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總督，掌管一省或者數省的軍事，相當於今天的戰區司令。解放軍戰區司令員能隨意調動所轄防區的部隊嗎？當然不能，沒有中央軍委的批准，戰區司令員無法調動一兵一卒。

換句話說，軍隊的調兵權和統兵權是分開的。中央軍委有調兵權，戰區有統兵權。

同樣的道理，清朝總督，如果沒有皇帝的命令，也無法調動轄區的軍隊。清朝的軍事力量包括八旗和綠營兩部分，這些都是清朝政府的武裝力量，不是總督的私人武裝。從兵員徵集到軍餉發放，都是朝廷在負責，總督只是替朝廷來統領這部分軍隊罷了。

即便是得到了皇帝的命令，總督也只能調動綠營，無法調動八旗。在清朝前期和中期，八旗的戰鬥力是明顯超過綠營的。戰鬥力強的八旗，不歸總督指揮。如果總督僥倖調動了綠營作亂，那麼必然遭到八旗的攻擊。

而且打仗最需要的是錢，但是錢也不歸總督管，而歸布政使管。布政使管理一省的財政，是錢袋子，也是朝廷命官，雖然級別不如總督高，但不是總督的下級，和總督沒有隸屬關係。除了布政使，還有巡撫也可以制約總督。巡撫主管一省的行政，是所在省的最高領導。雖然品級上略低於總督，但也不是總督的下級，和總督沒有隸屬關係。

有了巡撫和布政使是雙重製約，提督造反等於自尋死路。

唐朝的節度使，特別是中唐以後的節度使，權力非常大，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使把藩鎮視為自己的私人地盤，不允許朝廷插足和過問。

藩鎮所有的官吏任免，兵員調動，財政、行政、民事、司法等都是節度使一人管理。說白了，節度使在藩鎮，相當於土皇帝。節度使集兵權、行政權、財政權和人事權於一身。節度使表面聽從朝廷，但實際上處於半獨立狀態。

甚至，藩鎮節度使的職務，還可以世襲。節度使死了，可以讓兒子繼承自己的職位。當然這事在手續上需要朝廷蓋個章。如果朝廷弱勢，這事就成了。如果朝廷強勢，不同意這事，節度使往往就直接造反了，跟朝廷撕破臉。這樣的例子，在唐朝是非常常見的。

總督，是清朝地方最高級別的軍政長官，通常負責一省或數省的行政、經濟及軍事事務，其官階為正二品，但可透過兼兵部尚書銜高配至從一品。

在清朝歷史上，先後共設有九大總督，分別為直隸總督、兩江總督、四川總督、閩浙總督、雲貴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東三省總督和陝甘總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九大總督，是清朝真正意義上的封疆大吏。

節度使，是唐朝地方最高級別的軍政長官，通常負責一州或數州的行政、經濟及軍事事務，其官階前期無品級，後期通常為正二品。

在唐朝歷史上，節度使一職，真正成熟於唐玄宗時期，當時為確保大唐邊疆安全，唐玄宗特設下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劍南、嶺南十鎮，且每個鎮設一個節度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十大節度使，也是唐朝真正意義上的封疆大吏。

單從職務來比較的話，清朝總督和唐朝節度使，確實可以算是同一級別上的官職。於是，很多人就很好奇了，既然兩個官職的性質差不多，那為何唐朝節度使各種造反不斷，而清朝總督卻從沒有過造反作亂的現像呢？

難道是因為清朝的總督思想覺悟都高一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事實上，清朝總督之所以不像唐朝節度使那樣容易犯上作亂，主要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犯上作亂。

首先，清朝總督雖然是一省或者數省最高級別的軍政長官，問題是，清朝政府又在每個省內設有一個專門的最高行政官員，也就是巡撫。

從官階上來說，只有從二品的巡撫（加銜後為正二品）雖然要比正二品的總督（加銜後為從一品）低一個級別，但是，巡撫和總督卻沒有直接的從屬關係。

而且，巡撫與總督一樣，也擁有單獨奏事權，遇事可直接上奏皇帝。從這層意義上說，巡撫與總督本質其實平級關係。

更主要是，總督更多是偏軍務，而巡撫更多是偏政務，在這種背景下，地方上的政務和財政，實際上更多是由巡撫做出。在這種背景下，總督雖然是地方最高軍政長官，但他的政勸和財權，實際上是被巡撫給分割走一大部分。

其次，清朝總督雖然是一省或者數省最高級別的軍政長官，問題是，清朝政府又在每個省內設有一個專門的最高軍事官員，也就是提督，它主要負責地方綠營軍隊的管理。

當時，清朝共設有12名陸路提督和3名水師提督（福建水師提督、廣東水師提督及長江水師提督）。雖然在名義上，提督是受總督管轄的，問題是，提督的官階卻是從一品，這比不加銜的正二品總督要高一個級別，即便是和加銜的總督比，也是平起平坐。

