數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頁一頁的寫成的；總易忘了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因為忘了這些，便不能把此過去之歷史文化，當作是一客觀的人類之精神生命之表現。遂在研究之時，沒有同情，沒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能繼續的發展下去，更不會想到，今日還有真實存在於此歷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繼續發展下去，因而對之亦發生一些同情和敬意。

（朱熹像）

筆者並不贊同和認同新儒家的立場和主張，但是他們的上述這一觀點是誠懇和公允的。

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這也註定了朱熹要間接為中國近古的停滯落後承擔責任，但是這種承擔責任是後人時移世易之後的對歷史的深入剖析和反思，而不是大字報式的批判，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鵝湖之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著名的哲學辯論會。朱、陸雙方辯論的“為學之方”，表現出朱熹與陸九淵在哲學上的基本分歧點，最終也無結果而散，

但留下的君子之爭的風範，令人傾倒向往，也值得我們今天學習。

其實，以個人論，筆者既如前述並不贊同和認同新儒家的立場和主張，如果在歷史人物之中可以選擇師友，或許也更偏愛陸九淵、王陽明諸先生，但朱熹作為儒學的集大成者，其歷史地位絕非幸致，他的理論也完全不是偷樑換柱改變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而是其中順理成章的一部分。

（朱熹詩句）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確實朱熹的思想，正是中華文明源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是。朱的學說是把儒家思想惡劣本質實象化而已。孔孟之仁陰柔；朱熹之理由於受孔子禮法啟迪而產生，即人生天地之間守理為上。孔子嚴正禮必遵也是一樣道理。只不過孔子偽善示人，朱子鋒芒畢露。

而朱熹比孔子有銳才，知道才與德共所歸，而宇宙之間萬物皆有意識，是意識決定物象。格物致知，天人合一，正此意。

才之極為智慧，智慧之極已經有品德。朱熹直接取後象之終理品德教化萬民，乃奇才啊！

至於儒家思想一開始就以邪為底子，董仲舒，程，朱更未有閹割儒家之事，是廁所本來是臭的，孔孟拿草蓆蓋著，尊儒後把遮臭席揭開而已。

如果真正有德又有才的人讀朱熹理在氣先以氣為形的正論，也就知道了“格物致知，天人合一”真命意了。

什麼是天子，天子受命於天，但不是天，按現在的話天子是天的代言人。什麼是天，天有好生之德，世間萬物是老天所生，非天子所生。又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象商紂王濫殺無辜，荼毒生靈，這就是逆天命，不要說武王可以討伐你，就是—般的平民百姓殺死你，也是英雄。有句話叫做人人得而誅之，誅誰呢，誅天子，誅商紂王。這種思想，在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中說得清清楚楚。

朱程理學發源於宋代但是在宋代朱程理學是個笑話！雖然宋朝是中華思想學說最開放自由的時期但是以孟子荀子理論做為治國基礎而朱程二人的道德都是有汙點的，某些事甚至可以用無恥來形容！所以被當時上至皇帝下到庶民所鄙視跟不齒的屬於沒有任何市場的學說，但是到了明朝洪武大帝出身微寒而創立天下，明朝初期政權不穩固加上蒙元胡族一百來年的統治中華思想上出現了一個斷層所以出現了一個思想混亂的時期並且民心思亂（這也是後期洪武大帝大殺功臣的原因），而朱程理學是最淺顯固化並且利於控制引導的思想的理論因此被洪武大帝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給訂成了明清治國的指導思想，朱程理學也是屢經改造的原始的理學思想存天理滅人慾基礎理念跟明朝後期的清朝後期的完全是三個解釋版本三碼事，令還有傳入日本的理學思想也是一個改造版本

簡單看了下回答的內容。胡扯八道，一派胡言的多。請諸位，以王陽明心學為準，以《大學》為準，好好的實踐，修行，傳承儒家聖人之文化血脈。不悟道，不開悟，滿嘴文字儒，知識的堆積，術的層面花樣多，這不利於認識儒家心法之精髓，真諦。

尊儒是整合了百家思想。你買百樣傢俱不能胡亂丟在家裡，必有主次，儒家就是合理地讓帝國擺在了主導的位置上。但是，這個位置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那樣獨。中國從來沒有象遠西古羅馬尊基督教一樣使宗教壓倒了一切。中國在漢代道教得到發展，佛教傳入中國得以流傳，這就說明儒家沒有獨尊，而是保持了不同文化的發展空間。

這樣發展到了唐代出現道教、佛教發展高峰。滿社會的求佛求仙之氣。而無人文思想文化的活躍。所以，唐末才有韓愈原道，有李翺談復性。但是，這只是一個文化思潮的起始。到了宋代新儒家的興起才彰顯了這一人文主義思潮的大勢。朱熹的理學必須放在這樣的大時代文化背景下以觀察其思想的合理性與價值。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庸之道，講究過猶不及。孔夫子雲：食色性也；食不厭精，燴不厭細。孔夫子是一個有生活情趣的、活生生的人。朱熹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後來女人又流行纏小腳。老先生若地下有知，有人打著以儒家名義提出這樣的觀點，一定會罵孃的。

摘自子衍師父的《論語學釋》

師：所謂的程朱理學，其實是這些人讀了一些佛家道家的東西，沒讀通，但是往儒學裡一套，發現還挺好用的。但他們不理解真實意，就是不解如來真實義，生搬硬套。學了點佛家的皮毛，套在儒家外面，起個名字叫新儒學，或者叫程朱理學。天天也是“心啊、理啊、性啊、命啊”的說得不亦樂乎，好像很有學問一樣。因為人們普遍不懂，所以感覺他們好像代表了儒家的一個新思想。其實是驢唇不對馬嘴，不配套。

對！但不是本體元氣這樣的氣功說，而是靜學。貫通傳承到今天。虛極靜篤。止而後能靜。止觀禪。其實，人體的終極問題是一個現象。只要接近，就會必然的類似。並沒有氣的什麼事。道學不是修氣的。也不是朱熹那種講道理的。是實踐操作。

朱熹的理學思想價值及其影響，無論消極的也好，積極的也好，都要放在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來看才看得懂，題目的說法偏激、情緒化，不是“問問題”的好方式。程朱理學建立的一套價值觀，是一群在野計程車大夫提出的來的，在宋代，當時的思想界是多元的，理學只是一種選擇，不是官方意識形態，直到南宋滅亡前夕，理學才被官方支援。

程朱理學把道德人格的完善作為終極追求，在皇權之上建立起了一個更高的“天理”，是對唐宋以來“專制皇權”的理論改造和權力限制，換句話說，在理學的觀念中，否定“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學，反對成王敗寇，反對只顧利害，不論是非。但是明代皇權實現了對“理學”的改造，理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理學與權力結合，在絕對真理的話語權之下，成為一種強制性的壓迫力量，束縛的個人的思想自由和社會的經濟活力。而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理學本身也失去活力，不能再有效地執行，到了明代中後期，竟然成了越是大講道德的人，越是道德淪喪。

王陽明在正德年間形成“心即理”的學說，反對程朱理學的性即理之說，性即理，認為至善的天理存在於一切事物的本性之中，是天理生成萬物，萬物之中就有天理，因此要去格物致知，窮理盡性，這是依靠外在的力量來淨化自己，所以真理在孔孟身上，孔孟之道在孔孟之書上。心即理則認為心外無理，天理在人心中，因此要致良知，依靠的是發揮人的主觀意識，外在約束力，比如禮教之類的理論基礎就不存在了，人性得到了解放。

明代後期陽明心學成為潮流，程朱理學基本上已被大多數有精英知識分子拋棄，到了晚明時代，王陽明的弟子及後學們在陽明心學的基礎上走得更遠，王陽明只是認為朱子追尋天理的手段不對，天理本身是沒有問題，所以還要“致良知”，因為良知就是天理在心中，終極目的還是追求天理。

但陽明後學們則把“心”的功能進一步放大，天理既然在心中，那麼心就是天理比天理更高階的東西，人心本身取代天理成為至高無上的終極目的，這樣善惡是非的標準不是“天理”，而是人心——人的最基本、最原初的慾望，甚至當時最激進的一派就認為穿衣吃飯就是天理，童心就是真心，追求真心，做真人就是終極目標。這種主張好處是可以衝破程朱理學意識形態對人的束縛和壓制，追求個人的幸福和自由，壞處就是容易“自甘墮落”、“為所欲為”、“無法無天”。

儒學分氣學，理學，和心學這三派學說都出了很多大名鼎鼎的學問家和聖賢。陽明先生事功使他的心學讓普通的讀者因明朝那些事中吸引過來，認為心學是正統。而近代因毛主席的崛起追溯到曾國藩一派湖湘文化，而其起源卻是王夫之傳承張載的氣學。至於理學就更不用說了元明清三代官方統治地位的理學更是宏大而豐碩，任何在政治領域取得豐碩成績的傑出人物都不能割裂和理學的關係。至於說理學背離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是無稽之談。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核心價值既有別有歐美的有神論將一切歸總於上帝，也不像佛教以修道為名脫離世事。而是一種自強不息敢叫日月換新顏的精神。無論是老子的傳授聖，鬼谷子的縱橫，孔子的知不可為而為之，韓非子的藏術歭勢行法，陽明先生的平亂講學教化人民，還是文正公的強起平亂急流勇退，還是毛主席的新民主革命，這些偉人們都和大禹治水一樣是偉大的華夏文明的核心。因為我們不像基督的聖賢大水到來造一條船來聽憑上帝的安排，也不像佛陀指望頓悟逃出滾滾紅塵。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都會緊緊跟隨著偉人們積極投身到人定勝天的現實改造中去讓世界按照人的意志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