更關鍵是，提督也享有單獨奏事權，遇事可直接上奏皇帝，這也就導致總督其實是很難真正有效控制提督的，兩人本質上是相互制約。在這種背景下，總督雖然是地方最高軍政長官，但他在地方上的軍權，實際上是要受到提督的制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清朝的中央邊防軍是不受總督控制的，甚至都不是它能夠染指的。在清朝歷史上，共設駐防將軍十四人，分別駐守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江寧、福州、杭州、荊州、西安、寧夏、伊犁、成都、廣州、烏里雅蘇臺。

這四十個將軍，統率的都是清朝最精銳的八旗駐防軍，因此他們也被稱之為旗兵最高長官，其官階除綏遠將軍和伊犁將軍是正一品外，其他都是從一品。

從這層意義上說，清朝真正的野戰部隊，並不在總督的控制之下，而是由駐防將軍負責管理。並且，駐防將軍在職務上又平均都高總督一個級別，且在身份地位上，由於他們都是旗人貴族出身，也要比大多數總督高貴。

更關鍵是，清朝還有明文規定，凡將軍與總督同駐一省者，如會同奏事，以將軍領銜。且犯遇戰事，以將軍為首！在這種背景下，總督又哪裡有能力控制將軍呢？

用我們現在的官職來做比較的話，清朝的總督，就類似於現在的省委書記，巡撫就類似於省長，提督就類似於省公安廳廳長兼省武警總隊長；至於駐防將軍，就類似於我們現在的軍區司令員。在這種背景下，一個總督想要造反作亂，這和送死有什麼區別呢？

至於唐朝的節度使，首先它本質就是中央的邊防軍，其地位就類似於軍區司令員。

其次，當時政府考慮邊防軍都駐紮在比較偏遠的地方，如果只有軍事權而沒有行政和財政權的話，會不利於作戰。在這種背景下，唐朝政府便將當地的行政和財政權都叫交給了節度使，同時還讓它們負責當地的治安維護。

這樣一來，節度使就相當又是省委書記兼省長兼省公安廳廳長兼省武警總隊長，再加上先前的軍區司令員，它完全成為一個集軍權（邊防軍、地方軍）、財權和政權為一身的封疆大吏。

更關鍵是，節度使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力，那就是人事任免權。當時的節度使，對所統將領及州郡長吏都有節制以至生殺之權，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完全可以將它所在地的大小軍政官員，都換成是自己的嫡系，這樣他們自然更容易造反作亂。

至於清朝總督呢，就算它搞定了巡撫、提督和駐防將軍，它想要造反也依然很困難。因為總督、巡撫、提督和駐防將軍之下的大小官員，全部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他們會跟著一起造反作亂麼？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理解這一點，我們就應該能夠明白，為什麼清朝的總督不像唐朝節度使那樣容易犯上作亂。

清朝總督與唐朝節度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性質。前期清朝的總督比起唐朝的節度使，權利小很多，所收到的牽制也多很多，但到了後期，清朝總督就是化妝的節度使。

唐朝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由此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為了控制和管理邊境上的部隊，節度使由此產生。

節度使產生就是募兵的結果。自開元二十五年以後，各鎮節度使下的軍隊都相繼變成了募兵。這些士兵一般都終身從軍，兄弟相繼，父子相承，世代以軍旅為家。因為藩鎮節度使掌握著他們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士兵們對藩鎮節度使的依賴性也極強，他們“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於是，藩鎮節度使們便逐漸培養起只忠於自己的親兵部隊，擁有了軍權。

唐朝在邊境上養活一直龐大的軍隊也不容易，僅靠政府是遠遠不夠的，若保障後勤供應，就只能用屯田的收入解決軍隊的部分供應，以減輕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區的財政權力轉給各防區的常備軍將領。後來，唐政府又把食鹽資源的管理權交給節度使。

所以唐朝的節度使實際上掌握軍隊，賦稅，有錢又有兵，自然有實力與中央抗衡。清朝的總督則完全不同，清朝總督的產生就是文臣、武臣相互鉗制，用總督協調各省、各鎮關係。

雖然清朝前中期的總督也有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的權利，但是總督權利相對節度使大大削弱，清朝的總督能提調自己管轄中好幾個省的軍務，但實際上總督所管轄的督標，人數並不多，一個督標有三個營，軍隊不會超過一萬。並且做為一方總督，在調動這麼多部隊的情況下，必須有旨意，不然要論罪處理。

清朝總督與巡撫的關係也直接影響總督的權利。總督與巡撫皆為地方軍政大員，合稱督撫，雖然督權力較巡撫大，亦有總督兼巡撫者，並且總督轄區較巡撫廣，一般都在一省以上，但總督與巡撫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總督和巡撫都是對上直接聽命於皇帝。

這就說一省的巡撫只有配合總督的義務，但是沒有聽從總督調遣的義務，這就大大的限制了總督的權利。清朝末期湖廣總督張之洞與湖北巡撫譚繼洵就矛盾很多，一天張之洞和譚繼洵等人在長江邊的黃鶴樓舉辦公宴，湖北的大小官員都在。席上，有人談到了江面的寬窄問題，譚繼洵說有五里三分寬，張之洞聽後挑刺說：“這不對，應是七里三分寬。”

本來一件小事，但是兩人就這樣相持不下。最後，招來管理長江的官員，這個官員想自己既不能得罪總督，有不能得罪巡撫，思前想後他就說：“江面水漲時七里三分寬，水落時便是五里三分寬，你們一個指的是漲水，一個指的是退水，都沒有說錯呀！”，兩位大佬聽了之後都地撫掌大笑，一場僵局就此化解。

但是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也能發現，總督與巡撫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他們之間可以相互不買賬。

這種情況下清朝前夕，地方總督是沒有能力與中央抗衡，只是單純的加銜制度以監督地方與統率綠營標兵督導糧餉，職權頗分散。但是後期的總督衙門權力逐漸擴張，行政權與司法權位階提高，另外軍事權、財政權也逐漸統一集中，尤其湘淮團練興起，總督成為地方勢力最大的軍閥。

太平天國之後，湘軍、淮軍可以說是直接威脅中央的統治，由湘軍、淮軍出生的這些地方總督權利進也一步擴大，到八國聯軍侵華的時候，東南互保，更是說明清朝的中央對地方管理失控，與之相對應的是地方督撫的崛起。

之所以很多人說清朝沒有出現像唐朝節度使那樣作亂的情況，是對清朝滅亡的實質沒有弄清楚。清朝雖然是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被推翻，但其滅亡的實質還是軍閥割據，無論是袁世凱，還是他的北洋，他們的本質都是獨立中央以外的軍閥勢力，如此一樣的還有當時很多獨立的省份。

故而清朝總督發展都最後，也是走上了節度使的老路，只不過這些總督藉助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換上了新裝，難以發現而已。

說到底就是各級官員的任命權在皇帝手裡。總督巡撫官再大，也只有辦事的權力，沒有人事任免權。沒有人事任免權，下面的人就不會效忠於他。沒有人效忠於他，他就造不了反。

清朝做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他吸取了歷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將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了頂峰，所以從制度設計上就杜絕了地方官員做大從而威脅朝廷的隱患（清末混亂時期除外），具體來說，我歸納了四點。

▲清朝設定總督管理地區

①各項地方權力統規中央管理

總督、巡撫雖然是地方大員，掌管一省或者數省的軍政大權，但是下面的官員任免升遷還是朝廷說了算，大家都是朝廷命官，只是上下級關係，總督只有監察、彈劾的權力，不可能像唐代節度使那樣自己說了算。

此外，各省的綠營軍隊有專設的提督、總兵管理，而且品級不低，雖然受總督節制，但要想調兵必須有朝廷的委派，總督、巡撫能直接指揮的不過是自己督標或撫標那幾個營的人馬，這點軍隊想造反那不是開玩笑嘛。

②地方權力分散控制，相互監督制約

總督、巡撫下面還有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員來具體管理民政事務，軍隊有提督、總兵具體負責，而且總督和巡撫之間也是相互制約的關係，所以地方上本就剩的不多的實權又被分散了，不可能出現一人大權在握的情況！

▲清朝官制圖

清朝在全國的重要省份都駐紮了八旗兵，由八旗將軍直接管理，設定滿城，地位高於總督，雖然互不統屬，但是能有效監控地方勢力。此外一些地區如蘇州設有江寧織造，這些織造官員其實也是皇帝的耳目，都是皇帝親信的包衣出任，除了本職工作也負責監控地方大員的動向。還有一個很多人忽視的職位是各省學政，雖然官不算大，只負責各省官學，但是都由朝廷各部衙門選出，定期更換，也有監視制約地方大員的情況。

④地方大員經常輪換

實際上清朝地方的大員，包括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等，都會經常調換任職，在一個省做了幾年就被調往其他省任職，這樣就避免了長期在一地任職而培養自己勢力的可能。何況這些總督裡大多數還是滿人充任，所以不可能去造反。

▲清朝官員老照片

粗略總結的以上四點就可以說明清朝地方大員要想造反是難於登天，本身自己的實權就少的可憐，和唐朝的節度使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八旗兵及各地方實權官員的相互制約，還造反，恐怕想都不敢想，沒等你造反就被密摺舉報給皇帝了。

而清朝是我國封建專制制度的頂峰，到清朝的時候，歷史上很多王朝出現過的問題其實都已經被解決了。

就說回到這裡的總督和節度使為什麼不一樣，清朝的總督是皇帝的提線木偶而唐朝節度使卻可以成為土皇帝。

因為清朝的總督相比於唐朝的節度使少了三個權力，分別是官員的人事任命權，而財政權，以及物資調動的權力，總而言之要想成為土皇帝就是要有人有錢有物，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打造一支忠誠於自己的軍隊。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用作支撐，節度使如何敢反抗中央政府的統治，如何能夠成為地方上的土皇帝，這一切都是要由相匹配的實力的。

而在清朝，地方上的人事權往往都是由中央直接調派的，算中央空降的，因此毫無疑問，這些官員自然是忠於中央政府的。而且總督也沒有管錢的權力，沒有錢如何養一支忠於自己的軍隊。

而且清朝的總督實際上被限制更加嚴格，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只有調兵的權力，並沒有統兵的權力。也就是說並不能夠直接統領掌握軍隊的軍官的權力。

這也是為什麼清朝末年的時候，當時在鎮壓太平天國以後，曾國藩的五十萬大軍頃刻間就被瓦解了，原因就是他沒法反抗中央的意志。

只是在後來清政府著實是有些不堪，且滿清貴族也無力掌控局勢，最終慈禧不得已放權給漢人官員。

總之，清朝的總督相比歷朝歷代的坐鎮一方的將領來說，其實算是最憋屈的。

清朝的總督權力看起來很高，其實是一種假象，並非手握重權。中央政府的權力明顯高於地方的權力。

1.清朝總督的權利受到其他地方官的節制，總督的軍事權利其實並不大，而唐朝的節度使屬於一人專制。清朝中央政府掌控著最強的軍事力量，對地方有著極強的控制力度。

2.清朝的官員任命和排程上會有受到一些制度的限制。像官員不得在自己的家鄉就職。為了防止官員勢力變大，官員還要服從隨時調任！

3.清朝擁有密奏制度，許多低官位的人可以向皇上秘密奏報。所以高級別的官員就不敢亂使用手上的權力。

4.總督和巡撫的權力相互牽制。清朝在每個省會安排一個巡撫，這時候倆個職位在行使權利的時候會出現交集，所以總督不敢輕舉妄動。這種制度對於牽制地方官員權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5.除了清朝末年，坐上總督位置上的人大多數是旗人，旗人們都有居安思危的意識，自知自己的權力受限，也不敢亂來。

總督的權利是大，但地方上又不是總督一個人說的算，還有各地的巡撫、知府、知縣等官員啊。

總督們的權利看著很大，但如果與唐朝的節度使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總督沒辦法直接任命各級地方官吏，不能招募士兵，不能自己調撥、籌集軍餉，說白了，軍、政、財三塊都被卡的死死的。根本就不存在造反的機會，更何況總督們是管轄者一省或幾個省，但直屬總督的軍事力量是很有限的，並且直屬總督的軍隊認得是“大清總督”這名號，如果這名號一去，這些大頭兵們誰還搭理你啊？

而唐朝的節度使則是另外一回事，唐朝的節度使可以自己招募士兵，軍中官員自己任命，軍餉也可以自己來搞，就連地方上的政務也是自己說了算。到了唐朝中後期。那各地蕃鎮內的地方官都是節度使自己任免了，朝廷根本就插不上話。說白了，唐朝的蕃鎮那就是一個個小朝廷，並且蕃鎮內各級官吏的利益都與節度使繫結在一起，那節度使要做什麼，自然就是一呼百應了啊。

比起唐代的節度使來，同樣領兵駐守一方，看上去“位列封疆”的清朝總督們，權力其實小得多。

有多小？那就要比比唐代時動不動鬧大動靜的節度使們。盛唐年間的唐朝節度使，何止是手握重兵的一方統帥？更是獲賜“雙旌雙節”，也就是軍事指揮可以專斷專行，地方民事財政更是一把抓，連防區內的大小官員，也多是節度使一手任命。轄區大小城鎮堡壘，從士兵到官員百姓，全都要對節度使服服帖帖，幾乎是指哪打哪。甚至安史之亂爆發前，好些節度使更手握數鎮大權，等於幾十萬強兵在手。作亂？也就是下個決心的事。

以這個意義說，唐朝一直到天寶年間，才爆發了安祿山挑起的“安史之亂”，除了說明節度使制度夠坑，也足以說明安祿山外的大唐節度使們，忠誠度不是一般的高。

有了“節度使制度”這個坑爹教訓後，唐朝以後的各王朝，自然就長多了心眼。對於肩負領兵大權的要害職務，更是挖空心思設定“防火牆”，必須要把將帥作亂的風險降到最低。放在清代的總督身上，看似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大權，當然也被百般限制。

清代的總督，承襲自明朝的制度，全名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權力也看上去很大，號稱可以“掌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也就是軍事民事吏治都歸總督管。而且大多數的總督，都是一口氣要管兩三個省。理論上說，這些總督大人，很有機會成為權傾一方的土霸王。不過，這也只是理論上。

首先一條限制清代總督許可權的事實，就是官員人事任命大權。比起唐朝節度使們可以隨時撤換任命治下官員的輕鬆模樣，比如安祿山撤換任命兩千五百多軍官的“快速辦公”場面，清朝總督們若想這麼“輕鬆”，基本就是嫌命長：總督麾下的各級將領官員，基本都是中央任命，總督自己任命的官員，也必須報兵部備案。如果說唐代的節度使與部將，是百分百的“老闆員工”關係，那麼清代總督與部下，卻是實實在在的“上下級同僚”。

既然關係不同，大家都是在為朝廷工作，總督想要犯上作亂，基本就是分分鐘變光桿司令。

而更重要的不同，就是指揮許可權。唐代的節度使們，都是權鎮一方的統兵大將，又有絕對獨立的指揮權，幾萬幾十萬大軍在他們手裡，就常像使喚自己胳膊一般。清代的總督呢？名義上麾下的人馬不少，但總督直接指揮的，只有三個營左右的“督標”，人數不過四五千人。而且就這麼點人馬，調動也必須經過朝廷同意，否則必然論罪。

至於總督轄區內的其他軍隊，照老百姓的話說，則是“各有各的孃家”。像漕運巡鹽這類部隊，都有各地的衙門管著，全都不是總督直屬。綠營部隊更是歸當地提督節制，平日裡總督更管不著，只有在遇到戰事時，經過朝廷委派，才歸總督排程。另外精銳的八旗軍隊，是由清王朝直接委派的“八旗將軍”管轄，甚至從品級說，八旗將軍“會同奏事時列銜在總督前”，比總督的級別還要高。

這也就是說，倘若真有哪個清代總督，橫下一條心要造反，那麼他能調動的，最多就是四五千“督標”，而且很可能還沒打出什麼名堂，就被聞訊趕來的八旗綠營等各路部隊剿滅。

而且總督之下又有巡撫，巡撫的品級比總督低，卻不是總督的下屬，而且也掌握一定地方軍政權力，還有自己直接指揮的部隊“巡標”。兩者互相牽制，分散了總督的權力。好些地方的總督，比如閔浙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更是要和當地巡撫在同一個府邸辦公，互掐互撕都是常見事，甚至經常掐到皇帝面前。就算哪位總督心懷造反大夢，放在這鬧心工作環境裡，天天被巡撫瞪圓了眼睛盯著，日久天長也鬧沒。

▲湖廣總督張之洞

至於造反必須的財政大權，唐朝節度使們那富得流油的腰包，對於清代總督們來說，更是痴人說夢。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清代總督除了完成朝廷賦稅任務外，基本沒什麼截留錢糧的許可權。招兵買馬之類的“燒錢”大事，基本是有心無力。

所以說，哪怕有為大清朝統帥千軍萬馬作戰的機會，清王朝的總督們，也都是打完了趕快收工。“圖謀不軌”這類評書裡常有的事情，在清代的總督權限制度下，總督們真心不敢想。

翻開史料就會發現，其實清末的各省總督，大多是勤政愛民的好官，他們不僅很有能力，治理地方政績卓越，而且對清廷很忠心。雖然明知清廷腐朽無能，也知道中國遭受著外來侵略，但總督們還是希望中興清廷，如果他們造反，無疑會使中國更加動亂，受苦受難的還是百姓，所以清末的總督不會造反。

清朝的總督為什麼不像唐朝節度使那麼容易犯上作亂？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有兩點。

第一點，清代總督統轄一二個省域的軍政、民政、財政大權，看起來似乎權力很大，但跟唐朝節度使相比，清代總督的權力其實是受到很大制約的。

比如，總督能直接控制、指揮的兵力非常有限，只有數千名“督標”，軍事大權還是掌握在皇帝、軍機處、兵部與將軍手裡。而唐朝節度使直接控制著地方軍馬，完全可以不受朝廷節制。

比如，唐朝節度使控制著地方財權，但清朝的地方財政，一般由布政司負責，且需要上繳中央，地方並無多少錢。鎮壓太平軍時，地方督撫因為沒有錢，只能自行設立厘金的新工商稅。這個時候，也是地方督撫勢力最為強大的時期。

再比如，唐朝節度使有一個歸他指揮、控制的龐大官僚組織，而清朝的總督衙門卻差不多是“一人政府”，沒有多少屬官與下屬機構。

還有，巡撫的設定也對總督權力構成了分割，巡撫的地位略低於總督，卻不是總督的副職與下屬，兩者的權力是差不多的，如同督撫同城，往往互鬥。清朝被告的密摺制度更是將所有地方大員都納入到秘密監視網路中，哪個總督膽敢異動？

上面是從權力分配與制約的角度來談。下面我們再換個角度：

第二點，出於歷史的慣性，清朝封疆大吏也不敢做出冒天下之大不韙之事。自宋代以降，中國基本上已不再發生地方大吏犯上作亂的叛變，由此形成了一種無形的歷史慣性，以致晚清之時，像曾國藩、李鴻章等地方漢族大吏，其實手裡已掌握著擁兵自立的實力，但他們還是不敢像唐朝節度使那樣立自為主。

總督在清代掛尚書銜為正二品或從一品，掛大學士的更高。權力雖大但並不是不受制約！這得益於清代的督撫相互制約制度。總督掌握數省地方軍政大權地位最高，巡撫掛侍郎銜為正二品居多。統轄一省軍政大權與總督權力重疊，且互不隸屬。如督撫同城駐蹕更是相互制衡難說誰佔上風，但清代前期總督滿人擔任居多巡撫多為漢人，前者略佔優勢，清末就基本成為了漢人的勢力範圍。在軍事上如境內有駐防的八旗軍，有從一品的駐防將軍統領總督無權調動。綠營兵有總兵直接統領稱為提督級別甚至高於總督，巡撫有自己的親兵叫撫標，總督能直接指揮的只有自己的督標。人事和錢糧有布政使直接管轄，司法有按察使管，科舉有欽差學臺。還有鹽政織造銅礦河道等朝廷專屬部門，地方如有重大事總督還需與駐防將軍等聯名上奏請示。因此總督實質上屬於一種督察官員政績政務牽頭總協調人的角色！本身也受到各方的牽制，幾乎不可能有作亂的機會！

首先，總督的權力其實沒有節度使大。原因在於節度使一人專制，但總督的權力實際上受到其他地方官的節制。大部分總督是與巡撫共同治理的。巡撫不是總督的下屬官員。總督雖然地位高於巡撫，但並不能完全控制巡撫。除了文官系統之外，清廷在地方上另設一套武官體制。總督的軍事權力其實不大。

其次，清代設立了密奏制度。很多低品級的官員也可以向皇帝秘密奏報。這對於高級別的地方官是一個很大的權力制約。比如江寧織造，蘇州織造等，他們的品級不高，但是有密奏權，所以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都對他們非常忌憚。

最後必須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對於地方官員的控制也和政府本身的執政能力密切相關。晚清時期，中央政府內外交困，地方督撫的勢力開始做大。以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名臣，幫助滿清穩定住了局面。但是，曾國藩提拔出了李鴻章，李鴻章又提拔了袁世凱。最後是袁世凱將滿清送入了歷史。袁世凱曾經擔任過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如果這麼看的話，說滿清滅亡在地方實權大臣的手裡倒也不為過。

清朝的總督權利力比起唐朝節度使來，同樣是領兵駐守一方，其實權力是很小的。唐朝的節度使，軍事指揮可以專斷專行，地方民事財政更是一把抓，防區大小官員也是節度使任命的。好些節度使手握數鎮大權，等於幾十萬強兵在手。若要犯上作亂，是很容易的。

清朝的總督，權力看上去很大，也就是軍事民事吏治都歸總督管，各級將領官員，基本上是中央任命的。清代總督與部下，就是上下級同僚。如果總督想要犯上作亂，調動的兵只有身邊的幾千人，等於就是一個光桿司令。還有就是總督之下有巡撫，天天都盯著總督，總督那還有心思去犯上作亂。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回答，清朝的總督是監管軍政事務，只有管理監督上報的權力，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

唐節度使就不同了，節度使的節度二字，就是朝廷賜予旌節，全權排程的意思，故稱“節度使。

低下官員犯上作亂靠什麼呀？那肯定得是軍隊，節度使有旌節印信，是完全可以調動地方軍隊的，相當於軍區司令。地方大員。

清朝總督，不管總督倆個省也好三個省也好，他都屬於中央差遣“派出”地方性質的官員，有權治理軍政民政，但無權調動軍隊。清軍隊一般由清初的中央國議和後來的軍機處才可以調動。

所以清總督雖然權力大，但只能管理出政績，想犯上，手中無兵。

有太多不懂歷史的裝懂了。解釋一下清朝末期的實際情況。

事實上，清朝末期確實是藩鎮割據的，這個既成事實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比如說華人永遠的痛——北洋水師。北洋水師如果按照清人的看法，北洋不是國防軍隊，而是私人武裝。也就是說，在當時人眼中，李鴻章才是北洋水師的主人，清廷就算真的調動不了北洋水師也是現實的。而北洋水師的經費來源或者說當初的建軍費用，就是由李鴻章安排的“內部人員”從海關等收入中積攢的。

不僅李鴻章，更早之前的“刺馬案”的糊塗處理，說到底，就是北京方面無法遙控江南地帶的廂軍勢力而總結的。

如果追溯起來，這種情況的發生，還得益於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太平軍被逐漸剿滅的過程中，地方督撫的權利已經達到了藩鎮割據的事實了。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北京方面在事前既不能拿出臨時軍費的開支，也不能在事後完全報銷地方在事前的軍餉消耗。以1865年為例，這一年戶部僅僅存銀20萬兩（幾乎就是1644年的皇宮存銀）。在圍剿太平軍的過程中，朝廷下達了很含糊的命令，要求地方軍隊自籌軍餉。也就是說，如果要招募軍隊作戰，朝廷給的軍餉不僅有限，還不知道能不能真的下放，如果真的要獲取經費，朝廷不得不默認了地方稅收的大權落到了各地的督撫之手，而且朝廷就算想派新人到地方去，也是要看地方他人的臉色，就像我們知道的北洋水師中，有幾個太后身邊的紅人？

當時地方割據發生的事情，就是按照現在眼光來說，一旦發生，也是很讓人詫異的。在北洋水師覆滅後，廣東水師的軍艦曾經和北洋水師並肩作戰，廣東方面竟然派人對日本海軍說，你們和北洋作戰與廣東無關，請放回被俘廣東水師軍艦（這當然是免談的）。

然後到了庚子國難的時候，不管這麼說，李鴻章，張之洞幾人的所謂的東南互保，就是犯上作亂。而事實就像我們知道的，那幾大佬，清廷不敢追究。

後來在1911年的時候，袁世凱的行為，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這小子就算軍前正法，也沒人敢求情。但清朝後來被袁世凱推翻的原因，說到底就是袁世凱徹底掌握了地方實權，以至於清廷無法遙控，還要滿足袁世凱的要求。說袁世凱是清廷的節度使，估計沒人反對。

唐朝節度使，那是完全的獨立王國，不論是人事權、財權還是軍權都牢牢掌握在節度使的手裡，皇室無權過問。基本上在轄區之內，就是有實無名的皇帝。

而清朝總督的權力雖然也很大，隱隱掌握一省乃至幾省的軍政大權，比明朝的權力要大很多。但牽制的力量太多了，軍權方面，杭州將軍、西安將軍才是掌握帝國真正精銳的八旗和綠營，總督是無權調動這些軍隊的；政治權力方面，巡撫雖然品秩略低於總督，但卻不是其下屬，隱隱與之相爭。在財權、司法權、檢察權等方面，清朝自上而下都有自己的系統。尤其是學政一職，更是清要之選，皇帝欽差，掌管帝華人才的選拔和教化，為天子育才，不是總督可以染指的。

更有奏摺制度等各種複雜的制度相互制衡，所以總督之權與節度使相比就相去甚遠了。

要造反就得有兵，節度使手下的兵都是私家軍隊，自行招募，自負糧餉，朝廷不管，士兵們吃的是節度使的糧，自然效忠節度使。大清總督治下的軍隊都是國家的八旗軍隊，兵部統一管理，吃的是皇糧，自然不會效忠總督了。

從宋代開始，中央王朝就逐漸建立了文官節制武官的體系，國內發生軍事叛亂的風險大大降低，當然文官治軍也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大清國下設九大總督，管理一省或幾個省的軍政事務，品級為正二品，不過為了讓總督能節制地方武官，皇帝會授予總督兩個從一品銜：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便讓總督擁有調兵和考核官員的權力。

以兩江總督為例，他管轄的範圍包含今天江蘇、上海、安徽、江西三省一市，全稱是“總督兩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操江、統轄南河事務”。他作為軍政之首，政治經濟軍事等等事務一把抓，權力非常大。

大清每一省的最高軍事武官是提督，級別也很高，從一品，統轄省內的綠營兵，不過雖然級別和總督一樣，但得服從總督號令，即使發生爭執，最終也得以總督的意見為準，即使有啥事向皇帝彙報，總督的署名也在提督前面。

而在省內高官排序上，總督第一，巡撫第二，提督只能排老三。

而在軍事層面，雖然皇帝授權總督能調動兵馬，並有權節制提督和提督下面的總兵（正二品，僅次於提督的地方武官），但總督卻沒有統兵的權力，更不能指揮提督總兵以下的各級軍官，而提督雖然被總督管著，卻能節制總兵以下的所有軍官，而各級軍官均有權統領指揮自己下轄的軍隊，但他們是沒有調兵權的，這樣層層設定，交叉制衡，軍隊無法形成兵變所需要的合力。

而軍隊的糧餉主要由朝廷兵部負責發放，總督雖然幫皇上收稅收糧餉，但還得送到中央去，由中央去調配，士兵們吃的是皇糧，自然就不可能為總督賣命。

當然，太平天國之後，漢人軍頭迅速崛起，並逐漸掌控了多個省份的大權，從前相互制衡的體系被摧毀，地方總督從陽奉陰違到公然違抗朝廷命令，比如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劉坤一、李鴻章、張之洞等5大總督以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單獨和外國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拒絕承認慈禧的宣戰決定，最後大清國也只能預設。

清朝的總督權力如此之大，為何不像唐朝節度使那樣容易造反呢？

清朝的總督和唐朝的節度使一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地方最高權力的執行者。他們手握兵權，駐守一方，有的甚至兼任幾個地區的總督，如兩廣總督、陝甘總督等等。

比起唐代的節度使來，清朝總督們權力其實小得多，這也是他們不容易像唐朝節度使一樣造反的原因。

盛唐年間的唐朝節度使，何止是手握重兵的一方統帥？更是獲賜“雙旌雙節”，也就是軍事指揮可以專斷專行，地方民事財政更是一把抓，連防區內的大小官員，也多是節度使一手任命。轄區大小城鎮堡壘，從士兵到官員百姓，全都要對節度使服服帖帖，幾乎是指哪打哪。甚至安史之亂爆發前，好些節度使更手握數鎮大權，等於幾十萬強兵在手，就是地方的土皇帝，春秋時的諸侯。

有了唐朝的教訓，後來的王朝當然要吸取教訓。清代的總督，看似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大權，當然也被百般限制。

清代的總督，號稱可以“掌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也就是軍事民事吏治都歸總督管。而且大多數的總督，都是一口氣要管兩三個省。理論上說，這些總督大人，很有機會成為權傾一方的土霸王。

不過清朝對總督的權力做了很大的限制：

1、限制官員人事任命大權

比起唐朝節度使們可以隨時撤換任命治下官員的輕鬆模樣，清朝總督麾下的各級將領官員，基本都是中央任命，總督自己任命的官員，也必須報兵部備案審批。

這樣，總督身邊的朝廷官員都限制著總督的權利，也讓總督們受到了很多的監督，大家都是在為朝廷工作，總督想要犯上作亂，基本就是分分鐘變光桿司令，清朝歷史上更有許多總督被下屬參倒的例子。

唐代的節度使們，都是權鎮一方的統兵大將，又有絕對獨立的指揮權，幾萬幾十萬大軍在他們手裡，就常像使喚自己胳膊一般。

清代的總督呢，名義上麾下的人馬不少，但受總督直接指揮的，只有三個營左右的“督標”，人數不過四五千人。而且就這麼點人馬，調動也必須經過朝廷同意，否則必然論罪。

調動其他軍隊，更是要向朝廷請示批准，有嚴格的調兵程式。否則，總督麾下的督軍也不會同意。而且總督轄區內的其他軍隊各有所屬。像漕運巡鹽這類部隊，都有各地的衙門管著，全都不是總督直屬。綠營部隊更是歸當地提督節制，平日裡總督更管不著，只有在遇到戰事時，經過朝廷委派，才歸總督排程。另外精銳的八旗軍隊，是由清王朝直接委派的“八旗將軍”管轄，甚至從品級說，八旗將軍“會同奏事時列銜在總督前”，比總督的級別還要高。

這也就是說，倘若真有哪個清代總督，橫下一條心要造反，那麼他能調動的，最多就是四五千“督標”，而且很可能還沒打出什麼名堂，就被聞訊趕來的八旗綠營等各路部隊剿滅。

清朝總督之下又有巡撫，巡撫的品級比總督低，卻不是總督的下屬，而且也掌握一定地方軍政權力，還有自己直接指揮的部隊“巡標”。兩者互相牽制，分散了總督的權力。

想要造反，就必須有軍餉支援。唐朝節度使掌握著一個地方的財政大權，一地財富都為其服務，可謂富得流油。

清代總督，手裡只有軍權，卻無財政大權，雖然可以稍微插手一二，但想要招兵買馬，卻是有心無力。

所以，清王朝的總督們，在清代各種制度的限制下，想要和唐朝的節度使一樣造反，只能是想想而已。